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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家园毁坏，亲人离散，经历了活生生的死别之后，应该拿什么幸福？当5.12成为国殇，在集体的悲伤里，个体的艰难应该何处安放？2015年，生于1988年、来自四川北川的母子健以纪录片《独·生》征服奥斯卡，盛誉背后，却是一个地震当事人艰难的心灵重生。
一个受益者，不安地幸福着
2008年5月12日下午，在母子健的家乡北川，15645人失去了生命，还有很多人永远也找不到了。当时在成都的母子健焦急地给家人打了数十通电话，最后一个电话终于通了：祖父没了，堂弟没了……祖母因为出门交电费，幸运地活下来。父母之前已调往绵阳工作，也躲过了灾难。
地震之后，各种援助纷至沓来，物资、金钱、医疗、救援者，还有一些项目。6月末，国家留学基金委与纽约州立大学签订了一项援助计划，名为“SUNY中国150项目”。纽约州立大学提供150个全额奖学金名额，邀请四川灾区学生到纽约学习一年。“选拔的是来自四川重灾区的在读本科生，要求成绩优异、英语好，旨在为灾后重建培养一支青年领导者队伍。”
母子健的父亲曾是北川中学英语老师，母亲曾在北川公安局工作多年。小学四年级时，他随父母迁至绵阳。“我从小接受北川最好的教育，一直是前几名，父母都比较开明。”他性格内向，常泡在互联网上，是虎扑网的红人，爱看电影，自称“文艺小青年”，成绩却很好。2007年，他考入四川大学读国际经济与贸易，“稀里糊涂选了一个高大上的专业，跟大多数同学一样，想着将来去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或者银行工作。”然而，地震让他的人生彻底改变。
2008年8月15日，母子健与同乡飞往纽约。150人被分到纽约大学的二十多所分校。母子健进入SUNY Farmingdale分校学习经济。他们很快受到各方媒体的关注。母子健和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尹婧是这个项目的学生代表，不断被各种媒体采访。“他们总是问，你是谁？灾难对你的家庭有什么打击？你的生活怎么样？之后想干什么？”母子健说，媒体总是问得很浅，并不了解真正的他们。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灾后第三年的报道中，他重新被关注。在那个专题片里，一切都是设定好的，连情感都做了细心的安排。他只需要适时地出演，按着设定好的情感节奏展开情绪就好。母子健在那一刻感到悲凉，他觉得这不真实，只是在满足他人关怀的愿望，而这种已经设定好的关怀与情感都不是他对灾难本身的思考。
他一直想为家乡做些什么，而不是作为一个情感的道具存在。
媒体报道之外，有很多空白，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填补。这些经历让他决定以后学新闻。
“那一年我有很强的动力，要做出一些东西，跟北川灾区重建相关。”被选派到美国后，他认为自己“负有某种使命”，决定不再“混混沌沌、平平庸庸”。作为走出来的北川人，北川在重建，而母子健的心灵重建也开始了。
为故乡构图，以冷静的悲伤
2009年春假，母子健去了很多地方，波士顿、芝加哥、费城、华盛顿、佛罗里达……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他遇见了傅高义等多位学界大咖，看到很多关于汶川地震的讨论、研究，第一次看到关于这次地震的纪录片。“大家试图通过地震之后的改变，看清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母子健第一次看到关注社会议题、弱势群体的纪录片，“原来可以这样子。”那种恍然令他脑洞大开——自己对家乡和祖国的有限悲伤与感念瞬间都单薄了。
