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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这部小说,一个很大的愿望是写出这个社区是老百姓聚集之处,老百姓做人,往往有一个基本的准则是不会改变的。现在价值观紊乱、道德沦丧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有钱有权的阶层。事实上,老百姓一直固守着中国传统的道德准则:仁和义。
王琦瑶曾经“站在一个至高点上看上海”,她觉得:“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
在上海的弄堂中,那些像深渊一样的长巷吞没了许许多多家长里短市井故事,幽深的弄堂在默默地诉说着往事,只可惜无可奈何花落去,它们的历史正在被人为地改写。而王小鹰让这些故事流淌在她的心里:“法华镇路我观察了十几年,才决定写这本书。”王小鹰认真地说。
以法华镇路为背景,在长篇小说《长街行》中,王小鹰试图向读者描述上海这座超级大都市的城市变迁。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历史,也不仅仅是城市的历史,而是从城市的发展来观照城市中居民的人生悲欢:人生长恨水长东。城市以及城市中的街区,是如何形塑居住其中的居民的性格和命运的?两者之间真的有某种秘密的联系吗?王小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我一直觉得,上海的一条街就像一个女人一样。”
事物发展的必然
《新民周刊》:《长街行》的故事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展开,更多的还是折射上海三十年的社会变迁?
王小鹰:我就是想写城市与人的关系、建筑与人的关系。我一直觉得,上海的一条街就像一个女人一样,在《长街行》上,我写的题记是“一个女人和一条小街共同成长的故事”。在《长街行》中我写了很多女人,并不是单单一个女人,其实我觉得街道也和人一样是有性格的,人和它一起成长。这三十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发生很大很大的变化,人的命运变化,人的阶层的变化,人的性格、脾气,甚至于外貌装扮的变化都非常大。熟悉我的人会知道,我这三十年来服饰打扮变化很小,不怎么买衣服也不怎么换衣服,我三十年前也是这样喜欢穿中装,但我也许是比较个别的例子,上海的变化极其明显。
具体到一个具体的建筑,也就是一个住的房子、房子所处的街区,它和人的性格、阶层、命运都有密切关系。以前上海人说“上只角”、“下只角”,“下只角”的女孩子老想嫁给“上只角”的男孩子,“上只角”的女孩子绝对不会嫁给“下只角”的男孩子,在那个年代,如果你交了一个男朋友在“下只角”,家长绝对会反对,上海人有一种固有的观念。整个上海的城区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下只角”也在变成“上只角”了,“上只角”有些地方的环境反而变得有些不尽如人意。这种转变就像盈虚坊所折射的。我有许多关于上海变化的理念在小说中。一件事情发展到极至了,它就会改变,所以我希望来写这样一个街区以及街区里的一些人,来反映变化的必然——你想不变也不可能。但是像“上只角”的人对于“下只角”的变化其实心有不满,其中有嫉妒,也有挑衅。比如小说中李凝眉这样的人物,她看不起许飞红的发展。王纪人老师在开研讨会的时候问我,你对“下只角”的变化是不是心悦诚服?你是不是心里也有一点疙瘩?有一点不舒服?确实如此,我们总是觉得,这些从个体户起家的人不可能在文化上与我们平起平坐,但是我现在不得不承认,不久的将来,他们很可能在文化上也有个被逐渐认同的过程。有的时候,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勉强,但是你要能写出它的必然性。
一个人的观点立场应该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写作的时候,如果你比较尊重事实的话,只要不是虚假的话,你总能够透露出事物发展的必然,我想我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不错了。如果要在思想上把这个问题探讨得非常深刻,也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们还处在变化之中,还不知道它的结果怎么样。有一些细节我没有写进去,我喜欢把小说写得温润、日常一些,自然而然,比较内敛,并通过这些温润的叙述来反映出一些比较深刻的东西。我不希望把一些很尖锐的问题提到面上来,显得很咄咄逼人。就像一块玉,不懂的人不就觉得它是一块石头吗?喜欢它的人就会知道它有很多灵性的地方,我希望我的作品也是这样的。
《新民周刊》:盈虚坊是否有一个原型?
