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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博中的狂热之士很像‘文革’中红卫兵：一边喊着打倒一切、怀疑一切，一边喊着谁敢反对自己心目中的权威我们就打倒谁。”
当大多数人把目光集中于微博在表达民意、呼吁社会正义、网络反腐等诸多方面做出的贡献时，也有少数学者敏感地指出，网络中裹挟的语言暴力和非理性同样堪忧。
发出这一声音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
无独有偶。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日前连续发表了14篇文章——《我们如何学习讨论》，也把这个问题摆在了公众面前。
事实上，赵鼎新和崔卫平并非第一批对公共空间的讨论提出质疑的学者。自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论在美国掀起热潮以来，中国大陆最近也将这一问题纳入观察领域。哈贝马斯——这个一生都在关注公共领域、话语、理性三个概念的德国哲学家认为，“公开表演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吸引眼球和追求知名度。”
只不过，和哈贝马斯的纯学术相比，赵鼎新更贴近中国现实。他做出上述判断，是基于对东西方社会的了解。对此，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评价说，赵鼎新“冷静地告诉世界：其实皇帝和他的反对者，都没有穿衣服”。
自说自话
《财经国家周刊》：在微博的一些讨论中，有的人往往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意识形态或者说根据观点站队。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持哪一种观点，都有一种道德优越感，观点似乎比事实本身更重要。大家的目的似乎不是为了争论的问题本身，而是为了消费大众。对此，您怎么看？
赵鼎新：我喜欢用比较的办法来说明问题。在美国，很少人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有道德优越感。因为美国这个地方，大家已经争了至少200多年了，理解尊重他人的观点和妥协逐渐成了一种精神。但中国则不同，在当前中国，百姓缺乏容忍的传统，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再加上社会矛盾凸显，比较偏激的观点在中国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美国很少会被人严肃对待的观点，在中国却可能会被视为真理。在美国社会可能需要看心理医生、吃抗忧郁症药的人们，在中国却可能会成为英雄。
在反权威和民粹思潮成为主流的情况下，谁敢在微博中打“擦边球”，“对抗国家”，诉诸民粹，谁就能做大。因为“对抗国家”和打“擦边球”具有如此大的市场，甚至是商机，有人就会采取这些手段来消费大众。更广泛地说，当前中国政治骗子和文化骗子特别多，有消费国家体制的，消费自由主义的，消费民族主义的，消费“左倾”思潮的，消费民粹主义的，消费保守主义的，消费儒学的，应有尽有。这个市场实在太大了。
《财经国家周刊》：您认为，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语言暴力的源头是什么，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是“文革”遗毒？
赵鼎新：应该说跟“文革”很像，但和“文革”没有什么关系。现在很多在网络上打架的都是年轻人，他们并没有“文革”经历，或者“文革”时他们还很小。
我认为，暴力倾向存在于人的天性当中。人的暴力倾向靠什么来约束，倒是个更重要的问题。比如网上有个人和方舟子争论，争论到后来双方都说了很多过头话，这个人就说，我要带着一群人去轮奸你的女儿。争论到了这个地步，如果在美国，国家的公权力就很有可能会介入。在美国，听到含威胁语气、涉及歧视的辱骂，警察往往会主动介入。比如有一次一个母亲爆粗口骂她的小孩，被警察听到，结果这位母亲收到了法庭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而发出的传票。但是，中国的国家公权力该硬的时候却硬不起来。
公私不分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还注意到，微博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存在公、私界限不清的问题。几个朋友间的私人谈话，有可能被披露在微博上。而这也许并不符合说话人的意愿。这是一个涉及公共生活的伦理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赵鼎新：我个人认为，有教养的人都应该自觉地区分私域和公域的界限。人家在私下说的话，如果你披露在网上，绝对是要经过人家允许的，否则就是对他人私域的伤害。当然美国也会出现这类情况，但多数发生在政治家和娱乐明星身上。公众人物公域和私域的界限模糊，这是成名的代价。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必须把自己在前台和后台的行为做出区隔。这种区隔是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则。但是在微博的公共空间中，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的界限不再清晰。微博中的言论是面向社会的，它们本来应该是前台行为，但是在微博空间中，很多人把许多后台的行为前台化了，这就是微博语言暴力背后的结构性原因。
那么，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在美国，私域和公域的界限其实也很难控制。越界的事例能够诉诸法律的，毕竟是少数。这些往往是那些把人家的私事公诸于众后对当事人构成了严重的伤害，比如造成了自杀或被解职等严重后果。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这不是法律问题，是伦理问题。
不过，不经许可把人家的私事在微博上披露的博主落在众人的眼里品行好不到哪里去。微博有一个特点，一个人在微博中走红是放大其个人的缺点，哪怕是一个小的缺点也会被放得很大。许多人实际交往中也许人品还不错，但微博中的表现却令人诧异得不堪。
