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刚刚过去的3月15日，是叙利亚人反对巴沙尔?阿萨德统治整整一周年。一年里，由安全部队镇压小学生涂鸦事件，升级到“内战”，武力镇压和流血冲突，已造成至少8000余人丧命。
然而，迄今为止，国际社会为解决叙利亚政治危机所做的所有努力，收效甚微。巴沙尔政权面对叙利亚人民要求其结束专制统治的呼声，依然持强硬立场。始自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人民起义潮水，在导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多国独裁政府垮台后，在叙利亚受到阻遏。
僵局
3月17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发生连环爆炸，造成27死140伤，为国际社会展开的斡旋工作，再添阴影。
正当叙利亚国内政府与反政府两股力量角逐达到白热化程度之际，传出俄反恐部队由“伊曼”号油轮运抵叙塔尔图斯港的“惊人”消息。俄官方随即否认该消息的确实性，并声称，武力介入叙国内争端，不符合俄国家利益。对此消息，美国官员拒绝予以评论。
几乎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雅加达参加国际防务对话会议，在主要发言中，针对叙国内目前的局势，他说：“我们不知道事态会如何继续，但我们有责任为这场极度深重的危机找到解决办法，否则它将给地区和国际形势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潘基文进一步表示，联合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目标是结束暴力，让叙利亚人民决定自己的未来，从而使叙利亚过渡到民主的多元政治体系。
随后的3月21日上午，安理会通过了一份有关叙利亚问题的主席声明。声明重申，尊重叙利亚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欢迎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作为联合特使斡旋叙利亚危机，支持安南为实现停火、人道准入和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所做出的努力。俄、中两国对该声明持赞成立场，认为西方各国在关键问题上有重大让步。究其核心，该声明并未表明谴责叙官方镇压反对派，以及叙政府更迭的意见。
中东问题评论家马晓霖曾指出，“阿拉伯之春”，并非一场令人讳莫如深的“颜色革命”，而是“本色革命”或“无色革命”，呈典型“三无”特征：无明显宗教主张，无强大反对派组织，无外来敌人蓄谋唆使。它是自发和内生的，是人民由争取改善民生、保障公民权跃升为反不公、反腐败、反专制的政治民主化运动。
笔者认为，马晓霖对“阿拉伯之春”的这一定性是准确的。在马晓霖主编的《阿拉伯剧变：西亚、北非大动荡深层观察》（新华版/2012）一书中，多数篇幅正是围绕这一定性，展开叙述和分析。其中，有四篇文字涉及叙利亚，谈及叙经济改革得失、威权政治逻辑和当任巴沙尔有限的政策选择空间。为读者了解叙利亚当前危机，提供了很好的描述分析文本。
惜之，四篇评论文章，无一深入叙利亚政局危机的历史隧道，指出错综复杂格局更具深远的历史成因。对造成今天局面背后的各大国博弈，亦少有论说。
首先是西方内部问题
回到历史现场，很容易发现，叙利亚问题，首先是西方内部问题。
展开地图，看看叙的地理位置：自古至今，叙从来就是地中海国家。它地处地中海东岸，是连接北非（地中海南岸）、南欧（地中海北岸），以及阿拉伯半岛乃至印度与欧洲商贸的交通枢纽，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商家兵家必争之地。
也因此，叙利亚的历史，是一部异族占领、统治史。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叙利亚“建国”以来的5000年历史年谱中，品尝独立果实，于叙利亚人，是极其奢侈的事情。史载的独立时期，不足全部历史的4%，可圈可点的，是萨拉丁击败十字军东征后的几十年，和最近的六十余年。即使这一百几十年的独立，对叙利亚人来说，也是苦难多于幸福——间歇、有时持续的内乱，统治阶层的暴戾和腐败，让叙利亚人不堪回首。
