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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维稳，也帮扶
今年的军转工作总算进入尾声，北京市军转办干部郭程长舒一口气。每年6-8月，是他最忙碌的时候。在此期间，他要协助近3000名军官转业留京，而在全国，则有约4万人需要得到安置。
这是一个庞大又特殊的群体。
“他们即将踏足社会，进入一个与部队截然不同的环境。本领恐慌、缺少依赖，很多人没有信心。”
郭程每天都会接到上百通各式各样的咨询电话。有人会问政策，有人会问考试范围，有的人则是纯粹“吐槽”——“有办法能让我推迟转业吗？”
许多人在年初被列入转业名单时信心满满，可到了临转时却又畏畏缩缩。
郭程被问得最多的是，“我报××岗位，你觉得希望大不？”
“有个人每天要打四五遍电话，就只问这个问题，我连他的号码都快背得了。其实他压根不是提问，更是像在寻找一种心理慰藉。”
转业军官的情况不尽相同，有行政管理类干部，有技术类的；有的需要计划安置，有的则愿意自主择业；最低的职级是正排，最高的是正师级（不满三年）。
面对不同的需求与疑问，郭程深感疲惫，尽管他和同事都希望让每个转业军官感到满意，但久而久之，还是会不自觉地当成政治任务对待——平安转走为上，只要不出乱子就行。
“不止我们会这样。”郭程辩解。
他参加过多次全国性的军转工作大会，在与各地代表的交流中，分明感受到，“维稳”是所有人都默认的一个目的。
郭程说：“说实话，恨不得他们都可以自主择业，但不可能，绝大多数还要靠计划安置。”
然而，稳定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并不完备的招录机制。
在不少地方，传统的展台模式依然盛行，待转军官现场投简历，用人单位自行决定。看似公开热闹，但真正的选择往往都不上台面，而是私底下攀关系，搞勾兑。
这样的方式，自然免不了会触发部分人的挫败感。有专家称，要消除稳定隐患，正需要从制度上消除不公平。
近年来，各地开始探索更加透明的安置办法：统一考试、统一录取。
北京市军转办就与国务院军转办转业军官培训中心合作，类似于公务员选拔，从填报志愿到录取，都通过互联网进行，尽可能排除人为干扰。
宁去机关，不进企业
进入大型央企，或许是诸多工薪族梦寐以求的理想，然而在转业军官眼中，却非最优选择。
在北京地区，“三桶油”几乎每年都有大量指标，但主动报名的人并不算多。“宁去机关，不进企业”成为多数人的择业共识。
有军官坦言，“部队里的东西，到了企业很难派上用场，还得从头学起。相比之下待在政府机关更容易一些。”
“英雄无用武之地”，陈雪柱有着切身体会。他过去在部队里的通信系统工作，可出了军营，却发现自己掌握的技术与市场需求简直有着天壤之别。“我们那个顶多能管方圆几里地，可市场上的一个通信基站，动辄覆盖几十万人口。”
陈雪柱做决定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党政机关。
而据军转办工作人员分析，其实在转业军官心里，还有个难解的小疙瘩——自己经历了一次变动，担心再受震荡。因此，如果要在收入与稳定中做出抉择，他们往往会考虑后者。
不过，稳定的滋味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好受。
记者获悉，行政类的转业干部，一旦进入机关，常会被分到综合处、办公室等管理部门任副职。
离开部队后，徐灏去江西某县监察局报到，熬了不到两年，便选择了辞职。
“实际上就是在打杂，跟坐了冷板凳一样。很多人说我犯傻，但这种赋闲的感觉着实让人心慌。”
