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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松生当选副市长，竟不敢去上任
1955年2月，北京市爆出一条新闻，位于前门大栅栏的同仁堂药店老板乐松生当选北京市副市长！
这确实出乎人们的意料——一个药店老板，能当副市长？人们的疑问首先来自传统观念：中国自古“重本抑末”，把农业视为本，商业视为末，商人的地位甚至不如农民。“入士者不经商，经商者难入士”，商人在政治上受到种种歧视，这也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律条；疑问的第二点，一个药店老板能管好北京市吗？
不仅市民们疑问连连，就连乐松生本人也不相信，竟会当选副市长。自己管个丸散膏丹、参茸饮片什么的还差不多。北京市，这是多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人都能掌管的吗？
乐松生为北京市副市长，是经过市人民代表大会公平选举产生的，完全符合宪法程序。
上任的前一天，他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觉。月到中天，仍然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乐家祖祖辈辈都是做生意的，从来就没有当官的这根苗啊，偌大的北京从哪儿下手啊？东方已经发白了，头脑里更是倒海翻江：还是辞去这个职务吧，比我有本事的人多着呢！他索性起身，不住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直到日头高照。
这是乐松生上任的第一天，工作人员早早就把他的办公室收拾得窗明几净：办公桌、办公椅、会客用的沙发，一切井井有条。特意精选出的盆花被阳光一照，显得分外鲜艳，似乎也在盼着乐副市长履新。可是左等，乐副市长不来；右等，乐副市长还不来。一位副市长就任的第一天就没有上任，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工作人员赶紧向彭真市长作了汇报。
第二天，彭真亲自到乐家登门拜访。
乐松生一见，很感意外：“您怎么来了？”但是他很快就明白彭真市长是为什么来的了。
“应当来看看你嘛。”彭真市长说，“刘备三顾茅庐，我才来了第一次呀。”
乐松生听出来了，如果他不上任，彭真市长不仅会一顾，还会再顾、三顾……
经过一番交谈，彭真市长了解了乐松生的想法，就诚恳地对他说：“人民政府不能只有共产党的干部，要有各界人士参加，才能把北京市的工作做得更好。”
乐松生被彭真市长敬贤重才的精神深深感动了，他暗自思忖：“既然人民这么信任我，党和政府这么信任我，这副担子再重也要挑啊！”
乐松生终于走上了副市长的岗位，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分量不轻的担子。
乐松生是乐氏第十三代传人
乐松生是何许人也？为何能一步登上副市长的高位？以至于会让彭真三顾茅庐呢？
乐松生有着不同凡响的背景，是乐氏第十三代传人，掌管着全国最大最著名的中药企业——同仁堂。
同仁堂在世事多变的345年间长盛不衰，并是清宫唯一的御药供奉者，在药界是一个传奇。
有这样一个故事，更增添了它的传奇色彩：少年康熙曾得过一场怪病，全身红疹，奇痒无比，宫中御医束手无策。康熙心情抑郁，微服出宫散心，信步走进一家小药铺，药铺郎中只开了便宜的大黄，嘱咐泡水沐浴。康熙按照嘱咐，如法沐浴，迅速好转，不过三日便痊愈了。为了感谢郎中，康熙写下“同修仁德，济世养生”，并送给他一座大药堂，起名“同仁堂”。
想必那个郎中就是乐显扬，想必这个故事不会是空穴来风，它起码是同仁堂精湛医术与高尚医德的折射。
据传，乐显扬早年曾是清宫太医院的吏目。他认为，“可以养生，可以济世者，唯医药为最。”于是辞官开办药室，为百姓治病。
中医是中国的骄傲，它的诞生和发展是对人类健康与文明的重大贡献。它发轫于原始社会，至春秋战国时中医理论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
同仁堂是祖国中医精髓的杰出继承者，极大地丰富了药学实践。
同仁堂一直是前店后作坊，自产自销药品。到了雍正年间，成了宫里御药的唯一供应商。据同仁堂文献记载，由于制药精良，药效极佳，皇室颁布扶持政策，同意预领官银并屡次特许同仁堂增调药价，自道光十七年以后更恩准按市价核算。皇室对同仁堂的信任和经济支持，使它的发展进入高速轨道。
慈禧当政后，同仁堂的鸿运再次升级。老佛爷认为同仁堂的药好，令其代制宫内服用的成药，同仁堂因此有机会获得更多宫廷秘方。
有了皇宫这块金字招牌，同仁堂已是亨通天下。老百姓更是趋之若鹜，非同仁堂的药不买。就这样，同仁堂垄断操控中国药业市场，长达200余年。
成为药业巨鳄有什么瞒天秘诀吗？其实只有两句话，而且尽人皆知：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这是同仁堂祖传家训，听起来简单，做到绝非易事，不然满天下就都是同仁堂了。
