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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贸体系进入重构阶段，主要表现为权力结构重构和利益结构重构两个方面。全球经贸体系重构影响了中国经济的转型深化，融入全球经贸体系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优化具有积极意义。同时，中国经济的转型深化也推动了全球经贸体系的重塑，推动全球经贸体系稳定发展、开放发展、平衡发展和协调发展。中国经济转型深化与全球经贸体系在互构过程中既有合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中国要进一步在全面开放中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具体而言，在努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全面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在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变革机遇中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在全面推动开放进程中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而实现积极参与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与促进中国经济转型深化的良性互动发展。
关键词：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中国经济;转型深化;现代化经济体系;新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8-0033-08
一、全球经贸体系重构的内涵
全球经贸体系是指国家、国际经济组织、跨国公司等行为主体在处理全球性的经济、贸易、投资、货币等关系的过程中，按照一定的规则和制度，互动形成的有机整体。全球经贸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而逐渐形成、发展与演变的。二战后全球经贸体系的确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以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产生为标志，全球经贸体系总体上稳定发展。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一阶段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石油危机爆发，全球性经济“滞胀”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贸体系开始进入动荡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这一阶段全球经贸体系深化发展。随着“冷战”格局结束，真正统一的世界市场开始形成，经济全球化迎来了新的扩张时期。第四阶段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球经贸体系进入重构阶段。在这一阶段，全球经贸体系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同时，各层面的国际经济矛盾和斗争明显上升，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具体而言，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主要体现为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的重构。
（一）权力结构重构
全球经贸体系权力结构重构主要是指国际行为体在讨论全球经贸议题、制定全球经贸规则与制度的影响力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
1.多边贸易体制面临“边缘化”风险，区域贸易协定的“分化”作用增强
世界贸易组织于2001年发起多哈回合谈判，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哈回合谈判陷入旷日持久的僵局中。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经贸体系中的权威受到削弱，诸边协议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合作形式却发展迅猛。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后由于美国退出谈判，更名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即CPTPP）、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等，以其推行的“面向21世纪、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理念，对WTO体制框架下传统的国际经贸规则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2.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强化在全球经贸体系中的主导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在全球经贸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受到沉重打击，但是依然在全球经贸体系中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全球经贸规则制定中仍居于主导地位。美国通过签署区域、诸边、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推行其全球经济治理理念，挑战WTO规则底线，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大打“贸易战”。
3.新兴市场国家在构建全球经贸体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市场国家崛起，开始寻求在全球经贸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G20（二十国集团）的产生促使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贸体系中的话语权大大提升。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全球经贸体系构建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和智慧，积极提供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公共产品。从创立“亚投行”到发起“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从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在全球经贸体系构建中扮演着重要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和改革者的角色。
（二）利益结构重构
各国政府不仅关注国际经济合作产生的绝对收益，而且出于安全考虑，更加关注与别国合作后的相对收益。国际机制的设计、合作议题的安排是影响相对收益的重要因素。从当前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发展趋势看，全球经贸体系利益结构重构体现在：
1.规则调整范围由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延伸
传统的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的调整重心在贸易双方的边境上，称为“边境措施”。随着世界范围内贸易壁垒的削减、边境措施的逐步规范，各国国内政策越来越成为影响国际贸易与投资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新一代贸易与投资议题中，诸如竞争政策、贸易便利化、劳工、环境等“边境后措施”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新一代贸易与投资规则通过与国内政策的协调与融合，形成了具有超国家性质的共同标准。
2.市场准入谈判的重点领域由货物贸易向服务、投资规则和知识产权转变
传统的国际经贸规则协调的领域主要在货物贸易，从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才开始进行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三个新议题谈判，并达成协议，但是在之后的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却没有取得實质性进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极力推动服务贸易、投资与知识产权规则谈判，以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将其作为推动经济恢复和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服务贸易和投资新规则覆盖的领域更广、自由化水平更高、纪律约束性更强。新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制也在保护范围、保护期限、执法、数字环境下的知识产权执法以及争端解决等方面超过了原有规则水平。 3.新的国际经贸规则谈判不断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新议题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多新议题。这些新议题有的反映了当代互联网等科学技术进步的要求，如数字贸易;有的是国际社会对日益迫切问题的关注，如环境问题;还有的体现出鲜明的发达国家的利益要求，如劳工标准问题。数字贸易规则更加强调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和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强调网络安全并要求缔约方公开政府数据。对环境规则和劳工标准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影响当前全球经贸体系重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因素、科技因素等，也有政治因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消长变化、全球价值链生产的深入发展、以互联网等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以及世界政治分化的加剧等因素都对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与中国经济转型深化互动
全球经贸体系重构对中国经济转型深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转型深化进入新的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揭示了中国经济转型深化的基本内容。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重点和主要举措。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报告强调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并且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会议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基础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在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会议进一步明确构建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从历史轨迹与现实逻辑看，中国经济转型深化战略安排与全球经贸体系重构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随着全球经贸体系运行机制、权力结构、利益结构和规则标准的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转型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在经济转型深化过程中也在对全球经贸体系进行重塑，深刻影响着全球经贸体系的发展程度和重构方向。但同时，中国经济转型与全球经贸体系互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冲突。
（一）中国融入全球经贸体系有利于经济转型深化
1.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