徐灏讲，他似乎每天都会遭遇另眼相待的目光，“与同事相处总像隔着一层，融不进圈子还容易受排挤。”
但有专家指出，受“冷遇”，军官们自身也有问题。受到部队的思维约束，有的人缺少创新精神与学习热情，难以主动作为；有的军官曾经是部队主官，“说一不二”，转业后由于不熟悉地方情况，和他人交往仍然居高临下，自然不会得到好感。
职阶低，更好转
转业军官中，不乏工科、医学等大学本科乃至硕士研究生，他们是宠儿，去称心如意的单位一般不成问题。
“但也有例外。”某省军转办负责人刘孟御告诉记者，“有个叫李文的军官就成了困难户。”
李文是军队技术能手，记者见到他的简历，里面搁着其在部队取得三等功、科技进步奖等成果的复印件，还特意注明自己领取过“专业技术人才三类岗位津贴”，他对自己的年薪期望值是15 至20万元。
李文参加过多场招聘会，准备的简历所剩无几，却无一家单位录用他，甚至很少接到面试通知。
“这么好的条件怎么就没人要呢？”
“还不是因为心气太高。你在部队里再能干，不见得就能转化为企业生产力，漫天要价，人家也会觉得不值，毕竟社会上能力强的人多的是。”
刘孟御介绍，其实有一技之长，又有一定职级的转业军官，只要踏实肯干，在单位里还是比较容易获得晋升，切不可操之过急。
刘还向记者透露，虽说军官转业具有计划强制性，但用人单位在具体选人上依然有着自主裁量权。他们就发现，级别低一些的军官最容易成行，反而是级别高的不大好转。
军转干部集中于25-50岁，级别越高一般意味着年龄越大，他们的学习能力与适应力则可能越弱。
另一方面，军转干部入行政系统“降半级”的惯例，也让用人单位对高级军官心有芥蒂。“若是一个副师级干部，到了单位就是正处，是要当中层干部甚至主要领导的，不好管。所以大多数岗位通常也不会对他们开放。”
记者查询多地的军转干部招聘岗位，获知多对级别有着明确要求，“营职以下”为主，即便省级机关一般也顶多接纳团职。
“所以像团以上干部，通常组织上还得单独考虑。”刘孟御说。
要转业，先转观念
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一些军转干部对现状有所抱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情绪较重。
过去在部队里执行的都是统一标准，而到了地方，因地区及单位差异，收入千差万别，致使部分人心理上出现落差。
“有些人总想着还吃大锅饭，为此写请愿书、投诉信的不在少数。我们总不能去干涉用人单位给多少薪水吧。”军转办人士对此也很无奈。
而在一名老转业军人看来，如今的政策已比过去优越太多。
管秋石15年前退伍，他还记得返乡时的“狼狈”。
“我们就一次性补助800元，其他什么也没有。为了能多带点钱回家，索性把部队发的火车票都转卖出去，自己只得逃票。”
即便如此，老管却从不后悔。他说自己感谢军营的磨练，他的一句话令记者印象深刻——“怨天尤人不是军人本色，未来还得靠自己打拼。”
但顯然，不是所有人都做好了踏入社会的准备。在今年北京市举办的一场军转干部考试中，就发生了如此一幕，令人哭笑不得。
有考生以为能够蒙混过关，便掏出手机作弊。
监考官很快发现，把手机收缴；不料没过一会儿，他又掏出一部手机，监考官再度没收；可又过不久，他竟掏出了第三部……
“其实国家出资，早就给他们安排了网上培训，人手一个账号，考试范围和复习题都有。即便这样，却还是有人懒得去学，总想走捷径。”
事实上，在需要计划安置的军转干部当中，“找关系”、“等靠要”等想法并未禁绝。
郭程说，“常有人打来类似的电话，里面会讲，我的谁谁谁让我报什么岗位，可我怎么没有找到呢？”他一听就心知肚明，总是又有人“搭上线”了。
“那遇到这类人你们怎么办呢？”记者问。
