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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等政策背景下，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产业转移的步伐明显加快。合理配置产业空间布局是承接产业成功转移的基础，转移企业对于区域土地利用现状、土地供给指标和地方产业转移政策的关注度也逐渐提高。促进产业转移需要中部地区合理利用和保障土地资源，不同类型产业对土地利用、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需求也存在显著差异。如何协调承接产业转移与区域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寻求多类别、多层次的产业用地空间引导与配置方案，协调产业发展与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最大化对政府和转移企业都具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本文围绕承接产业转移与区域土地利用的紧密联系，基于动态系统协调理论，建立了包含动态修正的空间协调评估模型，从产业转移、土地利用与企业耦合三方面进行综合评估，确定产业转移的具体空间引导方案，并以皖江城市带及滁州市为研究对象进行了实证分析，以某汽车制造企业为例模拟了承接企业转移的综合协调评估过程。结果表明：滁州市承接产业转移与土地利用空间协调度在皖江城市带处于中度协调等级，承接产业类型具有显著空间分异特征；最适宜承接汽车制造企业x转移的地区为滁州市辖区郊区，第二、三位分别为全椒县与天长市，各地区承接不同类型的产业园区提供了综合协调的空间平台和政策平台。文章最后根据研究结论对我国产业转移与区域土地利用等方面针对性地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承接产业转移；区域土地利用；协调度模型；皖江城市带；滁州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5-0144-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5.019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受要素成本不断上涨、资源环境压力明显加大等因素影响，迫切需要加快经济转型，推动结构调整升级，促进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要素成本优势明显、内需潜力巨大，在国家促进中部崛起战略与扩大内需、产业结构调整等政策背景下，承接长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步伐明显加快。促进承接产业转移需要中部城市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障，当下“保增长”和“保红线”的问题在中部地区尤为突出，不同类型产业对土地利用、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需求也存在显著差异。如何协调承接产业转移与区域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寻求多类别、多层次的产业用地空间配置方案，协调产业发展与土地利用以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对政府和转移企业都具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
本文以承接产业转移与区域土地利用为背景，基于动态系统协调理论，从产业与产业用地等多方面进行协调度评估，建立了土地利用空间协调度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为承接产业转移和区域土地利用的空间配置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
1研究综述
产业发展依托于它们所在的地理空间，因此空间引导与配置方案是承接产业成功转移的基础。我国中部地区的承接产业转移类型主要是第二产业，且转移步伐逐渐加快，因此转移企业对于区域土地利用现状、土地供给指标和地方土地政策的关注度也逐渐提高。目前学界主要关注于产业转移机制方面，如基于价值链分类研究生产制造业、总部经济和研发企业的转移机制，分析各产业的集聚发展阶段特征，测度空间集聚效应等；新经济地理学（NEG）则以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为理论框架更完整地解释了企业迁移的动力机制；方劲松从跨越式发展视角考察了长三角产业向安徽转移的过程，认为大规模承接价值链低端制造产业会加大资源环境承载压力，抑制承接地新兴产业发展；豆建民从环境污染的角度出发，发现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而对转移产业降低环保标准，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另一方面，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与空间规划研究逐渐增多。