以极端易极端
《财经国家周刊》：也许有的人会问您，您的看法是否存在“还没吃饱饭就谈营养均衡”的问题呢？
赵鼎新：很多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写了《西方民主的生命力和局限》这篇文章后，很多人说，中国现在还没民主，你就谈局限，先把民主做起来再改嘛。但情况不是这样的。德国二战前就有了民主，但却选出了希特勒。如果在一张白纸上碰倒了墨水瓶，把这张纸撕掉就行了，不过是浪费一张纸罢了。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很可能成千上万人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觉得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和左派存在同一个问题，他们对个体生命其实是很不爱惜的。这是非常可怕的。
《财经国家周刊》：以一种情绪去湮没另一种情绪。那么，什么才是好的价值观，什么样的交流才是高质量的交流？
赵鼎新：如果我们把“高质量的交流”的交流理解为通过争论来获取共识的话，那么除了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些话题外，这世界上很难有什么“高质量的交流”。在社会科学领域，“高质量的交流”往往只能在专业范畴下进行，大家都有一定的训练，有一定的常识（或者是偏见），甚至有特殊的提问题的方式，这些都为“高质量交流”的进行打下了基础。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依据程序和尊重对手的争论定义为“高质量的交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质量的交流是大量存在的。
现在中国的一些大学教授，甚至是很有名气的教授，整天泡微博。本来有一个专业，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是有能力发言的，但是在网上什么问题都发言，这就麻烦了。许多问题事实上你不比别人懂得多，经常说的话是一点常识都没有。网上经常是专业背景和知识背景完全不同的人在交流，这种交流当然不可能是“高质量”的。
另外，交流中出现多样性是好事，没有达成共识并不是坏事。在价值观问题上大家马上就能形成共识，特别是在多数老百姓中达成共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特别小心了。看上去有共识的讨论，反而可能是最没质量的讨论。
疏导语言暴力，需要包容社会意见的多样性，要允许人家说不同的话。辩论就是不能达成共识，也能加深我们对他人意见的理解。
我在90年代初有着很大的唤醒中国民众的欲望，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的这个想法是十分有害的。现在，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唤醒民众。学者才是我的定位。
我们要尊重多样性，要想到人家的观点、人家的话可能也有合理的成分以及对的地方。如果我们能从不同角度来思考，观点也许就会更接近事实。对于人家的观点一定要多加容忍，有些观点即使是比较偏颇，也要加以容忍。尊重多样性是反对语言暴力的一种有效办法。如果你真正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最重要的就是接受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多样性。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的指纹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格也是千奇百怪，怎么办？容忍和尊重他人。
如果我们一方面追求自由，而另一方面不能尊重各种观点，认为只有自己是最正确的，以极端易极端，这个社会能自由吗？
当大多数人把目光集中于微博在表达民意、呼吁社会正义、网络反腐等诸多方面做出的贡献时，也有少数学者敏感地指出，网络中裹挟的语言暴力和非理性同样堪忧。
发出这一声音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赵鼎新。
无独有偶。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日前连续发表了14篇文章——《我们如何学习讨论》，也把这个问题摆在了公众面前。
事实上，赵鼎新和崔卫平并非第一批对公共空间的讨论提出质疑的学者。自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论在美国掀起热潮以来，中国大陆最近也将这一问题纳入观察领域。哈贝马斯——这个一生都在关注公共领域、话语、理性三个概念的德国哲学家认为，“公开表演的目的无非是为了吸引眼球和追求知名度。”
只不过，和哈贝马斯的纯学术相比，赵鼎新更贴近中国现实。他做出上述判断，是基于对东西方社会的了解。对此，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评价说，赵鼎新“冷静地告诉世界：其实皇帝和他的反对者，都没有穿衣服”。
自说自话
《财经国家周刊》：在微博的一些讨论中，有的人往往不是根据事实，而是根据意识形态或者说根据观点站队。无论左派还是右派，无论持哪一种观点，都有一种道德优越感，观点似乎比事实本身更重要。大家的目的似乎不是为了争论的问题本身，而是为了消费大众。对此，您怎么看？
赵鼎新：我喜欢用比较的办法来说明问题。在美国，很少人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有道德优越感。因为美国这个地方，大家已经争了至少200多年了，理解尊重他人的观点和妥协逐渐成了一种精神。但中国则不同，在当前中国，百姓缺乏容忍的传统，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再加上社会矛盾凸显，比较偏激的观点在中国因此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美国很少会被人严肃对待的观点，在中国却可能会被视为真理。在美国社会可能需要看心理医生、吃抗忧郁症药的人们，在中国却可能会成为英雄。
在反权威和民粹思潮成为主流的情况下，谁敢在微博中打“擦边球”，“对抗国家”，诉诸民粹，谁就能做大。因为“对抗国家”和打“擦边球”具有如此大的市场，甚至是商机，有人就会采取这些手段来消费大众。更广泛地说，当前中国政治骗子和文化骗子特别多，有消费国家体制的，消费自由主义的，消费民族主义的，消费“左倾”思潮的，消费民粹主义的，消费保守主义的，消费儒学的，应有尽有。这个市场实在太大了。