那些占领、统治者，除极个别时期（15世纪初突厥化的蒙古人帖木儿横扫西亚－中东），多为西方内部力量：先是阿拉伯半岛的塞姆－阿拉米人，后是接踵而至的亚述帝国和巴比伦王国统治；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击败波斯人，开启了叙利亚的希腊化时代，紧随其后的，是罗马人入侵和长达六百年的统治；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兴起，掀起大规模扩张战争，叙利亚首当其冲，很快落入哈里发帝国之手；在与奥斯曼土耳其争锋落败后，哈里发帝国退出叙利亚历史舞台，让位给前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战后，本该独立的叙利亚，因欧洲大国做局、费萨尔国王的妥协，使叙利亚落入法国委任统治。直到二战后的1946年，经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奋斗，在美国政府干预下，叙利亚才获得彻底独立。
作为西方一部分的叙利亚，其文化、宗教、商贸活动，与围绕地中海形成的北非、欧洲、小亚细亚等西方文明，有着血肉般联系。它不仅参与了地中海－西方文明塑造，毋宁说，它就是西方文明本身。全部中近东、欧洲文字，皆由古叙利亚－腓尼基文字演变而来；举国绝大多数人信奉的一神教，先是基督教，后改宗伊斯兰教，见证了以宗教为表征的文明融合历史；它的文学、哲学、数学、天文历法成就，或启迪欧洲，或延续埃及、以色列；作为贸易通道，其地位和重要程度几乎是唯一的，全部西方，受惠于此……
也因此，自古至今，没有叙利亚自己的问题，叙利亚问题，永远是西方内部问题，无论贸易争端、宗教博弈、继位战争，乃至今天因民主化诉求导致的暴力冲突，首先无一不是西方内部5000年问题的延续。任何介入今天叙利亚问题解决的力量，看不到这一层，必出乱牌，必左右不是，必进退失据。
“阿拉伯之春”的本质
始自北非的剧变，不同立场的人，对其有不同的定义。有革命说，有起义说，有动乱说，有（民主化）运动说……如上所述，笔者认为，它是西方社会内部各种力量参与的、持续5000年历史演化的一部分。近代以来，这一演化的核心内容，是启自西欧的现代化，从社会、经济、军事、政治，到文化、宗教、观念和精神。
尽管叙利亚历史是一部被占领、殖民史，但历史上的叙利亚，多数时候却是领西方文明之先，人民生活普遍高于周边地区（包括欧洲）水平。这一历史记忆，是叙利亚人骄傲的资本，也是他们渴求民族再度荣光的动力。不论是一战后立宪建立共和，实行议会民主，还是1946年独立后经过多次兵变、“阿萨德王朝”两代掌门人主导的经济、社会改革，都体现了叙利亚人对实现现代化的无限追慕情怀。
1946年独立后，叙利亚人先是模仿欧洲，政治上实践多党制议会民主，经济上或以苏俄为师，奉行社会主义，或宗实用主义，走混合经济之路，有成就，但问题从来不断。因起步晚，急于求成，各项改革政策犹如翻烙饼，保守势力甚嚣尘上，人民要求全面变革的呼声此起彼伏。苏东易帜，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各主要国家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使内部角逐的两股力量，对冲更趋紧张，执政者政策选择空间日益狭窄，为保住执政地位，天平倒向保守力量，走专制老路，拿人民全面改革要求祭刀，成为最终选择。
“阿拉伯之春”的本质，是自由与奴役，民主与寡头统治，走宪政之路与独裁专制，两种根本不同价值和道路选择的对决。其内生、自发性自不待言，更要看到外部示范效应反作用各国内部这一层。总而言之，于所有阿拉伯国家，它不可避免，一旦来临，势如破竹，无法阻挡。这里正用得上孙中山“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的预言。
更应关注大国较力
大国较力，是包括叙利亚在内阿拉伯世界民主革命的大背景，却不是任何一国直接插手的结果。坊间流行的各种阴谋论，不值一驳，然贻害不浅。随着事态发展，出于各种考量，大国表态乃至出手，是题中之义，反之才令人奇怪。具体到叙利亚，人民革命造成冲突以来，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所有较大国际势力，无不卷入其中。
说自己没有私利，并不等于没有利益计算。对国际事件表态，有利益计算，从不丢人。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叙利亚何以与“阿拉伯之春”此前波及的国家不同，事态久拖不决，冲突不断升级，且短期解决无望？
当我们回望此前阿拉伯国家民主革命过程时发现，大国意见分歧，是造成叙利亚今天局面的主因。针对叙利亚国内冲突，大国意见分歧，首先是个事实。由此引出两个问题：一是，何以在叙利亚问题处理上，大国存在重大分歧，以致联合国安理会就有关事项表决时，中俄两国动用否决票？二是大国分歧，为未来同类事件处理树立怎样的先例？
笔者将以上两个问题称为“叙利亚效应”。这是观察、分析叙利亚问题未来走向的关键所在。对第一个问题，此时我们还无法给出接近事实的答案；第二个问题的答案，隐蔽在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之中。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叙利亚问题的解决，既取决于叙利亚人民，更取决于大国共识。
