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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基于创业教育的价值理念、发展动力、支撑体系和绩效评估四个核心要素对中新两国两所代表性高校进行了实证比较。研究表明,中国高校的创业教育发展战略应实现五个转变,即从生存型的创业教育理念向发展型和享受型转变;从政府驱动型的创业教育动力向社会驱动型转变;从注重校内—国内的二元创业教育空间向校内—国内—国际三元创业教育空间转变;从注重创业教育的“输入”环节向注重创业教育的“输出和反馈”环节转变。
关键词:创业教育;价值理念;发展动力;支撑体系;绩效评估
创业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功能的扩展。构建科学有效的创业教育体系是培养创新型人才,促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发展知识经济、创业型经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内在要求[1][2]。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创业教育相比,中国的创业教育起步较晚,创业教育模式还不成熟,创业教育水平整体较低。2012年4月,《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将加强创新创业教育作为未来我国高等教育重要的改革方向之一,强调创新创业教育对全面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作用[3]。在高校创业教育的改革转型和全面推进新时期,比较分析中外高校的创业教育模式,借鑒国外创业教育的成功经验有助于促进中国高校创业教育模式的反思与改革。
一、样本选择与分析框架
(一)样本选择
中国和新加坡具有相近的地缘和同源的价值观念,因此分析比较两国高校创业教育的模式、特征,对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本文选择中国的浙江大学(以下简称“浙大”)和新加坡的国立大学(以下简称“国大”)作为分析和比较的样本。两所高校都是本国最著名的高校之一,其创业教育模式在本国高校创业教育体系中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浙大位于中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浙江省杭州市,创业氛围非常浓厚。受此影响浙大也将创业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特色和比较优势。2006年浙大在管理学院内设立了全国首个创业学博士点,[4]并专门设立浙大全球创业研究中心,探索产学研相结合模式,培养创业人才。此外,在协同推动创业教育方面,浙大先后与隆德大学(LU)成立创新与创业联合研究中心,与杭州市合作共建国内首个校地合作的大学生创业学院。同时,基于在国内创业教育领域的优势,浙大还成为全球大学创新联盟亚太中心(GUNI-AP)秘书处所在地,并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浙江大学创业教育教席。
新加坡国立大学是新加坡最具代表性的高校,其创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投入水平和培养模式具有较强的可借鉴性,其先后在硅谷、费城、上海、斯德哥尔摩、北京等地,与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复旦大学、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清华大学等世界一流高校合作建立海外分院,每年派出大批学生到这些分院进行实践学习。截至2013年,已经有超过1300位学生完成了海外学院课程,学成回国后在新加坡国内创办了超过150家新公司。[5]
(二)分析框架
创业教育行为本质是一项组织行为。组织学和组织行为学将一个组织的治理结构分为四个部分:一是价值和理念;二是组织体制;三是运行机制;四是方式方法和技术手段。[6]创业教育作为一项组织行为也包含类似要素:创业教育的价值理念;创业教育的组织体制;创业教育的运行机制和创业教育的方式方法、技术手段。其中价值理念包括创业教育的内涵和目标;组织体制包括:创业教育管理机构设立、创业教育平台建设等;运行机制包括创业教育方式、绩效评估等;此外,创业教育的构成要素还包含物质保障、师资保障、政策支持等等。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将创业教育的构成要素界定为:1、创业教育的价值理念;2、创业教育的发展动力;(3)创业教育的支撑体系;(4)创业教育的绩效评估。我们将从这四个方面对两所高校的创业教育模式展开分析。
二、对创业教育价值的认识
价值判断会影响个体和组织的行为选择。实施创业教育的前提是正确理解和把握创业教育的价值目标。创业教育的价值目标由低到高包含三个层次:培养创业技能;培养创业精神;形成社会创业文化。前者着眼于授予学生创业的实际技能,提高创业实践能力;中者不仅仅注重创业技能的提升,更注重挖掘创业的精神内核:如责任感、创新、富于挑战和冒险等等;后者是前两者的综合,也即通过对学生创业能力和创业精神的培养,将这种能力和精神融入到日常行为中,成为一种行为价值和习惯,最终形成社会创业文化。由此我们将这三个层次分别定义为:生存型创业教育,发展型创业教育和享受型创业教育。
图1 创业教育价值目标的三个层次
