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社会，政府将承受更多的职责，因为人们随着社会发展有了更多的一致性追求目标即公共需求增多，而这些追求很难由个人集体或某个组织来实现，而政府作为公共利益诉求的产物，被视为首先考虑对象，尽管存在着种种责难。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同时公共物品的首要特性（非竞争和非排他性）注定私人很难主动提供，搭便车的心理抑制了私人投资欲望。但是政府不是一个生来只会做好事，不会做坏事的道德楷模，其一旦产生就有了与公共利益不一致的相对独立的自身利益，在古今中外都不乏公共利益被滥用和假公共利益之名实则偏离扭曲甚至损害公共利益的政府活动，政府毕竟是由人来运作。公共物品这块巨大的利益蛋糕引发权力寻租的虎视眈眈。众所周知，法律是对权力的最好约束，但怎样约束？不能约束过死以致公共物品供给萎缩，这是在浪费社会资源，同时降低人们生活水平。于是法律又想到了市场，市场在促进效率财富提升在目前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市场也因为自身缺陷失灵而为人诟病。所以法律要在政府和市场间进行权衡。需要说明的是政府和市场之间的选择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或二选一的问题，而是一个程度问题。
　　单纯的市场提供存在着严格的成本——收益考量，并且市场中的每一员的评判标准也不唯一，其不可能将公共利益作为其主要考虑因素。相反，对公共物品提供的考虑因素有：①资质风险承受能力。公共物品大多是高度专业化，需要大资本投入，风险巨大的项目，市场满足条件的主体并不太多。②利润因素，其肯定倾向于高于成本的最大化利润回报，这使得公共物品作为面向全体社会公民的目标得不到落实③倾向于短期获得投资回报。财富在运动中才能创造更多利润。若资本长期套牢沉淀，则其只有以超额利润作为等价回报，但这往往会引起公众反抗。完全的市场化也会构成对政府公共责任的冲击。若政府完全剥离公共物品责任，其存在意义将大打折扣，社会将被私人控制，公众的“生杀大权”将掌握在垄断集团的手中。而当公共物品完全由政府计划调配的时候，则也有其公平与效率失衡问题。如当前社会广泛批评的“形象工程”，“豆腐渣工程”，重复建设，准公共产品支出过多，大量资金流向公共自留地（如政府的楼堂馆所），行政经费支出膨胀，机构庞大却效率低下，善于推脱责任。
　　为了避免市场失灵和政府的官僚主义成本的拖累，实现在尽可能少的增加居民负担的情况下，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最大化，社会福利的提高，就要将市场一样的过程和动因加入到非市场部门的职能之中，而不是相反，政府的相对优势就能得以实现，并减少政府对整个社会强制干预和官僚化的侵蚀。
　　在这方面，提供公共物品，融合政府和市场世界各国已有诸多尝试，总结如下：
　　一、协议提供，即通过招标、承包形式。如很多市政工程的建设和维护，多采取此种，以使有资质企业用最低价投标，减少政府投入成本。但此间也产生了众多行贿受贿丑闻，具备资质企业倒卖合同造成质量低劣，频繁维护。必须建立更多硬性标准，分离招标部门和决定中标部门的职能。
　　二、政府授权经营的BOT模式，由民间资本投资，授予其一定期限的特许经营权以获利回收投资。此种有利于融资，避免有限的政府支出被某个项目大量占用并及时提供社会急需的基础设施等。但这也使得前期民众得付出比较高的代价。这就需要政府权衡限价标准，使得民众承受和企业投资回报之间平衡。
　　三、经济资助，为了弥补企业过高的成本如研发技术成本和人力成本。鼓励技术进步环境保护节能措施开展，扩大就业人员，政府以税收优惠融资贷款等给予政策倾斜，促进市场中的民资进入前期高风险的公共服务项目。
　　四、政府参股模式。类似于前者，但通常由政府国家控股，投入到战略性又不能由私人掌控的公共项目中，如大型国家工程。其主要是有力吸引民资，带动实体经济发展，扩展投资渠道，同时也加速公共工程建设进程。当然也得打消市场疑虑，使信赖利益得到保护。