同仁堂生产的中成药，从购进原料到包装出厂，总有上百道工序，加工每种药物的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工艺要求，投料的数量必须精确，各种珍贵细料药物的投料误差控制在微克以下。例如犀角、天然牛黄、珍珠等要研为最细粉，除灭菌外，要符合规定的罗孔数，保证粉剂的细度，此外还要颜色均匀、无花线、无花斑、无杂质。
同仁堂的精细之规，不仅是从商业层面考量，更重要的是稍有偏差，就可能由良药变毒品，危害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这就是同仁堂奉行不移的“仁行天下”。
乐松生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熏陶长大，他的言行无不渗透着乐家的基因。然而，敏于思考、视野开阔、勤奋善良等特质，又使他在乐氏庞大的家族中脱颖而出。1948年，由他担当同仁堂掌门人，应该是顺理成章，瓜熟蒂落。
乐松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拥抱新中国
然而，乐松生掌门并不轻松。
1948年，国内已是战乱多年，民不聊生，像众多老字号一样，同仁堂也是门可罗雀。新中国成立后尽管一片明媚阳光，但是一项项新政，闻所未闻。老板们害怕丢掉坛坛罐罐，进退维谷间，常常差之毫厘却失之千里。 新中国成立前夕，同仁堂成立了工会。他们要求与资方洽谈解决劳资双方矛盾。乐家派出一个个代表都与群众代表谈崩了，工会要求乐松生出面。谁知双方谈得十分融洽，尽管有争执，但最终都很满意。
这次谈判显示出乐松生解决棘手问题的出众能力，他能够及时捕捉到与职工的契合点，巧妙地解开纠缠着的死结，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乐松生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
10月4日同仁堂选举新的经理，乐松生没有想到当选的竟是自己。他激动异常，感到职工与资方完全不是敌对双方，大家是同乘在一条船上。
当乐松生对新中国的一个个疑虑被打消后，心如大海四面临风，便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去拥抱这个新社会：
为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他捐赠了一架飞机。
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的房屋十分紧张。乐松生主动将“乐家花园”提供给部队使用。乐家花园原本是清礼亲王府的花园，这里有雕梁画栋、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叠石假山。后来，又将全部房屋、物品以及园内的数十只梅花鹿折价，半卖半送地交给了华北军区。乐家花园后来又改建成学校，就是现在的海淀区名校——八一中学。
什刹海的前海附近有一座中西合璧的大宅院，里面古树参天，花香四溢，还有规整的四合院和四梁八柱，磨砖对缝的中国传统式房屋。为了帮助政府解决房屋困难，乐松生将这座宅院的大部分捐了出来。它一度曾作为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1963年，郭沫若副委员长全家迁居此处，现在这里已经辟为“郭沫若故居纪念馆”，这个占地约7000平米的院落被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乐松生的热情还表现在对中药的改革上。1953年乐松生成立国药改进研究室，邀请北京大学药学系教授郑启东共同研制了银翘解毒片、香莲片、牛黄上清丸、女金片四种新药，开创了中药西制的先河。
当公私合营的浪潮袭来时，工商业主们分成两大阵营：生意好的、规模大的，心有抵触，不愿意把祖业拱手交出，让白花花的真金白银流进公家的腰包；而那些亏损或是规模小的，巴不得赶紧合营，让共产党为自己兜底。同仁堂，全国中药业的老大，自然应属抵制公私合营之列。
乐松生不是那种丢不下坛坛罐罐、蝇营狗苟的人，他善于把握大势，果断抉择。1954年毅然递交了公私合营的申请，成为全国最早实现公私合营的大型工商企业之一。乐松生之举，在全国各界引起不小的波澜。一艘私营航母乘风破浪，驶进一片崭新的海域。
乐松生与上海的荣毅仁成为全国工商界的标志性人物，并双双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在他们带动下，掀起了工商企业公私合营的高潮。
乐松生就这样一步步成为政商两界的明星人物，登上副市长的高位也是众望所归了。
他的就职不仅是同仁堂的荣耀，也是前门地区的荣耀。是前门这块商业沃土养育了乐松生。商人从政，给人们释放出一个强烈而明晰的信号：新中国将是社会各界共荣的大家庭，提振经济会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编辑·宋冰华）
