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四十多年来，第二次，送自己的亲人进手术室。手术其实不大，是中国任何一个县级医院都可以进行的胆囊摘除术。但在美国，却经历了肝功能、B超、磁共振、肠镜、胃镜等十多项检查，最后才确诊。每一项检查，费用常高达数千美元。但是，和中国医院绝对不同的是，这些检查，并没有收取一分钱的费用。这些费用，将在日后，用账单的方式寄给病人。
　　七月十五日
　　二零零八年七月十五日至十七日，是我移民美国十年来，心灵最为震荡、恐惧与黑暗的三天。这漫长的七十二小时，尽管夏威夷岛上，白天阳光灿烂，在阳光照耀下，透明的阵雨洒在花朵尚未凋尽的攀枝花树冠上，我的内心却笼罩着巨大的死亡阴影。而到了夜晚，这团阴影则成了黑夜的一部分。在窗外森林黑黝黝的树影中，我都可以辨析出这团阴影。它来自太平洋的那端，北加州的旧金山海湾地区。
　　几年的辛勤劳作，积劳成疾，在我刚刚找到一份教职，独自远赴夏威夷任教后仅仅几天，妻子生病了，腹部胀痛，全身乏力，毫无食欲。这一切症状，都像肝病。
　　七月十五日这天，她仍然强撑着病体，坐车去上班。正好是星期天，我在租住的公寓里休息，打电话给她，听到她有气无力的声音，内心十分焦急，却毫无办法。我只好在网上，查到了旧金山中国城一家华侨医院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过去，对方说：“如果要来看病，只能看急诊。”好不容易熬到下班，妻子艰难地走到了那家医院。医生给她作了CT和肝功能检查后，告诉她：肝脏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叮嘱她第二天去中国城的另一家医院，找专门的内科医生诊断。而她的肝功能指针，全部异常，指数大大超过健康标准。
　　医生开了一点药，要她自己去买。整个诊断过程中，医院没有给予任何缓解疼痛的治疗。妻子已经没有力气再去买药，拖着病体，搭乘湾区捷运的火车，回到冷清的家里。由于我不在家，她不仅要自己照顾自己，还得照料毫不懂事的儿子的吃喝。夜里，我睡得很不踏实。对于肝病，我有所了解。只要疾病涉及到肝部，都不会是小毛病。
　　七月十六日
　　一大早，妻子在疼痛毫无缓解的情形下，来到旧金山中国城，请医生将昨天的CT报告单解释给自己听，并给予治疗。谁知，美国医疗系统可怕的预约制度，将她挡在医院门前。她已经坐在了候诊室里，却因为没有预约，医院无法安排医生为她治疗。她只好拖着疲倦已极的身体，回到家中。
　　七月十七日
　　幸好，在我们家斜对面，住着著名诗人喻丽清和她的丈夫唐孟湘先生。来自台湾的这位女诗人，不仅诗歌中充满了仁爱，而且，身体力行，积极参加青树基金会的活动，为中国西北甘肃等地的贫困山区募资助学，年年都自费到中国去考察助学项目。和他们夫妇结邻而居，成为我家近年来最大的幸事之一。
　　这天早晨，听说我妻子生病了，她立刻开车，将妻子带到她的家庭医生那里。那位姓邓的医生，仔细为妻子诊断后，立即和伯克莱一家医院联系，要我的妻子马上去急诊室求治。一个不祥的冷颤，侵袭了我的全身。
　　我早晨给妻子打电话时，她正在邓医生的诊所。我上完课，走出教室，到停车场给妻子打电话，却再也无法打通。我只知道，妻子病情危急，目前已经抵达了这家医院的急诊室。一直开车带着妻子连跑一家诊所、一家医院求治的喻老师，身体本来就不好，此刻，想必连午饭都没有吃上。我再度给妻子打电话时，妻子说，手机的电快用完了，我请她将手机交给喻老师，然后，我问出了那个可怕的问题：“不会是肝癌吧？”见妻子被医生叫进了急诊室，喻老师说：“还很难说。刚才邓医生打了电话来，叮嘱我，一定要留在急诊室，一旦有生命危险，可以及时抢救。”
　　挂断电话，我深感无助和懊悔。隔着汪洋大海，隔着五小时的航程，在自己最亲的人身患重病时，我却无法立刻赶回她的身边。
　　四十多年人生中无数艰难与困苦，二十年婚姻里所有的欢乐与痛苦，此刻都变得那样微不足道。我唯一的祈愿，就是，不要给我那个确诊的坏消息。下午三时到四时，是学校的教员会议。我作为新教员，应该礼貌性地讲几句场面上的客气话。会议用英语进行。我坐在那里，就像一个完全听不懂英语的人一样。上司、同事，都说了些什么，完全与我无关，而且，一个字都没有进入我的耳朵。我神色的惶然与惊惧，或许有细心人已经觉察到了。