中国高校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就业形势严峻;在此背景下,创业被认为是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而创业教育也因此得到重视,并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浙大对创业教育的探索始于1999年,在当时校领导的倡议和支持下,先后成立了浙江大学学生创业协会、研究生创新创业中心等学生组织;2000年浙大成立了国家大学科技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创业实践基地;同时积极承办和主办“挑战杯”等各类创业计划竞赛。2002年至2005年,浙大开始注重创业教育的国际化视野,先后引入亚太区学生企业家精神协会(Asia一PacificStudentEntrepreneurshipSoeiety)、国际大学生企业家联盟(StudentsInFreeEnterpl-ise)等。自2006年起,浙大开始注重创业教育的内涵式发展,积极探索和创新创业教育的模式和方法。先后组建“创业管理精英班”,全球创业研究中心,国际创业研究院,并发起发起“求是强鹰实践成长计划”,通过选拔优秀大学生与知名浙商结拜师徒的形式,来增强大学生的创业实践能力。
总体来看,浙大对创业教育价值目标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I.生存型创业教育(1999—2005);即通过创业教育让大学生了解创业知识,提高创业能力;拓展就业渠道,缓解就业压力。II.向发展型创业教育过渡(2006—今);虽然创业教育服务就业的功能和目标没有变,但创业教育的价值目标融入了新的内涵。创业教育开始注重培养一种“创业精神”:“培养具有具有国际视野、创新思维、社会责任和全球领导力的企业家型管理精英人才。”[7]这一阶段,虽然发展型创业教育理念得到重视,但受到国家政策导向和就业形势的影响,创业教育仍然以“以创业带就业”“缓解就业压力”为主要目标。[8] 与中国政府将创业教育作为促进就业的初衷相比,新加坡政府在推动创业教育之初就站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视角,认为创业教育是知识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推动国家社會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繁荣社会创业精神和创业文化的一项长期战略。在此背景下,国大较早的开始进行创业教育研究和实践。创业教育实施之初,国大就明确了创业教育的目标愿景:“让学生发挥潜在的创业精神,最终希望培养睿智有远见的未来商界领袖,能在瞬息万变且交织繁复的世界里掌握经济脉络,游刃有余。”特别注意的是,国大将“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以及能适应不同环境的世界公民”作为教育一以贯之的使命和理念。[9]因此,国大的创业教育形成了以培养学生创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理念,同时开始向享受型过渡。
三、创业教育的发展动力
从创业教育的实践来看,政府推动和社会推动是创业教育发展的两类重要推力。由此我们可将创业教育划分为:政府驱动型和社会驱动型。在创业教育发展过程中,这两种力量通常共同作用于创业教育,因此我们探究的是在创业教育过程中哪种力量发挥着主导作用。
(一)政府驱动型的浙大模式
2002年4月,中国教育部确定九所重点大学作为试点院校作为全国创业教育的试点高校。 这些试点院校通过不同的形式和路径,在政府的引导下,对创业教育开展了进一步的实践性探索。2005年,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和国际劳工组织合作,在中国大学中开展KAB创业教育中国项目。2010年4月,教育部下发《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首次以教育部高教司、科技司、学生司、就业指导中心四大司局的联动机制,形成创新创业教育、创业基地建设、创业政策支持、创业服务“四位一体、整体推进”的格局。随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也进一步明确了要大力推进高等学校的创业教育工作。这两个文件的颁布标志着中国高校创业教育将进入教育行政部门指导下的全面推进阶段。[10]浙大创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合作。在教育部等国家部门的支持下,浙大先后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创业学博士点,国家大学科技园等创业教育平台。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浙大先后与杭州西湖区政府、萧山区政府、杭州市国家高新区、杭州市人力社保局等部门联合共建了“杭州市大学生创业园(西湖·浙大科技园)”;“浙江大学研究生创业素质拓展基地”;[11]海归创业基地;[12]杭州大学生创业学院[13]等创业教育平台。由此可见,在我国的创业教育发展中政府力量发挥着主导作用。虽然,近几年浙江大学根据社会需要,市场需求不断加强与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合作,但总体来看政府在政策导向和资源支持方面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
(二)社会驱动型的国大模式
与中国大学的创业教育相比,国大更侧重利用社会的力量来推动创业教育的发展。市场导向、社会导向是国大在推动创业教育中的坚持的重要标准,企业、非政府组织等社会主体的力量在推动创业教育过程中,发挥着独特和明显的作用。
在运作模式上,国大于2001年成立新加坡国立大学开创网( NUS Entrepreneurship)[14],旨在联系企业、大学等合作伙伴,以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国大的创业教育提供丰富的资源。国大为推动学生的创业实践能力和国际化视野,先后先后在硅谷、费城、上海、斯德哥尔摩、北京等地建立海外学院。在海外学院就读的大学生, 一方面可在当地知名合作院校修读与创业相关的课程, 另一方面也在高科技公司实习, 以获取宝贵的创业实践经验。[15]同时为了推动创新成果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国大还专门成立了“企业培育所”。通过基本设施服务、专业管理服务等, 鼓励师生依据现有的创新成果设立公司,形成科技产业链。1998 年到2001年, 每年新设科技企业达到10家左右,2003 年到2005年,每年新设科技企业多达20多家, 发展速度非常快。总体来看,国大在创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注重企业和社会的力量,随着创业教育理念的转变、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市场和社会的转型发展,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创业教育的支撑体系
