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惯例复制的情境嵌入——基于组织双元性的视角

来源 :经济管理 | 被引量 : 0次 | 上传用户:runqiusheng
下载到本地 , 更方便阅读
声明 : 本文档内容版权归属内容提供方 , 如果您对本文有版权争议 , 可与客服联系进行内容授权或下架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组织惯例复制作为一种价值创造的战略日 益受到学界的关注,但情境与惯例的互动博弈而引致的复制低效或失效则成为当前“复制困境”理论与实践的关键议题。传统研究着重从外部情境切入,保持对惯例复制的宏观层面分析,本研究则将组织惯例复制视为一种内生性政治进程,强调个体机构和管理的自由裁量权等内源性情境要素的作用机理,由此尝试揭示惯例复制微观机制进程中的情境嵌入机理。本文首先对组织惯例复制的情境依赖机制进行了梳理,指出内部情境嵌入是组织惯例复制的核心,而后引入全新的分析单位——特定业务单元,以展示和刻画复制进程中的“组织情境魔力”,进一步以“理性计算还是情感耦合”和“高管团队介入还是放任”作为业务单元特性维度表述了惯例复制过程中的情境差异性。区分并阐述了惯例复制的两种形态:精准的完全复制和适应性的漂移复制,阐述了两种形态的惯例复制在不同情境机制下对利用性能力和探索性能力的差异性匹配需求,然后结合组织双元性能力培育的四种途径创建了一个二维四象限的组织惯例复制模型,实现了结构双元、情景双元、领导双元和集成双元与组织情境(业务单元特性)的匹配适应。
其他文献
《图兰朵》虽有不少中国元素,但还是与中国戏剧貌合神离,可看成是18世纪欧式"中国戏"的翻版;伏尔泰等人对元曲《赵氏孤儿》的"改编"既含有对原作正确理解的一面,又有误读甚至无视原作的一面,它们在形式上努力使自己的作品更"中国",但却难以超出固有的文化背景和知识领域;《新茶花》凭借传奇性的情节颠覆《茶花女》的结局,却迎合中国人的传统观剧的需求。以上个案说明,中西戏剧都在某种程度上制造生活幻觉,但在"欺骗"观众时所使用的手段和材料不同。这就造成双方可以通过交流逐渐理解和包容对方,但双方的"误会"似乎并没有减少,
突发疫情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挑战和机会并存。在疫情的危机时期,既存在着风险和困难,也蕴含着巨大的机会改变市场竞争格局。2003年“非典”时期,在中关村商场租柜台售卖刻录机和光碟的刘强东改变方式,直接从网上发货,由此走向全国市场,才有了后来的京东商城;而阿里巴巴在“非典”时因为一位员工感染,企业大楼被封闭隔离,马云迅速调整工作方式,让员工在家隔离和网上办公,企业业绩在这期间不降反升,实现了逆市增长。这些都是中小企业在突发疫情面前创新而寻求突破的成功典范。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危害比2003年“非典”更为严重,也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引发疫情以后,一些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面临严峻的财务危机。在一些产品或服务市场上,市场出现不可抗力般的萎缩,企业常规的经营活动如现金回收出现困难,维持性的固定支出不降反升,债务筹资出现新的障碍。而且,由疫情引发的企业危机,不但与特定企业常规的管理和经营活动没有关系,与企业已有的市场地位和市场竞争力没有关系,与企业既有的上下游关联以及企业与金融机构的联系也没有关系。这要求企业在应对这种临时性危机时,采取有别于常规发展态势下的治理和管理应对策略。企业在应对疫情所引发的企业危机的过程中,可以采取如
由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事件引发的疫情和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不仅关系到人类生命健康的安全,也对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和人民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疫情的防控过程更是对我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机制的重大考验。在疫情防控期间,党和政府、各级社会组织、企业和广大人民群众已经迅速行动起来,投入抗击新冠肺炎战役之中。目前,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完善预防与应急准备、预警与系统监测、救援与紧急处置等于一体的应急体系和工作机制,我们把它称为以政府为主导的协同治理机制。
疫情防控涉及方方面面,影响深远,牵一发而动全身,这样的紧要关头更要重视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打好疫情防控总体战。一是充分重视多层次治理和社区治理。疫情防控需要各级政府、社区、单位、个体协调配合,通力合作,在不断完善的国家治理体系基础上打好疫情阻击总体战。2020年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指出需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反映了中央高度重视疫情防控以及相应的国家治理体系建设问题。但
基于社会情感财富理论,本文以2012-2016年中国A股上市家族企业为样本,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对一定制度情境下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二代涉入会抑制家族企业的创新投入,发生二代涉入的家族企业会更重视约束型社会情感财富,而该类社会情感财富会导致家族企业对创新投入持保守态度;制度环境对二代涉入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效应,从而会缓和二代涉入对家族企业创新投入的抑制作用;政治关联对二代涉入与家族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效应,从而会加剧二代涉入对家族
继SARS和MERS病毒后,新型冠状病毒入侵人类世界,成为全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对中国公共健康和医疗系统顶层治理设计和应急系统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疫情危机打破了人们更多地仅从个人重疾、医院救治和临床医学来关注健康和生命的认知局限,更驱动了人们对于受到自然与社会环境制约的流行传染疾病、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体系的认识思考。
本文以资源保存理论为基础,将中国科技创业园区中的创业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遭遇挫折的创业者所面临的创业压力对创业退出意愿的影响机制,重点分析创业激情的中介作用与社会支持的调节效应,形成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研究发现:创业压力是促使创业者产生创业退出意愿的重要前因变量;创业激情负向中介创业压力对创业退出意愿的正向作用,即创业压力抑制了创业激情,而受到抑制的创业激情则强化了创业退出意愿;社会支持弱化了创业压力对创业退出意愿的正向影响,同时也缓解了创业压力对创业激情的负向影响,进而对创业激情的中介效应产生调节作用
以组织创新成分理论、精神型领导理论和领导情景理论为依据,探讨精神型领导和职业召唤感等精神性因素对研发人员创新行为的动力作用以及儒家工作伦理的调节效应。通过企业调研获得268套领导-员工的有效配套问卷数据,统计分析表明:(1)精神型领导对研发人员的职业召唤感和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2)研发人员的职业召唤感对其创新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并在精神型领导和研发人员创新行为之间具有部分中介作用;(3)儒家工作伦理调节了精神型领导对研发人员创新行为的正向影响,儒家工作伦理越明显,精神型领导对研发人员创新行为的正
来源国效应对一国产品的海外销售产生着重要影响。本文以在美国销售的中国H公司运动手表作为被试商品,在606份有效样本基础上,通过多元线性回归验证了中国品牌电子产品在美国的来源国效应。通过与其他七个国家进行对比,本文发现,虽然中国在美国消费者心目中的产品国家形象较为正面,但相对中国经济地位和产品质量而言,美国消费者对中国电子产品和中国品牌的“来源国偏见”普遍存在,“Made in China”目前仍是中国品牌在美国营销的不利因素。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来源国效应中的产品国家形象划分为整体绩效形象、整体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