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借助几篇博客，三一重工总裁向文波最近向行业老大徐工机械及其洋伙伴发起了一场猛烈的攻击。从开始到现在，这场攻势已经持续月余，至今高烧不退。而向总借力使力，高擎“经济爱国主义”大旗，更将这场争吵引向诸如“国资流失”、“民企地位”、“开放战略”等更加挑动人们情感的话题上。如此，一场单纯的企业并购案变成了一场观者如云的媒体大战。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从可行性上分析，除非像徐工那样联合境外投资者，或者使用灰色的高风险杠杆融资，以目前国内的正式融资手段，三一重工要想一举吃下资产规模远远超过自己的徐工机械，无异于天方夜谭。换句话说，向文波根本无意(也不可能)并购徐工机械，并购是假，搅局是真。那么，接下来的疑问就是：向文波为什么要鱼死网破般地搅局?
其实，稍加分析我们就能洞悉向文波的底牌。在向文波看来，一旦凯雷对徐工的并购成局，徐工无论在体制上还是在资本上都将如虎添翼。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徐工已不复是今日的徐工，而是一个足以主宰行业的超级巨头。如果说现在的徐工，还是一个三一可能超越的对手的话，那么一旦凯雷并购徐工，不仅三一追赶徐工的雄心会瞬间化为泡影，而且在即将到来的行业整合中，三一的生存都可能发生问题，甚至最后沦为被收购的对象。这种悲喜剧，在西方的企业史中，隔一段时间就会上演一次。作为一个资本市场的老手，向文波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凯雷并购徐工，看似跟三一无关，但其实是向文波无论如何都输不起的一场战争。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残酷未来，向文波才会用超限战的方式拼死一搏。到此为止，人们应当可以理解向文波不能示人的心中隐痛了，因为他已先人一步洞察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意义上，向文波在2006年向徐工及凯雷发动的这场攻势，就更像是中国经济全速进入并购时代的一声发令枪。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全流通的第一股，没有谁比三一重工更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了。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是以分权模式作为核心特征的。分权模式所带来的分散决策、地方竞争不仅为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提供了最初的可能，也为市场化的深入提供了持续的动力。然而，另外的一面，这种带有严重局限的行政分权模式，也同时导致了严重的市场分割和惊人的重复建设。这种模式一路走来并与其他体制原因一起作用，导致了今天中国市场集中度极低、各地产业高度同构、产能严重过剩、恶性竞争盛行的尴尬现状。表现在微观主体层面，则为企业规模狭小，竞争力匮乏。在一个拥有巨大内部市场空间、高速成长了将近三十年的大陆经济体中，中国几乎没有出现一家具有国际影响的企业巨擘(除了那些具有明显官僚特征的垄断性国有公司)的严酷现实，这正是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市场经济幼稚阶段的一个恰当写照。我们并不赞同，企业永远是越大越好，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历史表明，行业领袖的出现不仅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也几乎是大型经济体必然要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当今跨国巨头在全球竞争中纵横无敌，攻城略地的事实也提醒我们：通过市场化手段塑造企业巨人，可能是提升民族经济整体竞争力的不二法门。我们确信，在经过三十年的市场化之后，中国诸多行业正处于提高产业集中度，并由此催生行业领袖的历史性临界时期。
深入中国经济内部，这种趋势沛然莫之能御，事实上已经伸手可及。
出于某种历史原因，中国国有企业一直是重复建设的负面典型。但在经过三十年的反复试验和痛苦改革之后，无论是国有企业本身，还是宏观管理者都已经充分意识到：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可能是中国国有企业的惟一去处。中国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先生“不进行业前三就调整”的名言，就是这一战略的直白表露。而宝钢集团在全流通之后急不可耐地通过资本市场增持各地方钢铁企业股票的事实则告诉我们，国有企业的大并购时代已然风生水起。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民营企业凭借其敏锐、顽强以及独特的历史机缘，迅速填补市场空白，创造了一系列奇迹。但在市场日渐饱和、竞争趋于白热的情况下，通过并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它们基本的生存法则。时代不同了，旧游戏结束了。所有的老英雄们都必须适应新时代，掌握新规则。显然，三一重工向文波总裁的焦灼不仅仅是属于他自己的，而是属于所有这个时代的民营企业家的。 外资企业是中国改革和经济奇迹的另外一翼。但在FDI已经达到全球第一、内地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外资继续以FDI形式进入中国所获利润回报的空间必然日益狭窄。更多的可能是，他们会操起他们早就游刃有余的并购武器，以期在中国的行业整合中获得高额利润。这种趋势，在外资最近不断引发的并购风波中已经显露无遗。
可以肯定地判断，经过三十年的增长，中国经济内部已经酝酿积累了充沛的并购动力。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在这个新的生存法则面前，它们都将殊途同归。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剩下的，就只差一个能够合理定价的资本市场了。继股改之后，中国的《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继修订。很显然，这是中国的宏观管理者为迎接并购时代而蓄意洞开的一扇大门。因为他们清楚：通过大规模并购来优化资源配置是任何一个现代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功能。他们更应该清楚的是，通过并购而不是不断增加的新投资(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久治不愈的沉疴)，可能是解开中国增长模式困锁一把被遗忘的钥匙。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从可行性上分析，除非像徐工那样联合境外投资者，或者使用灰色的高风险杠杆融资，以目前国内的正式融资手段，三一重工要想一举吃下资产规模远远超过自己的徐工机械，无异于天方夜谭。换句话说，向文波根本无意(也不可能)并购徐工机械，并购是假，搅局是真。那么，接下来的疑问就是：向文波为什么要鱼死网破般地搅局?