全球经贸体系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在这一进程中，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被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所认可和采纳，从而构成全球经贸体系的制度基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国际经贸规则协调范围由“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拓展、竞争中立原则以及“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确立，更高标准的市场经济规则开始约束、协调全球经贸活动，这对世界各国国内经济规则的调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与融入全球经贸体系是同步进行的。融入全球经贸体系要求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容与以市场经济为制度基础的国际经贸规则一致，这一过程中经济、社会开放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和“学习效应”等，也激发了制度创新的需求，降低了制度创新的供给成本。在中国政府的主导和有序安排下，中国改革与开放进程始终保持一致，互相促进，形成良性互动发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面对十分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此后，围绕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全面完善产权、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制度、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等方面，中国进一步加快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
2.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融入全球经贸体系促使中国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倡导和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将对科技创新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①2019年3月，中国颁布《外商投资法》，对已实施40年的外商法律制度进行体系性调整，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对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产生深远影响。
3.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优化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服务的可贸易性大大增强，服务的全球化已成为重要发展趋势。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有利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效率，对推动中国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例如，Bernard Hoekman 和 Ben Shepherd运用世界银行2006—2011年119个国家企业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服务业生产率与制造业生产率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性，服务业生产率每提高10%，制造业生产率会提升0.3%，制造业出口会提升0.2%。②加大服务业市场开放还能够进一步打破中国服务业发展目前面临的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提高服务供给总量、质量与效率，加快推动咨询、计算机与信息、金融、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此外，融入全球经贸体系，推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发展，也有利于中国提高资源再配置效率，改善资源错配问题，进而优化经济结构。
（二）中国经济转型深化对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1.促进了全球经贸体系稳定发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减弱，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興经济体也受到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最前列，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尤其是中国扶贫、减贫、脱贫成就为世界发展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我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我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③ 党的十八大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得到更加科学、准确的定位和处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市场化转型的伟大实践成功开创了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模式”，与美国推崇的市场放任与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不同，新自由主义对金融管制的过度放松恰是造成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极大程度地巩固了全球经贸体系的制度基础，对全球经贸体系的稳定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2.有力推动了全球经贸体系开放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經济、政治分化加剧，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和欧洲极右翼势力的推动下，整个世界范围内掀起“逆全球化”潮流，保护主义泛滥，严重影响了全球经贸体系的稳定健康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坚定不移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积极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加快国内改革，积极应对全球经贸体系重构趋势。坚定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主张开放，反对排他。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体现了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坚定信念与决心。
3.促进了全球经贸体系平衡发展
进入21世纪后，全球经济失衡一直是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贸易收支失衡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体现，总的格局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逆差阵营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顺差阵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收支失衡虽然出现改善，但近年来在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放缓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背景下，全球贸易收支失衡仍面临着较大的调整压力。全球贸易收支失衡成因复杂，它既是贸易顺差和逆差经济体内部经济结构失衡的反映，也是不同经济体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结果。从制度层面上看，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本位制和美元霸权也存在密切联系。中国近年来加大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2019年，中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为1%，比2007年下降了9个百分点④，为改善全球经济失衡做出了重要贡献。2020年，中国进一步明确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畅通国内大循环来带动国际循环，进一步为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做出卓越贡献。
4.促进了全球经贸体系协调发展
长期以来，全球经贸体系建立在传统的、不平衡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基础上。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存在技术依赖和市场依赖。在技术依赖方面，发展中经济体在生产中的加工地位被日益固化，而发达经济体的技术优势不断得到强化。在市场依赖方面，由于发展中经济体在价值链分工中获得利益有限，福利提升缓慢，很难培育出区域性的、大规模的消费品市场，这导致发展中经济体只能继续依赖出口导向战略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虽然依靠技术垄断优势地位在价值链中赚取了大部分利润，但发达经济体也出现传统产业受损、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就业问题日益严重等问题。这种长期失衡的传统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是造成全球经贸体系不稳定、不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逐步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枢纽之一。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加快经济转型深化进程，增强创新能力建设，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注重扩大内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些战略举措将有助于改善传统的长期失衡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引领发展中经济体打破对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和市场依赖，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重塑，从而促进全球经贸体系朝着协调的良性方向发展。
由以上分析可见，一方面，中国通过融入全球经贸体系，成功地实现了自身的经济转型，并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成员。中国在接纳、吸收、学习国际规则并对国内规则进行调整的过程中，根据本国国情，将全球经贸规则的重构内化为国内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方式的转型。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在全球经贸体系中的重要影响力，中国经济改革深化与发展方式转型本身就具有全球价值和意义，中国在融入全球经贸体系过程中，根据自身的成功经验为全球经贸体系的健康顺利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三）中国经济转型深化与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也存在冲突
中国经济转型深化与全球经贸体系重构在互构过程中既有合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主要表现为：
1.发达国家在全球经贸体系中主导权的强化，压缩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国际空间