ice7051@sina.com
1955年2月，北京市爆出一条新闻，位于前门大栅栏的同仁堂药店老板乐松生当选北京市副市长！
这确实出乎人们的意料——一个药店老板，能当副市长？人们的疑问首先来自传统观念：中国自古“重本抑末”，把农业视为本，商业视为末，商人的地位甚至不如农民。“入士者不经商，经商者难入士”，商人在政治上受到种种歧视，这也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律条；疑问的第二点，一个药店老板能管好北京市吗？
不仅市民们疑问连连，就连乐松生本人也不相信，竟会当选副市长。自己管个丸散膏丹、参茸饮片什么的还差不多。北京市，这是多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人都能掌管的吗？
乐松生为北京市副市长，是经过市人民代表大会公平选举产生的，完全符合宪法程序。
上任的前一天，他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觉。月到中天，仍然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乐家祖祖辈辈都是做生意的，从来就没有当官的这根苗啊，偌大的北京从哪儿下手啊？东方已经发白了，头脑里更是倒海翻江：还是辞去这个职务吧，比我有本事的人多着呢！他索性起身，不住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直到日头高照。
这是乐松生上任的第一天，工作人员早早就把他的办公室收拾得窗明几净：办公桌、办公椅、会客用的沙发，一切井井有条。特意精选出的盆花被阳光一照，显得分外鲜艳，似乎也在盼着乐副市长履新。可是左等，乐副市长不来；右等，乐副市长还不来。一位副市长就任的第一天就没有上任，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工作人员赶紧向彭真市长作了汇报。
第二天，彭真亲自到乐家登门拜访。
乐松生一见，很感意外：“您怎么来了？”但是他很快就明白彭真市长是为什么来的了。
“应当来看看你嘛。”彭真市长说，“刘备三顾茅庐，我才来了第一次呀。”
乐松生听出来了，如果他不上任，彭真市长不仅会一顾，还会再顾、三顾……
经过一番交谈，彭真市长了解了乐松生的想法，就诚恳地对他说：“人民政府不能只有共产党的干部，要有各界人士参加，才能把北京市的工作做得更好。”
乐松生被彭真市长敬贤重才的精神深深感动了，他暗自思忖：“既然人民这么信任我，党和政府这么信任我，这副担子再重也要挑啊！”
乐松生终于走上了副市长的岗位，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分量不轻的担子。
乐松生是乐氏第十三代传人
乐松生是何许人也？为何能一步登上副市长的高位？以至于会让彭真三顾茅庐呢？
乐松生有着不同凡响的背景，是乐氏第十三代传人，掌管着全国最大最著名的中药企业——同仁堂。
同仁堂在世事多变的345年间长盛不衰，并是清宫唯一的御药供奉者，在药界是一个传奇。
有这样一个故事，更增添了它的传奇色彩：少年康熙曾得过一场怪病，全身红疹，奇痒无比，宫中御医束手无策。康熙心情抑郁，微服出宫散心，信步走进一家小药铺，药铺郎中只开了便宜的大黄，嘱咐泡水沐浴。康熙按照嘱咐，如法沐浴，迅速好转，不过三日便痊愈了。为了感谢郎中，康熙写下“同修仁德，济世养生”，并送给他一座大药堂，起名“同仁堂”。
想必那个郎中就是乐显扬，想必这个故事不会是空穴来风，它起码是同仁堂精湛医术与高尚医德的折射。
据传，乐显扬早年曾是清宫太医院的吏目。他认为，“可以养生，可以济世者，唯医药为最。”于是辞官开办药室，为百姓治病。
中医是中国的骄傲，它的诞生和发展是对人类健康与文明的重大贡献。它发轫于原始社会，至春秋战国时中医理论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
同仁堂是祖国中医精髓的杰出继承者，极大地丰富了药学实践。
同仁堂一直是前店后作坊，自产自销药品。到了雍正年间，成了宫里御药的唯一供应商。据同仁堂文献记载，由于制药精良，药效极佳，皇室颁布扶持政策，同意预领官银并屡次特许同仁堂增调药价，自道光十七年以后更恩准按市价核算。皇室对同仁堂的信任和经济支持，使它的发展进入高速轨道。
慈禧当政后，同仁堂的鸿运再次升级。老佛爷认为同仁堂的药好，令其代制宫内服用的成药，同仁堂因此有机会获得更多宫廷秘方。
有了皇宫这块金字招牌，同仁堂已是亨通天下。老百姓更是趋之若鹜，非同仁堂的药不买。就这样，同仁堂垄断操控中国药业市场，长达200余年。
成为药业巨鳄有什么瞒天秘诀吗？其实只有两句话，而且尽人皆知：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这是同仁堂祖传家训，听起来简单，做到绝非易事，不然满天下就都是同仁堂了。