依据创业实践,我们将创业教育的支撑体系划分为三个子体系:组织体系、课程教育体系、实践平台体系。其中组织体系是创业教育的规划、组织和推动主体;课程教育和实践平台体系是创业教育实施的基石和载体,这三个子体系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创业教育的支撑体系。
(一)组织体系
浙大创业教育的组织体系包含四个核心主体:学校、学院、政府和企业,并形成了学校主导、学院搭台、政府推进、企业协助的组织模式。这种模式的运行机制是:在政府的政策统筹和导向下,以学工部和研工部为主体的行政部门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制定配套的创业教育政策,出台相应的制度文件;与企业协同合作,创办相关的实践平台;以学院为单位开展系统的创业教育活动。
新加坡国立大学创业教育的组织体系与浙大相比,较为集中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设立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机构(NUS Enterprise)作为直属机构,通盘负责学校的创业转型,同时在国大企业机构下设创业中心(NUS Entrepreneurship Centre)负责创业教育项目并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支持;二是成立国大海外学院(NUS Overseas College)开展国际合作的创业教育。
通过对这两种组织模式比较发现,浙大创业教育的组织主体较为多元,而国大则较为集中;浙大创业教育中行政干预力量较强,国大则集中依靠两个专业机构和平台,更多的依据自身和市场需求自主开展创业教育。
(二)课程教育体系
创业课程教育是推动创业教育的关键环节,是创业教育理念实施的重要载体。浙大的创业教育课程主要包含创业知识类、创业能力类和创业实践类三类。创业知识类主要以管理学院为平台,形成本科—硕士—博士三位一体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这一体系主要包含6个项目,本科层次:创业管理主修专业、创业管理第二学位和辅修、创新与创业管理辅修、面向全校的公共选修课;硕士层次:创业管理学位项目、全球创业管理培训项目(MBA+科学硕士);博士层次:创业管理学位项目。此外,还包括由校团委主牵头的KAB全校公共选修课和其他一些独立课程。创业能力类主要依托学校成立的各种创业组织,以提高创业能力为宗旨,进行模拟训练。创业实践类主要通过各类创业计划大赛、国家大学生科技园实践基地以及校外企业的实习实训等提高创业实践能力。 国大以学科课程、创业通识课程、创业实践课程为核心,借助海外学院、联合培养等模式,以世界五大创业中心和iLEAD为平台,构建了较为全面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类课程都不是在校园内授课,而且这三类课程并非相互独立。国大十分重视国际合作和企业实践,形成了校内—国内——国际的创业教育空间体系。
校内:创业中心主要向全校学生开设创业通识和辅修课程,强调体验式学习和实际参与。同时设立企业孵化中心通过构建孵化生态系统,与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及企业界密切合作,解决初创企业可能面临的资源,资金、管理和经营经验不够,基础设施等问题。
国内:针对对本地创业环境更感兴趣的学生,成立“新加坡企业创新成就者发展项目”(iLEAD),iLEAD计划为国大本科生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创业教育内容:一是参加创业营销等必须课程,选修相关专业课程;二是完成理论学习后,iLEAD会组织学员进行为期2个星期的海外学习任务(硅谷),并通过各种网络会议和参观访问来感受国外初创企业的文化。
国际:建立两大平台,一是建立海外学院,先后在硅谷、费城、上海、斯德哥尔摩、北京等地,与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复旦大学、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清华大学等世界一流高校合作建立海外学院。通过海外学院,每年送出一批优秀的本科生到这世界五大创业中心的高科技初创公司进行为期一年的全职实习,同时工作之余在当地的合作大学进行创业相关课程的学习。二是联合培养,在学位教育方面,国大以联合培养为契机,着力开展国际化校校合作、校企合作。如与慕尼黑工大的化工硕士联合培养项目,课程设计也充分体现德国工程教育特色,十分强调通过实习获得实践技能以及商务管理技能;
(三)实践平台体系
浙大在推动创业教育实践方面,形成了学生组织—学校平台—企业合作的协同模式。学生组织:主要体现在以了解创业、提高创业兴趣为宗旨成立各类创业社团;学校平台:主要以学校层面举办的各类创业比赛和活动为平台,着重提高创业素质和能力;企业合作:主要以国家大学科技园为创业载体;社会企业为实习平台,着重打造创业的真实环境,提高创业的实践能力。在这一模式下,浙大先后成立了以未来企业家俱乐部为代表的近10个学生创业社团;承办和主办了全国挑战杯等多项创业大赛;以国家大学科技园为创业载体先后孵化了大学生创业企业170多家。
与浙大相比,国大也采取类似的做法,如成立各种创业组织、举办创业计划大赛、与企业建立合作關系,鼓励学生到企业实习等等。不同的是,国大特别注重社会企业和国际化的实践平台。为此,国大成立了专门用于创业支持的网站—开创网( NUS Entrepreneurship),该网站涵盖国立大学海外分校、国立大学企业联络办公室、国立大学创业中心、公司单元以及公司服务部门等五大部分,旨在为学校学生寻找企业合作伙伴,建立国际化的创业教育网络。在此基础上,国大先后与世界顶尖的企业聚集城市和著名大学建立实习基地和海外学院,为学生提供国际化的创业教育理论和实践学习。
