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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缺喊口号的人，而是缺少大量知行合一、踏实做事的人。我可能做得不好，但是我一直在做”
《小康》：从《我的文革编年史》到《罪行摘要》，这些年放下笔扛起摄影机的你一直在关注“文革”题材。
徐星：我出生于1956年。“文革”十年，我走过了青春期，完成世界观的构建。对任何一个人而言，在他青春期完成的阶段，会有这样的运动，他的记忆一定是深刻的。我经历过，知道一些，就应当做些事情。
《小康》：在《我的文革编年史》里，你采访到被批致死的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最近有消息称，老人表示，在妻子死亡真相大白之前，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道歉。你如何看待宋彬彬以及之前陈小鲁的道歉？
徐星：个人忏悔意义不大。要在政府主导下，进行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忏悔，全民族的忏悔。该说清的说清，该清算的清算。
《小康》：“文革”是否存在受害者、施害者与旁观者？
徐星：“文革”时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没有旁观者，即便你心里有清醒的认识，但表面上还是要坚决、坚定。
至于加害者，从2004年我开始筹拍《我的文革编年史》，就在到处寻找加害者，但是找不到。也许你在资料里，会看到蜂拥而至聚集的人群，但真正去找，几乎所有人都会说：我在现场、我看见了、但是我没有动手。
只有一个人，是一个军区司令员的女儿，她对着我的镜头由衷地忏悔，说当年她在批斗自己的女政治老师时，给她头上插上笤帚苗，眼睛里泼进蓝墨水。但是这个素材我没有用，还是那句话，个人的忏悔意义不大。
“文革”这套所谓斗争哲学、斗争的意识形态，没有得到清算。应当怎么改变？就是要有勇气面对昨天。
《小康》：在拍摄《罪行摘要》时，你如何判断老人对往事的口述是否真实？
徐星：采访老人的确会有风险。人老了，可能会不客观地判断自己做的事情，会夸大自己做的事情的作用。尤其是知识分子。
但《罪行摘要》里的老人基本上都是农民，他们的表达是很本能的。
比如一个老人和我讲，他是地主出身，但家里非常节俭。有时长工吃饭时桌上剩的饭粒，他父亲看到都要捡起来。有一次我和这个老人吃饭，他自己虽滴酒不沾，但吃完收桌时，却特意把每个空酒瓶都检查一遍，但凡没倒净的，他都要喝掉。这个细节刚好验证了他之前说的自己父亲的节俭。
和这些老人相处，类似这样的细节随时可能出现。细节不会撒谎。
《小康》：你如何让这些老人对你敞开心扉？需要多久时间？
徐星：中国农民，当你和他们打交道，你会发现他们特别可爱，他们会有很多让你震惊的品德，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东西，他们还会有，比如人的礼节、礼仪。我常讲，农民是贵族。贵族不是你有多少钱，而是你有传统，你遵循传统里优良的部分，来指导你的生活。
我和老人们熟络，基本需要一天。当然，我有和底层交流的经验，毕竟我插过队，在农村当了三年农民，但其实这些技术性的手段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平等地对待他们。
比如，我会和他们说：对不起，我帮不了你们，我不是一个有钱人。这样他们就会放松一点，也会问我：你干嘛干这个？你怎么生活？你有没有老婆小孩？
人，只要你真，很真实、很真诚地对待别人，人家也会回馈你很真实的东西。所以我这种官方定义的“社会闲散人士”，这种“三无”人员，做这种事情，也给我提供了一种自由，一种平等交流的可能。也许我拿着介绍信，找到县委宣传部，反倒做不了这样的事了。
《小康》：《罪行摘要》你拍了120多个小时，最后剪成135分钟。如何取舍这些素材？
徐星：拍摄时，我会很激动。和老人接触，我自己也感动，也热泪盈眶。我和他们一起吃住，一起下地挖番薯，一起喝酒，那是一个很感性的过程。说真的，从浙江刚回到北京时，我会有一种恍惚感，甚至无法定位自己。
但是，当我坐下来对着电脑看那些拍摄素材时，光有感性就不够了。我会一遍遍看素材，哪个老人的故事先讲，哪个后讲，都要反复推敲尝试。剪辑、编辑，这是一个技术上的事情，虽然特别累但也是整个过程中最有吸引力的一部分。
做后期的时候，我就常常想，老人们看到片子会有什么感觉、会有怎样的表情。所以片子刚刚做完还不太成熟时，我就回去给老人们放了片子，很多人看哭了。
《小康》：拍摄《罪行摘要》，你的朋友为你筹了不少钱。其实，这是一个在金钱上很难有回报的事情，他们为什么如此支持你？
徐星：这些朋友充分相信我，他们知道我要钱不会有别的用途，就是做这个事情。我不是一个买东西的人，顶多就是吃饭、抽烟、喝酒花点钱。
