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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松生当选副市长,竟不敢去上任
1955年2月,北京市爆出一条新闻,位于前门大栅栏的同仁堂药店老板乐松生当选北京市副市长!
这确实出乎人们的意料——一个药店老板,能当副市长?人们的疑问首先来自传统观念:中国自古“重本抑末”,把农业视为本,商业视为末,商人的地位甚至不如农民。“入士者不经商,经商者难入士”,商人在政治上受到种种歧视,这也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律条;疑问的第二点,一个药店老板能管好北京市吗?
不仅市民们疑问连连,就连乐松生本人也不相信,竟会当选副市长。自己管个丸散膏丹、参茸饮片什么的还差不多。北京市,这是多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人都能掌管的吗?
乐松生为北京市副市长,是经过市人民代表大会公平选举产生的,完全符合宪法程序。
上任的前一天,他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觉。月到中天,仍然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乐家祖祖辈辈都是做生意的,从来就没有当官的这根苗啊,偌大的北京从哪儿下手啊?东方已经发白了,头脑里更是倒海翻江:还是辞去这个职务吧,比我有本事的人多着呢!他索性起身,不住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直到日头高照。
这是乐松生上任的第一天,工作人员早早就把他的办公室收拾得窗明几净:办公桌、办公椅、会客用的沙发,一切井井有条。特意精选出的盆花被阳光一照,显得分外鲜艳,似乎也在盼着乐副市长履新。可是左等,乐副市长不来;右等,乐副市长还不来。一位副市长就任的第一天就没有上任,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工作人员赶紧向彭真市长作了汇报。
第二天,彭真亲自到乐家登门拜访。
乐松生一见,很感意外:“您怎么来了?”但是他很快就明白彭真市长是为什么来的了。
“应当来看看你嘛。”彭真市长说,“刘备三顾茅庐,我才来了第一次呀。”
乐松生听出来了,如果他不上任,彭真市长不仅会一顾,还会再顾、三顾……
经过一番交谈,彭真市长了解了乐松生的想法,就诚恳地对他说:“人民政府不能只有共产党的干部,要有各界人士参加,才能把北京市的工作做得更好。”
乐松生被彭真市长敬贤重才的精神深深感动了,他暗自思忖:“既然人民这么信任我,党和政府这么信任我,这副担子再重也要挑啊!”
乐松生终于走上了副市长的岗位,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分量不轻的担子。
乐松生是乐氏第十三代传人
乐松生是何许人也?为何能一步登上副市长的高位?以至于会让彭真三顾茅庐呢?
乐松生有着不同凡响的背景,是乐氏第十三代传人,掌管着全国最大最著名的中药企业——同仁堂。
同仁堂在世事多变的345年间长盛不衰,并是清宫唯一的御药供奉者,在药界是一个传奇。
有这样一个故事,更增添了它的传奇色彩:少年康熙曾得过一场怪病,全身红疹,奇痒无比,宫中御医束手无策。康熙心情抑郁,微服出宫散心,信步走进一家小药铺,药铺郎中只开了便宜的大黄,嘱咐泡水沐浴。康熙按照嘱咐,如法沐浴,迅速好转,不过三日便痊愈了。为了感谢郎中,康熙写下“同修仁德,济世养生”,并送给他一座大药堂,起名“同仁堂”。
想必那个郎中就是乐显扬,想必这个故事不会是空穴来风,它起码是同仁堂精湛医术与高尚医德的折射。
据传,乐显扬早年曾是清宫太医院的吏目。他认为,“可以养生,可以济世者,唯医药为最。”于是辞官开办药室,为百姓治病。
中医是中国的骄傲,它的诞生和发展是对人类健康与文明的重大贡献。它发轫于原始社会,至春秋战国时中医理论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
同仁堂是祖国中医精髓的杰出继承者,极大地丰富了药学实践。
同仁堂一直是前店后作坊,自产自销药品。到了雍正年间,成了宫里御药的唯一供应商。据同仁堂文献记载,由于制药精良,药效极佳,皇室颁布扶持政策,同意预领官银并屡次特许同仁堂增调药价,自道光十七年以后更恩准按市价核算。皇室对同仁堂的信任和经济支持,使它的发展进入高速轨道。
慈禧当政后,同仁堂的鸿运再次升级。老佛爷认为同仁堂的药好,令其代制宫内服用的成药,同仁堂因此有机会获得更多宫廷秘方。
有了皇宫这块金字招牌,同仁堂已是亨通天下。老百姓更是趋之若鹜,非同仁堂的药不买。就这样,同仁堂垄断操控中国药业市场,长达200余年。
成为药业巨鳄有什么瞒天秘诀吗?其实只有两句话,而且尽人皆知: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这是同仁堂祖传家训,听起来简单,做到绝非易事,不然满天下就都是同仁堂了。