五、创业教育的绩效评估
绩效评估是一项组织行为的重要环节。创业教育的绩效评估可以有效衡量创业教育的质量、发现创业教育过程中的问题和困境,进而改善创业教育模式,提高创业教育绩效。如果把高校对创业教育的投入比作创业教育链条的输入环节,那么创业教育绩效则为创业教育链条的输出环节,而绩效评估则为创业教育的反馈环节。
近年来,我国已将创业教育上升到国家教育的战略高度,国家和高校对创业教育的投入和创业教育模式改革作出了大量努力。但是,这些努力成效如何?创业教育的绩效如何?如何来评估?这些问题在各个高校创业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从浙大和国大的创业教育实践来看,两校在这方面并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的探索和实践,包括建立专门的创业教育绩效评估机构,构建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发布创业教育质量报告等等。
六、结论与启示
(一)中新两国创业教育模式的异同
基于对中国浙江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比较分析,可将中新两国高校创业教育模式的异同总结如下,同时可从中获得若干启示。
表1 中新两国创业教育模式的异同
(二)中国高校创业教育的战略选择
1、重新认识创业教育,向发展型、享受型创业教育理念转变。
当前我国高校对创业教育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以创业促就业,进而缓解就业压力”的生存型创业教育阶段。随着全球化、知识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加速发展,创业教育应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坚持更加开阔和前瞻的教育视野。创业教育不只是提高学生的创业实践技能,促进学生就业;应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将创业精神融入到学生的学习、工作、生活等各方面,成为真正的创业型人才,最终引领社会创业文化。
2、重视企业和社会力量,向社会驱动型创业教育模式转变。
政府在我国创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从创业教育政策、规划到扶持、合作等等都伴随着政府的影子。然而政府的作用是有限度的,政府无法在各个领域发挥最优决策和作用。创业教育的核心元素是创业,而创业的土壤是市场。只有准确把握市场信息和规律,才能坚持创业教育的正确方向;只有充分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才能弥补政府力量的限度,推动创业教育的全面发展。因此,创业教育应积极面向市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通过协同,创新和优化创业教育模式。
3、建立专业化创业教育管理体系,推动创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推动创业教育需要建立专业化的创业教育管理机构。从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实践来看,虽然创业教育不缺乏组织者和管理者,但却存在着若干问题:一是这些组织和管理机构“丰富”而且“复杂”,从学校到学院,从行政部门到科研部门,从主管研究生事务的部门到主管本科生事务的部门,都涉及到创业教育的组织、管理工作,多头管理、重复工作、缺乏协调合作让创业教育“眼花缭乱”,缺乏统一性、有序性。这种现状一方面增加了创业教育管理的成本同时也降低了创业教育的效率;二是这些组织和管理机构扮演着“兼职”角色,创业教育的组织、管理只不过是这些机构职能的一部分,是这些机构职能的副产品,因此有必要建立专业化的创业教育管理机构,统筹安排国家—学校—学院,本科生—研究生等相关的创业教育活动,对创业教育进行集中组织和管理,降低创业教育管理成本,提高创业教育效率。 4、重视创业教育绩效评估,建立专业的绩效评估机构和指标体系
创业教育绩效评估需要建立一个切合创业实际的评价标准和质量保障体系,作为衡量高校创业教育实施效率的基准,为培养成熟的创业者提供依据。[16]事实上,创业教育质量的评估指标应包含两个基本维度:一是理论教学质量评估;包括师资力量、课程设置、教学手段、学生满意度等等。二是创业实践成果评估;包括创业每一阶段的创业人数、孵化的企业数量、企业的成长质量(规模、收益、持续性)等等。由此,高校可依据这两个核心维度,确定评价指标进而形成一个相对合理的创业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建立专门的绩效评估机构进行专业化的评估,出台创业教育质量报告,以反思创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创业教育质量的提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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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杭州大学生创业学院成立[EB/OL]求是新闻网.http://www.news.zju.edu.cn/news.php?id=35585
[14]NUS Enterprise.NUS[EB/OL].http: / /www.nus.edu.sg/ en terp rise /
[15]秦連杰, 徐惠忠. 新加坡高校创新教育与创业能力的培养[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学术版, 2009 (001): 20-21.
