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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悉中国文物界的老领导孙轶青先生于2009年3月17日在北京逝世，在京的文物界和收藏界友人闻讯十分悲痛，孙老和大家在一起谈收藏、聊艺术品市场、呼唤文物管理改革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
旗帜鲜明地支持发展民间收藏事业
1990年4月，全国的民间收藏热潮刚刚兴起，北京东方收藏家协会在北京智化寺文管处召开成立大会。孙老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说：“在我们国家，发展民间收藏事业应是一件重要的纲领性工作，我们国家的收藏家人数应越来越多，收藏的水平也应越来越高。我对发展民间收藏事业坚决拥护。”当时，“玩物丧志”一说在社会上还普遍被认同。但孙老却对私人收藏给予了高度评价：“一个忠于收藏事业的人，必然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热爱科学。收藏家也是天然的文物保护者和研究家。”
尔后，他多次应邀参观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民间收藏展览，对民间收藏活动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关怀和支持。在全国政协会上，他还就此作了大会发言。他说：“要不要藏文物于民?我认为，藏文物于民应当成为管理文物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则。因为，根本地说来，文物是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来自于人民，也只有属于人民。藏文物于民，让文物爱好者有文物可爱，让文物收藏家有文物收藏，应当是我们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帮助人民陶冶情操、增长知识和提高保护文物自觉性的重要手段。”“文物收藏家，往往也是最好的文物保管员和文物研究家。出于对文物的热爱和远见，文物收藏家最终往往还会将其收藏品献给社会，为博物馆充实藏品，以此转化为形形色色的博物馆。中国历史上许多珍贵传世文物，所以能在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年代得以延续，是与收藏家加以保护分不开的。”
1998年6月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孙轶青署名的《民间收藏大有可为》一文。文章从发展民间收藏有助于增进国民的文化素质、有助于传世文物的整理和保护、是人才成长的重要途径、大大有助于博物馆建设等四个方面，详细论证了中国发展民间收藏事业的意义。在文章的最后，他充满深情地写道：“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可收藏、应保护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我们需要数以千万计万万计的大大小小的收藏家和收藏爱好者，我们更需要千百个像张伯驹先生这样既有很高收藏素养又勇于奉献的大收藏家。”
2005年4月，《新华网》记者就“书画市场的回眸与展望”一题采访孙老时，他已对中国的艺术品市场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已经基本成熟。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20年间，孙轶青先生参加了无数次的民间收藏会议，出席参观了众多大大小小的民间收藏展览，接待了电台、电视台、报社、网站等各方面媒体的采访。他以一个热心民间收藏事业的老文物工作者的名义，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收藏从复兴、升温到高潮，投入了他可以提供的全部支持与帮助。
关注艺术品市场打假，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2000年“西安首届民间收藏理论研讨会”上，孙老发表了一篇题为《艺术品市场散论》的论文，在与会专家和代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
其时，孙老已近八十高龄，还在不断深入调查全国民间收藏发展的现状和艺术品市场发展中的成果和问题，积极探索解决之法。他认为艺术品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对于充分发掘、利用民间散存的艺术品资源，大力发展民间收藏事业，增进国民文化素质以及对于国家征集和保护文物等，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在文章开头，孙老明确指出：“有人笼统地提议在艺术品市场上打假，我不赞成。我主张至少在现阶段，在艺术品市场上，可以允许艺术商品有真有假，彻底实行自由贸易。”“艺术商品向来有真有假，应该自由买卖。这是艺术商品的特点使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为了清楚地阐述这一观点，他在文中从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其一，“艺术品中的真品、原作诚然可贵，但往往数量有限，不能满足社会人群广泛的需要。于是，作为真品、原作的补充，往往还需要有复制品、仿制品，甚至伴之出现赝品。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复制品、仿制品、赝品也必然会被投入市场，供人们选购。”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和全国各地的古玩市场，每到开市，人群如织，成交额甚巨，正是这一论点的真实写照。
