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吾著《厚黑学》，曾经在20世纪40年代风行一时，在90年代，又成为我国大陆的热销书。其中讲到的某些中国人的做事方式中有一式叫“补锅式”，就是说当锅小有裂纹，很容易修补时，偏不去补；要等裂纹大到不得了，人人都要求补时，才动手。更有故意将小的裂纹敲大，然后方显补锅之功力。初读时不甚以为然，但以后对社会了解越多，越觉得其所言不虚。
　　远的不讲，单仅建国之后半个世纪内，我们补过的“锅”可谓多矣。“大跃进”时，搞“一大二公”，连吃饭都要在食堂集体吃，不允许提反面意见。直到发生三年自然灾害，饿死了不少人，实践证明是搞不下去了，才退回到“三自一包”的政策。20世纪50年代，马寅初先生提出“新人口论”，认为中国人口增长过快，应当实行计划生育。那时中国的人口尚在5亿左右。如果采纳马老先生的主张，中国的人口问题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严重。可惜的是当时“锅”还没有破掉，众人皆无“补锅”之心，反倒责备“新人口论”是“资产阶级”的异端。直到人口问题“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于是立刻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紧急“补锅”，并在世界上创造了节制生育的巨大成绩。“文化大革命”，明明是一场乱党乱国乱军的浩劫，然而在其开始时，举国上下，无论城市农村，工农兵学商各界，无不踊跃参加，唯恐错过又一次“参加革命”的机会。直到国民经济已到“崩溃的边缘”，还有人要坚持“两个凡是”。最近，生态环境问题又成为国人关注的中心。西北地区的沙漠化，黄河海河塔里木河的断流，江河湖海的严重污染，许多地方吃水都成了问题，大家才又想起了“补锅”，“生态问题”又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于是有各地封山育林的举措，有环保问题的一票否决权，有“限期治理”。而今年爆发的“非典”灾难更是这种官僚主义的“补锅”工作作风的典型实例。在疫情开始之时，如果各方能予以足够的重视，不会蔓延到全国。但可惜有关部门缺乏预见性，采取“掩耳盗铃”式的方法，致使“非典”蔓延成灾，成为一场全国性的灾难。
　　以上乃是大的事例，小的事例也俯拾即是，随手拈来。像社会治安，流氓团伙长期作恶多端，引起民愤，才一举将其铲除；干部贪污受贿，非得其数额巨大，众人皆知时，才将其撤职查办，“移交司法部门处理”；国有企业惟有到严重亏损时，才去更换厂长经理；应试教育学生负担重得难以应付，非得有人厌学轻生、甚至伤及父母，并扬言危害社会，才产生“减负”，转向素质教育；农村学校破旧到房倒人伤，才建新的校舍。我们常听到“积重难返”、“非解决不可”等等的强调语气，实际上都是“补锅式”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写照。
　　细想起来，之所以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补锅”行为，部分原因是人性的固有弱点，如认识错误和道德修养不够等，部分原因是由于体制上的不完善，如决策不民主，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等。我们不可能要求人人都是圣贤，领导干部个个都是诸葛亮，自然就不能希冀在社会生活中没有曲折，没有失误。因此，要减少“补锅式”做事方式，一方面要用科学的思维方式来代替各种陈旧落后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必须有能够预防和及时发现失误、纠正失误的社会机制。改革开放后提供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应该是一剂良药。如果我们能够完全贯彻之，将会有希望扭转官场上的“补锅作风”，杜绝这种官僚腐败现象，其意义可谓深远矣。小则关系到一个单位、一个地方的兴衰，大则关系到能否及时纠正类似“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之类的错误的发生和继续，以使整个国家民族避免“走一段弯路”。
　　“补锅式”工作方式，应当休矣!
　　(作者单位:中共辽宁省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