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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不少地方积极探索多种治理新路径，以期走出乡村凋敝困局。当前成效显著的有十三种模式，它们或聚焦体制创新，优化组织架构；或探索自治、法治、德治三位一体，探路治理体系多元；或瞄准公共服务，寓管理于服务……
政经分离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后，需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只有跟乡村自治组织分开，集体经济才能得到更充分发展；与此相对应，基层自治组织只有将经济职能剥离以后，才能更专业化、精细化，给村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广东佛山南海区、浙江温州等地的政经分离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基层治理实践。通过经济组织与自治组织分离，两者分别履行各自的职能，理顺了组织之间的职责关系。
监委会
支委会统领、村代会定事、村委会办事、监委会监事，山东济南市章丘区“四会管村”做到了领导权、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四权”的合理分配和有效结合，实现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民主”的责任落实和有机统一。
目前，全国许多村庄都建立了村务监督组织。村务监督委员会这一村级民主自治新模式有效破解了村务监督难和制度落实难两大难题，从制度层面构建责权明晰、分权制衡的乡村现代治理机制，让群众明白，还干部清白。
议事会
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样板”城市，成都市成立村民议事会探索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积极性和主动性。撬动群众参与治理的热情，普通党员带头尤为重要。未来，议事会应“盘活”基层党建资源。
理事会
广西河池、湖北大冶探索村民自治重心下移，全面覆盖，在各村庄、各村民小组等设立理事会，搭建起更为细密的组织架构和更精准的工作模式。它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让群众自觉参与村庄事务管理，有效避免村民自治空转。
理事会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是村两委功能的細化和落地，对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解决乡村振兴问题和社会治理创新具有普遍示范意义。
三治合一
湖北恩施地区的农村是比较典型的处于转型期的农业性村庄，正处于乡土规则、国家法律等多元规则并存的时期。三治融合的恩施治理思路适应了当前农村社会的复杂性和过渡性特征。
自治、法治和德治的实质是三种治理资源，在当前农村社会中，这三种资源各具比较优势，都有发挥空间。恩施因事制宜融会运用多元治理资源，其经验值得借鉴。
新家风家训
中国自古有重视家风家训的传统。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拥有好家风对于构建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有重要意义。陕西渭南以家规家训为切入点，宣传、引导和弘扬好家风，塑造了良好的乡村软环境，重塑新乡风文明。
目前，在浙江、福建、江苏、山东等地都有通过家规家训建设改善村风民风的探索实践。
公共服务站
广东省清远市着力推进以完善农村基层治理为重点的农村综合改革，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清远通过建设村级公共服务站，将公共服务的重心由县乡下移到村，既提高了党政机关办事效率，又方便了广大农民群众。
政府购买服务
安徽来安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借力保洁公司市场化运作，有效解决了农村垃圾治理的顽疾。这种政府购买的方式还可适用于文化娱乐、社会治安、职业培训等公共生活领域，促使乡村公共服务的质量逐步优化，增强新时代农民的持续获得感与主体责任感。
新乡贤
乡村治理现代化离不开人才。城镇化浪潮中，乡村精英人才的外流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瓶颈之一。乡贤文化回归正当其时。
浙江上虞和湖北巴东等地传承发扬乡贤文化，回应了新时代农民的多元诉求，为乡村振兴凝心聚力，让故乡的月更明亮，让故乡的人更亲切，为中国农村新乡贤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示范与参照。
大学生村官
截至2016年底，全国在岗大学生村官人数超过10万人，其中有5万多人进入村两委班子，9000多人进入乡镇领导班子。大学生村官计划为农村干部队伍输送了“新鲜血液”。他们用新理念改造着身边的农民，为乡村治理注入新动力。
第一书记
乡村振兴，首先要破解人才短缺问题。江西吉安选派优秀干部到农村尤其是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正是从外部引入人才，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益探索。许多年轻干部从家门到校门，毕业后直接进入机关门，通过下派担任第一书记，可以增强他们对群众的感情，提升治理基层、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为今后更好为人民服务夯实基础。
目前，第一书记模式作为制度安排已在全国精准扶贫多个主战场上显现效果。
党建+
只有用脚步丈量民情，才能永葆党员与群众的血肉联系。通过加强“融入式党建”，苏州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权力下放，把社区党建、机关党建、“两新”党建统揽起来、统筹推进，确立以党组织为核心，政社互动共同参与的基层治理架构，变基层党建“独角戏”为党群“大合唱”，让党建融入发展、融入民生、融入群众。
这种“党建+”模式（即党建+其他工作项目，比如党建+民生普惠、党建+社会稳定等，构建以党建为引领、统筹推进各项事业协调发展的新机制）既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又将发展绩效转化为政治认同，其创新经验值得推广。
互联网+