其二，“不要把复制品、仿制品同赝品混为一谈。”“复制品同原作、真品相近，也是一种艺术品。它从用材上、形体上、工艺上、风格上要求同原作、真品保持一致，力求做到形神毕肖，可以乱真。”“复制品由于同真品近似，不仅历来为收藏家所看重，乐于重金收藏，甚至可作为博物馆的陈列品，以之保护真品免遭破坏，或补救真品之遗缺。”现在很多高仿的文物和收藏品奇货可居，售价不菲，编号限量销售。
其三，“我不赞成在艺术品市场上打假，绝不是说我赞成作假。我们国家应当制定必要法规，保护艺术家和收藏家的正当权益。我之所以不赞成在艺术品市场上打假，如上所述，是因为这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的产物。这种造假现象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不是单靠行政命令可以解决得了的。因而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只能允许真假并存，由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去解决，由顾客日益聪明的慧眼去鉴别。今天，我们如果违反规律，强行打假，必然会打不胜打，甚至真假难辨，徒自搅乱市场交易的正常秩序。”
他认为：“艺术商品不同于其他商品，艺术商品中的伪劣，也不同于其他商品中的伪劣，其真伪、优劣，都是以艺术品的必要特征为前提的。根本地说来，衡量艺术品质量的最高标准是其艺术水平的高低。”“改变赝品充斥的一个最现实、最积极、最有效的措施，是必须改革我们国家管理艺术品市场极不合理的现行政策，让流散民间的艺术真品源源不断输入艺术品市场。”
孙老这篇论文发表后，次日上海《文汇报》即在文化专版以头条显著位置加按发出消息，引起极大反响，一场围绕艺术品市场问题的讨论随即在《文汇报》《新民晚报》等媒体上展开。时隔不久，《中国文物报》亦加按全文发表了孙老这篇讲话，欢迎读者参与讨论，从而将讨论扩展到全国。孙老该文的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当时对我国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冲破传统羁绊，站在文物管理改革的前沿
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孙老开始关注文物现行管理政策的改革。他非常重视国家文物事业和民间收藏事业总体发展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对于一些制约民间收藏发展的敏感问题，比如影响私人收藏的以往规定和政策限制应该不应该突破，能不能有一个 新的变化等问题，他一直给以密切关注，并积极探索，多方呼吁。
当时，全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文物市场的创办，从北京开始，迅速波及全国。各地古玩鬼市、早市、星期天市场、旧货市场纷纷建立，在民间收藏热潮不断升温的过程中，收藏品的买卖、交流停滞不前的状态受到剧烈的冲击。
孙老在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期间，从1991年3月到1994年3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三次大会发言，对文物政策的改革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主张对现行文物商业政策作重大调整，切实恢复和建立国内文物市场，并使之繁荣起来。”“……文革创伤在我们国家的许多方面已得到医治，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文物商业现状，却基本上仍然停留在文革后期的那种极不健康的状况。尤其令人焦虑的是，现行文物商业政策中的弊端，已越来越明显了。”“人类社会自从有了商品交换，有了商品经济，也便有了文物买卖，历代祖先，概不例外。今天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万千商品都在流通，为什么卖文物就是卖祖宗，大逆不道了呢?”“民间文物的绝大部分被排除于商业流通渠道之外，丧失了交换价值，没有了出路，甚至成了废品。这是一个涉及亿万人民、千家万户的群众利益问题。”
1998年初，在同来访的收藏家谈话中，他再次表示要“废除一切不合理的法规，让文物商品经济能够正常发展，国营文物商店改定为企业性质，放开手脚经营，发挥专家多、资金雄厚、货源足的优势，在整个文物商品经济中起骨干作用；发展和整顿民营商店，实行官民并举，改变国营商店一家独营、统购统销的垄断局面；在国家统一政策下实行竞争机制，保障和发展民间文物收藏事业；调整文物出口政策，积极参与中国文物商品的国际贸易；加强法制，运用价格政策，有效地同挖坟盗墓、黑市交易、投机倒把、走私行为作斗争。”
在2000年发表的《艺术品市场散论》一文中，孙老对当时最敏感的两条政策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是现定民间所有的传世文物、古玩，只能由国营文物商店统一购销，不得自由买卖。二是文物、古玩不准投入市场作为商品交换的，有三条年限的禁令，即乾隆六十年以前的，或是民国元年以前的，或是建国以前的。