其实，稍加分析我们就能洞悉向文波的底牌。在向文波看来，一旦凯雷对徐工的并购成局，徐工无论在体制上还是在资本上都将如虎添翼。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徐工已不复是今日的徐工，而是一个足以主宰行业的超级巨头。如果说现在的徐工，还是一个三一可能超越的对手的话，那么一旦凯雷并购徐工，不仅三一追赶徐工的雄心会瞬间化为泡影，而且在即将到来的行业整合中，三一的生存都可能发生问题，甚至最后沦为被收购的对象。这种悲喜剧，在西方的企业史中，隔一段时间就会上演一次。作为一个资本市场的老手，向文波不会看不到这一点。凯雷并购徐工，看似跟三一无关，但其实是向文波无论如何都输不起的一场战争。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残酷未来，向文波才会用超限战的方式拼死一搏。到此为止，人们应当可以理解向文波不能示人的心中隐痛了，因为他已先人一步洞察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这个意义上，向文波在2006年向徐工及凯雷发动的这场攻势，就更像是中国经济全速进入并购时代的一声发令枪。作为中国资本市场全流通的第一股，没有谁比三一重工更适合担当这一角色了。
众所周知，中国改革是以分权模式作为核心特征的。分权模式所带来的分散决策、地方竞争不仅为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提供了最初的可能，也为市场化的深入提供了持续的动力。然而，另外的一面，这种带有严重局限的行政分权模式，也同时导致了严重的市场分割和惊人的重复建设。这种模式一路走来并与其他体制原因一起作用，导致了今天中国市场集中度极低、各地产业高度同构、产能严重过剩、恶性竞争盛行的尴尬现状。表现在微观主体层面，则为企业规模狭小，竞争力匮乏。在一个拥有巨大内部市场空间、高速成长了将近三十年的大陆经济体中，中国几乎没有出现一家具有国际影响的企业巨擘(除了那些具有明显官僚特征的垄断性国有公司)的严酷现实，这正是中国经济仍然处于市场经济幼稚阶段的一个恰当写照。我们并不赞同，企业永远是越大越好，但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历史表明，行业领袖的出现不仅有助于减少交易成本，也几乎是大型经济体必然要出现的一种历史现象。当今跨国巨头在全球竞争中纵横无敌，攻城略地的事实也提醒我们：通过市场化手段塑造企业巨人，可能是提升民族经济整体竞争力的不二法门。我们确信，在经过三十年的市场化之后，中国诸多行业正处于提高产业集中度，并由此催生行业领袖的历史性临界时期。
深入中国经济内部，这种趋势沛然莫之能御，事实上已经伸手可及。
出于某种历史原因，中国国有企业一直是重复建设的负面典型。但在经过三十年的反复试验和痛苦改革之后，无论是国有企业本身，还是宏观管理者都已经充分意识到：通过并购重组做大做强可能是中国国有企业的惟一去处。中国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先生“不进行业前三就调整”的名言，就是这一战略的直白表露。而宝钢集团在全流通之后急不可耐地通过资本市场增持各地方钢铁企业股票的事实则告诉我们，国有企业的大并购时代已然风生水起。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国民营企业凭借其敏锐、顽强以及独特的历史机缘，迅速填补市场空白，创造了一系列奇迹。但在市场日渐饱和、竞争趋于白热的情况下，通过并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它们基本的生存法则。时代不同了，旧游戏结束了。所有的老英雄们都必须适应新时代，掌握新规则。显然，三一重工向文波总裁的焦灼不仅仅是属于他自己的，而是属于所有这个时代的民营企业家的。 外资企业是中国改革和经济奇迹的另外一翼。但在FDI已经达到全球第一、内地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外资继续以FDI形式进入中国所获利润回报的空间必然日益狭窄。更多的可能是，他们会操起他们早就游刃有余的并购武器，以期在中国的行业整合中获得高额利润。这种趋势，在外资最近不断引发的并购风波中已经显露无遗。
可以肯定地判断，经过三十年的增长，中国经济内部已经酝酿积累了充沛的并购动力。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在这个新的生存法则面前，它们都将殊途同归。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剩下的，就只差一个能够合理定价的资本市场了。继股改之后，中国的《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继修订。很显然，这是中国的宏观管理者为迎接并购时代而蓄意洞开的一扇大门。因为他们清楚：通过大规模并购来优化资源配置是任何一个现代资本市场不可或缺的功能。他们更应该清楚的是，通过并购而不是不断增加的新投资(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久治不愈的沉疴)，可能是解开中国增长模式困锁一把被遗忘的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