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听到的最好的电台节目，是20多年前在新疆的运油卡车上听到的。
　　运油卡车，是世界上最孤寂的卡车，它们通常是东风牌或解放牌汽车，拖着一个大油罐，由国营运输公司的司机掌管。卡车通常从新疆南部的和田或者策勒、民丰出发，历时10天，穿过沙漠、戈壁，一直到达乌鲁木齐。后来，这趟旅程缩短成7天、5天、4天，但来回仍然需要10天半月，司机们仍然需要每天早晨6点发动汽车，夜里一点休息。
　　卡车行走在沙漠、戈壁上，景色永远没有什么变化，有变化的只有天空，朝霞变成晚霞，落日变成月牙，还有，就是收音机里的电台节目，它一直在变。
　　那时候的卡车上是很少自带收音机的，司机们通常自己买一个，再配几节电池，就带着上路了。我跟着我的小舅，策勒县运输公司的卡车司机，在运油线路上奔走的那些时间，就听着那个小小的、沾着油污的、有个黑色皮套的红梅牌收音机里传出的节目，《新疆新闻》、《农村大戏台》、《世界名曲》、《小说连播》、《评书连播》、《广播剧》、《小喇叭》，有时候是一首圆舞曲，有时候是一段西班牙的吉他曲，有时候是《杨家将》。在1983年，有一期新闻节目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那时候正在提倡“能挣会花”，号召老百姓多消费，那期节目做的就是“能挣会花先进典型”，记者在尽情嘲笑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陈旧观念后，走访了一个当年最风光的“万元户”家庭，赞美了他家的摆设、他全家人的着装以及饭菜的丰盛，激情洋溢地作出结语：“像这样的家庭，还有很多很多……”。时隔25年，我还记得，那时，我们的卡车正停在阿克苏附近的戈壁深处，等待车队的其他卡车从一个兵团农场出来与我们会合。正是中午，烈日灼人，那个铿锵的女声停下来的时候，可以听见戈壁里那种浩渺的风声。
　　有一次是秋天的夜里，车队在沙漠里休息，司机们点起一堆火，默默地围在周围，卷烟、喝军用水壶里的水，水壶在大家手里传来传去，谁接到就拿一支烟，喝一口水，有人拿了收音机出来放，歪歪曲曲的声音过后，突然出来一段弗拉明戈(Flamenco)，欢快、热烈，裙摆似乎都要从收音机里探出来了。都是司机，没什么学识，却似乎都知道这音乐和这气氛最相合，频道就停在那里。后来，多少年，一听到弗拉明戈，想到的都是黑夜的沙漠里，油抹布和木板点起的一堆火后面，几张眼窝深、陷颧骨高耸的脸。
　　对于运油线路上的卡车司机和乘客们来说，收音机节目意味着什么呢7也许，那相当于在夜航的飞机上所看到的人间的灯火，就像圣·爱克苏贝里(Antoine de saint-Exupery)无数次写下的那样：“在茫茫夜海上，每颗火光都显示了一个心灵的奇迹。……但是，介于这些有生命的火光之间，又有多少扇关闭的窗户，多少盏熄灭的灯光，多少个沉睡的人。必须努力重新汇合，必须争取和田野里那些疏落火光下的某些人取得联系。”(《人的大地》)“现在，他如同一个守夜人，在夜半发现黑夜也能揭示人类的秘密：这些召唤，这些灯火，这种不安。黑暗里一颗普通的星星：这是一座孤零零的屋子。……这些人以为他们的灯光就是照亮了他们自己简陋的桌子，殊不知在离他们八十公里远的地方，有人已被这灯光的召唤所感动，就好像他们是从一座荒岛上对着大海绝望地摇晃着这盏灯一样”。 (《夜航》)
　　此后多年，听电台节目的时间在变，地点在变，电台节目给我的感觉始终是那样：我在夜航，而它是我所看到的灯火，是我在置身人间感到独孤的时候，“人间”向我伸来的触须，犹如当年在运油航线上所感受到的那样。
　　在1990年，大城市的晚上，全家人在客厅里欢声笑语的时候，我独自在一间屋子里听收音机；在1992年，高考前的某个晚上，我守着收音机，等着8点的《听众点播》的文艺节目准时播出，好录下那首苏芮演唱的《北西南东》；1992年到1996年，整个大学时代的背景声音里，少不了寻找某个频道的电台节目时的那种杂乱的声音，那时候，我是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员，负责每天转播《午间半小时》。
　　1997年，我成为兰州音乐台的主持人，尽管此时我已换位，但坐在封闭的直播间里的那些时刻，依然犹如夜航，电台节目仍是“人间”的触须，是我和那些灯火发生联系的唯一方法。
　　似乎就这么注定了，最早听到电台节目的感受，将笼罩此后对电台节目的所有感受，人生始终如夜航，我们用尽一切方法与人间发生一点联系，用尽一切方法，摇晃着自己的灯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