他鲜明地指出：“这两项政策规定严重脱离客观实际，把文物、古玩的市场贸易约束在极其狭小的范围内，极端不利于艺术品市场的繁荣和发展。”“首先，民间艺术品种类繁多，数量巨大。这些艺术品是人民手中的私有财物，应受宪法保护，由所有者根据个人意志自由处理，包括投入市场，自由买卖。”“其次，禁止投入市场的三条时限也极不合理。……中国人民有权享有自己祖国的文化遗产，有权购销、收藏、鉴赏、把玩自己祖国的艺术商品。”
针对“自由贸易造成珍贵文物外流”的观点，他认为这是过虑。“因为如果没有了禁令，民间的艺术珍品可以合法进入市场了，那些所谓‘黑市’和不上货架背后成交的隐蔽行为自会消失，转向公开的自由贸易。而这么一来，深藏民间的珍贵艺术品自会随时进入市场流通的公开渠道，任人选购。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国家文物、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关博物馆，和有政治头脑与经济实力的爱国收藏家，则可依赖慧眼，及时发现这些珍贵艺术品，并以公道价格收藏这些珍贵艺术品。应当说，这是防止珍贵艺术品外流的积极措施。”
2001秋，孙老又完成了《论出土文物的保护与利用》一文的创作。该文直指最为敏感的出土文物保护与利用方面的“法规政策的改革问题”。
文章提出：“正确的政策法规必须建筑在分析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出土文物在时间上有今古、新旧之分，在质量上有优劣、真伪之分，在归属上有为国家、集体所有和为私人所有之分。我们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从政策法规上区别对待。”
“现行文物政策法规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加之缺乏经验，很不完善。它重保护、轻利用，重国有、轻民有，重垄断、轻竞争，重成规、轻革新，许多方面愈来愈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不适应了。”
文章涉及“正确处理散存民间的出土文物”“根据保护与利用相结合原则积极处理国家收藏的出土文物”“适度增大出口和外销一般出土文物”“让大量出土文物进入更多博物馆、进入艺术品市场”“博物馆的以文物养文物的新路子”“藏文物于民”“会不会激发挖坟盗墓、走私贩私”等七个问题。孙老充分列举了大量的事实，从理论上、具体工作中，深入浅出的给以了详细的分析与论证。在文章的最后他说：“运用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原则，对文物现行政策法规加以改革，让数量巨大的出土文物充分发挥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对于增进人民文化素质，普及文物知识，加强文物保护，繁荣艺术品市场，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值得欣喜的是，孙轶青先生的不懈探索与呼吁，受到了广大文物工作者和民间收藏界的拥护，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对此后《文物保护法》和相关政策的修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旗帜鲜明地支持发展民间收藏事业
1990年4月，全国的民间收藏热潮刚刚兴起，北京东方收藏家协会在北京智化寺文管处召开成立大会。孙老在会上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他说：“在我们国家，发展民间收藏事业应是一件重要的纲领性工作，我们国家的收藏家人数应越来越多，收藏的水平也应越来越高。我对发展民间收藏事业坚决拥护。”当时，“玩物丧志”一说在社会上还普遍被认同。但孙老却对私人收藏给予了高度评价：“一个忠于收藏事业的人，必然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人民，热爱自己的历史和文化，热爱科学。收藏家也是天然的文物保护者和研究家。”
尔后，他多次应邀参观北京和全国各地的民间收藏展览，对民间收藏活动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关怀和支持。在全国政协会上，他还就此作了大会发言。他说：“要不要藏文物于民?我认为，藏文物于民应当成为管理文物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则。因为，根本地说来，文物是人民劳动和智慧的结晶。它来自于人民，也只有属于人民。藏文物于民，让文物爱好者有文物可爱，让文物收藏家有文物收藏，应当是我们向人民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帮助人民陶冶情操、增长知识和提高保护文物自觉性的重要手段。”“文物收藏家，往往也是最好的文物保管员和文物研究家。出于对文物的热爱和远见，文物收藏家最终往往还会将其收藏品献给社会，为博物馆充实藏品，以此转化为形形色色的博物馆。中国历史上许多珍贵传世文物，所以能在战火纷飞、动荡不安的年代得以延续，是与收藏家加以保护分不开的。”