江霈研究了中西部工业产业转移过程中空间布局、要素流动和集聚经济的影响；冯根福发现资源密集型产业是空间转移的主要对象，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自然资源的不可移动性基本不发生迁移；冯长春等人基于生态功能和生产效率的空间规划路径研究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空间适宜性。
受实践经验和数据限制，金融危机后关于我国产业转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比较缺乏，现有研究分析区位变化产业的特征时，往往采用归纳总结和案例分析两种方法，难以准确地把握产业空间分布变化特征，并且几乎没有提出真正将转移企业落实到承接地的空间引导和配置方案。正确量化产业转移与区域土地利用的空间协调与耦合关系，一方面可以为政府将转移产业具体落地提供空间规划指导，防止项目违规、违法、盲目建设，优化产业用地空间布局，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高土地产出效益；另一方面，动态的空间协调评估方法能够全程实现数据的更新，提高日常土地资源管理的效率。
2动态修正的空间协调评估模型
“协调”指的是系统之间或系统组成要素之间在发展演化过程中彼此的和谐一致，系统之间或系统组成要素之间在发展演化过程中彼此的和谐程度称为协调度。协调度模型已经应用于科技—经济系统评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评估、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和新型城镇化协调思想分析等方面；欧雄、冯长春将协调度模型运用到土地利用潜力评价中，考察了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协调程度与发展潜力。
协调度模型是由一组函数构成的对系统协调程度进行测算的一种数量模型，其反映并取决于系统实际状态与理想协调状态的距离，这使得系统序参量上下限值的选取对于模型至关重要。传统的土地利用协调度模型选取序参量限值时，上限值α选择同类地区的相应指标，而下限值β选择历史平均值。然而这种方法并不能完整地表述出某些区域的实际上下限值范围。尤其对中部地区，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往往使得区域中心经济增长迅速而外围地区逐渐衰退，呈现出“中心—外围”结构，这是序参量指标超出传统功效函数的上下限值区间的重要原因，如地均劳动力人数跌至历史平均值以下时，其功效函数值为负，导致协调度也可能出现负数，无法解释其意义。为了更好地处理上下限值以保证现有数据为其区间子集，同时能够体现出区域的动态极化过程，本文对模型的上下限值设定进行了动态修正。 为描述不同地区的经济空间分异水平，本文引入萨缪尔森“冰山运输”的概念，其原始思想是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各种隐性的运输成本“融入”价格之中，避免了单独为运输成本建模分析，同时简洁地描述空间差异的经济距离。设离岸价格为ps，到岸价格为pr，运输成本为T，则“冰山运输”过程可表示为
pr=psTrs=pseτd
其中，d表示地区s与地区r之间的距离，τ为差异系数，从而两地区同产品的价格差异就可以衡量出区域分异的程度。基于这种思想，我们将量化后的空间分异程度反映在协调度模型的原始上下限值α和β上，即修正后的上下限值可表示为
ai=αiekDbi=βie-kD（1）
D=nσi∑ni=1xi（2）
其中，xi （i=1，2，…，n）为序参量指标，σ为xi的标准差，D定义为系统离差系数，ai、bi为新的上下限值，k为调节系数，则功效函数可以改写为
ui=（xi-bi）/（ai-bi），当ui为正功效时（3）
ui=（xi-ai）/（bi-ai），当ui为负功效时（4）
ui为指标i对该子系统i （i=1，2，…， n）的功效。可以发现，调节系数k的变化可以改变上下限值的范围区间，同时保持离差系数不变，即在准确描述空间分异的情况下，适当的设置调节系数完全可以保证所有指标位于限值区间之内。在进行多次空间协调评估时，只需设置适当的调节系数k即可，这样的动态修正一方面节省了数据整理和评估时间成本，一方面空间集聚效应依然能够在协调度模型中体现。由于集聚效应多出现在社会经济方面，而在城市公共服务和生态保护等方面并不显著，故修正模型主要应用于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中的部分指标。序参量指标趋近于合理值大小的功效函数表示为：
