历史叙事不是历史本身。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历史只存在于人们的叙事中，我们看到的历史多是叙事中的历史，而非历史本身。如果要对“历史”下一定义，最简单的莫过于“发生在过去的事”，但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提醒人们注意，当“过去的事”被提及之时，提及本身已经包含了提及者的“先见”。尽管我们可以自我标榜为“不预设立场”，但事实上，内在的立场仍然支配着我们对“发生在过去的事”的选择与解释。故“阿隆认为，只是由于人意识到有一个过去，才会真正地有一个过去。历史是由能思虑的、痛苦的、有活力的人探索过去的现实利益而产生出来的。历史科学不是曾经存在过的东西的再现。历史知识考察的事件同价值或‘参照系统’有关”。所谓建构历史，说的大约就是这种情形。
　　这是我读王学斌《弦断有谁听——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学人、学术与学校》一书引发的一点联想。实际上，该书副题所用“二十世纪上半叶”这种表达方式已很耐人寻味，让人浮想联翩。如题所示，作者用力之处，是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学人、学术与学校”，但该书既非教育史，也非学术史，或可称为教育与学术的别史，盖因全书用了掌故兼随笔这种文体，读来轻松、便捷，你可以从头至尾一篇一篇地读，也可以选择自己感兴趣的篇章，先睹为快，或兴之所至，随便翻到一篇，也可以读下去。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已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漩涡之中，社会转型与现代化进程步入加速期，教育与学术亦如此，甚至还是最敏感的领域，各种新事物、新人物层出不穷。然而，在过去几十年的时间里，换句话说，也即20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的经历却显得异常诡异和荒诞，先是不在，或不允许在人们的“意识”中，因而等于不存在。有一个名词专门指称这段历史，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继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以一种特异的形象进入人们的视野，特别是近年来怀旧的盛行，人们的记忆像泉水一样从灵魂深处喷涌而出，不可遏止，终于形成了当下所谓的“民国热”。
　　其实，无论冷热，都是人为的，都是人们对历史的态度和想象。而由冷转热更带有矫枉过正的意味，是对多年来冷的一种补偿。但一种倾向往往掩盖着另一种倾向。历史本身无所谓冷热。民国历史既称为“热”，自然与人的煽风点火有关，是有人要把民国烧“热”。这一“烧”一“热”，也就是对民国历史的一种建构。不过，物极必反，盛则必衰，就像有冷必有热一样，有热也会有冷，有人出来给民国“热”泼一盆冷水，使大家变得冷静一点，理性或理智一点，也是很自然的。简而言之，王学斌的这本书就是给民国“热”泼冷水的。
　　以“泼冷水”言之，是一种比喻，其实作者只是针对前一阶段民国“热”所制造的神话、梦话、谎话、虚话，提供另一种“事实”，神话破解之，梦话惊醒之，谎话拆穿之，虚话充实之，总之，是以“回归常识，尊重历史”的态度，“祛其虚火，排其误解，矫其偏见，以史实补之，以常识调之，以诚心养之”。或套一句当年《北京人在纽约》说美国的话，民国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恰如作者所言：
　　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既不当仰视，易将其意义放大；亦不应俯视，势必遮蔽或低估其价值；故抬头望与低首看，皆会让历史走样，失其本来面目。不妨平视那段历史，正视其得与失，美与恶，是与非，利与弊。
　　作者的叙述的确表现出一种温柔敦厚的儒家风范，不温不火，不急不躁，娓娓道来，从容不迫。有些见解和提法也许是他不赞成、不接受的，或有分歧、或有异见，他仍然能够心平气和地摆事实，讲道理，表达自己的看法。该书开篇就提出了“大学能否出大师”的问题，由于“钱学森之问”的影响，这个问题被当下的社会舆论放大了，人们普遍认为，现今大学已经丧失了培养大师的能力，只有民国教育才是培养大师的沃土和摇篮。这显然是个似是而非的问题。作者首先追溯清华校长梅贻琦讲这番话的初衷，似乎不是说大学要出大师，而是说大学应该有大师，大师比大楼更重要。进而他提醒大家注意一个事实，大师从来不出自大学，大学也不承担出大师的任务。现代大学体制及学术机制，求专不求通，不出通贯与精深二者兼有的大师本在情理之中，不独今日，民国时期亦如此，不必大惊小怪。
　　再看“教授治校”，这也是当下谈论较多的話题，起因恐怕也与今日大学管理日益行政化有关，从而使很多人把羡慕的目光投向民国，以为那是教授和大学的“蜜月期”。作者对此是持怀疑态度的，他称之为“神话”。为了破解这个“神话”，他认真梳理了民初以来“教授治校”理念的盛衰消长。从一开始，民国政府所颁布的《大学令》，就描绘了一幅效仿西方的“教授治校”图景，可惜受内外因素的限制，至少在蔡元培执掌北大之前，这幅美好的图景从未落到实处。蔡元培在北大的实践或许是“教授治校”的黄金期，甚至带动国内各大学纷纷效仿北大模式。但好景不长，随着北洋政府的垮台，南京国民政府的登场，继而在各大学推行“党化教育”，“教授治校”已经名存实亡。作者还提到一点，即“教授治校”对校长人格素质的要求，毕竟，像蔡元培、胡适这样有“清公雅量”的校长并不多见，他指出，到蒋梦麟执掌北大时，便已明确提出了“校长治校，教授治学，职员治事，学生求学”的办学方针。
　　还可以学者之间的批评与反批评为例，作者写到钱穆与梁启超，梁启超与胡适及无名之辈张怡荪、张荫麟，刘半农与章太炎之间，围绕思想学术问题发生的争论，他对这些人的深厚学养，儒雅风度，是很赞许的，以为是当下学界所不及的，看到“眼下某某与某某为了本属于学术商榷范畴的问题爆粗口、约干架、互相黑、揭老底”的做法，作者深感“哭笑不得”。书中还有很多有趣的例子，笔者难以逐一列举，总之，作者针对当下“民国热”所建构的关于教育学术的历史叙事，“祛其虚火，排其误解，矫其偏见，以史实补之，以常识调之，以诚心养之”。当然，说到底，作者也是在建构历史，只是他所建构的历史叙事，比“民国热”多了一些理性和理智。
　　我们不得不承认，除了上帝，没有人拥有全知视角，我们只能站在自己的角度来认识历史，而我们自己总是有局限的，这局限就包括我们的立场、价值观和历史观，以及我们对所处时代的认识和感知，这些都可能影响我们对于历史叙事的建构。另一方面，仍如雷蒙·阿隆所说：“我们试图重建或复活的过去对我们而言仅仅存在于过去的遗迹中，存在于先人的建筑遗迹他们试图用来表达其思想的作品中。”这就是说，我们不能直接体验和感受历史，我们只能面对身居历史现场的人所留下的某些记忆，这同样是有局限的。在这里，作者是有非常清醒认识的，他说：“每人的研究，常常就像山中旅行，看问题殊难避免横看成岭侧成峰之境遇。”这应该是人的宿命，人的本性。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但知命不是认命，而是在了解自身局限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发挥每个人的能力至于极限，而集合许多人的努力，庶几可以接近历史的真相。这或者也就是梁启超所说：“凡学问上一种研究物件，往往容得许多方面的观察，而且非从各方面观察，不能得其全相。有价值的著作，总是有他自己的特别的观察点，批评的人，仅可以自己另外拿出一个观察点来，或者指驳那对手的观察点不对。”我觉得，梁启超的这段话用来说明《弦断有谁听》这本书，也是恰如其分的。
　　（作者系著名文化批评家、评论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