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的链条较为复杂，因此完美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不太实际
　　山东得利斯集团（以下简称得利斯）的屠宰场里，工人们在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
　　他们用读写器扫描挂在待宰小猪身上的RFID标签——这相当于身份证，记录着小猪的出生地、健康状况等来源及养殖信息。
　　然后，工作人员重新检疫这批小猪，以确定其能否进入屠宰加工生产线。
　　在被屠宰并分包为物流单元后，借助RFID生成涵盖之前所有信息的条码标签，这批猪肉被运送到全国各大超市。
　　“有了这些信息，如果哪块猪肉出问题了，扫一下条码就能迅速实现这批猪肉的召回。”得利斯技术中心主任郑乾坤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实际上，早在2006年得利斯就建立了肉类追溯系统，动因是其猪肉开拓海外市场一直不顺利。
　　“2005年，欧盟规定，凡在当地销售的产品必须有可追溯标签，否则拒绝进口。”中国物品编码中心总工程师李建辉对《瞭望东方周刊》介绍。
　　被称为“史上最严”的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已于2015年10月1日正式生效，其中明确提出国家建立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制度的规定。
　　这一制度被不少人视为保障食品安全的关键性制度。
　　新法运行已半年有余。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制度的现实又是怎样？

追溯不是个新事物

　　“虽然我们很早就采取纸板的方式记录生产过程以便于管理，但这个方法太慢，不便于保存，也不符合国际上的要求。”郑乾坤说。
　　“追溯”并非新鲜事物，在今天的追溯系统诞生之前，企业就已经在用账本、EXCEL表格记录生产过程及外部流通环节，实现“追溯”的功能。其中，生产经营企业在自身业务操作范围内对追溯对象进行追溯的行为称为内部追溯，当追溯对象由一个企业流通到另一个企业时，涉及的追溯成为外部追溯。
　　建立有效而完善的追溯系统，须借助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
　　李建辉所在的中国物品编码中心，隶属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代表中国加入了国际物品编码协会GS1，负责在中国推广GS1全球统一标识系统，统一组织、协调、管理中国的商品条码工作，并将食品生产、加工、储藏、运输及零售等信息与该条码链接。一旦食品出现安全问题，可通过条码实现迅速追溯及召回。
　　近年来，整个食品行业对食品追溯系统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
　　比如，原本通过手工方式将生产信息录入EXCEL表格的吉林省东福米业，也选择了建立完善的追溯系统。
　　“以前从来没听过溯源系统，也没有其他企业的案例。但我们觉得这是大趋势，就开始筹备。”东福米业行政综合部经理房杰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
　　2013年，东福米业找到一家技术服务公司，以GS1为标准，根据其企业特点开发了一套食品安全追溯软件，不仅在加工环节不断输入新信息，还在田地安装了 360度高清摄像头监控水稻从种到收的生产状况。
　　借助这套系统，种植环节的地块信息、化肥品种、种植时长、种植人姓名等信息，都会被真实详细地记录。

高额成本谁承担

　　2003年，国家质检总局批准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开展“中国条码推进工程”，在不同省份建设特色产品的追溯应用试点企业。
　　追溯体系由信息的采集、传输、处理、查询四部分构成。其中，前三个环节主要由企业承担，政府部门搭建统一的数据平台，打造统一的信息查询通道。
　　“很多企业都不愿意建立这套系统，他们认为，建立一套受监管的制度，还得自己掏钱，心里不乐意。相当数量的企业是为了应付政府。”山东标准化研究院院长钱恒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此前，国家并没有出台建立追溯系统的相关法律法规，也没有经费支持。2007年颁布的《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和2009年颁布的食品安全法，强调的都是召回制度。
　　尽管追溯和召回实际上紧密相关，但直到2015年，《食品安全法》修订后，才明确提出企业应当建立食品追溯管理制度。
　　一些企业认为，追溯系统的建立成本分摊在消费者身上，影响是微乎其微的。
　　“肉的价格一般每斤在10块钱以上，按照追溯设备的价钱平摊下来，每斤肉多卖一毛钱就能收回成本，一般人都能承受得了。”郑乾坤说。
　　但消费者对此未必买账。
　　新疆玉都枣业董事长王洪兵对《瞭望东方周刊》表示，其6年前建立的追溯系统，迄今已投入近20万元。
　　从枣开始发芽到最后采收，玉都枣业每50亩生产基地由一名专人负责，负责人是谁、收了多少斤、如何加工、谁在负责检验、销售地区等所有信息都被追溯系统记录在案。
　　“我们曾经试着提价，以覆盖这套系统增加的成本，可是消费者不买账，销售情况受到了影响。投入和回报完全不成正比。”王洪兵说。
　　本刊记者在超市对消费者的走访中发现，对于“可追溯”的新概念，不仅消费者一头雾水，很多销售人员也不甚了了。某超市蔬菜售卖的工作人员表示：“没有哪个顾客会对食品追溯询问得那么仔细，只要价格合适，看着新鲜他们就买走了”。
　　中小企业在建立追溯系统时遇到的另一个困境是数据的录入。
　　李建辉回忆，他曾跟一个企业家多次电话沟通，但对方最后还是靠自己上高中的儿子在政府平台录入了信息。