同仁堂生产的中成药,从购进原料到包装出厂,总有上百道工序,加工每种药物的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工艺要求,投料的数量必须精确,各种珍贵细料药物的投料误差控制在微克以下。例如犀角、天然牛黄、珍珠等要研为最细粉,除灭菌外,要符合规定的罗孔数,保证粉剂的细度,此外还要颜色均匀、无花线、无花斑、无杂质。
同仁堂的精细之规,不仅是从商业层面考量,更重要的是稍有偏差,就可能由良药变毒品,危害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这就是同仁堂奉行不移的“仁行天下”。
乐松生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熏陶长大,他的言行无不渗透着乐家的基因。然而,敏于思考、视野开阔、勤奋善良等特质,又使他在乐氏庞大的家族中脱颖而出。1948年,由他担当同仁堂掌门人,应该是顺理成章,瓜熟蒂落。
乐松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拥抱新中国
然而,乐松生掌门并不轻松。
1948年,国内已是战乱多年,民不聊生,像众多老字号一样,同仁堂也是门可罗雀。新中国成立后尽管一片明媚阳光,但是一项项新政,闻所未闻。老板们害怕丢掉坛坛罐罐,进退维谷间,常常差之毫厘却失之千里。 新中国成立前夕,同仁堂成立了工会。他们要求与资方洽谈解决劳资双方矛盾。乐家派出一个个代表都与群众代表谈崩了,工会要求乐松生出面。谁知双方谈得十分融洽,尽管有争执,但最终都很满意。
这次谈判显示出乐松生解决棘手问题的出众能力,他能够及时捕捉到与职工的契合点,巧妙地解开纠缠着的死结,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乐松生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
10月4日同仁堂选举新的经理,乐松生没有想到当选的竟是自己。他激动异常,感到职工与资方完全不是敌对双方,大家是同乘在一条船上。
当乐松生对新中国的一个个疑虑被打消后,心如大海四面临风,便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去拥抱这个新社会:
为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他捐赠了一架飞机。
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的房屋十分紧张。乐松生主动将“乐家花园”提供给部队使用。乐家花园原本是清礼亲王府的花园,这里有雕梁画栋、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叠石假山。后来,又将全部房屋、物品以及园内的数十只梅花鹿折价,半卖半送地交给了华北军区。乐家花园后来又改建成学校,就是现在的海淀区名校——八一中学。
什刹海的前海附近有一座中西合璧的大宅院,里面古树参天,花香四溢,还有规整的四合院和四梁八柱,磨砖对缝的中国传统式房屋。为了帮助政府解决房屋困难,乐松生将这座宅院的大部分捐了出来。它一度曾作为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1963年,郭沫若副委员长全家迁居此处,现在这里已经辟为“郭沫若故居纪念馆”,这个占地约7000平米的院落被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乐松生的热情还表现在对中药的改革上。1953年乐松生成立国药改进研究室,邀请北京大学药学系教授郑启东共同研制了银翘解毒片、香莲片、牛黄上清丸、女金片四种新药,开创了中药西制的先河。
当公私合营的浪潮袭来时,工商业主们分成两大阵营:生意好的、规模大的,心有抵触,不愿意把祖业拱手交出,让白花花的真金白银流进公家的腰包;而那些亏损或是规模小的,巴不得赶紧合营,让共产党为自己兜底。同仁堂,全国中药业的老大,自然应属抵制公私合营之列。
乐松生不是那种丢不下坛坛罐罐、蝇营狗苟的人,他善于把握大势,果断抉择。1954年毅然递交了公私合营的申请,成为全国最早实现公私合营的大型工商企业之一。乐松生之举,在全国各界引起不小的波澜。一艘私营航母乘风破浪,驶进一片崭新的海域。
乐松生与上海的荣毅仁成为全国工商界的标志性人物,并双双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在他们带动下,掀起了工商企业公私合营的高潮。
乐松生就这样一步步成为政商两界的明星人物,登上副市长的高位也是众望所归了。
他的就职不仅是同仁堂的荣耀,也是前门地区的荣耀。是前门这块商业沃土养育了乐松生。商人从政,给人们释放出一个强烈而明晰的信号:新中国将是社会各界共荣的大家庭,提振经济会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编辑·宋冰华)
ice7051@sina.com
1955年2月,北京市爆出一条新闻,位于前门大栅栏的同仁堂药店老板乐松生当选北京市副市长!