　　下午四点半钟，我下班回到公寓。停好车，走到公寓门前，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我看电话号码，不是来自妻子的手机，我的内心，处于黑暗的巅峰。那种心情，如同死囚，即将听到宣判。我呆立在门前，握着手机的手在颤抖，两腿发软，也在不停地抖动。
　　电话那端，传来唐老师开心的声音：“刚才，医生已经仔细研究了CT报告，又重新化验了肝功能，诊断结果是，并非肝癌，只是比较严重的胆囊炎，必须手术摘除。”我激动地对着手机，高声喊到：“唐老师，谢谢你，这是我二零零八年接到的最重要的一通电话！”
　　中国在二零零八年，遭遇了地震巨灾，我却在这一年，找到了一份还算不错的教职；妻子的病一旦确诊，就会得到彻底治疗。折磨她长达十多年的老毛病，很快就要被根除了。这样一想，我被巨石压着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晚上，我炒了两个菜，自己为自己压惊。
　　九月九日


　　这天清晨四点多钟，我就起床了，唤醒妻子，开车将她送进医院的手术室。妻子照例睡得很熟，这让我有几分不忍。病落在她的身上，经历了十多次检查和诊断。在这个漫长过程中，她表现得比我坦然。第二天就要接受手术，她好像一点也不担心。
　　街道上汽车并不多，医院在十多分钟车程之外的柏克莱市，一所世界著名的大学所在地。进入医院，到接待处，核对了身份，工作人员发给我一个奇怪的传呼机，叮嘱我说：“当这个传呼机振动时，就表明手术结束了。”然后，指点我们进入手术准备室。 　　这是我四十多年来，第二次，送自己的亲人进手术室。手术其实不大，是中国任何一个县级医院都可以进行的胆囊摘除术。但在美国，却经历了肝功能、B超、磁共振、肠镜、胃镜等十多项检查，最后才确诊。每一项检查，费用常高达数千美元。但是，和中国医院绝对不同的是，这些检查，并没有收取一分钱的费用。这些费用，将在日后，用账单的方式寄给病人。
　　妻子躺在病床上，护士前来，量血压、体温等，然后，拿出一张表格来，逐一询问一些跟身份和病情有关的问题，过了一会，一位麻醉师出现，将同样的问题，重新问过一遍，我记得很清楚，其中一个问题是：“你知道今天到这里来是干什么吗？”随后，护士将妻子推进了手术室，告诉我，手术大约进行一小时。
　　早晨八点左右，我独自绕着医院周围的几条街，慢慢地踱步。不用说，我的内心是不安的。虽说是个小手术，又是美国先进的大医院，但毕竟要将身体，穿几个孔洞。我上一次送妻子进医院，是在近二十年前，我们的儿子即将降生。在这二十年里，从成都到旧金山，她为这个普通的家庭，付出了多少心血和辛劳，只有我最清楚。
　　我突然想起，我一生中，至少还有两个九月九日，我同样终生难忘。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在稻田劳动的我，从收音机中，听到了毛泽东的逝世公告。中国和我的命运，从这天开始，发生巨变；一九九四年九月九日，我在北京，登上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客机，初次跨出国门。一介中国书生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异国奋斗。
　　而此刻，二零零八年九月九日，在将妻子送入手术室后，我独自漫步在美国的街头，内心在不安中祈祷，既为我的妻子，也为所有受着各种痛苦的人。人生并不完美，世界也有残缺，对我拥有的一切，我应该心怀感恩。
　　这时，口袋里的传呼机振动起来。我赶紧回到医院，在接待室，手术医生打来电话，简单到只有三个字：“It’s done（做完了）。”
　　谢天谢地！
　　在医院的走廊上，看见护士推着妻子，向观察室走去。妻子脸色苍白，眼睛紧闭，神志不清。我呼唤她的名字，她也只能含糊地哼一声。
　　进入观察室，我守候在妻子旁边，陪伴她。到了晚上十点左右，我不得不离开，开车回到两小时车程外的学校总部，因为第二天的课程是不能缺席的。我任教的分校远在夏威夷，五小时航程之外。这次，学校“领导”考虑到我的家庭困难，特意送我回总校接受培训，以便我送妻子去医院。
　　汽车行驶在漆黑的山区公路上，我突然想到了一个生动的词：奔波于途。在人生的旅途上，我喜欢这种不知终点的奔波和奋斗。我也知道，今天，我已顺利迈过了一道灾厄之“坎”。我的二零零九年，应该顺顺当当。
　　我以此，祝福中国，也祝福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