王小鹰:这条街也是有原型的,就在法华镇路上。我于1975年搬到现在我们所住的地方来,住了30多年。华山路边上就是法华镇路。那里原来都是一些小杂货店,我们都比较穷,那里的百货价格便宜,所以我也经常去。我记得90年代的变形金刚可以算是奢侈品,可是在法华镇路的小店里,买26个字母的变形金刚,一共才100多元。我是一点点看着它从很破烂很破烂的小街变成了现在的高档住宅街道,所以我对这里的城市变迁很有感触。法华镇路每一幢新的大楼前都树了块牌子,这牌子上写着当时老的法华镇路——还不是我们刚来的时候,再早些时候,这里都是民国时期一幢幢的花园住宅,1958年才建的马路。我看到的法华镇路有一股陈旧的气息,预制板搭出来的公房,马路上全是烂泥,还有很多临时搭建的房子。我看了那些牌子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法华镇路曾经是如此有意味的一条街,都是“王家大院”之类的深宅,这里也以种牡丹而出名。
法华镇路1958年之前是一条河浜,是洋泾浜(现在已经成了延安西路)的支流,一直流到肇嘉浜(在上海,凡是名字中有“浜”的原来都是河流)。解放前的上海河网纵横,因为有河,河边上就会有集镇。当我了解到这些时,我觉得这条路特别有历史。于是我就来到法华镇路的街道办事处,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给我介绍了两个原住户,一个姓王,一个姓李,他们是老法华镇路上的大户人家,解放初被作为“反革命”处理,结果他们的老房子都被收为公有,人也被发配到新疆等地。他们的后人我都去采访过了,他们的故事逐渐就成为这部小说的骨架,小说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环境中。
传统道德观的价值
《新民周刊》:除了王、李两户就没有采访其他人?那么书中那些人物的原型,其实是您长年积累的结果?
王小鹰:是这样的,没有特别刻意为写这本书而去采访。法华镇上留下的两棵大银杏树,现在还在交通大学的旁边。法华镇路上有个法华镇庙,在我的小说中,有个盈虚庵,就是以此为原型的。在这本书中,人物基本上都是有原型的,比如因被强奸而变疯的常天葵。我小时候为什么一直想考北大呢?因为我家隔壁邻居家里的大姐姐,我上高中的时候她考取了清华大学,大家都觉得很骄傲:我们这幢楼里出了一个清华毕业生。她本人也长得特别漂亮,不是那种艳,而是那种静。每年她放暑假回来,我们这些年轻人都非常羡慕这个大学生姐姐。可是,风云变幻,后来就“文化大革命”,她去串联,回来就变成了精神病。没有一个人知道她到底是怎么发疯的。只是邻居中间的风言风语说,这是她被人强奸、轮奸所致。那时候我还小,不可能写文章,只是这些往事会埋在我的心底。
还有小说中的保姆吴秀英,我们最早从南京进入上海,我们找的第一个保姆就叫吴秀英,我对她的印象很深。她现在快90岁了,本来她住在老城隍庙附近,后来动迁搬到嘉定,所以不太来市区,现在她年纪已高,也不太可能到处走动。我接触了很多老保姆,带我女儿的保姆在我家住了十年,我跟她关系也很好。像最早的吴秀英保姆,她的子女都在我家中长大。50年代的户籍管理比较松,我母亲帮助他们把户籍全部改成城镇户口,还给她介绍了工作,让她在儿童福利院当保姆。所以现在她退休后还有退休工资,她很感谢我母亲,要不然的话,她现在肯定还是农村户口。
《新民周刊》:您的小说其实也是在呼唤一种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王小鹰:是的。说起来李凝眉也有原型,我们以前住在柏林公寓时候,对面有一个李凝眉似的人物。性格上,看似很尖刻,但是她做人有底线,虽然平时对保姆很傲,可以很看不起下人,只是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在她心中根深蒂固。我写这部小说,一个很大的愿望是写出这个社区是老百姓聚集之处,老百姓做人,往往有一个基本的准则是不会改变的。现在价值观紊乱、道德沦丧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有钱有权的阶层。事实上,老百姓一直固守着中国传统的道德准则:仁和义。这是近几十年来大家非常忽视的一点。我们要用仁义来衡量现在发生的一些事的话,很多事经不起推敲。明星捐献一点钱就了不起了,这些钱你们是怎么获得的?我觉得他们获得的荣誉和金钱超出了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你们那么多的财富是社会给予你们的,你们就是应该捐献。而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他们能尽他们的能力出手相救。在我看来,民间的道德和仁义非常可贵,所以我想写一个盈虚坊这样的街区,写这样的一些普通人的人生。