[16]徐小洲,李志永. 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的制度与政策选择[J].教育发展研究,2010,11:12-18.
这九所学校分别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天航空大学、黑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财经大学、武汉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参见:积极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EB/OL].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网,http://www.hie.edu.cn/old/zhuanti(xin)/chuangyejiaoyu/xx9.html
关键词:创业教育;价值理念;发展动力;支撑体系;绩效评估
创业教育是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等教育功能的扩展。构建科学有效的创业教育体系是培养创新型人才,促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发展知识经济、创业型经济,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内在要求[1][2]。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创业教育相比,中国的创业教育起步较晚,创业教育模式还不成熟,创业教育水平整体较低。2012年4月,《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明确将加强创新创业教育作为未来我国高等教育重要的改革方向之一,强调创新创业教育对全面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作用[3]。在高校创业教育的改革转型和全面推进新时期,比较分析中外高校的创业教育模式,借鑒国外创业教育的成功经验有助于促进中国高校创业教育模式的反思与改革。
一、样本选择与分析框架
(一)样本选择
中国和新加坡具有相近的地缘和同源的价值观念,因此分析比较两国高校创业教育的模式、特征,对我国高校创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本文选择中国的浙江大学(以下简称“浙大”)和新加坡的国立大学(以下简称“国大”)作为分析和比较的样本。两所高校都是本国最著名的高校之一,其创业教育模式在本国高校创业教育体系中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浙大位于中国民营经济最为活跃的浙江省杭州市,创业氛围非常浓厚。受此影响浙大也将创业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特色和比较优势。2006年浙大在管理学院内设立了全国首个创业学博士点,[4]并专门设立浙大全球创业研究中心,探索产学研相结合模式,培养创业人才。此外,在协同推动创业教育方面,浙大先后与隆德大学(LU)成立创新与创业联合研究中心,与杭州市合作共建国内首个校地合作的大学生创业学院。同时,基于在国内创业教育领域的优势,浙大还成为全球大学创新联盟亚太中心(GUNI-AP)秘书处所在地,并获得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浙江大学创业教育教席。
新加坡国立大学是新加坡最具代表性的高校,其创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投入水平和培养模式具有较强的可借鉴性,其先后在硅谷、费城、上海、斯德哥尔摩、北京等地,与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复旦大学、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清华大学等世界一流高校合作建立海外分院,每年派出大批学生到这些分院进行实践学习。截至2013年,已经有超过1300位学生完成了海外学院课程,学成回国后在新加坡国内创办了超过150家新公司。[5]
(二)分析框架
创业教育行为本质是一项组织行为。组织学和组织行为学将一个组织的治理结构分为四个部分:一是价值和理念;二是组织体制;三是运行机制;四是方式方法和技术手段。[6]创业教育作为一项组织行为也包含类似要素:创业教育的价值理念;创业教育的组织体制;创业教育的运行机制和创业教育的方式方法、技术手段。其中价值理念包括创业教育的内涵和目标;组织体制包括:创业教育管理机构设立、创业教育平台建设等;运行机制包括创业教育方式、绩效评估等;此外,创业教育的构成要素还包含物质保障、师资保障、政策支持等等。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将创业教育的构成要素界定为:1、创业教育的价值理念;2、创业教育的发展动力;(3)创业教育的支撑体系;(4)创业教育的绩效评估。我们将从这四个方面对两所高校的创业教育模式展开分析。
二、对创业教育价值的认识
价值判断会影响个体和组织的行为选择。实施创业教育的前提是正确理解和把握创业教育的价值目标。创业教育的价值目标由低到高包含三个层次:培养创业技能;培养创业精神;形成社会创业文化。前者着眼于授予学生创业的实际技能,提高创业实践能力;中者不仅仅注重创业技能的提升,更注重挖掘创业的精神内核:如责任感、创新、富于挑战和冒险等等;后者是前两者的综合,也即通过对学生创业能力和创业精神的培养,将这种能力和精神融入到日常行为中,成为一种行为价值和习惯,最终形成社会创业文化。由此我们将这三个层次分别定义为:生存型创业教育,发展型创业教育和享受型创业教育。
