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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不可脱离乎政教，不可独别于经史，如此，则成大错，若又照搬西方所谓科学之划分方法，使文学支离破碎，则不是对文学的解救、创新，而是一场犹如秦火的毁灭。他以学之正俗比政之王霸，“王道永行而无弊，霸图偶用而有功。正学坦荡而迟效，俗学险仄而利踪”，故而他认为，文学史之编写也不免于俗耳。由此看来，吴芳吉此本文学史稿之所以与俗不同，正是因为其正学俗学之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