唯一没有原型的就是女主角许飞红。我只是搜集了一些资料,所以也有评论家评论说这个人物没有吴秀英写得出色。但是出于这本书的立意,我必须设计许飞红这样一个角色。她是这样一个人物:受生活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了她的阶层。我们的改革开放给了出身比较卑微的人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一个保姆的女儿,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永远也不可能变成老板。改革开放为他们提供了一条路径。她能够在社会的变化之中实现自己的理想,至少也有一种成功的希望。
用一个主题来涵盖这部小说我觉得比较难,但是我确实希望通过这部小说来表达我对这个社会变化过程中的一些看法,对于社会上很流行的价值观,应该说我很不认同。我是个很落后的人,很守旧的人,生活在20世纪、进入不了21世纪的人。我只是通过小说来表达我认同的世界和我不认同的世界。
《新民周刊》:上海毫无疑问在城市化的进程之中,旧区拆迁和改造使得上海日新月异,一方面当然这样的变化使得上海越来越漂亮,另一方面,对于一些老城区的拆迁您是否也会心存惋惜?
王小鹰:城市变化中有很多很可惜的地方。但是我在小说中也写到,我能够理解这种变化。我觉得这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事。因为我们的起步太晚了。美国的有些城市,从外观上看,没有高楼大厦,只有印第安式的平房,可是内部装修又很现代,有点像新天地。上海要全变成这样也不可能,新天地也是香港投资商投资的一小块地区,周边马上就是高楼大厦,而且新天地本身也已经变成消费的场所。要保留传统,我觉得还应该保留一段市民的生活状态。新天地的生活状态完全改变了,里面都是酒吧。我能理解改革开放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政府没有做一些老城区保护的工作。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改革开放初期阶段,我们欠下的债太多了。我是人大代表,曾经跟着去了很多地方采访,有些地方老百姓的生活实在太苦,你如果要把老城区改造好了再让他们住进去,政府真是需要太多太多的投入。现在政府努力把他们拆迁,只有这样的办法。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拆掉了无数的老城区。现在我们的城市变得有点恐怖,上海当然是长高了长美了,但是有时候我下了飞机在高架上乘车回来,过了卢浦大桥这一带,我有一种穿行在峡谷之中的感觉,两边都是高楼壁立。难得会看到一片石库门的房子,感觉好亲切。你看巴黎塞纳河岸,有很多古董级的建筑,可是我们的黄浦江,除了外滩,基本上就是新的建筑。我特别反对现在楼越建越高,没太大意思。可是没办法,这是发展的脚步,你挽留不住它,它必须这样走下去。
写小说,我觉得心中要有不平,但是也要有理解。如果你只是愤恨,容易成为诗人,愤怒出诗人。但是你看曹雪芹《红楼梦》,他肯定对家族的灭亡、他的阶层走向没落有很多怨气。但是他写得很含蓄,并不会去谴责他所在的那个阶层。将社会视作一种尺度,通过他不经意的描写,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脉搏,我觉得这是最高超的写作。
小说里,许飞红上了骗子的当。这样的骗子现在真是太多了。我也写到,她做错了,但是她情有可原,她受到了教训。她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也有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她必然会走到这一步。对于骗子也是这样,客观地描述,不需要太多的谴责,读者自有判断。
王琦瑶曾经“站在一个至高点上看上海”,她觉得:“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象。”
在上海的弄堂中,那些像深渊一样的长巷吞没了许许多多家长里短市井故事,幽深的弄堂在默默地诉说着往事,只可惜无可奈何花落去,它们的历史正在被人为地改写。而王小鹰让这些故事流淌在她的心里:“法华镇路我观察了十几年,才决定写这本书。”王小鹰认真地说。
以法华镇路为背景,在长篇小说《长街行》中,王小鹰试图向读者描述上海这座超级大都市的城市变迁。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历史,也不仅仅是城市的历史,而是从城市的发展来观照城市中居民的人生悲欢:人生长恨水长东。城市以及城市中的街区,是如何形塑居住其中的居民的性格和命运的?两者之间真的有某种秘密的联系吗?王小鹰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我一直觉得,上海的一条街就像一个女人一样。”
事物发展的必然
《新民周刊》:《长街行》的故事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展开,更多的还是折射上海三十年的社会变迁?