图1 创业教育价值目标的三个层次
中国高校扩招以来,高校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就业形势严峻;在此背景下,创业被认为是缓解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的重要途径,而创业教育也因此得到重视,并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浙大对创业教育的探索始于1999年,在当时校领导的倡议和支持下,先后成立了浙江大学学生创业协会、研究生创新创业中心等学生组织;2000年浙大成立了国家大学科技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创业实践基地;同时积极承办和主办“挑战杯”等各类创业计划竞赛。2002年至2005年,浙大开始注重创业教育的国际化视野,先后引入亚太区学生企业家精神协会(Asia一PacificStudentEntrepreneurshipSoeiety)、国际大学生企业家联盟(StudentsInFreeEnterpl-ise)等。自2006年起,浙大开始注重创业教育的内涵式发展,积极探索和创新创业教育的模式和方法。先后组建“创业管理精英班”,全球创业研究中心,国际创业研究院,并发起发起“求是强鹰实践成长计划”,通过选拔优秀大学生与知名浙商结拜师徒的形式,来增强大学生的创业实践能力。
总体来看,浙大对创业教育价值目标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I.生存型创业教育(1999—2005);即通过创业教育让大学生了解创业知识,提高创业能力;拓展就业渠道,缓解就业压力。II.向发展型创业教育过渡(2006—今);虽然创业教育服务就业的功能和目标没有变,但创业教育的价值目标融入了新的内涵。创业教育开始注重培养一种“创业精神”:“培养具有具有国际视野、创新思维、社会责任和全球领导力的企业家型管理精英人才。”[7]这一阶段,虽然发展型创业教育理念得到重视,但受到国家政策导向和就业形势的影响,创业教育仍然以“以创业带就业”“缓解就业压力”为主要目标。[8] 与中国政府将创业教育作为促进就业的初衷相比,新加坡政府在推动创业教育之初就站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视角,认为创业教育是知识经济的必然要求,是推动国家社會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繁荣社会创业精神和创业文化的一项长期战略。在此背景下,国大较早的开始进行创业教育研究和实践。创业教育实施之初,国大就明确了创业教育的目标愿景:“让学生发挥潜在的创业精神,最终希望培养睿智有远见的未来商界领袖,能在瞬息万变且交织繁复的世界里掌握经济脉络,游刃有余。”特别注意的是,国大将“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以及能适应不同环境的世界公民”作为教育一以贯之的使命和理念。[9]因此,国大的创业教育形成了以培养学生创业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理念,同时开始向享受型过渡。
三、创业教育的发展动力
从创业教育的实践来看,政府推动和社会推动是创业教育发展的两类重要推力。由此我们可将创业教育划分为:政府驱动型和社会驱动型。在创业教育发展过程中,这两种力量通常共同作用于创业教育,因此我们探究的是在创业教育过程中哪种力量发挥着主导作用。
(一)政府驱动型的浙大模式
2002年4月,中国教育部确定九所重点大学作为试点院校作为全国创业教育的试点高校。 这些试点院校通过不同的形式和路径,在政府的引导下,对创业教育开展了进一步的实践性探索。2005年,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和国际劳工组织合作,在中国大学中开展KAB创业教育中国项目。2010年4月,教育部下发《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首次以教育部高教司、科技司、学生司、就业指导中心四大司局的联动机制,形成创新创业教育、创业基地建设、创业政策支持、创业服务“四位一体、整体推进”的格局。随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也进一步明确了要大力推进高等学校的创业教育工作。这两个文件的颁布标志着中国高校创业教育将进入教育行政部门指导下的全面推进阶段。[10]浙大创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持和合作。在教育部等国家部门的支持下,浙大先后成立了全国第一个创业学博士点,国家大学科技园等创业教育平台。在地方政府支持下,浙大先后与杭州西湖区政府、萧山区政府、杭州市国家高新区、杭州市人力社保局等部门联合共建了“杭州市大学生创业园(西湖·浙大科技园)”;“浙江大学研究生创业素质拓展基地”;[11]海归创业基地;[12]杭州大学生创业学院[13]等创业教育平台。由此可见,在我国的创业教育发展中政府力量发挥着主导作用。虽然,近几年浙江大学根据社会需要,市场需求不断加强与企业或其他组织的合作,但总体来看政府在政策导向和资源支持方面仍然发挥着主导作用。
(二)社会驱动型的国大模式
与中国大学的创业教育相比,国大更侧重利用社会的力量来推动创业教育的发展。市场导向、社会导向是国大在推动创业教育中的坚持的重要标准,企业、非政府组织等社会主体的力量在推动创业教育过程中,发挥着独特和明显的作用。