标准乱象

　　无论是以条码、或RFID标签等介质作为载体，其编码都是采用全球通用的GS1标准。在食品领域，全球有60多个国家采用这套标准进行追溯。
　　为什么要采取统一的标准？
　　“就好比你给一间屋子里的四个人用1234编了码，旁边一个屋子用ABCD编了码，出了这个房间，你这套识别人物的编码就失去了意义，但如果给楼里人统一编号，就好识别了。”李建辉说。 　　基于国际GS1编码标准，每个超市购买的商品包装上都有一个结算条码，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准确地辨别出是哪个企业生产的哪种规格的产品，再结合商品包装上都含有的生产日期及批号信息，如果企业内部建立了追溯，依照这套信息的组合，很容易就能追溯到某一批次的产品。
　　新版《食品安全法》强化了“食品安全电子追溯体系”后，很多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地方性政策和规定，要求企业建立编码系统或追溯系统。政府部门搭建统一的数据平台，打造统一的信息查询通道。
　　“但是，这些地方性政策的出发点，不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国际编码体系整合，而是片面地要求企业建立一个基于地方政府监管便利性的追溯系统。”2016年两会期间，有人大代表在会上提出。
　　钱恒认为，如果“任性”设计、另搞一套，不仅会造成重复建设，也给企业带来了负担。
　　特别是对于全国性销售的食品企业，按照各地不统一的标准进行编码，显然不利于追溯和召回的实施。
　　地方平台的另一个问题在于食品生产的链条太长，分管部门太多。郑乾坤表示，很多企业在食药检、农委、商委等不同部门的引导下在做不同的追溯系统。
　　“最好是能在有国家公信力的平台上统一进行溯源管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国家有要求，企业就去做，最后要在企业自己的网站、或者不同的官网上查询信息，实际上是自娱自乐。”钱恒指出。

追溯并非万能

　　“可追溯”一方面有利于企业进行过程控制，另一方面有利于监管部门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时对产品信息进行溯源。
　　“但国内对追溯系统赋予了太多的期望，甚至于超越了追溯的本义。”李建辉说。
　　正是因为对追溯不切实际的期望，使得一些消费者希望企业公开所有信息。“除了采购源、生产量、成本，还要有生产环境温度、添加剂用量的数据，从而倒逼政府问企业要数据，引发了诸多企业的不满。”钱恒说。

　　他告诉本刊记者，很多数据是商业秘密，企业需要留在内部，帮助其监控生产过程的稳定性，没必要公开。“让企业公开，他们不仅会抵触，还可能伪造数据，假的信息对企业和社会都是一种伤害。”
　　由于追溯的链条较为复杂，完美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并不切合实际。
　　李建辉也在不断倡导“向上一步、向下一步”的解决方案。他认为，食品追溯不是单点对单点的一条线。一种食品的原料、辅料可能是很多供应商供给的，也会出售给多个商家，就全局而言，是多对多的网状结构。
　　“我们一直在呼吁，一家企业追溯在记录了内部溯源信息后，掌握上一步和下一步企业追溯信息就行，如果每一个企业都能够使用统一的编码语言把上下游记录下来，出问题时，政府把这个链条连起来看，就是可追溯的。这就已经足够了。”李建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