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政治传播史研究的视野是广阔的，不是对政治传播观念史、思想史、学说史的梳理。不同于西方政治传播研究围绕政治竞选和媒介效果的维度，政治传播史研究是政治学视域与传播视域融合下的产物。在方法的选取上，要把握好政治学、传播学、历史学的关系以及理论、历史、现实的关系，根据自己研究的问题，选取框架，在研究中进行修正，有六条具体的方法要求可以采用。政治传播史研究的价值在于视野的扩展，对学术品质的提升，对于三大学科推进的贡献，以及可以将政治传播的问题上升到文明层面。
关键词：政治传播史;研究视野;方法和价值。
政治传播史研究并非单纯地梳理政治传播的观念史、思想史、学说史，也并非是对研究主题的概念界定，是“政治传播的历史”还是“历史上的政治传播”，试图界定二者之时，正是消解了政治传播史研究的价值之时——政治传播史研究所具备的独特视角、广泛的视野以及可靠的事实依据。政治传播史的研究对象也反映了这一视野存在的价值，其研究对象不拘泥于单一的主体之上，如果以媒介为分析对象，那么就是传播史;如果以朝代为分析对象，那么就是政治史;这种明确的、单一的分析对象既不适合政治传播史，也是早已有之的研究，欠缺创新性且并不符合政治传播史研究的旨趣。
虽然政治传播这一概念以及相关研究无疑由西方发源，时至今日，以德国学者Babara Pfestch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业已承认，政治传播研究是以西方民主政治为情境，主要的研究内容是围绕政治竞选展开的相关政治传播活动，但是政治竞选领域之外的政治传播研究，缺乏相关的理论和范式。[9]施拉姆曾表明，传播是生成社会的工具。[1]他无疑是辨识出了传播对于社会建构和维系的重大作用，并且也意欲点明传播的重大作用，并且赋予传播学这一学科重大的研究意义，可以说传播学的开端立意深远、视野广大，但是西方在后来的研究路径推进中，失去了传播学起初的广大志向，逐步细化研究的范畴，也受到社会科学规范的影响，学者陷于以选举为中心，探究媒介效果的维度之中。
政治传播史的研究显然不能基于一个并不广阔的研究视野里，以政治竞选为主题的研究维度并不适合政治传播史研究。虽然想要避免概念界定的冗长和复杂，但是如何界定政治传播之概念，对政治传播史的研究尤其重要。荆学民主张将“传播学视域”同“政治学视域”的“政治传播”概念进行视域融合，而非对立起来，打破学科壁垒，扩大学科视角，真正将“政治传播”这一概念整合起来。[2]这样不仅有利于理论的产生，并且也大大提前了政治传播研究范围的历史起点，不是以政治传播这一概念的产生为起点，而是以人类文明中，政治传播现象的产生为起点。白文刚在其著作中表述“政治传播”时也有两个要点：第一，政治统摄传播;第二，“劝服论”和“系统论”都包含在他的研究中，也就是“传播学”和“政治学”两个视域融合起来。[3]
一、政治传播史研究的方法：借鉴与开拓
政治传播史研究是一个颇具格局和雄心的研究领域，并非先前没有这一方面的研究，只是尚未建立起完备理论体系以及探索出可行的研究方法，一切都需要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亲自尝试方法，并检验成果。作为涉及政治学、传播学、历史学三大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政治传播史研究拥有广阔的视野，可以在三个学科中已有的方法和理论里借鉴和取舍，看似多了很多的方法和研究依据，但其实想要在三者的取舍中找到平衡，实属不易，也需要学者把握其中的分寸。以往的研究中，在方法的偏好上，存在以下几种情况，一类以传播学为基础的研究，往往重視传播学理论的运用，但缺乏历史感和和基于历史的理论发现。另一类以历史学为基础的研究，重视对相关史实的考据，以北大邓小南团队为代表，切入政治信息沟通这一视角，对中国古代政治实践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3]使以往由大量文献堆积的古代政治史研究生动了起来。
以下是一些十分有参考价值、值得借鉴的政治传播史研究案例。英国历史学家彼得·柏克的著作《制造路易十四》，柏克采用传播学中十分重要的“5W模式”作为全书的分析框架，并且打破了历史学界长期占据主流的“兰克学派”的研究范式，不再采取只使用文献以及一手史料的方法，也以图画、纪念章、雕塑、建筑等等载体为分析对象，将传播学的理论框架同历史学的严谨考据结合起来，从中探讨政治形象的形成、传播和认可。[8]美国汉学家孔飞力所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则更为精妙，用“叫魂”这一看似是传播学的事件，却分明揭开了君主官僚制的冲突与张力。以劝服论的视角分析，“发辫”是清朝的政治象征，留什么形制的发辫代表了对清朝异族政权的认同与否，“发辫”与事件参与者“江南汉族”联系在一起，直接可以联想出汉人对异族政权合法性的质疑和挑战;从控制论角度来看，政治系统的运行依靠政治信息的沟通，官员与帝王通过对政治信息的控制来进行博弈，官员对上报的信息有诸多的考虑，同时帝王也戒心重重，生怕受到蒙骗。[6]在孔飞力的这本著作中，能够对“政治统摄传播”这一主张有更为切实的感受。