ui=1-xi-c0/c0（5）
其中，c0为序参量的合理值，则子系统协调度可以表示为
c=（∏ni=1ui）1n（6）
由于不同产业类型对应的同类指标差异较大，故选取产业转移协调度时，功效函数的限值需要依据不同产业类型分别设定。在研究区域承接企业转移的空间匹配程度时，需要考察目标转移企业与地区产业之间的耦合程度，许多学者使用耦合度的概念阐述了区域产业转移与承接地产业集群的耦合关系。本文定义企业转移耦合度为
cE=（ueuj）/（ue+uj2）2k（7）
其中，cE表示转移企业E的综合指标e （e=1，2，…，n）与地区j （j=1，2，…，m）内对应产业类型协调度的耦合程度，耦合程度越高表明企业E越接近该地区所属产业类型的企业平均水平。k为调节系数，当k≥2时，c取值范围在（0，1）内。区域土地利用协调度cL与分类产业协调度cI使用（6）式计算，而企业转移协调度cE使用（7）式计算。为避免人为主观确定指标权重的不稳定因素和个别极值偏离过大的情况，使用几何平均值法替代特尔斐法、熵值法确定权重等线性加权法，综合空间协调度可表示为：
Cx=（cLcIcE）13（8）
其中，Cx表示从属于产业I的某企业x在地区L的综合空间协调度，cL表示为土地利用系统协调度，其余为产业转移协调度cI，和企业转移耦合度cE，Cx∈（0，1）。考虑到我国土地制度特点、中部地区社会经济现状等因素，本文认为协调度值在0.7以上已足够表明空间高度协调的状态，表1显示了综合空间协调度的分类，及对应协调状态的说明。
3承接产业转移与区域土地利用空间协调评估指标体系
3.1承接产业转移空间协调评估指标体系
不同类型的产业对区域土地利用、社会经济以及政府政策的要求存在显著差异，如装备制造、原材料等类型产业由于技术、固定成本等因素占地面积较大，容积率较低，承接这类产业的地区对政府提供的土地指标需求较大；高新技术、商贸物流等类型产业占地面积较小，对外交通频繁，容易产生规模经济，承接这类产业的地区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要求较高。因此，在协调度模型中选择承接产业转移功效函数的上下限值时，经济水平、空间需求等序参量指标也需根据不同类型产业的特点选取。
我们首先对各项序参量指标判断功效性。其中，产业图斑面积、建筑系数等指标均选择趋近于合理值的功效函数，这是因为各承接产业园区对入驻企业存在最低标准，要对转移企业的亩均固定资产投入、容积率、建筑系数等进行限制；考虑到园区土地利用强度和对转移企业每年亩均税收的要求，园区建成面积、绿地率等选取上限值型功效函数。表2给出了一套承接产业转移空间协调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3.2区域土地利用协调评估指标体系
区域土地利用评价指标体系需要准确地反映区域土地的投入产出、土地利用结构等现状，以及其带来的经济、生态等效益。由于评价结果必须为产业转移提供微观的空间配置方案，本文综合协调度评价的最小单元设为区县一级。考虑到区县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城市土地利用系统划分为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三类，每个系统中又细分为多个序参量指标。工业用地占建设用地比例等指标参考《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 90》等选取合理值，建筑系数、容积率等合理值参考以往的相关研究。表3给出了一套土地利用系统协调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4实证分析
4.1皖江城市带与滁州市区域背景
皖江城市带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国家级示范区域，是长三角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辐射最近的地区，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滁州、宣城、六安（金安区、舒城县）共59个县（市、区），辐射
安徽全省。2012年安徽省级以上开发区亿元以上投资项
目1 521个，皖江城市带实际利用省外资金达3 538.8亿元，占全省的70%。2010年《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将装备制造业、原材料产业、轻工纺织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作为重点承接产业。 滁州市地处安徽省最东部，属长三角合作核心区、“南京都市圈”核心层、国家级“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第一站，区位优势明显，在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发展升级方面具有典型的代表性。2012年滁州市生产总值970.7亿元，增长14%，居全省第5位，地方财政收入153.2亿元，列全省第5位。