在运作模式上,国大于2001年成立新加坡国立大学开创网( NUS Entrepreneurship)[14],旨在联系企业、大学等合作伙伴,以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为国大的创业教育提供丰富的资源。国大为推动学生的创业实践能力和国际化视野,先后先后在硅谷、费城、上海、斯德哥尔摩、北京等地建立海外学院。在海外学院就读的大学生, 一方面可在当地知名合作院校修读与创业相关的课程, 另一方面也在高科技公司实习, 以获取宝贵的创业实践经验。[15]同时为了推动创新成果的市场化和产业化,国大还专门成立了“企业培育所”。通过基本设施服务、专业管理服务等, 鼓励师生依据现有的创新成果设立公司,形成科技产业链。1998 年到2001年, 每年新设科技企业达到10家左右,2003 年到2005年,每年新设科技企业多达20多家, 发展速度非常快。总体来看,国大在创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注重企业和社会的力量,随着创业教育理念的转变、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市场和社会的转型发展,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四、创业教育的支撑体系
依据创业实践,我们将创业教育的支撑体系划分为三个子体系:组织体系、课程教育体系、实践平台体系。其中组织体系是创业教育的规划、组织和推动主体;课程教育和实践平台体系是创业教育实施的基石和载体,这三个子体系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创业教育的支撑体系。
(一)组织体系
浙大创业教育的组织体系包含四个核心主体:学校、学院、政府和企业,并形成了学校主导、学院搭台、政府推进、企业协助的组织模式。这种模式的运行机制是:在政府的政策统筹和导向下,以学工部和研工部为主体的行政部门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制定配套的创业教育政策,出台相应的制度文件;与企业协同合作,创办相关的实践平台;以学院为单位开展系统的创业教育活动。
新加坡国立大学创业教育的组织体系与浙大相比,较为集中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设立新加坡国立大学企业机构(NUS Enterprise)作为直属机构,通盘负责学校的创业转型,同时在国大企业机构下设创业中心(NUS Entrepreneurship Centre)负责创业教育项目并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支持;二是成立国大海外学院(NUS Overseas College)开展国际合作的创业教育。
通过对这两种组织模式比较发现,浙大创业教育的组织主体较为多元,而国大则较为集中;浙大创业教育中行政干预力量较强,国大则集中依靠两个专业机构和平台,更多的依据自身和市场需求自主开展创业教育。
(二)课程教育体系
创业课程教育是推动创业教育的关键环节,是创业教育理念实施的重要载体。浙大的创业教育课程主要包含创业知识类、创业能力类和创业实践类三类。创业知识类主要以管理学院为平台,形成本科—硕士—博士三位一体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这一体系主要包含6个项目,本科层次:创业管理主修专业、创业管理第二学位和辅修、创新与创业管理辅修、面向全校的公共选修课;硕士层次:创业管理学位项目、全球创业管理培训项目(MBA+科学硕士);博士层次:创业管理学位项目。此外,还包括由校团委主牵头的KAB全校公共选修课和其他一些独立课程。创业能力类主要依托学校成立的各种创业组织,以提高创业能力为宗旨,进行模拟训练。创业实践类主要通过各类创业计划大赛、国家大学生科技园实践基地以及校外企业的实习实训等提高创业实践能力。 国大以学科课程、创业通识课程、创业实践课程为核心,借助海外学院、联合培养等模式,以世界五大创业中心和iLEAD为平台,构建了较为全面的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值得注意的是这三类课程都不是在校园内授课,而且这三类课程并非相互独立。国大十分重视国际合作和企业实践,形成了校内—国内——国际的创业教育空间体系。
校内:创业中心主要向全校学生开设创业通识和辅修课程,强调体验式学习和实际参与。同时设立企业孵化中心通过构建孵化生态系统,与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及企业界密切合作,解决初创企业可能面临的资源,资金、管理和经营经验不够,基础设施等问题。
国内:针对对本地创业环境更感兴趣的学生,成立“新加坡企业创新成就者发展项目”(iLEAD),iLEAD计划为国大本科生提供了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创业教育内容:一是参加创业营销等必须课程,选修相关专业课程;二是完成理论学习后,iLEAD会组织学员进行为期2个星期的海外学习任务(硅谷),并通过各种网络会议和参观访问来感受国外初创企业的文化。
国际:建立两大平台,一是建立海外学院,先后在硅谷、费城、上海、斯德哥尔摩、北京等地,与斯坦福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复旦大学、瑞典皇家理工学院、清华大学等世界一流高校合作建立海外学院。通过海外学院,每年送出一批优秀的本科生到这世界五大创业中心的高科技初创公司进行为期一年的全职实习,同时工作之余在当地的合作大学进行创业相关课程的学习。二是联合培养,在学位教育方面,国大以联合培养为契机,着力开展国际化校校合作、校企合作。如与慕尼黑工大的化工硕士联合培养项目,课程设计也充分体现德国工程教育特色,十分强调通过实习获得实践技能以及商务管理技能;
(三)实践平台体系
浙大在推动创业教育实践方面,形成了学生组织—学校平台—企业合作的协同模式。学生组织:主要体现在以了解创业、提高创业兴趣为宗旨成立各类创业社团;学校平台:主要以学校层面举办的各类创业比赛和活动为平台,着重提高创业素质和能力;企业合作:主要以国家大学科技园为创业载体;社会企业为实习平台,着重打造创业的真实环境,提高创业的实践能力。在这一模式下,浙大先后成立了以未来企业家俱乐部为代表的近10个学生创业社团;承办和主办了全国挑战杯等多项创业大赛;以国家大学科技园为创业载体先后孵化了大学生创业企业170多家。