政治传播史研究方法首先要求，既有理论视野，又要有历史感;第二，既要运用理论，又要有历史考据;第三，既要依靠理论开展历史经验考察，又要依据历史经验与现存理论对话，包括修正现有理论，乃至创造新的理论;第四，既要重细节，又要有整体的视野;第五，既要忠于历史，又要关注现实;第六，以传播的视角理解整个历史的相关历程，考察人类的政治活动，从传播的角度看整个人类的发展。不仅要用历史的视角看待问题，还要用历史史实与理论进行对话。
二、政治传播史研究的价值：创新与互惠
政治传播史研究正处于中国当代重大转型的时期，是学界面临机遇之时，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不应局限在西方的政治传播框架里，要对当代的政治传播有时代感的把握，政治传播史的研究也不例外，需通过时代感来把握历史感。立足于这一世界皆剧烈变换的时代，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政治传播史研究的时代确实已经来临，缺乏专门理论指导的新兴领域更有探索新理论的可能性。 首先，政治传播史研究甚至是政治传播研究，注定是跨学科的，别无选择的同时，也是理论创新的大好时机。对政治传播现象的探究不仅仅是在西方的理论框架里，找出现象所对应的概念，这种做法反而有可能导致概念的混淆和模糊，相反，而是要对政治传播的现象做出判断。在使用一级概念时，无法不使用西方语境下的专有名词及概念，需要严格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尽量做到准确对应相关政治传播现象。在二级概念层面，基于一级概念，努力创新出新的理论和概念，这不仅仅是政治传播的问题，乃至是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相关专业共同面临的问题。颇具理论的指导性与开放性之间的张力，在选取合适理论指导的同时，如何平衡指导研究的理论和创新理论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中需要仔细把握。
其次，政治传播史研究意味着开阔的视野，这不仅对政治传播史研究有所助益，对政治学、历史学、传播学三大学科的理论推进也助益良多。传播学自诞生之初便首先是政治传播，这由当时的研究内容所决定，一个例子是：1927年哈罗德·拉斯韦尔所著《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其研究内容就是旨在探究战时宣传里的国际政治问题。[7]以崭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人类的重大历史事件，最终得到的研究成果也具备创新性。
再次，政治传播史研究需要历史学来提升传播研究的学术品质。历史学的研究，从始至终都尤为重要，并且对于另外两个学科，历史学起到了指导和验证的作用，历史作为已然完结的事实凭据，呈现出与现实存在的疏离感，以一种客观的视角，可以使学者更为审慎，更具精准眼光。同时，政治传播史的研究对历史学的研究也有进益，以一种类似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可以使以往历史学的学派从未注意到的历史资料，从未关注过的问题得到关注，为历史学注入新血液，开拓新领域，回答新问题，也可以把想要探讨的主题放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进行考量。政治传播史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可以矫正政治的偏向，例如《论意识操纵》一书，作者本人通过对意识操纵方法和理论的建构，本意是探明美国的政治传播如何促进了苏联的解体，[4]但其实也令读者意识到，更大的原因是苏联的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危机和错误的偏向。
最后，政治传播史研究的问题可以是宏大的命题，对这些重大命题的回答也将对人文社科领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政治传播史的研究可以将政治传播研究或者传播学的研究扩展到文明层面。文明传播作为传播学乃至人类文明中至关重要的重大议题，政治传播史的研究可以为文明传播中的诸多疑问提供更为多元的回答。例如：加拿大历史学家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一书，就在试图以媒介与文明的关系，从以媒介中“空间的偏向”和“时间的偏向”两个偏向来探索帝国的命运和文明的兴衰。[5]这个例子很好的诠释和点明政治传播史研究可以解答文明层面的宏大议题。