4.2数据来源与参数选取
本文土地利用相关数据来源于《滁州统计年鉴》（2001-2013）、安徽省统计年鉴（2000-2013）、安徽省建设统计年鉴（2001-2013），同时收集到皖江城市带与滁州市县级及以上经济技术开发区至2012年的产业目录资料，包括园区企业经济效益、土地利用现状、建设运营等数据。由于乡镇级工业集中区基本不承接转移企业，本文设定产业园区数据选取对象为省级以上产业园区共13个（1个国家级产业开发园区，12个省级产业开发园区）。考虑到不同年份指标解释差异和数据可获得性，本文将滁州市琅琊区与南谯区郊区统称为市辖区处理。
在选择区域土地利用协调度模型的上下限值时，本文将下限值选择了2000、2005与2010年三年对应指标的平均值，上限值选择皖江城市带所有区县相应指标中的最大值；本文根据《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承接产业类型规划和产业园区目录资料，将研究对象分为装备制造、原材料、轻工纺织与高新技术四类产业。在进行协调评估时，经济子系统的上下限值分别为皖江城市带所有市区县中相应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园区企业容积率、建筑系数等限值参考各园区转移企业入驻审批标准和《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国土资[2004]232号）中相应类型产业指标的平均值。样本描述性统计见表4。
为实际模拟滁州市承接具体转移企业的项目落地评估过程，假设某汽车制造企业x要转移至滁州市，通过计算综合空间协调度为该企业选址。考虑到滁州市各项现状数据统计情况，本文设定土地利用协调度模型的调节系数kL=1.55，承接产业转移协调度模型的调节系数kI=0.1，计算企业转移耦合度的调节系数设为kE=2，以保证耦合度区间在（0，1）之内。本文计算企业转移耦合度时，考虑到产业园区目录资料内容与企业数据可获得性，将指标体系分为企业效益、运营情况与用地情况三部分，表5给出了企业转移耦合度的指标体系与模拟企业x的对应参数。
4.3评估结果
度评估结果。滁州市适合承接转移的产业为装备制造和高新技术，不适合承接原材料和轻工纺织等产业；从滁州市内部来看，市辖区郊区比起其他区县更适合承接产业转移，其次是全椒县（装备制造类）、天长市（原材料类）、明光市（轻工纺织）和全椒县（高新技术）。这是因为每个产业园区规划承接产业的类型有所差异，一旦同类产业入驻企业数量增加，专业化生产带来的规模外部性使得承接同类产业转移更具有成本优势，同时也促使园区与当地政府提供对应产业类型的配套设施和入驻优惠政策以提高生产率，促使综合协调程度进一步提高。
表7和图1显示了2012年模拟企业x转移至滁州市的企业转移耦合度和综合空间协调度评估结果。可以看出，土地利用协调度与装备制造业转移协调度最高的地区均为市辖区郊区，其次为全椒县和天长市。两者基本同步变化，这是因为土地利用状态高效的地区对产业转移更有吸引力，而同类产业集群带来的规模外部性又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提高土地的投入产出。汽车制造企业x转移耦合度最高的地区为定远县（0.681），其次为明光市（0.634）和天长市（0.624）。机械制造类产业在这三个地区中均为规划承接产业，因此产业园区的相关配套和税收政策都向该类产业倾斜，使得转移企业与产业园区的耦合关系更加紧密。综合空间协调度最高地区为滁州市辖区郊区（0.455），其次为全椒县（0.381），天长市（0.339）排名第三。滁州市大部分产业园区都集中在这三个地区，市辖区与相邻的全椒县形成了市域经济增长极，天长市区位紧邻于东南部的南京市，属于南京都市圈的经济辐射范围，对于产业转移与要素流动都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从皖江城市带尺度来看，综合空间协调度均未达到0.5以上，仅处于中度协调水平，相较于合肥、池州和铜陵，滁州市的装备制造类产业相对落后于作为主导产业的合肥和芜湖，不过随着南京与滁州交通条件的逐步改善，未来滁州承接产业转移还有很大的潜力。
产业园区提供了资源综合协调配置的空间平台，因此不能以城市土地利用现状作为承接产业转移落地的评价标准，应当考虑园区土地利用效率和土地指标供给的特点，深入挖掘承接产业转移的潜力；另外，政府应针对不同类型的产业特点与规划承接产业类型，综合本地产品市场、要素流动和交通环境现状，制定分类产业扶持政策与土地资源配置方案，吸引更符合本地发展特征的企业入驻。
5结语
本文通过建立动态修正的空间协调评估模型，以皖江城市带为研究区域，对滁州市进行了综合空间协调评估，模拟了承接转移企业项目落地的空间引导过程，为承接产业转移和区域土地利用的空间配置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技术支撑。各类产业园区在综合协调配置产业转移与区域土地利用中提供了空间平台和政策平台，一方面承接产业转移规划与相应的园区优惠政策吸引了同类企业数量不断增加，规模外部性使得本地区对该类型企业更有吸引力；另一方面，每年新增的土地指标通常会被优先分配给产业园区，配合土地和税收政策，使集聚效应带动了土地利用状态的进一步优化，这种空间协调实质上是本地规模效应与土地利用效率的累积循环机制。