这确实出乎人们的意料——一个药店老板,能当副市长?人们的疑问首先来自传统观念:中国自古“重本抑末”,把农业视为本,商业视为末,商人的地位甚至不如农民。“入士者不经商,经商者难入士”,商人在政治上受到种种歧视,这也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律条;疑问的第二点,一个药店老板能管好北京市吗?
不仅市民们疑问连连,就连乐松生本人也不相信,竟会当选副市长。自己管个丸散膏丹、参茸饮片什么的还差不多。北京市,这是多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人都能掌管的吗?
乐松生为北京市副市长,是经过市人民代表大会公平选举产生的,完全符合宪法程序。
上任的前一天,他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觉。月到中天,仍然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乐家祖祖辈辈都是做生意的,从来就没有当官的这根苗啊,偌大的北京从哪儿下手啊?东方已经发白了,头脑里更是倒海翻江:还是辞去这个职务吧,比我有本事的人多着呢!他索性起身,不住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直到日头高照。
这是乐松生上任的第一天,工作人员早早就把他的办公室收拾得窗明几净:办公桌、办公椅、会客用的沙发,一切井井有条。特意精选出的盆花被阳光一照,显得分外鲜艳,似乎也在盼着乐副市长履新。可是左等,乐副市长不来;右等,乐副市长还不来。一位副市长就任的第一天就没有上任,这可是从来没有的事。工作人员赶紧向彭真市长作了汇报。
第二天,彭真亲自到乐家登门拜访。
乐松生一见,很感意外:“您怎么来了?”但是他很快就明白彭真市长是为什么来的了。
“应当来看看你嘛。”彭真市长说,“刘备三顾茅庐,我才来了第一次呀。”
乐松生听出来了,如果他不上任,彭真市长不仅会一顾,还会再顾、三顾……
经过一番交谈,彭真市长了解了乐松生的想法,就诚恳地对他说:“人民政府不能只有共产党的干部,要有各界人士参加,才能把北京市的工作做得更好。”
乐松生被彭真市长敬贤重才的精神深深感动了,他暗自思忖:“既然人民这么信任我,党和政府这么信任我,这副担子再重也要挑啊!”
乐松生终于走上了副市长的岗位,勇敢地挑起了这副分量不轻的担子。
乐松生是乐氏第十三代传人
乐松生是何许人也?为何能一步登上副市长的高位?以至于会让彭真三顾茅庐呢?
乐松生有着不同凡响的背景,是乐氏第十三代传人,掌管着全国最大最著名的中药企业——同仁堂。
同仁堂在世事多变的345年间长盛不衰,并是清宫唯一的御药供奉者,在药界是一个传奇。
有这样一个故事,更增添了它的传奇色彩:少年康熙曾得过一场怪病,全身红疹,奇痒无比,宫中御医束手无策。康熙心情抑郁,微服出宫散心,信步走进一家小药铺,药铺郎中只开了便宜的大黄,嘱咐泡水沐浴。康熙按照嘱咐,如法沐浴,迅速好转,不过三日便痊愈了。为了感谢郎中,康熙写下“同修仁德,济世养生”,并送给他一座大药堂,起名“同仁堂”。
想必那个郎中就是乐显扬,想必这个故事不会是空穴来风,它起码是同仁堂精湛医术与高尚医德的折射。
据传,乐显扬早年曾是清宫太医院的吏目。他认为,“可以养生,可以济世者,唯医药为最。”于是辞官开办药室,为百姓治病。
中医是中国的骄傲,它的诞生和发展是对人类健康与文明的重大贡献。它发轫于原始社会,至春秋战国时中医理论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
同仁堂是祖国中医精髓的杰出继承者,极大地丰富了药学实践。
同仁堂一直是前店后作坊,自产自销药品。到了雍正年间,成了宫里御药的唯一供应商。据同仁堂文献记载,由于制药精良,药效极佳,皇室颁布扶持政策,同意预领官银并屡次特许同仁堂增调药价,自道光十七年以后更恩准按市价核算。皇室对同仁堂的信任和经济支持,使它的发展进入高速轨道。
慈禧当政后,同仁堂的鸿运再次升级。老佛爷认为同仁堂的药好,令其代制宫内服用的成药,同仁堂因此有机会获得更多宫廷秘方。
有了皇宫这块金字招牌,同仁堂已是亨通天下。老百姓更是趋之若鹜,非同仁堂的药不买。就这样,同仁堂垄断操控中国药业市场,长达200余年。
成为药业巨鳄有什么瞒天秘诀吗?其实只有两句话,而且尽人皆知:
——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
——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
这是同仁堂祖传家训,听起来简单,做到绝非易事,不然满天下就都是同仁堂了。