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实力消长变化促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强化在制定全球经贸规则中的主导权。在特朗普政府任期内，美国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挑战美国利益和影响力的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将中国作为美国贸易政策调整的重要对象，在贸易平衡、知识产权、技术转让、补贴、网络安全、服务市场准入、投资等领域挑起全面的贸易摩擦。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更是在产业链和供应链、科技、金融、文化交流等领域加速推动对华“脱钩”。2021年美国新任总统拜登执政后，延续了对中国的强硬路线，并呈现出联合其他发达国家共同对中国施压的新特点。2021年6月，拜登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强调美国要与欧盟加强合作以保证由“市场民主国家”而非中国制定21世纪的贸易和技术规则。⑤美国主导的刻意排挤中国的措施将对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贸体系并发挥自身的影响力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并对中国通过融入全球经贸体系进一步深化自身经济转型的外部依托空间形成挤压态势。
2.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中不确定性和风险加大对中国的产业体系造成冲击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中的不确定因素逐渐增多，“黑天鹅”与“灰犀牛”频繁出现，全球经贸体系运行受到巨大冲击。全球价值链总体发展水平由快速扩张态势转向收缩，2012年以来，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GDP）以年均1.6%的速度下降。⑥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价值链分工进一步收缩甚至发生断裂的风险加大。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深深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体系中并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但仍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中国在分工体系位置中面临被发达经济体“低端锁定”的风险;另一方面，当前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回流”以及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经济体给中国带来竞争压力，“双重挤压”风险明显加大，这对中国尚不发达的产业体系造成冲击和威胁。 3.中国市场体系与全球经贸体系高标准的市场规则存在不相适应之处
在新一轮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中，高标准市场规则的确立已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竞争中立原则、国有企业条款、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投资制度、监管一致性原则、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体系、高水平开放的服务贸易规则、跨境数据的自由流动、数字知识产权与安全保护的强化等高标准市场规则的确立，一方面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与发达国家仍在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中居于主导地位有关。目前，中国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還不充分，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全球经贸体系中高标准的市场规则发展趋势将对中国提高国内经济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提出挑战。
中国经济转型深化必须在与全球经贸体系重构的冲突和合作中完成。国家能力的建设是化解冲突、深化合作的关键。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中国进入新时代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和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性变化的重大战略抉择，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对促进国家能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三、在努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加快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在全球经贸体系重构进程进一步加快、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情况下，中国作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安排。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立足国内大循环，发挥比较优势，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新发展格局本质上是一种全方位和高水平的开放发展新格局，它对新时代的开放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更高标准。中国要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从而实现积极参与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与促进中国经济转型深化的良性互动发展。
（一）在努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全面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驱动发展在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居于核心地位。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中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自主创新是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中国推进自主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基于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从而发挥对国际大循环的促进和带动作用。扩大内需既包括需求数量的扩大，也包含需求结构的提高。需求结构的提高要求提升产品质量，从而有利于促进国内企业加大自主研发和自主品牌设计。Fajgelbaum、Grossman和Helpman研究发现，本土市场规模效应对促进需求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都将产生积极作用。⑦这表明，内需的扩大、国内强大市场的形成将对自主创新产生积极的影响。畅通国内大循环也会对自主创新产生有益的作用。通过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助于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由此形成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促进企业自主创新。
新发展格局也为中国实行开放创新，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当前，开放创新已成为全球创新的重要趋势，这主要表现在：创新投入和活动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创新的行列;新一轮技术革命推动信息、技术、知识、人才等各种高端创新资源和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快流动和配置;创新模式多样化，呈现网络化趋势;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合作不断加强。面对全球化背景下创新发展的新趋势，中国需要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利用国际科技和创新资源，从全球科技发展和产业竞争的视野来进行创新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⑧只有实行高水平开放发展，才能真正发挥国内大循环对国际大循环的带动作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有利于中国在正确处理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之间的关系、内资和外资企业之间关系、国内创新环境与扩大开放创新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切实以创新驱动发展。
（二）在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变革机遇中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当前，全球价值链调整不断深化，这表现在：第一，在北美、欧洲和亚洲三大全球价值链分工区域看，亚洲区域内价值链分工发展最为显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枢纽地位明显增强，不仅是供给端的重要枢纽，而且逐步成为需求端的枢纽。第二，数字技术对全球价值链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降低了对零部件运输和生产的追踪和监管成本，从而有效降低了贸易成本，提升了物流服务效率，有利于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和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大幅度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在本土生产往往可能会获得更高的利润，这会促使发达经济体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回迁”至本土生产，而不再将其外包给发展中经济体，从而缩短了价值链的长度，减少了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的机会。第三，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发展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20》，服务在增加值贸易中的比重由1980年的31%增加到2009年的43%，服务出口中的前向和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都有显著增长。⑨