2009年5月，“SUNY中国150项目”学生结业回国。母子健确定了学新闻和拍纪录片的决心。回到四川大学继续学业的两年，他一直在为准备出国学新闻做准备。2011年，他申请了纽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与纪录片专业，并提交了一份1500字的个人陈述，表示想拍一部关于地震的纪录片。系主任马西亚·洛克（Marcia Rock）很欣赏母子健，给予他2/3奖学金。
在纽约大学，没摸过摄像机的母子健开始学习用镜头讲故事。身边的人都阅历丰富：导师马西亚·洛克是三次美国电视艾美奖获得者;最好的朋友在《纽约时报》埃及分社工作了七年，报道过“阿拉伯之春”; 32岁的越南同学是富布莱特学者，拍过越战后遗症……在那些光影里，母子健为故乡构图。
2012年初，母子健开始构思毕业作品，想拍一部关于北川灾后重建的纪录片。他并没有想好具体拍什么，只是觉得自己是本地人，拍到的肯定与别人不同。
带着一种沉甸甸的激动，母子健回到故乡北川。最初一个月里，他像无头苍蝇，走了很多地方，见了几百人，得到了各种碎片化的故事。他看到震后新修的楼房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看到失亲的家庭在新的家园里，依然没有走出悲伤……
这些素材，故事密集，彼此之间支离破碎，无法被放在同一个逻辑的盒子里。这令母子健感到焦虑。直到他重新回到北川新县城，华灯初上，广场上音乐响起，大妈们开始跳广场舞。在那样的歌舞升平里，母子健看到，有小孩的母亲或抱或带着她们的娃，翩翩起舞——这些地震后出生的孩子，是母亲心中新生的力量，更是心灵重建的最大因素。而那些灾难中失去孩子、又因各种原因没有再生育的母亲们，表情里都是大难留下的或深或浅的遗迹。
母子健在那样欢快的广场乐曲里，找到了内心一直在寻找的某种线索。于是，他将目光锁定了那些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家庭，有了纪录片《独·生》。
《独·生》，艰难的心灵重建
镜头下的北川新县城街上，满眼都是抱着新生儿的母亲，喜悦溢于言表。这种幸福带着某种程度的欣慰。新生的孩子像一剂良药，帮助人们有限地治愈地震创伤。
母子健通过熟人介绍，在社区计生办找到了很多失独家庭，前后与近二十个家庭接触，最后拍摄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失独家庭：失独后重新生育小孩的;不能再生育、准备领养小孩的;独自生活的。
母子健在三个家庭轮流呆着，与他们一起吃住。只要眼睛睁着，他就会扛着摄像机，刚开始不为纪录，只是为了让这三个家庭习惯于镜头和一个陌生人的存在。日复一日，镜头在他们的眼前消失了，生活本来的样子浮出水面——
蒋家失去了念初二的儿子，几年后幸运地诞生了一个调皮的女儿。虽然收入微薄，但他们极力为女儿提供无尽的爱与物质支持。女儿上幼儿园的第一天，父母双双去送，一家三口在幼儿园门口难舍难分。蒋妈妈想起当初儿子上幼儿园时的情景，在这份重温里，失独的伤口正在被覆盖。重建固然艰难，过去无法被遗忘，但新的生命会带来新的生机与希望。
方家的女儿没有逃出高一（3）班的教室，而他们夫妇均年事已高，丧失了再生育的能力。方妈妈决心领养一个女儿。方爸爸顾忌高龄，两人在是否领养上产生了严重的隔阂。夫妻彼此的坚持都那么绝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背后，都是对记忆的苦苦挣扎。
第三个家庭是顾家珍，她失去了丈夫、女儿以及几乎所有至亲。57岁的顾家珍独居在政府补偿的一套90平米的三居室里。她把一间卧室改成了佛堂，每天4点起床拜佛，6点买菜做饭，之后在卧室里跟着念佛机诵读佛经。12点吃午饭，下午与姐妹们研究、分享佛经。她只吃素，每隔一个小时拜一次佛，在每个房间里都放一台念佛机，晚上也不关。她把一台念佛机对着窗外，曾引来邻居投诉。她最初信佛，是为了化解痛苦，但渐渐成了信徒，并坚持单身。她试图抛开所有的尘事欲念，皈依佛门，在信仰的世界里重生。