结论
政治传播史研究对当今的政治传播研究乃至传播学研究都开拓了新的視野，一个跨历史学、传播学、政治学三大学科的研究方向，视野广阔，方法多样，政治传播史研究既理论背景雄厚，同时也可以说是没有已有的理论可借鉴，理论创新巨大。在西方的语境下，政治传播史研究既要在已有的话语下探索出新的话语和理论，创制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史研究，也要摆脱旧有的政治传播局限性来观测古今中外的政治传播现象，因而政治传播史有足够的视野和能力，来谈论文明层面的重大议题。政治传播史研究的推进，是可以对人文社科领域乃至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可以说，未来可期。
参考文献
[1]参见[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 《传播学概论》，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2] 荆学民、施惠玲：《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五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现代政治传播，2009年第4期.
[3]参见白文刚：《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4]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5][加]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6]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7]参见[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张洁、田青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 [英]彼得·柏克：《制造路易十四》，郝明玮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9] Frank Esser，Barbara Pfetsch，Compar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 Cases， and Challeng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
关键词：政治传播史;研究视野;方法和价值。
政治传播史研究并非单纯地梳理政治传播的观念史、思想史、学说史，也并非是对研究主题的概念界定，是“政治传播的历史”还是“历史上的政治传播”，试图界定二者之时，正是消解了政治传播史研究的价值之时——政治传播史研究所具备的独特视角、广泛的视野以及可靠的事实依据。政治传播史的研究对象也反映了这一视野存在的价值，其研究对象不拘泥于单一的主体之上，如果以媒介为分析对象，那么就是传播史;如果以朝代为分析对象，那么就是政治史;这种明确的、单一的分析对象既不适合政治传播史，也是早已有之的研究，欠缺创新性且并不符合政治传播史研究的旨趣。
虽然政治传播这一概念以及相关研究无疑由西方发源，时至今日，以德国学者Babara Pfestch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业已承认，政治传播研究是以西方民主政治为情境，主要的研究内容是围绕政治竞选展开的相关政治传播活动，但是政治竞选领域之外的政治传播研究，缺乏相关的理论和范式。[9]施拉姆曾表明，传播是生成社会的工具。[1]他无疑是辨识出了传播对于社会建构和维系的重大作用，并且也意欲点明传播的重大作用，并且赋予传播学这一学科重大的研究意义，可以说传播学的开端立意深远、视野广大，但是西方在后来的研究路径推进中，失去了传播学起初的广大志向，逐步细化研究的范畴，也受到社会科学规范的影响，学者陷于以选举为中心，探究媒介效果的维度之中。
政治传播史的研究显然不能基于一个并不广阔的研究视野里，以政治竞选为主题的研究维度并不适合政治传播史研究。虽然想要避免概念界定的冗长和复杂，但是如何界定政治传播之概念，对政治传播史的研究尤其重要。荆学民主张将“传播学视域”同“政治学视域”的“政治传播”概念进行视域融合，而非对立起来，打破学科壁垒，扩大学科视角，真正将“政治传播”这一概念整合起来。[2]这样不仅有利于理论的产生，并且也大大提前了政治传播研究范围的历史起点，不是以政治传播这一概念的产生为起点，而是以人类文明中，政治传播现象的产生为起点。白文刚在其著作中表述“政治传播”时也有两个要点：第一，政治统摄传播;第二，“劝服论”和“系统论”都包含在他的研究中，也就是“传播学”和“政治学”两个视域融合起来。[3]