同仁堂生产的中成药，从购进原料到包装出厂，总有上百道工序，加工每种药物的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工艺要求，投料的数量必须精确，各种珍贵细料药物的投料误差控制在微克以下。例如犀角、天然牛黄、珍珠等要研为最细粉，除灭菌外，要符合规定的罗孔数，保证粉剂的细度，此外还要颜色均匀、无花线、无花斑、无杂质。
同仁堂的精细之规，不仅是从商业层面考量，更重要的是稍有偏差，就可能由良药变毒品，危害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这就是同仁堂奉行不移的“仁行天下”。
乐松生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熏陶长大，他的言行无不渗透着乐家的基因。然而，敏于思考、视野开阔、勤奋善良等特质，又使他在乐氏庞大的家族中脱颖而出。1948年，由他担当同仁堂掌门人，应该是顺理成章，瓜熟蒂落。
乐松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拥抱新中国
然而，乐松生掌门并不轻松。
1948年，国内已是战乱多年，民不聊生，像众多老字号一样，同仁堂也是门可罗雀。新中国成立后尽管一片明媚阳光，但是一项项新政，闻所未闻。老板们害怕丢掉坛坛罐罐，进退维谷间，常常差之毫厘却失之千里。 新中国成立前夕，同仁堂成立了工会。他们要求与资方洽谈解决劳资双方矛盾。乐家派出一个个代表都与群众代表谈崩了，工会要求乐松生出面。谁知双方谈得十分融洽，尽管有争执，但最终都很满意。
这次谈判显示出乐松生解决棘手问题的出众能力，他能够及时捕捉到与职工的契合点，巧妙地解开纠缠着的死结，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乐松生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
10月4日同仁堂选举新的经理，乐松生没有想到当选的竟是自己。他激动异常，感到职工与资方完全不是敌对双方，大家是同乘在一条船上。
当乐松生对新中国的一个个疑虑被打消后，心如大海四面临风，便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去拥抱这个新社会：
为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他捐赠了一架飞机。
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的房屋十分紧张。乐松生主动将“乐家花园”提供给部队使用。乐家花园原本是清礼亲王府的花园，这里有雕梁画栋、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叠石假山。后来，又将全部房屋、物品以及园内的数十只梅花鹿折价，半卖半送地交给了华北军区。乐家花园后来又改建成学校，就是现在的海淀区名校——八一中学。
什刹海的前海附近有一座中西合璧的大宅院，里面古树参天，花香四溢，还有规整的四合院和四梁八柱，磨砖对缝的中国传统式房屋。为了帮助政府解决房屋困难，乐松生将这座宅院的大部分捐了出来。它一度曾作为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1963年，郭沫若副委员长全家迁居此处，现在这里已经辟为“郭沫若故居纪念馆”，这个占地约7000平米的院落被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乐松生的热情还表现在对中药的改革上。1953年乐松生成立国药改进研究室，邀请北京大学药学系教授郑启东共同研制了银翘解毒片、香莲片、牛黄上清丸、女金片四种新药，开创了中药西制的先河。
当公私合营的浪潮袭来时，工商业主们分成两大阵营：生意好的、规模大的，心有抵触，不愿意把祖业拱手交出，让白花花的真金白银流进公家的腰包；而那些亏损或是规模小的，巴不得赶紧合营，让共产党为自己兜底。同仁堂，全国中药业的老大，自然应属抵制公私合营之列。
乐松生不是那种丢不下坛坛罐罐、蝇营狗苟的人，他善于把握大势，果断抉择。1954年毅然递交了公私合营的申请，成为全国最早实现公私合营的大型工商企业之一。乐松生之举，在全国各界引起不小的波澜。一艘私营航母乘风破浪，驶进一片崭新的海域。
乐松生与上海的荣毅仁成为全国工商界的标志性人物，并双双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在他们带动下，掀起了工商企业公私合营的高潮。
乐松生就这样一步步成为政商两界的明星人物，登上副市长的高位也是众望所归了。
他的就职不仅是同仁堂的荣耀，也是前门地区的荣耀。是前门这块商业沃土养育了乐松生。商人从政，给人们释放出一个强烈而明晰的信号：新中国将是社会各界共荣的大家庭，提振经济会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编辑·宋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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