《独·生》拍摄了四个月，剪辑了近一年。母子健凭借此片入围了2015年第87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而这个荣誉只是记录本身的意外收获，一年的拍摄让母子健重新长大。过去的一页一帧帧地被记录，融入了一个亲历者最深刻的反思，最艰难的重建——缅怀，祭奠，不一定要流泪。在北川，废墟上挺起了高楼，而心灵的那座房子只有用理解与关怀，还有理性的政策去慢慢重建。母子健说，他为故乡所做的，才刚刚开始。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
一个受益者，不安地幸福着
2008年5月12日下午，在母子健的家乡北川，15645人失去了生命，还有很多人永远也找不到了。当时在成都的母子健焦急地给家人打了数十通电话，最后一个电话终于通了：祖父没了，堂弟没了……祖母因为出门交电费，幸运地活下来。父母之前已调往绵阳工作，也躲过了灾难。
地震之后，各种援助纷至沓来，物资、金钱、医疗、救援者，还有一些项目。6月末，国家留学基金委与纽约州立大学签订了一项援助计划，名为“SUNY中国150项目”。纽约州立大学提供150个全额奖学金名额，邀请四川灾区学生到纽约学习一年。“选拔的是来自四川重灾区的在读本科生，要求成绩优异、英语好，旨在为灾后重建培养一支青年领导者队伍。”
母子健的父亲曾是北川中学英语老师，母亲曾在北川公安局工作多年。小学四年级时，他随父母迁至绵阳。“我从小接受北川最好的教育，一直是前几名，父母都比较开明。”他性格内向，常泡在互联网上，是虎扑网的红人，爱看电影，自称“文艺小青年”，成绩却很好。2007年，他考入四川大学读国际经济与贸易，“稀里糊涂选了一个高大上的专业，跟大多数同学一样，想着将来去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或者银行工作。”然而，地震让他的人生彻底改变。
2008年8月15日，母子健与同乡飞往纽约。150人被分到纽约大学的二十多所分校。母子健进入SUNY Farmingdale分校学习经济。他们很快受到各方媒体的关注。母子健和来自西南财经大学的尹婧是这个项目的学生代表，不断被各种媒体采访。“他们总是问，你是谁？灾难对你的家庭有什么打击？你的生活怎么样？之后想干什么？”母子健说，媒体总是问得很浅，并不了解真正的他们。
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灾后第三年的报道中，他重新被关注。在那个专题片里，一切都是设定好的，连情感都做了细心的安排。他只需要适时地出演，按着设定好的情感节奏展开情绪就好。母子健在那一刻感到悲凉，他觉得这不真实，只是在满足他人关怀的愿望，而这种已经设定好的关怀与情感都不是他对灾难本身的思考。
他一直想为家乡做些什么，而不是作为一个情感的道具存在。
媒体报道之外，有很多空白，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去填补。这些经历让他决定以后学新闻。
“那一年我有很强的动力，要做出一些东西，跟北川灾区重建相关。”被选派到美国后，他认为自己“负有某种使命”，决定不再“混混沌沌、平平庸庸”。作为走出来的北川人，北川在重建，而母子健的心灵重建也开始了。
为故乡构图，以冷静的悲伤
2009年春假，母子健去了很多地方，波士顿、芝加哥、费城、华盛顿、佛罗里达……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他遇见了傅高义等多位学界大咖，看到很多关于汶川地震的讨论、研究，第一次看到关于这次地震的纪录片。“大家试图通过地震之后的改变，看清我们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母子健第一次看到关注社会议题、弱势群体的纪录片，“原来可以这样子。”那种恍然令他脑洞大开——自己对家乡和祖国的有限悲伤与感念瞬间都单薄了。
2009年5月，“SUNY中国150项目”学生结业回国。母子健确定了学新闻和拍纪录片的决心。回到四川大学继续学业的两年，他一直在为准备出国学新闻做准备。2011年，他申请了纽约大学新闻学院新闻与纪录片专业，并提交了一份1500字的个人陈述，表示想拍一部关于地震的纪录片。系主任马西亚·洛克（Marcia Rock）很欣赏母子健，给予他2/3奖学金。