王小鹰:我就是想写城市与人的关系、建筑与人的关系。我一直觉得,上海的一条街就像一个女人一样,在《长街行》上,我写的题记是“一个女人和一条小街共同成长的故事”。在《长街行》中我写了很多女人,并不是单单一个女人,其实我觉得街道也和人一样是有性格的,人和它一起成长。这三十年,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发生很大很大的变化,人的命运变化,人的阶层的变化,人的性格、脾气,甚至于外貌装扮的变化都非常大。熟悉我的人会知道,我这三十年来服饰打扮变化很小,不怎么买衣服也不怎么换衣服,我三十年前也是这样喜欢穿中装,但我也许是比较个别的例子,上海的变化极其明显。
具体到一个具体的建筑,也就是一个住的房子、房子所处的街区,它和人的性格、阶层、命运都有密切关系。以前上海人说“上只角”、“下只角”,“下只角”的女孩子老想嫁给“上只角”的男孩子,“上只角”的女孩子绝对不会嫁给“下只角”的男孩子,在那个年代,如果你交了一个男朋友在“下只角”,家长绝对会反对,上海人有一种固有的观念。整个上海的城区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下只角”也在变成“上只角”了,“上只角”有些地方的环境反而变得有些不尽如人意。这种转变就像盈虚坊所折射的。我有许多关于上海变化的理念在小说中。一件事情发展到极至了,它就会改变,所以我希望来写这样一个街区以及街区里的一些人,来反映变化的必然——你想不变也不可能。但是像“上只角”的人对于“下只角”的变化其实心有不满,其中有嫉妒,也有挑衅。比如小说中李凝眉这样的人物,她看不起许飞红的发展。王纪人老师在开研讨会的时候问我,你对“下只角”的变化是不是心悦诚服?你是不是心里也有一点疙瘩?有一点不舒服?确实如此,我们总是觉得,这些从个体户起家的人不可能在文化上与我们平起平坐,但是我现在不得不承认,不久的将来,他们很可能在文化上也有个被逐渐认同的过程。有的时候,在刚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点勉强,但是你要能写出它的必然性。
一个人的观点立场应该是很重要的,但是在写作的时候,如果你比较尊重事实的话,只要不是虚假的话,你总能够透露出事物发展的必然,我想我能够做到这一点就不错了。如果要在思想上把这个问题探讨得非常深刻,也是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们还处在变化之中,还不知道它的结果怎么样。有一些细节我没有写进去,我喜欢把小说写得温润、日常一些,自然而然,比较内敛,并通过这些温润的叙述来反映出一些比较深刻的东西。我不希望把一些很尖锐的问题提到面上来,显得很咄咄逼人。就像一块玉,不懂的人不就觉得它是一块石头吗?喜欢它的人就会知道它有很多灵性的地方,我希望我的作品也是这样的。
《新民周刊》:盈虚坊是否有一个原型?