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的情况下，中国要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变革的机遇，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一是加速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促进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二是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充分利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枢纽地位，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数字技术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发展，实现关键技术和零部件供应的安全自主可控。三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注重通过发展价值链“微笑曲线”前端研发设计、市场研究、咨询服务和后端第三方物流、供应链管理和销售服务，引领制造业服务化升级。四是积极培育国内价值链生产体系，形成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良性互动发展的新格局。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可以延长全球价值链在国内的循环链条，充分发挥参与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市场扩张效应、促竞争效应及学习合作效应。同时参与全球价值链也有助于打破市场分割，发挥学习效应，从而促进国内价值链的经济增长效应。 （三）在全面推动开放进程中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本质上都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内在基础，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二者的基本目标都是通过清除市场壁垒，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的深度融合。通过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体系减少各种市场壁垒，加强对内开放，从而推动全面开放，带动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而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也将为对内开放产生示范效应，降低“试错”成本，有利于制度创新过程的协调，使之很好地与具有较强系统性特征的深化改革进程相匹配。为此，中国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通过全方位制度型开放带动全面改革深化，促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一是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以此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根据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统计数据，2017至2020年，中国连续4年修订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分别由63项、95项减至33项、30项。⑩随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服务业市场开放力度不断加大，中国将进一步消除各种市场壁垒，逐步确立与国际规则相一致的竞争中立原则，使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共享发展红利，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力。
二是实行高水平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此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营商环境的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内容。2020年4月和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和《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两个文件，强调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中的重要性。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能够促进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要素价格的体制机制，改善营商环境。中国应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加快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水平自贸区网络，推进开放包容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安排。在已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基础上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新进程，尽快实现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突破，谋划适时加入《全面与进步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推进RCEP与CPTPP的对接。在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基础上，继续深化中欧经贸合作。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中国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促进要素的合理有序流动。
三是积极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以此加快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创新。自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以来，截至2020年9月，全国已有21个省份设立了自贸区，形成了东中西协调、陆海统筹、从发达省市到沿边省份的布局特点。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方面，自贸试验区要继续深化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等现代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推进政府管理由注重事前审批向注重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加强监管制度建设。在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方面，继续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发展，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2018年4月，党中央决定在海南建立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2020年6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布。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相比，自由贸易港在开放范围、领域、层次上都具有质的飞跃，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设立将进一步推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与金融体制改革创新。
综上，中国要在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中推进国内经济转型深化，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发展，在努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提升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释
①Federica Coelli， Andreas Moxnes， Karen Helene Ulltveit-Moe. Better， Faster， Stronger： Global Innovation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6， No.22647;余淼杰：《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经济研究》2010年第12期。
②Bernard Hoekman， Ben Shepherd. Services Productivity， Trade Policy and Manufacturing Exports. World Economy， 2017， Vol.40， No.3， pp.499-516.
③習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2月26日。
④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分析小组：《2019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http：//www.safe.gov.cn/safe/2020/0327/15828.html，2020年3月27日。
⑤《中美贸易争端大事记》，清华五道口国家金融研究院网站，http：//cifer.pbcsf.tsinghua.edu.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07&id=319，2019年5月15日。
⑥World Bank，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upply Chain Trade， and Workers in a Globalized World. The World Bank， https：//documents.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documents-reports/documentdetail/384161555079173489/， 2019年4月15日;陈丰龙、徐康宁：《本土市场规模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5期;Jonathan I. Dingel. The Determinants of Quality Specializ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6， No.22757 . ⑦Pablo Fajgelbaum， Gene M. Grossman， Elhanan Helpman. Income Distribution， Product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1， Vol.119， No.4， pp.721-765.
⑧习近平：《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0年11月5日。
⑨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Trading for Development in the Ag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2020， p.29.
责任编辑：刘 一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System and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Liu junting Wang zirui
Abstract：After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system has entered a reconstruction stage，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wer structure and interest structur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system has affected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tegrating into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system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has also promot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system， and promoted the stable， open， balanc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system. There is both cooperation and inevitable conflict in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system. China should further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 opening-up. Specifically， China shoul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in striving to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n making full use of the opportunities of global value chain reform， and 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 opening-up， so as to realize the benign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reconstruction of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system; China’s economy; deepening of transformation; modern economic system;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收稿日期：2021-06-30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产业政策和WTO规则兼容性研究”（19BJL08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下中国经济改革深化与发展方式转型研究”（14JJD790021）。