中部城市每年建设用地指标较少、用地紧张导致转移企业迟迟不能入驻的现状，是地方政府与学者未来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由于数据限制，本文在评估中并未直接加入相关指标，未来可以加入描述土地指标供给等具体序参量进行完善。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两点政策性建议：第一，根据本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现状与产业园区相关招商引资政策，针对性地承接适合本地的产业类型，配合差异化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落地产业与本地产业的价值链融合，完善产业垂直分工体系；第二，根据本地区土地资源存量与本地土地供给指标，主动承接价值链高端产业，引导产业园区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带动承接产业用地的集约节约利用，优化承接产业园区的空间规划与转移企业的空间引导方案。 （编辑：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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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04（2015）05-0144-08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5.05.019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受要素成本不断上涨、资源环境压力明显加大等因素影响，迫切需要加快经济转型，推动结构调整升级，促进产业转移。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要素成本优势明显、内需潜力巨大，在国家促进中部崛起战略与扩大内需、产业结构调整等政策背景下，承接长三角等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的步伐明显加快。促进承接产业转移需要中部城市对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保障，当下“保增长”和“保红线”的问题在中部地区尤为突出，不同类型产业对土地利用、社会经济等方面的需求也存在显著差异。如何协调承接产业转移与区域土地利用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寻求多类别、多层次的产业用地空间配置方案，协调产业发展与土地利用以实现综合效益最大化对政府和转移企业都具有重要的实际指导意义。
本文以承接产业转移与区域土地利用为背景，基于动态系统协调理论，从产业与产业用地等多方面进行协调度评估，建立了土地利用空间协调度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为承接产业转移和区域土地利用的空间配置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
1研究综述
产业发展依托于它们所在的地理空间，因此空间引导与配置方案是承接产业成功转移的基础。我国中部地区的承接产业转移类型主要是第二产业，且转移步伐逐渐加快，因此转移企业对于区域土地利用现状、土地供给指标和地方土地政策的关注度也逐渐提高。目前学界主要关注于产业转移机制方面，如基于价值链分类研究生产制造业、总部经济和研发企业的转移机制，分析各产业的集聚发展阶段特征，测度空间集聚效应等；新经济地理学（NEG）则以规模收益递增和垄断竞争为理论框架更完整地解释了企业迁移的动力机制；方劲松从跨越式发展视角考察了长三角产业向安徽转移的过程，认为大规模承接价值链低端制造产业会加大资源环境承载压力，抑制承接地新兴产业发展；豆建民从环境污染的角度出发，发现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而对转移产业降低环保标准，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另一方面，产业转移的区位选择与空间规划研究逐渐增多。江霈研究了中西部工业产业转移过程中空间布局、要素流动和集聚经济的影响；冯根福发现资源密集型产业是空间转移的主要对象，而劳动密集型产业由于自然资源的不可移动性基本不发生迁移；冯长春等人基于生态功能和生产效率的空间规划路径研究了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的空间适宜性。
