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破叫创新，打坏叫堕落。
　　当三十而立时，我常用过期的大学生身份证去买打折的电影票（剥去了日期戳），并安慰自己：“人们要在物价昂贵的城市生活，必须随机应变，不是吗？”如果你有时违规，就会理解这种矛盾心情。我们想做个诚实公民，但面临实际时，总想欺骗和撒谎：面对超市琳琅满目的商品，我们总想盗窃；工作中也会迟到和旷工；直到座位被叫才匆匆登上飞机；甚至对自己的孩子不惜撒谎。不一而足。
　　研究者通过对每天违规行为的研究发现，人们并非有意触犯，常是形势和某些条件使然。数年前，哈佛大学弗朗西丝卡教授和杜克大学行为经济学专家丹·艾瑞里博士，曾为高智商人士更喜欢欺骗的看法感到疑惑，他们发现，聪明并不与欺骗相连，但创意却会发生。当他们向广告公司雇员咨询有关道德行为困窘时，相比会计而言，广告撰稿人和设计者更喜欢违规，你的创意越高，当你行为有悖道德时，越容易向别人流露发生时的情境。
　　例如，为什么你常拿办公室用品？你会辩解午饭后工作或节约成本。这就是创意者的理由。弗朗西丝卡教授发现，这种观念模式仅需微妙暗示，就非常容易诱使他人。在赌博游戏中，更需要灵活多变（在教义中，他们常读到独创、新颖、创意等字眼），相对那些没有得到启示的常人来说，这些灵活者的欺骗行为更易发生。“在有工作压力的组织中，当涉及创新和独创时，欺骗趋向更易发生。”弗朗西丝卡教授说。“难道我们应该在银行业中减少创新？”艾瑞里博士感到疑惑。
　　设想两个会计师意识到可疑人闯了进来，一个采用暴力，另一个则不屑一顾，谁更有影响？荷兰心理学家戈本·范克莱夫询问参与讨论者，大部分选择后者。有权力人才会违规，因此，违规者似乎更重要。
　　“简而言之，违规者实际上心理很健康，”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张震博士说。他发现在青春期相对次要的违规情结，常以毁坏财物、旷课为特征。当年轻人甘冒这类风险时，睾丸素水平上升，荷尔蒙也构成“赌胜效果”的基础，剑桥大学研究专家约翰和赫伯特博士认为。他们根据市场变化日期的优劣，对股票期权交易者（全是男性）的荷尔蒙活动进行了跟踪，那些优胜者，荷尔蒙水平越高，自信心越强，冒的风险也越大。
　　但在某一水平，风险变得没有规律，甚至不计后果，残酷无情，呈现“道德麻木”状况。苹果公司前总裁史蒂夫·乔布斯认为：“随着公司产品利润增长，遭遇的法律诉讼也越多，像那些违规的专利等。”
　　作为富有者，道德方面的损害取觉于两性，研究发现，那些年薪150000美元的富翁，与那些一年不到1500美元的贫困者相比（即使赢场游戏也不过50美元），欺骗能力几乎是后者的4倍，尽管穿越人行道时，两者不停车的概率几乎相同。由于环境因素，而非固有的个人特性，怂恿了违规行为。亚伯和同事让志愿者分坐在豪华运动赛车和拥挤车辆的司机座位，或者公司老板办公室与狭小隔间，以测试他们对道德行为的反应。在房间测试中，报告认为那些感到享有权力的人，更易窃取财物和欺骗，在驾驶测试中也如此。
　　“我们并非出生在有见识、机会平等的公平社会，”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格林在其书籍《道德部落》中写道，“我们作为部落动物而进化，遵循的只是狭小团体的准则。我们可能出生以来就带有对和错的天然感觉，却受文化环境制约，如果你的部落对盗版音乐、非法股票、接受贿赂不以为然，司空见惯，你也可能沉溺其中，或为其亲属掩饰罪行。”我们可能见到，某些人在交通路口私闯红灯，或同事由于与老板私交而迅速提拔，而你辛辛苦苦却一无所获，你会本能做出反应，伺机报复，或至少让机会均等。
　　为测试公平的本能，哈佛研究专家莱斯利和两个同事告诉志愿者，屋中其他人比他们挣的钱更多，他们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比那些认为接受同等待遇的人，更易欺骗。真正的威胁来自滑坡效应，较小的违规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麦道夫或兰斯由于没想到悬崖勒马的重要性，结果违规越来越多，最后导致犯罪！根据约瑟夫研究所的资料，在中学考试中喜欢作弊的孩子，当进入成年时，更容易对顾客欺骗和撒谎。
　　行为心理学提供了一些矫正方法，要让自己吃好休息好，因为当我们饥饿或疲劳时，更容易失足。我们喜欢让自己沐浴在阳光下，在斯坦福大学一项研究中，当研究者使用“欺骗”动词时，“请不要欺骗！”参加者仍我行我素，因感到与自己行为无关，但“欺骗者”当名词使用时，“不要做个骗子！”就很少有人涉足。
　　作家斯特格纳在小说《生活小事》中说：“当意识到选择的生活准则能让你做得更好，这仅是智慧的开始，但当你忘乎所以，似乎无人知晓时，却会不断地惹恼愚昧的大众。”
　　译自美國《读者文摘》2015年7期
　　（编辑/张金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