《财经国家周刊》：您认为，以微博为代表的网络语言暴力的源头是什么，可不可以理解为这是“文革”遗毒？
赵鼎新：应该说跟“文革”很像，但和“文革”没有什么关系。现在很多在网络上打架的都是年轻人，他们并没有“文革”经历，或者“文革”时他们还很小。
我认为，暴力倾向存在于人的天性当中。人的暴力倾向靠什么来约束，倒是个更重要的问题。比如网上有个人和方舟子争论，争论到后来双方都说了很多过头话，这个人就说，我要带着一群人去轮奸你的女儿。争论到了这个地步，如果在美国，国家的公权力就很有可能会介入。在美国，听到含威胁语气、涉及歧视的辱骂，警察往往会主动介入。比如有一次一个母亲爆粗口骂她的小孩，被警察听到，结果这位母亲收到了法庭以“扰乱社会秩序”的罪名而发出的传票。但是，中国的国家公权力该硬的时候却硬不起来。
公私不分
《财经国家周刊》：我们还注意到，微博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存在公、私界限不清的问题。几个朋友间的私人谈话，有可能被披露在微博上。而这也许并不符合说话人的意愿。这是一个涉及公共生活的伦理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赵鼎新：我个人认为，有教养的人都应该自觉地区分私域和公域的界限。人家在私下说的话，如果你披露在网上，绝对是要经过人家允许的，否则就是对他人私域的伤害。当然美国也会出现这类情况，但多数发生在政治家和娱乐明星身上。公众人物公域和私域的界限模糊，这是成名的代价。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必须把自己在前台和后台的行为做出区隔。这种区隔是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原则。但是在微博的公共空间中，前台行为和后台行为的界限不再清晰。微博中的言论是面向社会的，它们本来应该是前台行为，但是在微博空间中，很多人把许多后台的行为前台化了，这就是微博语言暴力背后的结构性原因。
那么，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在美国，私域和公域的界限其实也很难控制。越界的事例能够诉诸法律的，毕竟是少数。这些往往是那些把人家的私事公诸于众后对当事人构成了严重的伤害，比如造成了自杀或被解职等严重后果。但是在多数情况下，这不是法律问题，是伦理问题。
不过，不经许可把人家的私事在微博上披露的博主落在众人的眼里品行好不到哪里去。微博有一个特点，一个人在微博中走红是放大其个人的缺点，哪怕是一个小的缺点也会被放得很大。许多人实际交往中也许人品还不错，但微博中的表现却令人诧异得不堪。
以极端易极端
《财经国家周刊》：也许有的人会问您，您的看法是否存在“还没吃饱饭就谈营养均衡”的问题呢？
赵鼎新：很多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写了《西方民主的生命力和局限》这篇文章后，很多人说，中国现在还没民主，你就谈局限，先把民主做起来再改嘛。但情况不是这样的。德国二战前就有了民主，但却选出了希特勒。如果在一张白纸上碰倒了墨水瓶，把这张纸撕掉就行了，不过是浪费一张纸罢了。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很可能成千上万人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我觉得中国的一些自由主义者和左派存在同一个问题，他们对个体生命其实是很不爱惜的。这是非常可怕的。
《财经国家周刊》：以一种情绪去湮没另一种情绪。那么，什么才是好的价值观，什么样的交流才是高质量的交流？
赵鼎新：如果我们把“高质量的交流”的交流理解为通过争论来获取共识的话，那么除了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些话题外，这世界上很难有什么“高质量的交流”。在社会科学领域，“高质量的交流”往往只能在专业范畴下进行，大家都有一定的训练，有一定的常识（或者是偏见），甚至有特殊的提问题的方式，这些都为“高质量交流”的进行打下了基础。
当然，我们也可以把依据程序和尊重对手的争论定义为“高质量的交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质量的交流是大量存在的。
现在中国的一些大学教授，甚至是很有名气的教授，整天泡微博。本来有一个专业，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是有能力发言的，但是在网上什么问题都发言，这就麻烦了。许多问题事实上你不比别人懂得多，经常说的话是一点常识都没有。网上经常是专业背景和知识背景完全不同的人在交流，这种交流当然不可能是“高质量”的。
另外，交流中出现多样性是好事，没有达成共识并不是坏事。在价值观问题上大家马上就能形成共识，特别是在多数老百姓中达成共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特别小心了。看上去有共识的讨论，反而可能是最没质量的讨论。
疏导语言暴力，需要包容社会意见的多样性，要允许人家说不同的话。辩论就是不能达成共识，也能加深我们对他人意见的理解。
我在90年代初有着很大的唤醒中国民众的欲望，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的这个想法是十分有害的。现在，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唤醒民众。学者才是我的定位。
我们要尊重多样性，要想到人家的观点、人家的话可能也有合理的成分以及对的地方。如果我们能从不同角度来思考，观点也许就会更接近事实。对于人家的观点一定要多加容忍，有些观点即使是比较偏颇，也要加以容忍。尊重多样性是反对语言暴力的一种有效办法。如果你真正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最重要的就是接受思想和行为方式的多样性。这个世界我们每个人的指纹都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格也是千奇百怪，怎么办？容忍和尊重他人。
如果我们一方面追求自由，而另一方面不能尊重各种观点，认为只有自己是最正确的，以极端易极端，这个社会能自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