受实践经验和数据限制，金融危机后关于我国产业转移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比较缺乏，现有研究分析区位变化产业的特征时，往往采用归纳总结和案例分析两种方法，难以准确地把握产业空间分布变化特征，并且几乎没有提出真正将转移企业落实到承接地的空间引导和配置方案。正确量化产业转移与区域土地利用的空间协调与耦合关系，一方面可以为政府将转移产业具体落地提供空间规划指导，防止项目违规、违法、盲目建设，优化产业用地空间布局，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提高土地产出效益；另一方面，动态的空间协调评估方法能够全程实现数据的更新，提高日常土地资源管理的效率。
2动态修正的空间协调评估模型
“协调”指的是系统之间或系统组成要素之间在发展演化过程中彼此的和谐一致，系统之间或系统组成要素之间在发展演化过程中彼此的和谐程度称为协调度。协调度模型已经应用于科技—经济系统评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评估、土地集约利用评价和新型城镇化协调思想分析等方面；欧雄、冯长春将协调度模型运用到土地利用潜力评价中，考察了土地利用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系统的协调程度与发展潜力。
协调度模型是由一组函数构成的对系统协调程度进行测算的一种数量模型，其反映并取决于系统实际状态与理想协调状态的距离，这使得系统序参量上下限值的选取对于模型至关重要。传统的土地利用协调度模型选取序参量限值时，上限值α选择同类地区的相应指标，而下限值β选择历史平均值。然而这种方法并不能完整地表述出某些区域的实际上下限值范围。尤其对中部地区，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往往使得区域中心经济增长迅速而外围地区逐渐衰退，呈现出“中心—外围”结构，这是序参量指标超出传统功效函数的上下限值区间的重要原因，如地均劳动力人数跌至历史平均值以下时，其功效函数值为负，导致协调度也可能出现负数，无法解释其意义。为了更好地处理上下限值以保证现有数据为其区间子集，同时能够体现出区域的动态极化过程，本文对模型的上下限值设定进行了动态修正。 为描述不同地区的经济空间分异水平，本文引入萨缪尔森“冰山运输”的概念，其原始思想是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各种隐性的运输成本“融入”价格之中，避免了单独为运输成本建模分析，同时简洁地描述空间差异的经济距离。设离岸价格为ps，到岸价格为pr，运输成本为T，则“冰山运输”过程可表示为
pr=psTrs=pseτd
其中，d表示地区s与地区r之间的距离，τ为差异系数，从而两地区同产品的价格差异就可以衡量出区域分异的程度。基于这种思想，我们将量化后的空间分异程度反映在协调度模型的原始上下限值α和β上，即修正后的上下限值可表示为
ai=αiekDbi=βie-kD（1）
D=nσi∑ni=1xi（2）
其中，xi （i=1，2，…，n）为序参量指标，σ为xi的标准差，D定义为系统离差系数，ai、bi为新的上下限值，k为调节系数，则功效函数可以改写为
ui=（xi-bi）/（ai-bi），当ui为正功效时（3）
ui=（xi-ai）/（bi-ai），当ui为负功效时（4）
ui为指标i对该子系统i （i=1，2，…， n）的功效。可以发现，调节系数k的变化可以改变上下限值的范围区间，同时保持离差系数不变，即在准确描述空间分异的情况下，适当的设置调节系数完全可以保证所有指标位于限值区间之内。在进行多次空间协调评估时，只需设置适当的调节系数k即可，这样的动态修正一方面节省了数据整理和评估时间成本，一方面空间集聚效应依然能够在协调度模型中体现。由于集聚效应多出现在社会经济方面，而在城市公共服务和生态保护等方面并不显著，故修正模型主要应用于经济子系统和社会子系统中的部分指标。序参量指标趋近于合理值大小的功效函数表示为：
ui=1-xi-c0/c0（5）
其中，c0为序参量的合理值，则子系统协调度可以表示为
c=（∏ni=1ui）1n（6）
由于不同产业类型对应的同类指标差异较大，故选取产业转移协调度时，功效函数的限值需要依据不同产业类型分别设定。在研究区域承接企业转移的空间匹配程度时，需要考察目标转移企业与地区产业之间的耦合程度，许多学者使用耦合度的概念阐述了区域产业转移与承接地产业集群的耦合关系。本文定义企业转移耦合度为
cE=（ueuj）/（ue+uj2）2k（7）
其中，cE表示转移企业E的综合指标e （e=1，2，…，n）与地区j （j=1，2，…，m）内对应产业类型协调度的耦合程度，耦合程度越高表明企业E越接近该地区所属产业类型的企业平均水平。k为调节系数，当k≥2时，c取值范围在（0，1）内。区域土地利用协调度cL与分类产业协调度cI使用（6）式计算，而企业转移协调度cE使用（7）式计算。为避免人为主观确定指标权重的不稳定因素和个别极值偏离过大的情况，使用几何平均值法替代特尔斐法、熵值法确定权重等线性加权法，综合空间协调度可表示为：
Cx=（cLcIcE）13（8）