　　五、破除政府专营垄断，提供法律保护，准许由资格市场主体参与的公共物品领域。在如教育、医疗、盐业、电力、通信等作出明确的法律规范，在保障民众基本需求的基础上，由市场提供差别化服务，满足各层次需求，促进消费活跃市场，使资源有效利用，同时激励政府对市场挑战作出相应改革，激发创造力。
　　六、培育第三方非营利公益组织。政府和市场有时受制于法律和成本等制约而不能快速有针对回应公众对公共物品的需求。如民间救援组织，公众健身设施等。大力发展这些组织有利于在政府和市场缺位时的有效补救，同时形成对政府的鞭策和市场的引导（产品毕竟是市场提供）。
　　市场以其成本优势创造了优势，政府以其对社会发展的整体考量可持续发展，弱势群体保护。公平等优势。具体在选择程度原则上，则需要法律创造更大的空间，调配好两者关系。
　　首先要考虑的有需求多少时效问题。公共物品需求中有两个突出相异种类。其一是短时间突发的公共问题引起的短时间大量需求。另一种是长久持续稳定变化的大面积需求。前一种往往需要政府提前储备并在发生时有序快速统一调配，并且以免费或极低价格提供，不计成本。如在各种自然灾害，突发疫情扑杀可疑活禽等。这是政府的完全责任，不可能由市场完成。法律要做的就是规范化应对措施，明确责任主体和监督主体，促进民众对政府职责和财政监督，而长久持续的大面积需求，则要更多的倚重市场参与，至于参与形式则因事而异。这是因为，政府财力有限，人力有限，我们不可能回到政府包办所有的计划经济时代，同时市场的活力能更好的满足公众需求。法律此时则要明确政府的监督责任本着尽量使市场活力释放，同时又要满足社会公平理念要求，并给与适当补贴或参与。
　　其二，对政府忍受高昂成本的法律限制。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战略规划使其能承受更高的成本，更长久的低回报，甚至是完全亏损状态。但政府不可能无限制不顾税收收入的支出，过于超前的建设而对公众社会所带来的正外部性却相当有限，这样不仅浪费政府资金且投入不到公众急需的领域，反而扰乱市场经济秩序，严重的甚至引发通货膨胀高启，政府信用评级降低的财政危机等一系列连锁反应。那么法律在平衡政府可忍受的成本限制则应是：①至少要保证现有的公共物品提供的资金；②预留应急和调整的资金余地；③承受的超过市场平均成本的代价至少使中短期可预见的公众福利增加，而不是太长远看不到的理应下一代人完成的事情。代际之间牺牲差距不能太过悬殊以至生产力不可能这么快提升以弥补当代人的福利损失。如在一个贫困县城建设豪华政府办公楼却美其名曰防止以后重复建设也能树立新面貌吸引投资。正确的对成本高估应是以可靠地质量和对市场引导带动性，并预留发展空间。这就需要预算更加透明，严控地方债规模，确立公共物品优先等级标准。
　　其三，由市场参与时获利幅度和民众可忍受的支出增加。通常在政府和市场都能有效提高的领域不需考虑此问题，因为此时主要是引入市场来竞争，破除政府垄断，压低成本。而当政府不得不依靠市场来补充的领域，市场则会以退出相威胁，逼迫让步，政府又不能以强制手段破坏市场信赖而得不偿失。所以需要法律明确下来使双方互相信任又令公众满意。①市场参与获利周期。这个可以参照最长期国债，市场参与进来某种程度上市政府向市场借债。②吸引的资金应主要是市场中的沉淀资本避险资本，政府提供的参与项目只有比其当前的避险方法稍有竞争力就好。③当超过了民众价格承受能力，政府提供经济补助时，既要让大多数人享受到又要满足上一段中所说的条件，实质上可以将市场获利等同政府所认同的成本高估。④风险与利润的对等。政府不能毫无保留地承受所有风险，市场参与也要承担市场上的一般风险，并索要与其相当的利润回报。
　　综上，对公共物品的有效供给，需要法律规范下的供给主体多元，供给机制多样，提高供给效率和收益。虽然这些抽象而不可测，但法律若做到上述限制明确化规定，规制政府权力，扩大政府信息公布，满足公众监督要求，落实责任主体，当应该可以在接受的范围内相对于市场有些许效率损失，却带来社会福利的大幅提高。（作者单位：吉林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