作者简介：刘钧霆，男，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阳 110036）。
王子睿，男，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沈阳 110036）。
关键词：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中国经济;转型深化;现代化经济体系;新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F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8-0033-08
一、全球经贸体系重构的内涵
全球经贸体系是指国家、国际经济组织、跨国公司等行为主体在处理全球性的经济、贸易、投资、货币等关系的过程中，按照一定的规则和制度，互动形成的有机整体。全球经贸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而逐渐形成、发展与演变的。二战后全球经贸体系的确立大体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以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大国际经济组织产生为标志，全球经贸体系总体上稳定发展。第二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这一阶段伴随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石油危机爆发，全球性经济“滞胀”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全球经贸体系开始进入动荡发展阶段。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前。这一阶段全球经贸体系深化发展。随着“冷战”格局结束，真正统一的世界市场开始形成，经济全球化迎来了新的扩张时期。第四阶段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至今，全球经贸体系进入重构阶段。在这一阶段，全球经贸体系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同时，各层面的国际经济矛盾和斗争明显上升，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具体而言，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主要体现为权力结构和利益结构的重构。
（一）权力结构重构
全球经贸体系权力结构重构主要是指国际行为体在讨论全球经贸议题、制定全球经贸规则与制度的影响力方面所发生的重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
1.多边贸易体制面临“边缘化”风险，区域贸易协定的“分化”作用增强
世界贸易组织于2001年发起多哈回合谈判，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世界经济增长低迷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多哈回合谈判陷入旷日持久的僵局中。多边贸易体制在全球经贸体系中的权威受到削弱，诸边协议和区域贸易协定的合作形式却发展迅猛。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后由于美国退出谈判，更名为“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即CPTPP）、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等，以其推行的“面向21世纪、高标准”的国际经贸规则理念，对WTO体制框架下传统的国际经贸规则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2.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强化在全球经贸体系中的主导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在全球经贸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受到沉重打击，但是依然在全球经贸体系中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全球经贸规则制定中仍居于主导地位。美国通过签署区域、诸边、双边贸易和投资协定，推行其全球经济治理理念，挑战WTO规则底线，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大打“贸易战”。
3.新兴市场国家在构建全球经贸体系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新兴市场国家崛起，开始寻求在全球经贸体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G20（二十国集团）的产生促使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经贸体系中的话语权大大提升。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全球经贸体系构建中贡献出自己的力量和智慧，积极提供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公共产品。从创立“亚投行”到发起“一带一路”合作倡议，从倡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到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国在全球经贸体系构建中扮演着重要的参与者、建设者、贡献者和改革者的角色。
（二）利益结构重构
各国政府不仅关注国际经济合作产生的绝对收益，而且出于安全考虑，更加关注与别国合作后的相对收益。国际机制的设计、合作议题的安排是影响相对收益的重要因素。从当前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发展趋势看，全球经贸体系利益结构重构体现在：
1.规则调整范围由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延伸
传统的国际贸易与投资规则的调整重心在贸易双方的边境上，称为“边境措施”。随着世界范围内贸易壁垒的削减、边境措施的逐步规范，各国国内政策越来越成为影响国际贸易与投资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新一代贸易与投资议题中，诸如竞争政策、贸易便利化、劳工、环境等“边境后措施”成为各国关注的重点。新一代贸易与投资规则通过与国内政策的协调与融合，形成了具有超国家性质的共同标准。
2.市场准入谈判的重点领域由货物贸易向服务、投资规则和知识产权转变
传统的国际经贸规则协调的领域主要在货物贸易，从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才开始进行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三个新议题谈判，并达成协议，但是在之后的世贸组织多哈回合谈判中却没有取得實质性进展。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国家极力推动服务贸易、投资与知识产权规则谈判，以增强自身的竞争优势，将其作为推动经济恢复和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服务贸易和投资新规则覆盖的领域更广、自由化水平更高、纪律约束性更强。新的国际知识产权保护规制也在保护范围、保护期限、执法、数字环境下的知识产权执法以及争端解决等方面超过了原有规则水平。 3.新的国际经贸规则谈判不断纳入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新议题
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很多新议题。这些新议题有的反映了当代互联网等科学技术进步的要求，如数字贸易;有的是国际社会对日益迫切问题的关注，如环境问题;还有的体现出鲜明的发达国家的利益要求，如劳工标准问题。数字贸易规则更加强调跨境数据自由流动和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强调网络安全并要求缔约方公开政府数据。对环境规则和劳工标准也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影响当前全球经贸体系重构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经济因素、科技因素等，也有政治因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消长变化、全球价值链生产的深入发展、以互联网等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兴起以及世界政治分化的加剧等因素都对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与中国经济转型深化互动
全球经贸体系重构对中国经济转型深化进程具有重要的影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转型深化进入新的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揭示了中国经济转型深化的基本内容。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重点和主要举措。2017年党的十九大召开，报告强调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并且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会议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基础上，提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在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会议进一步明确构建畅通国内大循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从历史轨迹与现实逻辑看，中国经济转型深化战略安排与全球经贸体系重构是相互依存的。一方面，随着全球经贸体系运行机制、权力结构、利益结构和规则标准的变化，必然对中国经济转型产生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在经济转型深化过程中也在对全球经贸体系进行重塑，深刻影响着全球经贸体系的发展程度和重构方向。但同时，中国经济转型与全球经贸体系互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冲突。
（一）中国融入全球经贸体系有利于经济转型深化
1.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
全球经贸体系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在这一进程中，市场配置资源的方式被越来越多的民族国家所认可和采纳，从而构成全球经贸体系的制度基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随着国际经贸规则协调范围由“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拓展、竞争中立原则以及“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确立，更高标准的市场经济规则开始约束、协调全球经贸活动，这对世界各国国内经济规则的调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国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与融入全球经贸体系是同步进行的。融入全球经贸体系要求中国经济改革的内容与以市场经济为制度基础的国际经贸规则一致，这一过程中经济、社会开放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和“学习效应”等，也激发了制度创新的需求，降低了制度创新的供给成本。在中国政府的主导和有序安排下，中国改革与开放进程始终保持一致，互相促进，形成良性互动发展。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面对十分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提出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完善现代市场体系。此后，围绕推进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全面完善产权、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制度、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等方面，中国进一步加快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