与浙大相比,国大也采取类似的做法,如成立各种创业组织、举办创业计划大赛、与企业建立合作關系,鼓励学生到企业实习等等。不同的是,国大特别注重社会企业和国际化的实践平台。为此,国大成立了专门用于创业支持的网站—开创网( NUS Entrepreneurship),该网站涵盖国立大学海外分校、国立大学企业联络办公室、国立大学创业中心、公司单元以及公司服务部门等五大部分,旨在为学校学生寻找企业合作伙伴,建立国际化的创业教育网络。在此基础上,国大先后与世界顶尖的企业聚集城市和著名大学建立实习基地和海外学院,为学生提供国际化的创业教育理论和实践学习。
五、创业教育的绩效评估
绩效评估是一项组织行为的重要环节。创业教育的绩效评估可以有效衡量创业教育的质量、发现创业教育过程中的问题和困境,进而改善创业教育模式,提高创业教育绩效。如果把高校对创业教育的投入比作创业教育链条的输入环节,那么创业教育绩效则为创业教育链条的输出环节,而绩效评估则为创业教育的反馈环节。
近年来,我国已将创业教育上升到国家教育的战略高度,国家和高校对创业教育的投入和创业教育模式改革作出了大量努力。但是,这些努力成效如何?创业教育的绩效如何?如何来评估?这些问题在各个高校创业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很好解决。从浙大和国大的创业教育实践来看,两校在这方面并没有进行系统深入的探索和实践,包括建立专门的创业教育绩效评估机构,构建科学的绩效评估体系,发布创业教育质量报告等等。
六、结论与启示
(一)中新两国创业教育模式的异同
基于对中国浙江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比较分析,可将中新两国高校创业教育模式的异同总结如下,同时可从中获得若干启示。
表1 中新两国创业教育模式的异同
(二)中国高校创业教育的战略选择
1、重新认识创业教育,向发展型、享受型创业教育理念转变。
当前我国高校对创业教育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以创业促就业,进而缓解就业压力”的生存型创业教育阶段。随着全球化、知识经济和社会转型的加速发展,创业教育应把握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坚持更加开阔和前瞻的教育视野。创业教育不只是提高学生的创业实践技能,促进学生就业;应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创业精神,将创业精神融入到学生的学习、工作、生活等各方面,成为真正的创业型人才,最终引领社会创业文化。
2、重视企业和社会力量,向社会驱动型创业教育模式转变。
政府在我国创业教育发展过程中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从创业教育政策、规划到扶持、合作等等都伴随着政府的影子。然而政府的作用是有限度的,政府无法在各个领域发挥最优决策和作用。创业教育的核心元素是创业,而创业的土壤是市场。只有准确把握市场信息和规律,才能坚持创业教育的正确方向;只有充分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才能弥补政府力量的限度,推动创业教育的全面发展。因此,创业教育应积极面向市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利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通过协同,创新和优化创业教育模式。
3、建立专业化创业教育管理体系,推动创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推动创业教育需要建立专业化的创业教育管理机构。从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实践来看,虽然创业教育不缺乏组织者和管理者,但却存在着若干问题:一是这些组织和管理机构“丰富”而且“复杂”,从学校到学院,从行政部门到科研部门,从主管研究生事务的部门到主管本科生事务的部门,都涉及到创业教育的组织、管理工作,多头管理、重复工作、缺乏协调合作让创业教育“眼花缭乱”,缺乏统一性、有序性。这种现状一方面增加了创业教育管理的成本同时也降低了创业教育的效率;二是这些组织和管理机构扮演着“兼职”角色,创业教育的组织、管理只不过是这些机构职能的一部分,是这些机构职能的副产品,因此有必要建立专业化的创业教育管理机构,统筹安排国家—学校—学院,本科生—研究生等相关的创业教育活动,对创业教育进行集中组织和管理,降低创业教育管理成本,提高创业教育效率。 4、重视创业教育绩效评估,建立专业的绩效评估机构和指标体系
创业教育绩效评估需要建立一个切合创业实际的评价标准和质量保障体系,作为衡量高校创业教育实施效率的基准,为培养成熟的创业者提供依据。[16]事实上,创业教育质量的评估指标应包含两个基本维度:一是理论教学质量评估;包括师资力量、课程设置、教学手段、学生满意度等等。二是创业实践成果评估;包括创业每一阶段的创业人数、孵化的企业数量、企业的成长质量(规模、收益、持续性)等等。由此,高校可依据这两个核心维度,确定评价指标进而形成一个相对合理的创业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同时建立专门的绩效评估机构进行专业化的评估,出台创业教育质量报告,以反思创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推动创业教育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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