“互联网+”（即“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但这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作为一种新的基因，正嵌入沪郊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催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沪郊“互联网+”的探索表明，无所不在的网络，会和无所不在的计算、数据、知识一起，推进无所不在的创新。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互联网+”的应用不仅是一种技术创新，也是一种内容创新，更是治理现代化的大势所趋。
（《半月谈》2017年23期）
政经分离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后，需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运行，只有跟乡村自治组织分开，集体经济才能得到更充分发展；与此相对应，基层自治组织只有将经济职能剥离以后，才能更专业化、精细化，给村民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广东佛山南海区、浙江温州等地的政经分离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基层治理实践。通过经济组织与自治组织分离，两者分别履行各自的职能，理顺了组织之间的职责关系。
监委会
支委会统领、村代会定事、村委会办事、监委会监事，山东济南市章丘区“四会管村”做到了领导权、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四权”的合理分配和有效结合，实现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四民主”的责任落实和有机统一。
目前，全国许多村庄都建立了村务监督组织。村务监督委员会这一村级民主自治新模式有效破解了村务监督难和制度落实难两大难题，从制度层面构建责权明晰、分权制衡的乡村现代治理机制，让群众明白，还干部清白。
议事会
作为统筹城乡发展的“样板”城市，成都市成立村民议事会探索推进民主政治建设，充分调动了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积极性和主动性。撬动群众参与治理的热情，普通党员带头尤为重要。未来，议事会应“盘活”基层党建资源。
理事会
广西河池、湖北大冶探索村民自治重心下移，全面覆盖，在各村庄、各村民小组等设立理事会，搭建起更为细密的组织架构和更精准的工作模式。它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让群众自觉参与村庄事务管理，有效避免村民自治空转。
理事会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是村两委功能的細化和落地，对于践行党的群众路线、解决乡村振兴问题和社会治理创新具有普遍示范意义。
三治合一
湖北恩施地区的农村是比较典型的处于转型期的农业性村庄，正处于乡土规则、国家法律等多元规则并存的时期。三治融合的恩施治理思路适应了当前农村社会的复杂性和过渡性特征。
自治、法治和德治的实质是三种治理资源，在当前农村社会中，这三种资源各具比较优势，都有发挥空间。恩施因事制宜融会运用多元治理资源，其经验值得借鉴。
新家风家训
中国自古有重视家风家训的传统。作为社会的细胞，家庭拥有好家风对于构建整个社会的公序良俗有重要意义。陕西渭南以家规家训为切入点，宣传、引导和弘扬好家风，塑造了良好的乡村软环境，重塑新乡风文明。
目前，在浙江、福建、江苏、山东等地都有通过家规家训建设改善村风民风的探索实践。
公共服务站
广东省清远市着力推进以完善农村基层治理为重点的农村综合改革，构建社会化服务体系，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清远通过建设村级公共服务站，将公共服务的重心由县乡下移到村，既提高了党政机关办事效率，又方便了广大农民群众。
政府购买服务
安徽来安模式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借力保洁公司市场化运作，有效解决了农村垃圾治理的顽疾。这种政府购买的方式还可适用于文化娱乐、社会治安、职业培训等公共生活领域，促使乡村公共服务的质量逐步优化，增强新时代农民的持续获得感与主体责任感。
新乡贤
乡村治理现代化离不开人才。城镇化浪潮中，乡村精英人才的外流成为制约乡村振兴的瓶颈之一。乡贤文化回归正当其时。
浙江上虞和湖北巴东等地传承发扬乡贤文化，回应了新时代农民的多元诉求，为乡村振兴凝心聚力，让故乡的月更明亮，让故乡的人更亲切，为中国农村新乡贤治理提供了宝贵的示范与参照。
大学生村官
截至2016年底，全国在岗大学生村官人数超过10万人，其中有5万多人进入村两委班子，9000多人进入乡镇领导班子。大学生村官计划为农村干部队伍输送了“新鲜血液”。他们用新理念改造着身边的农民，为乡村治理注入新动力。
第一书记
乡村振兴，首先要破解人才短缺问题。江西吉安选派优秀干部到农村尤其是贫困村担任第一书记，正是从外部引入人才，助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有益探索。许多年轻干部从家门到校门，毕业后直接进入机关门，通过下派担任第一书记，可以增强他们对群众的感情，提升治理基层、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为今后更好为人民服务夯实基础。
目前，第一书记模式作为制度安排已在全国精准扶贫多个主战场上显现效果。
党建+
只有用脚步丈量民情，才能永葆党员与群众的血肉联系。通过加强“融入式党建”，苏州推动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权力下放，把社区党建、机关党建、“两新”党建统揽起来、统筹推进，确立以党组织为核心，政社互动共同参与的基层治理架构，变基层党建“独角戏”为党群“大合唱”，让党建融入发展、融入民生、融入群众。
这种“党建+”模式（即党建+其他工作项目，比如党建+民生普惠、党建+社会稳定等，构建以党建为引领、统筹推进各项事业协调发展的新机制）既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又将发展绩效转化为政治认同，其创新经验值得推广。
互联网+
“互联网+”（即“互联网+各个传统行业”，但这不是简单的两者相加，而是利用信息通信技术以及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进行深度融合）作为一种新的基因，正嵌入沪郊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催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沪郊“互联网+”的探索表明，无所不在的网络，会和无所不在的计算、数据、知识一起，推进无所不在的创新。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互联网+”的应用不仅是一种技术创新，也是一种内容创新，更是治理现代化的大势所趋。
（《半月谈》2017年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