一、政治传播史研究的方法：借鉴与开拓
政治传播史研究是一个颇具格局和雄心的研究领域，并非先前没有这一方面的研究，只是尚未建立起完备理论体系以及探索出可行的研究方法，一切都需要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亲自尝试方法，并检验成果。作为涉及政治学、传播学、历史学三大学科的跨学科研究，政治传播史研究拥有广阔的视野，可以在三个学科中已有的方法和理论里借鉴和取舍，看似多了很多的方法和研究依据，但其实想要在三者的取舍中找到平衡，实属不易，也需要学者把握其中的分寸。以往的研究中，在方法的偏好上，存在以下几种情况，一类以传播学为基础的研究，往往重視传播学理论的运用，但缺乏历史感和和基于历史的理论发现。另一类以历史学为基础的研究，重视对相关史实的考据，以北大邓小南团队为代表，切入政治信息沟通这一视角，对中国古代政治实践的研究开拓了一个全新的观察视角，[3]使以往由大量文献堆积的古代政治史研究生动了起来。
以下是一些十分有参考价值、值得借鉴的政治传播史研究案例。英国历史学家彼得·柏克的著作《制造路易十四》，柏克采用传播学中十分重要的“5W模式”作为全书的分析框架，并且打破了历史学界长期占据主流的“兰克学派”的研究范式，不再采取只使用文献以及一手史料的方法，也以图画、纪念章、雕塑、建筑等等载体为分析对象，将传播学的理论框架同历史学的严谨考据结合起来，从中探讨政治形象的形成、传播和认可。[8]美国汉学家孔飞力所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则更为精妙，用“叫魂”这一看似是传播学的事件，却分明揭开了君主官僚制的冲突与张力。以劝服论的视角分析，“发辫”是清朝的政治象征，留什么形制的发辫代表了对清朝异族政权的认同与否，“发辫”与事件参与者“江南汉族”联系在一起，直接可以联想出汉人对异族政权合法性的质疑和挑战;从控制论角度来看，政治系统的运行依靠政治信息的沟通，官员与帝王通过对政治信息的控制来进行博弈，官员对上报的信息有诸多的考虑，同时帝王也戒心重重，生怕受到蒙骗。[6]在孔飞力的这本著作中，能够对“政治统摄传播”这一主张有更为切实的感受。
政治传播史研究方法首先要求，既有理论视野，又要有历史感;第二，既要运用理论，又要有历史考据;第三，既要依靠理论开展历史经验考察，又要依据历史经验与现存理论对话，包括修正现有理论，乃至创造新的理论;第四，既要重细节，又要有整体的视野;第五，既要忠于历史，又要关注现实;第六，以传播的视角理解整个历史的相关历程，考察人类的政治活动，从传播的角度看整个人类的发展。不仅要用历史的视角看待问题，还要用历史史实与理论进行对话。
二、政治传播史研究的价值：创新与互惠
政治传播史研究正处于中国当代重大转型的时期，是学界面临机遇之时，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不应局限在西方的政治传播框架里，要对当代的政治传播有时代感的把握，政治传播史的研究也不例外，需通过时代感来把握历史感。立足于这一世界皆剧烈变换的时代，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政治传播史研究的时代确实已经来临，缺乏专门理论指导的新兴领域更有探索新理论的可能性。 首先，政治传播史研究甚至是政治传播研究，注定是跨学科的，别无选择的同时，也是理论创新的大好时机。对政治传播现象的探究不仅仅是在西方的理论框架里，找出现象所对应的概念，这种做法反而有可能导致概念的混淆和模糊，相反，而是要对政治传播的现象做出判断。在使用一级概念时，无法不使用西方语境下的专有名词及概念，需要严格概念的外延和内涵，尽量做到准确对应相关政治传播现象。在二级概念层面，基于一级概念，努力创新出新的理论和概念，这不仅仅是政治传播的问题，乃至是整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相关专业共同面临的问题。颇具理论的指导性与开放性之间的张力，在选取合适理论指导的同时，如何平衡指导研究的理论和创新理论之间的关系，在研究中需要仔细把握。
其次，政治传播史研究意味着开阔的视野，这不仅对政治传播史研究有所助益，对政治学、历史学、传播学三大学科的理论推进也助益良多。传播学自诞生之初便首先是政治传播，这由当时的研究内容所决定，一个例子是：1927年哈罗德·拉斯韦尔所著《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其研究内容就是旨在探究战时宣传里的国际政治问题。[7]以崭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了人类的重大历史事件，最终得到的研究成果也具备创新性。