“转走了事，睁只眼闭只眼呗。”郭程直言不讳，“你应该问的是，如果他们只是一味把希望寄于别人，走上新岗位之后又该怎么办呢？”
今年的军转工作总算进入尾声，北京市军转办干部郭程长舒一口气。每年6-8月，是他最忙碌的时候。在此期间，他要协助近3000名军官转业留京，而在全国，则有约4万人需要得到安置。
这是一个庞大又特殊的群体。
“他们即将踏足社会，进入一个与部队截然不同的环境。本领恐慌、缺少依赖，很多人没有信心。”
郭程每天都会接到上百通各式各样的咨询电话。有人会问政策，有人会问考试范围，有的人则是纯粹“吐槽”——“有办法能让我推迟转业吗？”
许多人在年初被列入转业名单时信心满满，可到了临转时却又畏畏缩缩。
郭程被问得最多的是，“我报××岗位，你觉得希望大不？”
“有个人每天要打四五遍电话，就只问这个问题，我连他的号码都快背得了。其实他压根不是提问，更是像在寻找一种心理慰藉。”
转业军官的情况不尽相同，有行政管理类干部，有技术类的；有的需要计划安置，有的则愿意自主择业；最低的职级是正排，最高的是正师级（不满三年）。
面对不同的需求与疑问，郭程深感疲惫，尽管他和同事都希望让每个转业军官感到满意，但久而久之，还是会不自觉地当成政治任务对待——平安转走为上，只要不出乱子就行。
“不止我们会这样。”郭程辩解。
他参加过多次全国性的军转工作大会，在与各地代表的交流中，分明感受到，“维稳”是所有人都默认的一个目的。
郭程说：“说实话，恨不得他们都可以自主择业，但不可能，绝大多数还要靠计划安置。”
然而，稳定的压力，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并不完备的招录机制。
在不少地方，传统的展台模式依然盛行，待转军官现场投简历，用人单位自行决定。看似公开热闹，但真正的选择往往都不上台面，而是私底下攀关系，搞勾兑。
这样的方式，自然免不了会触发部分人的挫败感。有专家称，要消除稳定隐患，正需要从制度上消除不公平。
近年来，各地开始探索更加透明的安置办法：统一考试、统一录取。
北京市军转办就与国务院军转办转业军官培训中心合作，类似于公务员选拔，从填报志愿到录取，都通过互联网进行，尽可能排除人为干扰。
宁去机关，不进企业
进入大型央企，或许是诸多工薪族梦寐以求的理想，然而在转业军官眼中，却非最优选择。
在北京地区，“三桶油”几乎每年都有大量指标，但主动报名的人并不算多。“宁去机关，不进企业”成为多数人的择业共识。
有军官坦言，“部队里的东西，到了企业很难派上用场，还得从头学起。相比之下待在政府机关更容易一些。”
“英雄无用武之地”，陈雪柱有着切身体会。他过去在部队里的通信系统工作，可出了军营，却发现自己掌握的技术与市场需求简直有着天壤之别。“我们那个顶多能管方圆几里地，可市场上的一个通信基站，动辄覆盖几十万人口。”
陈雪柱做决定的时候，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党政机关。
而据军转办工作人员分析，其实在转业军官心里，还有个难解的小疙瘩——自己经历了一次变动，担心再受震荡。因此，如果要在收入与稳定中做出抉择，他们往往会考虑后者。
不过，稳定的滋味并不是所有人都觉得好受。
记者获悉，行政类的转业干部，一旦进入机关，常会被分到综合处、办公室等管理部门任副职。
离开部队后，徐灏去江西某县监察局报到，熬了不到两年，便选择了辞职。
“实际上就是在打杂，跟坐了冷板凳一样。很多人说我犯傻，但这种赋闲的感觉着实让人心慌。”
徐灏讲，他似乎每天都会遭遇另眼相待的目光，“与同事相处总像隔着一层，融不进圈子还容易受排挤。”