叙利亚问题，这个原本纯属西方内部的问题，第一次溢出西方之外，其结果无论悲喜，都将成为国际间尤其各大国间联手处理地区问题的范例。■
然而，迄今为止，国际社会为解决叙利亚政治危机所做的所有努力，收效甚微。巴沙尔政权面对叙利亚人民要求其结束专制统治的呼声，依然持强硬立场。始自突尼斯的“阿拉伯之春”人民起义潮水，在导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等多国独裁政府垮台后，在叙利亚受到阻遏。
僵局
3月17日，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发生连环爆炸，造成27死140伤，为国际社会展开的斡旋工作，再添阴影。
正当叙利亚国内政府与反政府两股力量角逐达到白热化程度之际，传出俄反恐部队由“伊曼”号油轮运抵叙塔尔图斯港的“惊人”消息。俄官方随即否认该消息的确实性，并声称，武力介入叙国内争端，不符合俄国家利益。对此消息，美国官员拒绝予以评论。
几乎与此同时，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雅加达参加国际防务对话会议，在主要发言中，针对叙国内目前的局势，他说：“我们不知道事态会如何继续，但我们有责任为这场极度深重的危机找到解决办法，否则它将给地区和国际形势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潘基文进一步表示，联合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目标是结束暴力，让叙利亚人民决定自己的未来，从而使叙利亚过渡到民主的多元政治体系。
随后的3月21日上午，安理会通过了一份有关叙利亚问题的主席声明。声明重申，尊重叙利亚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尊重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欢迎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作为联合特使斡旋叙利亚危机，支持安南为实现停火、人道准入和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所做出的努力。俄、中两国对该声明持赞成立场，认为西方各国在关键问题上有重大让步。究其核心，该声明并未表明谴责叙官方镇压反对派，以及叙政府更迭的意见。
中东问题评论家马晓霖曾指出，“阿拉伯之春”，并非一场令人讳莫如深的“颜色革命”，而是“本色革命”或“无色革命”，呈典型“三无”特征：无明显宗教主张，无强大反对派组织，无外来敌人蓄谋唆使。它是自发和内生的，是人民由争取改善民生、保障公民权跃升为反不公、反腐败、反专制的政治民主化运动。
笔者认为，马晓霖对“阿拉伯之春”的这一定性是准确的。在马晓霖主编的《阿拉伯剧变：西亚、北非大动荡深层观察》（新华版/2012）一书中，多数篇幅正是围绕这一定性，展开叙述和分析。其中，有四篇文字涉及叙利亚，谈及叙经济改革得失、威权政治逻辑和当任巴沙尔有限的政策选择空间。为读者了解叙利亚当前危机，提供了很好的描述分析文本。
惜之，四篇评论文章，无一深入叙利亚政局危机的历史隧道，指出错综复杂格局更具深远的历史成因。对造成今天局面背后的各大国博弈，亦少有论说。
首先是西方内部问题
回到历史现场，很容易发现，叙利亚问题，首先是西方内部问题。
展开地图，看看叙的地理位置：自古至今，叙从来就是地中海国家。它地处地中海东岸，是连接北非（地中海南岸）、南欧（地中海北岸），以及阿拉伯半岛乃至印度与欧洲商贸的交通枢纽，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是商家兵家必争之地。
也因此，叙利亚的历史，是一部异族占领、统治史。作为人类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叙利亚“建国”以来的5000年历史年谱中，品尝独立果实，于叙利亚人，是极其奢侈的事情。史载的独立时期，不足全部历史的4%，可圈可点的，是萨拉丁击败十字军东征后的几十年，和最近的六十余年。即使这一百几十年的独立，对叙利亚人来说，也是苦难多于幸福——间歇、有时持续的内乱，统治阶层的暴戾和腐败，让叙利亚人不堪回首。
那些占领、统治者，除极个别时期（15世纪初突厥化的蒙古人帖木儿横扫西亚－中东），多为西方内部力量：先是阿拉伯半岛的塞姆－阿拉米人，后是接踵而至的亚述帝国和巴比伦王国统治；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击败波斯人，开启了叙利亚的希腊化时代，紧随其后的，是罗马人入侵和长达六百年的统治；公元七世纪，伊斯兰教兴起，掀起大规模扩张战争，叙利亚首当其冲，很快落入哈里发帝国之手；在与奥斯曼土耳其争锋落败后，哈里发帝国退出叙利亚历史舞台，让位给前者，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战后，本该独立的叙利亚，因欧洲大国做局、费萨尔国王的妥协，使叙利亚落入法国委任统治。直到二战后的1946年，经叙利亚民族主义者奋斗，在美国政府干预下，叙利亚才获得彻底独立。