在纽约大学，没摸过摄像机的母子健开始学习用镜头讲故事。身边的人都阅历丰富：导师马西亚·洛克是三次美国电视艾美奖获得者;最好的朋友在《纽约时报》埃及分社工作了七年，报道过“阿拉伯之春”; 32岁的越南同学是富布莱特学者，拍过越战后遗症……在那些光影里，母子健为故乡构图。
2012年初，母子健开始构思毕业作品，想拍一部关于北川灾后重建的纪录片。他并没有想好具体拍什么，只是觉得自己是本地人，拍到的肯定与别人不同。
带着一种沉甸甸的激动，母子健回到故乡北川。最初一个月里，他像无头苍蝇，走了很多地方，见了几百人，得到了各种碎片化的故事。他看到震后新修的楼房里，只剩下老人和小孩;看到失亲的家庭在新的家园里，依然没有走出悲伤……
这些素材，故事密集，彼此之间支离破碎，无法被放在同一个逻辑的盒子里。这令母子健感到焦虑。直到他重新回到北川新县城，华灯初上，广场上音乐响起，大妈们开始跳广场舞。在那样的歌舞升平里，母子健看到，有小孩的母亲或抱或带着她们的娃，翩翩起舞——这些地震后出生的孩子，是母亲心中新生的力量，更是心灵重建的最大因素。而那些灾难中失去孩子、又因各种原因没有再生育的母亲们，表情里都是大难留下的或深或浅的遗迹。
母子健在那样欢快的广场乐曲里，找到了内心一直在寻找的某种线索。于是，他将目光锁定了那些在地震中失去孩子的家庭，有了纪录片《独·生》。
《独·生》，艰难的心灵重建
镜头下的北川新县城街上，满眼都是抱着新生儿的母亲，喜悦溢于言表。这种幸福带着某种程度的欣慰。新生的孩子像一剂良药，帮助人们有限地治愈地震创伤。
母子健通过熟人介绍，在社区计生办找到了很多失独家庭，前后与近二十个家庭接触，最后拍摄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失独家庭：失独后重新生育小孩的;不能再生育、准备领养小孩的;独自生活的。
母子健在三个家庭轮流呆着，与他们一起吃住。只要眼睛睁着，他就会扛着摄像机，刚开始不为纪录，只是为了让这三个家庭习惯于镜头和一个陌生人的存在。日复一日，镜头在他们的眼前消失了，生活本来的样子浮出水面——
蒋家失去了念初二的儿子，几年后幸运地诞生了一个调皮的女儿。虽然收入微薄，但他们极力为女儿提供无尽的爱与物质支持。女儿上幼儿园的第一天，父母双双去送，一家三口在幼儿园门口难舍难分。蒋妈妈想起当初儿子上幼儿园时的情景，在这份重温里，失独的伤口正在被覆盖。重建固然艰难，过去无法被遗忘，但新的生命会带来新的生机与希望。
方家的女儿没有逃出高一（3）班的教室，而他们夫妇均年事已高，丧失了再生育的能力。方妈妈决心领养一个女儿。方爸爸顾忌高龄，两人在是否领养上产生了严重的隔阂。夫妻彼此的坚持都那么绝对，不可调和的矛盾背后，都是对记忆的苦苦挣扎。
第三个家庭是顾家珍，她失去了丈夫、女儿以及几乎所有至亲。57岁的顾家珍独居在政府补偿的一套90平米的三居室里。她把一间卧室改成了佛堂，每天4点起床拜佛，6点买菜做饭，之后在卧室里跟着念佛机诵读佛经。12点吃午饭，下午与姐妹们研究、分享佛经。她只吃素，每隔一个小时拜一次佛，在每个房间里都放一台念佛机，晚上也不关。她把一台念佛机对着窗外，曾引来邻居投诉。她最初信佛，是为了化解痛苦，但渐渐成了信徒，并坚持单身。她试图抛开所有的尘事欲念，皈依佛门，在信仰的世界里重生。
《独·生》拍摄了四个月，剪辑了近一年。母子健凭借此片入围了2015年第87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而这个荣誉只是记录本身的意外收获，一年的拍摄让母子健重新长大。过去的一页一帧帧地被记录，融入了一个亲历者最深刻的反思，最艰难的重建——缅怀，祭奠，不一定要流泪。在北川，废墟上挺起了高楼，而心灵的那座房子只有用理解与关怀，还有理性的政策去慢慢重建。母子健说，他为故乡所做的，才刚刚开始。
（编辑 张秀格
gegepretty@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