再次，政治传播史研究需要历史学来提升传播研究的学术品质。历史学的研究，从始至终都尤为重要，并且对于另外两个学科，历史学起到了指导和验证的作用，历史作为已然完结的事实凭据，呈现出与现实存在的疏离感，以一种客观的视角，可以使学者更为审慎，更具精准眼光。同时，政治传播史的研究对历史学的研究也有进益，以一种类似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可以使以往历史学的学派从未注意到的历史资料，从未关注过的问题得到关注，为历史学注入新血液，开拓新领域，回答新问题，也可以把想要探讨的主题放在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进行考量。政治传播史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可以矫正政治的偏向，例如《论意识操纵》一书，作者本人通过对意识操纵方法和理论的建构，本意是探明美国的政治传播如何促进了苏联的解体，[4]但其实也令读者意识到，更大的原因是苏联的政治产生了重大的危机和错误的偏向。
最后，政治传播史研究的问题可以是宏大的命题，对这些重大命题的回答也将对人文社科领域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政治传播史的研究可以将政治传播研究或者传播学的研究扩展到文明层面。文明传播作为传播学乃至人类文明中至关重要的重大议题，政治传播史的研究可以为文明传播中的诸多疑问提供更为多元的回答。例如：加拿大历史学家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一书，就在试图以媒介与文明的关系，从以媒介中“空间的偏向”和“时间的偏向”两个偏向来探索帝国的命运和文明的兴衰。[5]这个例子很好的诠释和点明政治传播史研究可以解答文明层面的宏大议题。
结论
政治传播史研究对当今的政治传播研究乃至传播学研究都开拓了新的視野，一个跨历史学、传播学、政治学三大学科的研究方向，视野广阔，方法多样，政治传播史研究既理论背景雄厚，同时也可以说是没有已有的理论可借鉴，理论创新巨大。在西方的语境下，政治传播史研究既要在已有的话语下探索出新的话语和理论，创制中国特色的政治传播史研究，也要摆脱旧有的政治传播局限性来观测古今中外的政治传播现象，因而政治传播史有足够的视野和能力，来谈论文明层面的重大议题。政治传播史研究的推进，是可以对人文社科领域乃至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可以说，未来可期。
参考文献
[1]参见[美]威尔伯·施拉姆、威廉·波特： 《传播学概论》，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2] 荆学民、施惠玲：《政治与传播的视界融合——政治传播研究五个基本理论问题辨析》，现代政治传播，2009年第4期.
[3]参见白文刚：《中国古代政治传播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
[4] [俄]谢·卡拉·穆尔扎：《论意识操纵》，徐昌翰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
[5][加]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何道宽译，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6] [美]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陈兼、刘昶译，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
[7]参见[美]拉斯韦尔：《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张洁、田青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8] [英]彼得·柏克：《制造路易十四》，郝明玮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
[9] Frank Esser，Barbara Pfetsch，Comparing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Theories， Cases， and Challenge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