作为西方一部分的叙利亚，其文化、宗教、商贸活动，与围绕地中海形成的北非、欧洲、小亚细亚等西方文明，有着血肉般联系。它不仅参与了地中海－西方文明塑造，毋宁说，它就是西方文明本身。全部中近东、欧洲文字，皆由古叙利亚－腓尼基文字演变而来；举国绝大多数人信奉的一神教，先是基督教，后改宗伊斯兰教，见证了以宗教为表征的文明融合历史；它的文学、哲学、数学、天文历法成就，或启迪欧洲，或延续埃及、以色列；作为贸易通道，其地位和重要程度几乎是唯一的，全部西方，受惠于此……
也因此，自古至今，没有叙利亚自己的问题，叙利亚问题，永远是西方内部问题，无论贸易争端、宗教博弈、继位战争，乃至今天因民主化诉求导致的暴力冲突，首先无一不是西方内部5000年问题的延续。任何介入今天叙利亚问题解决的力量，看不到这一层，必出乱牌，必左右不是，必进退失据。
“阿拉伯之春”的本质
始自北非的剧变，不同立场的人，对其有不同的定义。有革命说，有起义说，有动乱说，有（民主化）运动说……如上所述，笔者认为，它是西方社会内部各种力量参与的、持续5000年历史演化的一部分。近代以来，这一演化的核心内容，是启自西欧的现代化，从社会、经济、军事、政治，到文化、宗教、观念和精神。
尽管叙利亚历史是一部被占领、殖民史，但历史上的叙利亚，多数时候却是领西方文明之先，人民生活普遍高于周边地区（包括欧洲）水平。这一历史记忆，是叙利亚人骄傲的资本，也是他们渴求民族再度荣光的动力。不论是一战后立宪建立共和，实行议会民主，还是1946年独立后经过多次兵变、“阿萨德王朝”两代掌门人主导的经济、社会改革，都体现了叙利亚人对实现现代化的无限追慕情怀。
1946年独立后，叙利亚人先是模仿欧洲，政治上实践多党制议会民主，经济上或以苏俄为师，奉行社会主义，或宗实用主义，走混合经济之路，有成就，但问题从来不断。因起步晚，急于求成，各项改革政策犹如翻烙饼，保守势力甚嚣尘上，人民要求全面变革的呼声此起彼伏。苏东易帜，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各主要国家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使内部角逐的两股力量，对冲更趋紧张，执政者政策选择空间日益狭窄，为保住执政地位，天平倒向保守力量，走专制老路，拿人民全面改革要求祭刀，成为最终选择。
“阿拉伯之春”的本质，是自由与奴役，民主与寡头统治，走宪政之路与独裁专制，两种根本不同价值和道路选择的对决。其内生、自发性自不待言，更要看到外部示范效应反作用各国内部这一层。总而言之，于所有阿拉伯国家，它不可避免，一旦来临，势如破竹，无法阻挡。这里正用得上孙中山“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的预言。
更应关注大国较力
大国较力，是包括叙利亚在内阿拉伯世界民主革命的大背景，却不是任何一国直接插手的结果。坊间流行的各种阴谋论，不值一驳，然贻害不浅。随着事态发展，出于各种考量，大国表态乃至出手，是题中之义，反之才令人奇怪。具体到叙利亚，人民革命造成冲突以来，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所有较大国际势力，无不卷入其中。
说自己没有私利，并不等于没有利益计算。对国际事件表态，有利益计算，从不丢人。更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叙利亚何以与“阿拉伯之春”此前波及的国家不同，事态久拖不决，冲突不断升级，且短期解决无望？
当我们回望此前阿拉伯国家民主革命过程时发现，大国意见分歧，是造成叙利亚今天局面的主因。针对叙利亚国内冲突，大国意见分歧，首先是个事实。由此引出两个问题：一是，何以在叙利亚问题处理上，大国存在重大分歧，以致联合国安理会就有关事项表决时，中俄两国动用否决票？二是大国分歧，为未来同类事件处理树立怎样的先例？
笔者将以上两个问题称为“叙利亚效应”。这是观察、分析叙利亚问题未来走向的关键所在。对第一个问题，此时我们还无法给出接近事实的答案；第二个问题的答案，隐蔽在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之中。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叙利亚问题的解决，既取决于叙利亚人民，更取决于大国共识。
叙利亚问题，这个原本纯属西方内部的问题，第一次溢出西方之外，其结果无论悲喜，都将成为国际间尤其各大国间联手处理地区问题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