其中，Cx表示从属于产业I的某企业x在地区L的综合空间协调度，cL表示为土地利用系统协调度，其余为产业转移协调度cI，和企业转移耦合度cE，Cx∈（0，1）。考虑到我国土地制度特点、中部地区社会经济现状等因素，本文认为协调度值在0.7以上已足够表明空间高度协调的状态，表1显示了综合空间协调度的分类，及对应协调状态的说明。
3承接产业转移与区域土地利用空间协调评估指标体系
3.1承接产业转移空间协调评估指标体系
不同类型的产业对区域土地利用、社会经济以及政府政策的要求存在显著差异，如装备制造、原材料等类型产业由于技术、固定成本等因素占地面积较大，容积率较低，承接这类产业的地区对政府提供的土地指标需求较大；高新技术、商贸物流等类型产业占地面积较小，对外交通频繁，容易产生规模经济，承接这类产业的地区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水平要求较高。因此，在协调度模型中选择承接产业转移功效函数的上下限值时，经济水平、空间需求等序参量指标也需根据不同类型产业的特点选取。
我们首先对各项序参量指标判断功效性。其中，产业图斑面积、建筑系数等指标均选择趋近于合理值的功效函数，这是因为各承接产业园区对入驻企业存在最低标准，要对转移企业的亩均固定资产投入、容积率、建筑系数等进行限制；考虑到园区土地利用强度和对转移企业每年亩均税收的要求，园区建成面积、绿地率等选取上限值型功效函数。表2给出了一套承接产业转移空间协调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3.2区域土地利用协调评估指标体系
区域土地利用评价指标体系需要准确地反映区域土地的投入产出、土地利用结构等现状，以及其带来的经济、生态等效益。由于评价结果必须为产业转移提供微观的空间配置方案，本文综合协调度评价的最小单元设为区县一级。考虑到区县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将城市土地利用系统划分为经济系统、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三类，每个系统中又细分为多个序参量指标。工业用地占建设用地比例等指标参考《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137- 90》等选取合理值，建筑系数、容积率等合理值参考以往的相关研究。表3给出了一套土地利用系统协调度的评价指标体系。
4实证分析
4.1皖江城市带与滁州市区域背景
皖江城市带是实施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国家级示范区域，是长三角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和辐射最近的地区，包括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安庆、池州、滁州、宣城、六安（金安区、舒城县）共59个县（市、区），辐射
安徽全省。2012年安徽省级以上开发区亿元以上投资项
目1 521个，皖江城市带实际利用省外资金达3 538.8亿元，占全省的70%。2010年《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将装备制造业、原材料产业、轻工纺织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作为重点承接产业。 滁州市地处安徽省最东部，属长三角合作核心区、“南京都市圈”核心层、国家级“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第一站，区位优势明显，在承接产业转移与产业发展升级方面具有典型的代表性。2012年滁州市生产总值970.7亿元，增长14%，居全省第5位，地方财政收入153.2亿元，列全省第5位。
4.2数据来源与参数选取
本文土地利用相关数据来源于《滁州统计年鉴》（2001-2013）、安徽省统计年鉴（2000-2013）、安徽省建设统计年鉴（2001-2013），同时收集到皖江城市带与滁州市县级及以上经济技术开发区至2012年的产业目录资料，包括园区企业经济效益、土地利用现状、建设运营等数据。由于乡镇级工业集中区基本不承接转移企业，本文设定产业园区数据选取对象为省级以上产业园区共13个（1个国家级产业开发园区，12个省级产业开发园区）。考虑到不同年份指标解释差异和数据可获得性，本文将滁州市琅琊区与南谯区郊区统称为市辖区处理。
在选择区域土地利用协调度模型的上下限值时，本文将下限值选择了2000、2005与2010年三年对应指标的平均值，上限值选择皖江城市带所有区县相应指标中的最大值；本文根据《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规划》承接产业类型规划和产业园区目录资料，将研究对象分为装备制造、原材料、轻工纺织与高新技术四类产业。在进行协调评估时，经济子系统的上下限值分别为皖江城市带所有市区县中相应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园区企业容积率、建筑系数等限值参考各园区转移企业入驻审批标准和《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国土资[2004]232号）中相应类型产业指标的平均值。样本描述性统计见表4。
