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的春天，还是新兵的我，被一纸命令调到基地管理科农场种菜。农场距基地机关营区30多公里，是一个由十几间平房组成的小院落。空荡的小院，加上我一共有5个兵。班长姓陈，江苏人，是一位1987年入伍的志愿兵。
　　在戈壁滩，素有“一年刮一风，从春刮到冬”之说。黄沙如同熟悉的朋友，会时时造访，伴着风沙拍打窗门入睡是常有的事。天一亮，我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清扫房间里的沙子，一夜下来，我的床铺上、书籍上、碗筷上，总是黄尘细沙覆盖封裹，有时甚至连嘴里也不放过。
　　那是青春的年龄，激情的岁月。白天，我和战友们几乎都是在不停地翻地、修埂子、浇水。晚上一刮风，房顶的室外天线根本绑不住，没有电视信号是家常便饭。除了有可怜的电灯光亮外，我们仿佛又回到了原始农业社会。那些日子，干完农活最快乐的事就是赤着脚和战友们坐在沙包上“海聊”，聊故乡、聊家人，也聊老家的对象等等。末了，宁夏籍战友张清杰就弹他那把缺了一根弦的破吉他，用特有的西部原生态歌喉领着我们对着大漢狂吼，使那枯燥的地方，枯燥的生活，流溢出一丝丝浪漫，在2年多的时间里，生活虽然过得清苦，甚至有些苦累和单调，但战友感情纯洁真挚，毫无功利色彩，不带世俗偏见，大家过得简单决乐、有滋有味。
　　7月16日那天(我忘不了这个日子)，吃过晚饭，我突然产生了去牧民老王家转一转的想法，班长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我折了一根红柳枝，哼着小曲，连蹦带跳地去了牧民老王家。记不得当时我同老王一家都说了什么，四五个人围着火炉一起烤土豆、吃西瓜，大家谈得很高兴。在那里我好像找到了家的感觉。
　　晚上8点多钟，天色渐黑，辞别牧民老王一家，我准备原路返回农场。走了半个多小时后，我发现自己似乎离农场越来越远，开始意识到自己迷路了。来时的高兴劲儿被夜色和四周的沙包慢慢吞噬了，放眼望去，四周仍是不见边际的一个又一个半人多高的沙包。我开始恨透了自己，后悔为什么晚上一个人出来，要命的是连手电也没带，再说让牧民老王送上一程也好。
　　这时，戈壁滩又刮起了风，这使我想起班长讲的一个故事：有一年夏天，风沙接连刮了两天，一个导航台战士夜里出屋解手，风使他迷失了方向，他没能再走回导航台的房间。
　　天已完全黑下来，清灰色的戈壁，周围一个一个像坟一样的沙包，似乎永无尽头。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粘腻厚重的黑暗，从心底产生了一些恐惧。
　　我开始着急，凭印象按照自己选定的方向朝农场快跑，风在耳边怪叫，脸被搅起的沙子打得生痛，我低着头、捂着脸，边跑边把风沙痛骂了一顿，没有这场恶风自己是不会迷失方向的。
　　戈壁滩夜晚的温度很低，零下十多摄氏度的寒冷。冻得我有些发抖。漠风中我似乎听到了狼的嚎叫声，心想再这样下去，今晚不是冻死，也得喂狼了。我于是开始冷静下来，跑上一个沙包的高处观察。突然，我看见远处有一盏朦朦胧胧的灯光，心想这下有救了。到过戈壁大漠的人都知道：白天有树的地方肯定有人，晚上有灯的地方肯定也有人，我决定朝着灯光的方向跑去。一路上，摔倒了无数次，脸上、手上、腿上被红柳枝、骆驼刺划伤了多处。平时最不显眼的骆驼刺，到了晚上竟是如此厉害，碰到手上、腿上像针扎一样。
　　黑漆漆的旷野，死一般的寂静，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跑着，一个人听着自己的脚步声撵着自己的脚步声。
　　这时，我感到嗓子开始冒烟，想到了故乡的柑橘，湖南溆浦的柑橘全国有名，走在乡间的路上，伸手可及。
　　干渴、饥饿、疲劳、无助，但告诉自己必须向前走，因为停下来就意味着结束生命，从此长眠，埋骨大漢。我艰难地挪动着自己的身体，像个机器人似的向前，除了有耳边的风声，完全没有了思想，头脑中也是一片空白，当我精疲力竭、伤痕累累跑到有灯光的地方，才知道自己来到了友邻部队铁管处的一个小点号，那盏高高的灯是专门给火车照明用的。在那里我喝了些水，哭着给班长打了电话。
　　半夜1点多钟的时候，班长带着张清杰和杨铁心，牵着一头毛驴到小点号接我回去。凌晨3点多钟，在黑灯瞎火的戈壁滩跑了7个多钟头后，我终于在班长和战友的陪同下，骑着毛驴回到了农场。
　　许多年过去了，记忆中巴丹吉林大漠小点号那盏生命之灯依然是那样温暖，是它引领我找到了走出荒漠的方向。坚定了我永不放弃的信念。离开基地农场10多年了，我常想，人在孤立无援最艰苦的时候，常常会产生绝望，以为自己就此倒下，但只要冷静下来思考，选准方向，不懈地坚持，曙光一定会重新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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