王小鹰:这条街也是有原型的,就在法华镇路上。我于1975年搬到现在我们所住的地方来,住了30多年。华山路边上就是法华镇路。那里原来都是一些小杂货店,我们都比较穷,那里的百货价格便宜,所以我也经常去。我记得90年代的变形金刚可以算是奢侈品,可是在法华镇路的小店里,买26个字母的变形金刚,一共才100多元。我是一点点看着它从很破烂很破烂的小街变成了现在的高档住宅街道,所以我对这里的城市变迁很有感触。法华镇路每一幢新的大楼前都树了块牌子,这牌子上写着当时老的法华镇路——还不是我们刚来的时候,再早些时候,这里都是民国时期一幢幢的花园住宅,1958年才建的马路。我看到的法华镇路有一股陈旧的气息,预制板搭出来的公房,马路上全是烂泥,还有很多临时搭建的房子。我看了那些牌子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法华镇路曾经是如此有意味的一条街,都是“王家大院”之类的深宅,这里也以种牡丹而出名。
法华镇路1958年之前是一条河浜,是洋泾浜(现在已经成了延安西路)的支流,一直流到肇嘉浜(在上海,凡是名字中有“浜”的原来都是河流)。解放前的上海河网纵横,因为有河,河边上就会有集镇。当我了解到这些时,我觉得这条路特别有历史。于是我就来到法华镇路的街道办事处,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给我介绍了两个原住户,一个姓王,一个姓李,他们是老法华镇路上的大户人家,解放初被作为“反革命”处理,结果他们的老房子都被收为公有,人也被发配到新疆等地。他们的后人我都去采访过了,他们的故事逐渐就成为这部小说的骨架,小说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样的环境中。
传统道德观的价值
《新民周刊》:除了王、李两户就没有采访其他人?那么书中那些人物的原型,其实是您长年积累的结果?
王小鹰:是这样的,没有特别刻意为写这本书而去采访。法华镇上留下的两棵大银杏树,现在还在交通大学的旁边。法华镇路上有个法华镇庙,在我的小说中,有个盈虚庵,就是以此为原型的。在这本书中,人物基本上都是有原型的,比如因被强奸而变疯的常天葵。我小时候为什么一直想考北大呢?因为我家隔壁邻居家里的大姐姐,我上高中的时候她考取了清华大学,大家都觉得很骄傲:我们这幢楼里出了一个清华毕业生。她本人也长得特别漂亮,不是那种艳,而是那种静。每年她放暑假回来,我们这些年轻人都非常羡慕这个大学生姐姐。可是,风云变幻,后来就“文化大革命”,她去串联,回来就变成了精神病。没有一个人知道她到底是怎么发疯的。只是邻居中间的风言风语说,这是她被人强奸、轮奸所致。那时候我还小,不可能写文章,只是这些往事会埋在我的心底。
还有小说中的保姆吴秀英,我们最早从南京进入上海,我们找的第一个保姆就叫吴秀英,我对她的印象很深。她现在快90岁了,本来她住在老城隍庙附近,后来动迁搬到嘉定,所以不太来市区,现在她年纪已高,也不太可能到处走动。我接触了很多老保姆,带我女儿的保姆在我家住了十年,我跟她关系也很好。像最早的吴秀英保姆,她的子女都在我家中长大。50年代的户籍管理比较松,我母亲帮助他们把户籍全部改成城镇户口,还给她介绍了工作,让她在儿童福利院当保姆。所以现在她退休后还有退休工资,她很感谢我母亲,要不然的话,她现在肯定还是农村户口。
《新民周刊》:您的小说其实也是在呼唤一种传统的价值观和道德观。
王小鹰:是的。说起来李凝眉也有原型,我们以前住在柏林公寓时候,对面有一个李凝眉似的人物。性格上,看似很尖刻,但是她做人有底线,虽然平时对保姆很傲,可以很看不起下人,只是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在她心中根深蒂固。我写这部小说,一个很大的愿望是写出这个社区是老百姓聚集之处,老百姓做人,往往有一个基本的准则是不会改变的。现在价值观紊乱、道德沦丧的,不是老百姓,而是有钱有权的阶层。事实上,老百姓一直固守着中国传统的道德准则:仁和义。这是近几十年来大家非常忽视的一点。我们要用仁义来衡量现在发生的一些事的话,很多事经不起推敲。明星捐献一点钱就了不起了,这些钱你们是怎么获得的?我觉得他们获得的荣誉和金钱超出了他们对社会的贡献。你们那么多的财富是社会给予你们的,你们就是应该捐献。而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富裕,但是在最关键的时候,他们能尽他们的能力出手相救。在我看来,民间的道德和仁义非常可贵,所以我想写一个盈虚坊这样的街区,写这样的一些普通人的人生。