2.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更多地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融入全球经贸体系促使中国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倡导和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将对科技创新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①2019年3月，中国颁布《外商投资法》，对已实施40年的外商法律制度进行体系性调整，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制度，对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将产生深远影响。
3.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优化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服务的可贸易性大大增强，服务的全球化已成为重要发展趋势。大力发展服务业和服务贸易，有利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提高社会整体经济效率，对推动中国优化产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例如，Bernard Hoekman 和 Ben Shepherd运用世界银行2006—2011年119个国家企业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服务业生产率与制造业生产率之间存在很强的关联性，服务业生产率每提高10%，制造业生产率会提升0.3%，制造业出口会提升0.2%。②加大服务业市场开放还能够进一步打破中国服务业发展目前面临的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提高服务供给总量、质量与效率，加快推动咨询、计算机与信息、金融、保险、专有权利使用费和特许费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此外，融入全球经贸体系，推动贸易与投资自由化发展，也有利于中国提高资源再配置效率，改善资源错配问题，进而优化经济结构。
（二）中国经济转型深化对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产生了深远影响
1.促进了全球经贸体系稳定发展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明显减弱，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興经济体也受到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虽然放缓，但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最前列，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尤其是中国扶贫、减贫、脱贫成就为世界发展与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按照现行贫困标准计算，我国7.7亿农村贫困人口摆脱贫困;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贫困标准，我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创造了减贫治理的中国样本。③ 党的十八大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得到更加科学、准确的定位和处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市场化转型的伟大实践成功开创了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模式”，与美国推崇的市场放任与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不同，新自由主义对金融管制的过度放松恰是造成国际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因此，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极大程度地巩固了全球经贸体系的制度基础，对全球经贸体系的稳定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2.有力推动了全球经贸体系开放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經济、政治分化加剧，在美国特朗普政府和欧洲极右翼势力的推动下，整个世界范围内掀起“逆全球化”潮流，保护主义泛滥，严重影响了全球经贸体系的稳定健康发展。在此背景下，中国坚定不移继续推进对外开放，积极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全面开放。加快国内改革，积极应对全球经贸体系重构趋势。坚定维护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积极参与和推动区域经济合作，主张开放，反对排他。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并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体现了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坚定信念与决心。
3.促进了全球经贸体系平衡发展
进入21世纪后，全球经济失衡一直是国际社会十分关注的问题。贸易收支失衡是全球经济失衡的重要体现，总的格局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逆差阵营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顺差阵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贸易收支失衡虽然出现改善，但近年来在全球贸易增长速度放缓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背景下，全球贸易收支失衡仍面临着较大的调整压力。全球贸易收支失衡成因复杂，它既是贸易顺差和逆差经济体内部经济结构失衡的反映，也是不同经济体参与国际产业分工的结果。从制度层面上看，与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美元本位制和美元霸权也存在密切联系。中国近年来加大内部经济结构调整，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消费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明显增强。2019年，中国经常账户余额占GDP比重为1%，比2007年下降了9个百分点④，为改善全球经济失衡做出了重要贡献。2020年，中国进一步明确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畅通国内大循环来带动国际循环，进一步为促进全球经济再平衡做出卓越贡献。
4.促进了全球经贸体系协调发展
长期以来，全球经贸体系建立在传统的、不平衡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基础上。一方面，发展中经济体对发达经济体存在技术依赖和市场依赖。在技术依赖方面，发展中经济体在生产中的加工地位被日益固化，而发达经济体的技术优势不断得到强化。在市场依赖方面，由于发展中经济体在价值链分工中获得利益有限，福利提升缓慢，很难培育出区域性的、大规模的消费品市场，这导致发展中经济体只能继续依赖出口导向战略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另一方面，发达经济体跨国公司虽然依靠技术垄断优势地位在价值链中赚取了大部分利润，但发达经济体也出现传统产业受损、非熟练和半熟练劳动力就业问题日益严重等问题。这种长期失衡的传统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是造成全球经贸体系不稳定、不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逐步成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枢纽之一。国际金融危机后，中国加快经济转型深化进程，增强创新能力建设，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注重扩大内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些战略举措将有助于改善传统的长期失衡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模式，引领发展中经济体打破对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和市场依赖，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重塑，从而促进全球经贸体系朝着协调的良性方向发展。
由以上分析可见，一方面，中国通过融入全球经贸体系，成功地实现了自身的经济转型，并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重要成员。中国在接纳、吸收、学习国际规则并对国内规则进行调整的过程中，根据本国国情，将全球经贸规则的重构内化为国内经济的改革与发展方式的转型。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在全球经贸体系中的重要影响力，中国经济改革深化与发展方式转型本身就具有全球价值和意义，中国在融入全球经贸体系过程中，根据自身的成功经验为全球经贸体系的健康顺利发展贡献“中国方案”。
（三）中国经济转型深化与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也存在冲突
中国经济转型深化与全球经贸体系重构在互构过程中既有合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冲突，主要表现为：
1.发达国家在全球经贸体系中主导权的强化，压缩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国际空间
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实力消长变化促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强化在制定全球经贸规则中的主导权。在特朗普政府任期内，美国明确将中国定位为挑战美国利益和影响力的最主要的战略竞争者，将中国作为美国贸易政策调整的重要对象，在贸易平衡、知识产权、技术转让、补贴、网络安全、服务市场准入、投资等领域挑起全面的贸易摩擦。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更是在产业链和供应链、科技、金融、文化交流等领域加速推动对华“脱钩”。2021年美国新任总统拜登执政后，延续了对中国的强硬路线，并呈现出联合其他发达国家共同对中国施压的新特点。2021年6月，拜登在《华盛顿邮报》发表评论文章，强调美国要与欧盟加强合作以保证由“市场民主国家”而非中国制定21世纪的贸易和技术规则。⑤美国主导的刻意排挤中国的措施将对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贸体系并发挥自身的影响力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并对中国通过融入全球经贸体系进一步深化自身经济转型的外部依托空间形成挤压态势。