1998年6月5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了孙轶青署名的《民间收藏大有可为》一文。文章从发展民间收藏有助于增进国民的文化素质、有助于传世文物的整理和保护、是人才成长的重要途径、大大有助于博物馆建设等四个方面，详细论证了中国发展民间收藏事业的意义。在文章的最后，他充满深情地写道：“中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可收藏、应保护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我们需要数以千万计万万计的大大小小的收藏家和收藏爱好者，我们更需要千百个像张伯驹先生这样既有很高收藏素养又勇于奉献的大收藏家。”
2005年4月，《新华网》记者就“书画市场的回眸与展望”一题采访孙老时，他已对中国的艺术品市场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已经基本成熟。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20年间，孙轶青先生参加了无数次的民间收藏会议，出席参观了众多大大小小的民间收藏展览，接待了电台、电视台、报社、网站等各方面媒体的采访。他以一个热心民间收藏事业的老文物工作者的名义，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收藏从复兴、升温到高潮，投入了他可以提供的全部支持与帮助。
关注艺术品市场打假，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2000年“西安首届民间收藏理论研讨会”上，孙老发表了一篇题为《艺术品市场散论》的论文，在与会专家和代表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共鸣。
其时，孙老已近八十高龄，还在不断深入调查全国民间收藏发展的现状和艺术品市场发展中的成果和问题，积极探索解决之法。他认为艺术品市场的存在和发展，对于充分发掘、利用民间散存的艺术品资源，大力发展民间收藏事业，增进国民文化素质以及对于国家征集和保护文物等，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在文章开头，孙老明确指出：“有人笼统地提议在艺术品市场上打假，我不赞成。我主张至少在现阶段，在艺术品市场上，可以允许艺术商品有真有假，彻底实行自由贸易。”“艺术商品向来有真有假，应该自由买卖。这是艺术商品的特点使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为了清楚地阐述这一观点，他在文中从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其一，“艺术品中的真品、原作诚然可贵，但往往数量有限，不能满足社会人群广泛的需要。于是，作为真品、原作的补充，往往还需要有复制品、仿制品，甚至伴之出现赝品。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一些复制品、仿制品、赝品也必然会被投入市场，供人们选购。”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和全国各地的古玩市场，每到开市，人群如织，成交额甚巨，正是这一论点的真实写照。
其二，“不要把复制品、仿制品同赝品混为一谈。”“复制品同原作、真品相近，也是一种艺术品。它从用材上、形体上、工艺上、风格上要求同原作、真品保持一致，力求做到形神毕肖，可以乱真。”“复制品由于同真品近似，不仅历来为收藏家所看重，乐于重金收藏，甚至可作为博物馆的陈列品，以之保护真品免遭破坏，或补救真品之遗缺。”现在很多高仿的文物和收藏品奇货可居，售价不菲，编号限量销售。
其三，“我不赞成在艺术品市场上打假，绝不是说我赞成作假。我们国家应当制定必要法规，保护艺术家和收藏家的正当权益。我之所以不赞成在艺术品市场上打假，如上所述，是因为这是私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可避免的产物。这种造假现象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不是单靠行政命令可以解决得了的。因而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只能允许真假并存，由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规律去解决，由顾客日益聪明的慧眼去鉴别。今天，我们如果违反规律，强行打假，必然会打不胜打，甚至真假难辨，徒自搅乱市场交易的正常秩序。”
他认为：“艺术商品不同于其他商品，艺术商品中的伪劣，也不同于其他商品中的伪劣，其真伪、优劣，都是以艺术品的必要特征为前提的。根本地说来，衡量艺术品质量的最高标准是其艺术水平的高低。”“改变赝品充斥的一个最现实、最积极、最有效的措施，是必须改革我们国家管理艺术品市场极不合理的现行政策，让流散民间的艺术真品源源不断输入艺术品市场。”
孙老这篇论文发表后，次日上海《文汇报》即在文化专版以头条显著位置加按发出消息，引起极大反响，一场围绕艺术品市场问题的讨论随即在《文汇报》《新民晚报》等媒体上展开。时隔不久，《中国文物报》亦加按全文发表了孙老这篇讲话，欢迎读者参与讨论，从而将讨论扩展到全国。孙老该文的发表，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当时对我国艺术品市场的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冲破传统羁绊，站在文物管理改革的前沿