为实际模拟滁州市承接具体转移企业的项目落地评估过程，假设某汽车制造企业x要转移至滁州市，通过计算综合空间协调度为该企业选址。考虑到滁州市各项现状数据统计情况，本文设定土地利用协调度模型的调节系数kL=1.55，承接产业转移协调度模型的调节系数kI=0.1，计算企业转移耦合度的调节系数设为kE=2，以保证耦合度区间在（0，1）之内。本文计算企业转移耦合度时，考虑到产业园区目录资料内容与企业数据可获得性，将指标体系分为企业效益、运营情况与用地情况三部分，表5给出了企业转移耦合度的指标体系与模拟企业x的对应参数。
4.3评估结果
度评估结果。滁州市适合承接转移的产业为装备制造和高新技术，不适合承接原材料和轻工纺织等产业；从滁州市内部来看，市辖区郊区比起其他区县更适合承接产业转移，其次是全椒县（装备制造类）、天长市（原材料类）、明光市（轻工纺织）和全椒县（高新技术）。这是因为每个产业园区规划承接产业的类型有所差异，一旦同类产业入驻企业数量增加，专业化生产带来的规模外部性使得承接同类产业转移更具有成本优势，同时也促使园区与当地政府提供对应产业类型的配套设施和入驻优惠政策以提高生产率，促使综合协调程度进一步提高。
表7和图1显示了2012年模拟企业x转移至滁州市的企业转移耦合度和综合空间协调度评估结果。可以看出，土地利用协调度与装备制造业转移协调度最高的地区均为市辖区郊区，其次为全椒县和天长市。两者基本同步变化，这是因为土地利用状态高效的地区对产业转移更有吸引力，而同类产业集群带来的规模外部性又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提高土地的投入产出。汽车制造企业x转移耦合度最高的地区为定远县（0.681），其次为明光市（0.634）和天长市（0.624）。机械制造类产业在这三个地区中均为规划承接产业，因此产业园区的相关配套和税收政策都向该类产业倾斜，使得转移企业与产业园区的耦合关系更加紧密。综合空间协调度最高地区为滁州市辖区郊区（0.455），其次为全椒县（0.381），天长市（0.339）排名第三。滁州市大部分产业园区都集中在这三个地区，市辖区与相邻的全椒县形成了市域经济增长极，天长市区位紧邻于东南部的南京市，属于南京都市圈的经济辐射范围，对于产业转移与要素流动都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从皖江城市带尺度来看，综合空间协调度均未达到0.5以上，仅处于中度协调水平，相较于合肥、池州和铜陵，滁州市的装备制造类产业相对落后于作为主导产业的合肥和芜湖，不过随着南京与滁州交通条件的逐步改善，未来滁州承接产业转移还有很大的潜力。
产业园区提供了资源综合协调配置的空间平台，因此不能以城市土地利用现状作为承接产业转移落地的评价标准，应当考虑园区土地利用效率和土地指标供给的特点，深入挖掘承接产业转移的潜力；另外，政府应针对不同类型的产业特点与规划承接产业类型，综合本地产品市场、要素流动和交通环境现状，制定分类产业扶持政策与土地资源配置方案，吸引更符合本地发展特征的企业入驻。
5结语
本文通过建立动态修正的空间协调评估模型，以皖江城市带为研究区域，对滁州市进行了综合空间协调评估，模拟了承接转移企业项目落地的空间引导过程，为承接产业转移和区域土地利用的空间配置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技术支撑。各类产业园区在综合协调配置产业转移与区域土地利用中提供了空间平台和政策平台，一方面承接产业转移规划与相应的园区优惠政策吸引了同类企业数量不断增加，规模外部性使得本地区对该类型企业更有吸引力；另一方面，每年新增的土地指标通常会被优先分配给产业园区，配合土地和税收政策，使集聚效应带动了土地利用状态的进一步优化，这种空间协调实质上是本地规模效应与土地利用效率的累积循环机制。
中部城市每年建设用地指标较少、用地紧张导致转移企业迟迟不能入驻的现状，是地方政府与学者未来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由于数据限制，本文在评估中并未直接加入相关指标，未来可以加入描述土地指标供给等具体序参量进行完善。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两点政策性建议：第一，根据本地区优势产业发展现状与产业园区相关招商引资政策，针对性地承接适合本地的产业类型，配合差异化的税收优惠政策，促进落地产业与本地产业的价值链融合，完善产业垂直分工体系；第二，根据本地区土地资源存量与本地土地供给指标，主动承接价值链高端产业，引导产业园区形成规模经济效应，带动承接产业用地的集约节约利用，优化承接产业园区的空间规划与转移企业的空间引导方案。 （编辑：刘照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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