2.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中不确定性和风险加大对中国的产业体系造成冲击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中的不确定因素逐渐增多，“黑天鹅”与“灰犀牛”频繁出现，全球经贸体系运行受到巨大冲击。全球价值链总体发展水平由快速扩张态势转向收缩，2012年以来，全球价值链参与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GDP）以年均1.6%的速度下降。⑥在当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全球价值链分工进一步收缩甚至发生断裂的风险加大。中国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已深深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体系中并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但仍面临着巨大挑战：一方面，由于技术创新能力不强，中国在分工体系位置中面临被发达经济体“低端锁定”的风险;另一方面，当前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回流”以及其他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发展中经济体给中国带来竞争压力，“双重挤压”风险明显加大，这对中国尚不发达的产业体系造成冲击和威胁。 3.中国市场体系与全球经贸体系高标准的市场规则存在不相适应之处
在新一轮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中，高标准市场规则的确立已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竞争中立原则、国有企业条款、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投资制度、监管一致性原则、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体系、高水平开放的服务贸易规则、跨境数据的自由流动、数字知识产权与安全保护的强化等高标准市场规则的确立，一方面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与发达国家仍在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中居于主导地位有关。目前，中国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還不充分，还存在市场激励不足、要素流动不畅、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全球经贸体系中高标准的市场规则发展趋势将对中国提高国内经济治理能力和现代化水平提出挑战。
中国经济转型深化必须在与全球经贸体系重构的冲突和合作中完成。国家能力的建设是化解冲突、深化合作的关键。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中国进入新时代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和社会主要矛盾历史性变化的重大战略抉择，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要求，对促进国家能力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三、在努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加快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
在全球经贸体系重构进程进一步加快、国际形势日趋复杂的情况下，中国作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安排。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报告《中共中央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指出，“立足国内大循环，发挥比较优势，协同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和贸易强国建设，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新发展格局本质上是一种全方位和高水平的开放发展新格局，它对新时代的开放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更高标准。中国要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从而实现积极参与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与促进中国经济转型深化的良性互动发展。
（一）在努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全面推动创新驱动发展
创新驱动发展在中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中居于核心地位。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中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自主创新是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要内容，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中国推进自主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基于扩大内需战略基点，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畅通国内大循环，从而发挥对国际大循环的促进和带动作用。扩大内需既包括需求数量的扩大，也包含需求结构的提高。需求结构的提高要求提升产品质量，从而有利于促进国内企业加大自主研发和自主品牌设计。Fajgelbaum、Grossman和Helpman研究发现，本土市场规模效应对促进需求结构、提升产品质量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都将产生积极作用。⑦这表明，内需的扩大、国内强大市场的形成将对自主创新产生积极的影响。畅通国内大循环也会对自主创新产生有益的作用。通过贯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有助于打破行业垄断和地方保护，破除妨碍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商品、服务流通的体制机制障碍，由此形成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降低全社会交易成本，促进企业自主创新。
新发展格局也为中国实行开放创新，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供了有利条件。当前，开放创新已成为全球创新的重要趋势，这主要表现在：创新投入和活动全球化，越来越多的国家进入创新的行列;新一轮技术革命推动信息、技术、知识、人才等各种高端创新资源和要素在全球范围内加快流动和配置;创新模式多样化，呈现网络化趋势;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合作不断加强。面对全球化背景下创新发展的新趋势，中国需要坚持开放创新，加强国际合作，有效利用国际科技和创新资源，从全球科技发展和产业竞争的视野来进行创新布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发展格局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⑧只有实行高水平开放发展，才能真正发挥国内大循环对国际大循环的带动作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有利于中国在正确处理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之间的关系、内资和外资企业之间关系、国内创新环境与扩大开放创新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切实以创新驱动发展。
（二）在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变革机遇中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当前，全球价值链调整不断深化，这表现在：第一，在北美、欧洲和亚洲三大全球价值链分工区域看，亚洲区域内价值链分工发展最为显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枢纽地位明显增强，不仅是供给端的重要枢纽，而且逐步成为需求端的枢纽。第二，数字技术对全球价值链发展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降低了对零部件运输和生产的追踪和监管成本，从而有效降低了贸易成本，提升了物流服务效率，有利于全球价值链的扩张和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另一方面，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大幅度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在本土生产往往可能会获得更高的利润，这会促使发达经济体将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回迁”至本土生产，而不再将其外包给发展中经济体，从而缩短了价值链的长度，减少了发展中经济体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的机会。第三，服务业在全球价值链发展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根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20》，服务在增加值贸易中的比重由1980年的31%增加到2009年的43%，服务出口中的前向和后向全球价值链参与都有显著增长。⑨
在当前国际经济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的情况下，中国要充分利用全球价值链变革的机遇，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一是加速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促进产业在国内有序转移，优化区域产业链布局。二是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充分利用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枢纽地位，畅通国内国际大循环，打造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推动数字技术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自主创新和开放创新发展，实现关键技术和零部件供应的安全自主可控。三是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注重通过发展价值链“微笑曲线”前端研发设计、市场研究、咨询服务和后端第三方物流、供应链管理和销售服务，引领制造业服务化升级。四是积极培育国内价值链生产体系，形成国内价值链与全球价值链良性互动发展的新格局。国内价值链的构建可以延长全球价值链在国内的循环链条，充分发挥参与全球价值链带来的市场扩张效应、促竞争效应及学习合作效应。同时参与全球价值链也有助于打破市场分割，发挥学习效应，从而促进国内价值链的经济增长效应。 （三）在全面推动开放进程中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是推进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两个重要方面，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本质上都是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内在基础，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二者的基本目标都是通过清除市场壁垒，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的深度融合。通过建设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体系减少各种市场壁垒，加强对内开放，从而推动全面开放，带动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构建。而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也将为对内开放产生示范效应，降低“试错”成本，有利于制度创新过程的协调，使之很好地与具有较强系统性特征的深化改革进程相匹配。为此，中国要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通过全方位制度型开放带动全面改革深化，促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