唯一没有原型的就是女主角许飞红。我只是搜集了一些资料,所以也有评论家评论说这个人物没有吴秀英写得出色。但是出于这本书的立意,我必须设计许飞红这样一个角色。她是这样一个人物:受生活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了她的阶层。我们的改革开放给了出身比较卑微的人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一个保姆的女儿,如果不是改革开放,永远也不可能变成老板。改革开放为他们提供了一条路径。她能够在社会的变化之中实现自己的理想,至少也有一种成功的希望。
用一个主题来涵盖这部小说我觉得比较难,但是我确实希望通过这部小说来表达我对这个社会变化过程中的一些看法,对于社会上很流行的价值观,应该说我很不认同。我是个很落后的人,很守旧的人,生活在20世纪、进入不了21世纪的人。我只是通过小说来表达我认同的世界和我不认同的世界。
《新民周刊》:上海毫无疑问在城市化的进程之中,旧区拆迁和改造使得上海日新月异,一方面当然这样的变化使得上海越来越漂亮,另一方面,对于一些老城区的拆迁您是否也会心存惋惜?
王小鹰:城市变化中有很多很可惜的地方。但是我在小说中也写到,我能够理解这种变化。我觉得这是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事。因为我们的起步太晚了。美国的有些城市,从外观上看,没有高楼大厦,只有印第安式的平房,可是内部装修又很现代,有点像新天地。上海要全变成这样也不可能,新天地也是香港投资商投资的一小块地区,周边马上就是高楼大厦,而且新天地本身也已经变成消费的场所。要保留传统,我觉得还应该保留一段市民的生活状态。新天地的生活状态完全改变了,里面都是酒吧。我能理解改革开放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政府没有做一些老城区保护的工作。我们的国家还不富裕,改革开放初期阶段,我们欠下的债太多了。我是人大代表,曾经跟着去了很多地方采访,有些地方老百姓的生活实在太苦,你如果要把老城区改造好了再让他们住进去,政府真是需要太多太多的投入。现在政府努力把他们拆迁,只有这样的办法。于是,在很短的时间里,拆掉了无数的老城区。现在我们的城市变得有点恐怖,上海当然是长高了长美了,但是有时候我下了飞机在高架上乘车回来,过了卢浦大桥这一带,我有一种穿行在峡谷之中的感觉,两边都是高楼壁立。难得会看到一片石库门的房子,感觉好亲切。你看巴黎塞纳河岸,有很多古董级的建筑,可是我们的黄浦江,除了外滩,基本上就是新的建筑。我特别反对现在楼越建越高,没太大意思。可是没办法,这是发展的脚步,你挽留不住它,它必须这样走下去。
写小说,我觉得心中要有不平,但是也要有理解。如果你只是愤恨,容易成为诗人,愤怒出诗人。但是你看曹雪芹《红楼梦》,他肯定对家族的灭亡、他的阶层走向没落有很多怨气。但是他写得很含蓄,并不会去谴责他所在的那个阶层。将社会视作一种尺度,通过他不经意的描写,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脉搏,我觉得这是最高超的写作。
小说里,许飞红上了骗子的当。这样的骗子现在真是太多了。我也写到,她做错了,但是她情有可原,她受到了教训。她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也有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她必然会走到这一步。对于骗子也是这样,客观地描述,不需要太多的谴责,读者自有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