但有专家指出，受“冷遇”，军官们自身也有问题。受到部队的思维约束，有的人缺少创新精神与学习热情，难以主动作为；有的军官曾经是部队主官，“说一不二”，转业后由于不熟悉地方情况，和他人交往仍然居高临下，自然不会得到好感。
职阶低，更好转
转业军官中，不乏工科、医学等大学本科乃至硕士研究生，他们是宠儿，去称心如意的单位一般不成问题。
“但也有例外。”某省军转办负责人刘孟御告诉记者，“有个叫李文的军官就成了困难户。”
李文是军队技术能手，记者见到他的简历，里面搁着其在部队取得三等功、科技进步奖等成果的复印件，还特意注明自己领取过“专业技术人才三类岗位津贴”，他对自己的年薪期望值是15 至20万元。
李文参加过多场招聘会，准备的简历所剩无几，却无一家单位录用他，甚至很少接到面试通知。
“这么好的条件怎么就没人要呢？”
“还不是因为心气太高。你在部队里再能干，不见得就能转化为企业生产力，漫天要价，人家也会觉得不值，毕竟社会上能力强的人多的是。”
刘孟御介绍，其实有一技之长，又有一定职级的转业军官，只要踏实肯干，在单位里还是比较容易获得晋升，切不可操之过急。
刘还向记者透露，虽说军官转业具有计划强制性，但用人单位在具体选人上依然有着自主裁量权。他们就发现，级别低一些的军官最容易成行，反而是级别高的不大好转。
军转干部集中于25-50岁，级别越高一般意味着年龄越大，他们的学习能力与适应力则可能越弱。
另一方面，军转干部入行政系统“降半级”的惯例，也让用人单位对高级军官心有芥蒂。“若是一个副师级干部，到了单位就是正处，是要当中层干部甚至主要领导的，不好管。所以大多数岗位通常也不会对他们开放。”
记者查询多地的军转干部招聘岗位，获知多对级别有着明确要求，“营职以下”为主，即便省级机关一般也顶多接纳团职。
“所以像团以上干部，通常组织上还得单独考虑。”刘孟御说。
要转业，先转观念
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一些军转干部对现状有所抱怨，“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情绪较重。
过去在部队里执行的都是统一标准，而到了地方，因地区及单位差异，收入千差万别，致使部分人心理上出现落差。
“有些人总想着还吃大锅饭，为此写请愿书、投诉信的不在少数。我们总不能去干涉用人单位给多少薪水吧。”军转办人士对此也很无奈。
而在一名老转业军人看来，如今的政策已比过去优越太多。
管秋石15年前退伍，他还记得返乡时的“狼狈”。
“我们就一次性补助800元，其他什么也没有。为了能多带点钱回家，索性把部队发的火车票都转卖出去，自己只得逃票。”
即便如此，老管却从不后悔。他说自己感谢军营的磨练，他的一句话令记者印象深刻——“怨天尤人不是军人本色，未来还得靠自己打拼。”
但顯然，不是所有人都做好了踏入社会的准备。在今年北京市举办的一场军转干部考试中，就发生了如此一幕，令人哭笑不得。
有考生以为能够蒙混过关，便掏出手机作弊。
监考官很快发现，把手机收缴；不料没过一会儿，他又掏出一部手机，监考官再度没收；可又过不久，他竟掏出了第三部……
“其实国家出资，早就给他们安排了网上培训，人手一个账号，考试范围和复习题都有。即便这样，却还是有人懒得去学，总想走捷径。”
事实上，在需要计划安置的军转干部当中，“找关系”、“等靠要”等想法并未禁绝。
郭程说，“常有人打来类似的电话，里面会讲，我的谁谁谁让我报什么岗位，可我怎么没有找到呢？”他一听就心知肚明，总是又有人“搭上线”了。
“那遇到这类人你们怎么办呢？”记者问。
“转走了事，睁只眼闭只眼呗。”郭程直言不讳，“你应该问的是，如果他们只是一味把希望寄于别人，走上新岗位之后又该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