同仁堂生产的中成药,从购进原料到包装出厂,总有上百道工序,加工每种药物的每道工序,都有严格的工艺要求,投料的数量必须精确,各种珍贵细料药物的投料误差控制在微克以下。例如犀角、天然牛黄、珍珠等要研为最细粉,除灭菌外,要符合规定的罗孔数,保证粉剂的细度,此外还要颜色均匀、无花线、无花斑、无杂质。
同仁堂的精细之规,不仅是从商业层面考量,更重要的是稍有偏差,就可能由良药变毒品,危害患者的健康甚至生命。这就是同仁堂奉行不移的“仁行天下”。
乐松生在这样特殊的环境中熏陶长大,他的言行无不渗透着乐家的基因。然而,敏于思考、视野开阔、勤奋善良等特质,又使他在乐氏庞大的家族中脱颖而出。1948年,由他担当同仁堂掌门人,应该是顺理成章,瓜熟蒂落。
乐松生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拥抱新中国
然而,乐松生掌门并不轻松。
1948年,国内已是战乱多年,民不聊生,像众多老字号一样,同仁堂也是门可罗雀。新中国成立后尽管一片明媚阳光,但是一项项新政,闻所未闻。老板们害怕丢掉坛坛罐罐,进退维谷间,常常差之毫厘却失之千里。 新中国成立前夕,同仁堂成立了工会。他们要求与资方洽谈解决劳资双方矛盾。乐家派出一个个代表都与群众代表谈崩了,工会要求乐松生出面。谁知双方谈得十分融洽,尽管有争执,但最终都很满意。
这次谈判显示出乐松生解决棘手问题的出众能力,他能够及时捕捉到与职工的契合点,巧妙地解开纠缠着的死结,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乐松生赢得了大家的信任和尊重。
10月4日同仁堂选举新的经理,乐松生没有想到当选的竟是自己。他激动异常,感到职工与资方完全不是敌对双方,大家是同乘在一条船上。
当乐松生对新中国的一个个疑虑被打消后,心如大海四面临风,便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去拥抱这个新社会:
为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他捐赠了一架飞机。
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的房屋十分紧张。乐松生主动将“乐家花园”提供给部队使用。乐家花园原本是清礼亲王府的花园,这里有雕梁画栋、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叠石假山。后来,又将全部房屋、物品以及园内的数十只梅花鹿折价,半卖半送地交给了华北军区。乐家花园后来又改建成学校,就是现在的海淀区名校——八一中学。
什刹海的前海附近有一座中西合璧的大宅院,里面古树参天,花香四溢,还有规整的四合院和四梁八柱,磨砖对缝的中国传统式房屋。为了帮助政府解决房屋困难,乐松生将这座宅院的大部分捐了出来。它一度曾作为蒙古人民共和国驻中国大使馆。1963年,郭沫若副委员长全家迁居此处,现在这里已经辟为“郭沫若故居纪念馆”,这个占地约7000平米的院落被定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乐松生的热情还表现在对中药的改革上。1953年乐松生成立国药改进研究室,邀请北京大学药学系教授郑启东共同研制了银翘解毒片、香莲片、牛黄上清丸、女金片四种新药,开创了中药西制的先河。
当公私合营的浪潮袭来时,工商业主们分成两大阵营:生意好的、规模大的,心有抵触,不愿意把祖业拱手交出,让白花花的真金白银流进公家的腰包;而那些亏损或是规模小的,巴不得赶紧合营,让共产党为自己兜底。同仁堂,全国中药业的老大,自然应属抵制公私合营之列。
乐松生不是那种丢不下坛坛罐罐、蝇营狗苟的人,他善于把握大势,果断抉择。1954年毅然递交了公私合营的申请,成为全国最早实现公私合营的大型工商企业之一。乐松生之举,在全国各界引起不小的波澜。一艘私营航母乘风破浪,驶进一片崭新的海域。
乐松生与上海的荣毅仁成为全国工商界的标志性人物,并双双当选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在他们带动下,掀起了工商企业公私合营的高潮。
乐松生就这样一步步成为政商两界的明星人物,登上副市长的高位也是众望所归了。
他的就职不仅是同仁堂的荣耀,也是前门地区的荣耀。是前门这块商业沃土养育了乐松生。商人从政,给人们释放出一个强烈而明晰的信号:新中国将是社会各界共荣的大家庭,提振经济会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编辑·宋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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