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孙老开始关注文物现行管理政策的改革。他非常重视国家文物事业和民间收藏事业总体发展问题的研究与探索。对于一些制约民间收藏发展的敏感问题，比如影响私人收藏的以往规定和政策限制应该不应该突破，能不能有一个 新的变化等问题，他一直给以密切关注，并积极探索，多方呼吁。
当时，全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文物市场的创办，从北京开始，迅速波及全国。各地古玩鬼市、早市、星期天市场、旧货市场纷纷建立，在民间收藏热潮不断升温的过程中，收藏品的买卖、交流停滞不前的状态受到剧烈的冲击。
孙老在担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期间，从1991年3月到1994年3月，在全国政协会议上三次大会发言，对文物政策的改革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主张对现行文物商业政策作重大调整，切实恢复和建立国内文物市场，并使之繁荣起来。”“……文革创伤在我们国家的许多方面已得到医治，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文物商业现状，却基本上仍然停留在文革后期的那种极不健康的状况。尤其令人焦虑的是，现行文物商业政策中的弊端，已越来越明显了。”“人类社会自从有了商品交换，有了商品经济，也便有了文物买卖，历代祖先，概不例外。今天实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万千商品都在流通，为什么卖文物就是卖祖宗，大逆不道了呢?”“民间文物的绝大部分被排除于商业流通渠道之外，丧失了交换价值，没有了出路，甚至成了废品。这是一个涉及亿万人民、千家万户的群众利益问题。”
1998年初，在同来访的收藏家谈话中，他再次表示要“废除一切不合理的法规，让文物商品经济能够正常发展，国营文物商店改定为企业性质，放开手脚经营，发挥专家多、资金雄厚、货源足的优势，在整个文物商品经济中起骨干作用；发展和整顿民营商店，实行官民并举，改变国营商店一家独营、统购统销的垄断局面；在国家统一政策下实行竞争机制，保障和发展民间文物收藏事业；调整文物出口政策，积极参与中国文物商品的国际贸易；加强法制，运用价格政策，有效地同挖坟盗墓、黑市交易、投机倒把、走私行为作斗争。”
在2000年发表的《艺术品市场散论》一文中，孙老对当时最敏感的两条政策的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一是现定民间所有的传世文物、古玩，只能由国营文物商店统一购销，不得自由买卖。二是文物、古玩不准投入市场作为商品交换的，有三条年限的禁令，即乾隆六十年以前的，或是民国元年以前的，或是建国以前的。
他鲜明地指出：“这两项政策规定严重脱离客观实际，把文物、古玩的市场贸易约束在极其狭小的范围内，极端不利于艺术品市场的繁荣和发展。”“首先，民间艺术品种类繁多，数量巨大。这些艺术品是人民手中的私有财物，应受宪法保护，由所有者根据个人意志自由处理，包括投入市场，自由买卖。”“其次，禁止投入市场的三条时限也极不合理。……中国人民有权享有自己祖国的文化遗产，有权购销、收藏、鉴赏、把玩自己祖国的艺术商品。”
针对“自由贸易造成珍贵文物外流”的观点，他认为这是过虑。“因为如果没有了禁令，民间的艺术珍品可以合法进入市场了，那些所谓‘黑市’和不上货架背后成交的隐蔽行为自会消失，转向公开的自由贸易。而这么一来，深藏民间的珍贵艺术品自会随时进入市场流通的公开渠道，任人选购。在这种新的情况下，国家文物、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有关博物馆，和有政治头脑与经济实力的爱国收藏家，则可依赖慧眼，及时发现这些珍贵艺术品，并以公道价格收藏这些珍贵艺术品。应当说，这是防止珍贵艺术品外流的积极措施。”
2001秋，孙老又完成了《论出土文物的保护与利用》一文的创作。该文直指最为敏感的出土文物保护与利用方面的“法规政策的改革问题”。
文章提出：“正确的政策法规必须建筑在分析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出土文物在时间上有今古、新旧之分，在质量上有优劣、真伪之分，在归属上有为国家、集体所有和为私人所有之分。我们必须根据具体情况，从政策法规上区别对待。”
“现行文物政策法规是计划经济时期的产物，加之缺乏经验，很不完善。它重保护、轻利用，重国有、轻民有，重垄断、轻竞争，重成规、轻革新，许多方面愈来愈同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不适应了。”
文章涉及“正确处理散存民间的出土文物”“根据保护与利用相结合原则积极处理国家收藏的出土文物”“适度增大出口和外销一般出土文物”“让大量出土文物进入更多博物馆、进入艺术品市场”“博物馆的以文物养文物的新路子”“藏文物于民”“会不会激发挖坟盗墓、走私贩私”等七个问题。孙老充分列举了大量的事实，从理论上、具体工作中，深入浅出的给以了详细的分析与论证。在文章的最后他说：“运用保护与利用相结合的原则，对文物现行政策法规加以改革，让数量巨大的出土文物充分发挥其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对于增进人民文化素质，普及文物知识，加强文物保护，繁荣艺术品市场，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值得欣喜的是，孙轶青先生的不懈探索与呼吁，受到了广大文物工作者和民间收藏界的拥护，得到了党和国家的重视，对此后《文物保护法》和相关政策的修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