一是完善外商投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以此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根据国家发改委、商务部统计数据，2017至2020年，中国连续4年修订全国和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限制措施分别由63项、95项减至33项、30项。⑩随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不断完善，服务业市场开放力度不断加大，中国将进一步消除各种市场壁垒，逐步确立与国际规则相一致的竞争中立原则，使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共享发展红利，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力。
二是实行高水平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此促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和营商环境的优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内容。2020年4月和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和《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两个文件，强调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中的重要性。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能够促进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合理畅通、有序流动，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要素价格的体制机制，改善营商环境。中国应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加快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水平自贸区网络，推进开放包容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安排。在已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基础上推进亚太经济一体化新进程，尽快实现中日韩自贸区建设的突破，谋划适时加入《全面与进步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推进RCEP与CPTPP的对接。在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基础上，继续深化中欧经贸合作。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加快形成中国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促进要素的合理有序流动。
三是积极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以此加快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创新。自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以来，截至2020年9月，全国已有21个省份设立了自贸区，形成了东中西协调、陆海统筹、从发达省市到沿边省份的布局特点。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方面，自贸试验区要继续深化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等现代商事登记制度改革，推进政府管理由注重事前审批向注重事中、事后监管转变，加强监管制度建设。在深化金融改革创新方面，继续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发展，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2018年4月，党中央决定在海南建立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2020年6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布。与自由贸易试验区相比，自由贸易港在开放范围、领域、层次上都具有质的飞跃，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设立将进一步推动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与金融体制改革创新。
综上，中国要在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中推进国内经济转型深化，实现二者的良性互动发展，在努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提升国家经济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注释
①Federica Coelli， Andreas Moxnes， Karen Helene Ulltveit-Moe. Better， Faster， Stronger： Global Innovation and Trade Liberaliz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6， No.22647;余淼杰：《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经济研究》2010年第12期。
②Bernard Hoekman， Ben Shepherd. Services Productivity， Trade Policy and Manufacturing Exports. World Economy， 2017， Vol.40， No.3， pp.499-516.
③習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2月26日。
④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分析小组：《2019年中国国际收支报告》，国家外汇管理局网站，http：//www.safe.gov.cn/safe/2020/0327/15828.html，2020年3月27日。
⑤《中美贸易争端大事记》，清华五道口国家金融研究院网站，http：//cifer.pbcsf.tsinghua.edu.cn/index.php？m=content&c=index&a=show&catid=107&id=319，2019年5月15日。
⑥World Bank，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upply Chain Trade， and Workers in a Globalized World. The World Bank， https：//documents.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documents-reports/documentdetail/384161555079173489/， 2019年4月15日;陈丰龙、徐康宁：《本土市场规模与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中国工业经济》2012年第5期;Jonathan I. Dingel. The Determinants of Quality Specialization.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6， No.22757 . ⑦Pablo Fajgelbaum， Gene M. Grossman， Elhanan Helpman. Income Distribution， Product Quality，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11， Vol.119， No.4， pp.721-765.
⑧习近平：《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20年11月5日。
⑨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World Bank. Trading for Development in the Age of Global Value Chains. 2020， p.29.
责任编辑：刘 一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System and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Liu junting Wang zirui
Abstract：After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system has entered a reconstruction stage， which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power structure and interest structure.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system has affected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tegrating into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system is of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the improvement of China′s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nd the optimization of economic structure. At the same time，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has also promot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system， and promoted the stable， open， balanced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system. There is both cooperation and inevitable conflict in the mutual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system. China should further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economic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 opening-up. Specifically， China should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innovation driven development in striving to build a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in making full use of the opportunities of global value chain reform， and accelera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in the process of comprehensive opening-up， so as to realize the benign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of actively participating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system and promoting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reconstruction of global economic and trade system; China’s economy; deepening of transformation; modern economic system;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收稿日期：2021-06-30
基金項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产业政策和WTO规则兼容性研究”（19BJL08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全球经贸体系重构下中国经济改革深化与发展方式转型研究”（14JJD790021）。
作者简介：刘钧霆，男，辽宁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沈阳 110036）。
王子睿，男，辽宁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沈阳 110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