拍这个片子，我希望有更多人能认识中国、认识中国人，离中国的传统、文化、人文、农民近一点。
《小康》：这些年，你创作的重心，似乎从文学挪到了纪录片？
徐星：纪录片只是一个新的手段，其实和文学是相通的。
和笔相比，纪录片要快、要直观。等我老得扛不动机器、跑不动路了，那时候我再写也可以。我甚至可以用我现在拍摄下来的素材写。
写作是我一生的事，从文学少年、青年，到文学老年，文学始终在我血液里流着。但文学需要安静和沉淀，我觉得我还有时间写小说。
《小康》：你一个人扛着机器独自上路拍片，没有车、没有钱、没有助手，甚至还可能面对各种盘问、为难，你有没有想过放弃？
徐星：反正我也老了，我也不会去广场跳广场舞。这个事情对我而言，就是我的命。
我希望一些公知、大V，能够放下身段，到民间去，做点真事、实事。中国不缺喊口号的人，再多“你”“我”“他”，声音也高不了多少，缺的是大量知行合一、踏实做事的人。我可能做得不好，但是我一直在做。
我有时恨不能有一百个我分出去，因为能做的，实在太多。
当然，我不是从理想主义高度出发，自觉肩负什么使命，我只是觉得，这样活，让我的生活充满乐趣。让我觉得自己不是行尸走肉，我还有一定的聪明才智，就像我写完一部小说所获得的那种骄傲和欣喜。
《小康》：从《我的文革编年史》到《罪行摘要》，这些年放下笔扛起摄影机的你一直在关注“文革”题材。
徐星：我出生于1956年。“文革”十年，我走过了青春期，完成世界观的构建。对任何一个人而言，在他青春期完成的阶段，会有这样的运动，他的记忆一定是深刻的。我经历过，知道一些，就应当做些事情。
《小康》：在《我的文革编年史》里，你采访到被批致死的校长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最近有消息称，老人表示，在妻子死亡真相大白之前，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道歉。你如何看待宋彬彬以及之前陈小鲁的道歉？
徐星：个人忏悔意义不大。要在政府主导下，进行主流意识形态下的忏悔，全民族的忏悔。该说清的说清，该清算的清算。
《小康》：“文革”是否存在受害者、施害者与旁观者？
徐星：“文革”时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不革命就是反革命”，没有旁观者，即便你心里有清醒的认识，但表面上还是要坚决、坚定。
至于加害者，从2004年我开始筹拍《我的文革编年史》，就在到处寻找加害者，但是找不到。也许你在资料里，会看到蜂拥而至聚集的人群，但真正去找，几乎所有人都会说：我在现场、我看见了、但是我没有动手。
只有一个人，是一个军区司令员的女儿，她对着我的镜头由衷地忏悔，说当年她在批斗自己的女政治老师时，给她头上插上笤帚苗，眼睛里泼进蓝墨水。但是这个素材我没有用，还是那句话，个人的忏悔意义不大。
“文革”这套所谓斗争哲学、斗争的意识形态，没有得到清算。应当怎么改变？就是要有勇气面对昨天。
《小康》：在拍摄《罪行摘要》时，你如何判断老人对往事的口述是否真实？
徐星：采访老人的确会有风险。人老了，可能会不客观地判断自己做的事情，会夸大自己做的事情的作用。尤其是知识分子。
但《罪行摘要》里的老人基本上都是农民，他们的表达是很本能的。
比如一个老人和我讲，他是地主出身，但家里非常节俭。有时长工吃饭时桌上剩的饭粒，他父亲看到都要捡起来。有一次我和这个老人吃饭，他自己虽滴酒不沾，但吃完收桌时，却特意把每个空酒瓶都检查一遍，但凡没倒净的，他都要喝掉。这个细节刚好验证了他之前说的自己父亲的节俭。
和这些老人相处，类似这样的细节随时可能出现。细节不会撒谎。
《小康》：你如何让这些老人对你敞开心扉？需要多久时间？
徐星：中国农民，当你和他们打交道，你会发现他们特别可爱，他们会有很多让你震惊的品德，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东西，他们还会有，比如人的礼节、礼仪。我常讲，农民是贵族。贵族不是你有多少钱，而是你有传统，你遵循传统里优良的部分，来指导你的生活。
我和老人们熟络，基本需要一天。当然，我有和底层交流的经验，毕竟我插过队，在农村当了三年农民，但其实这些技术性的手段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要平等地对待他们。
比如，我会和他们说：对不起，我帮不了你们，我不是一个有钱人。这样他们就会放松一点，也会问我：你干嘛干这个？你怎么生活？你有没有老婆小孩？
人，只要你真，很真实、很真诚地对待别人，人家也会回馈你很真实的东西。所以我这种官方定义的“社会闲散人士”，这种“三无”人员，做这种事情，也给我提供了一种自由，一种平等交流的可能。也许我拿着介绍信，找到县委宣传部，反倒做不了这样的事了。
《小康》：《罪行摘要》你拍了120多个小时，最后剪成135分钟。如何取舍这些素材？
徐星：拍摄时，我会很激动。和老人接触，我自己也感动，也热泪盈眶。我和他们一起吃住，一起下地挖番薯，一起喝酒，那是一个很感性的过程。说真的，从浙江刚回到北京时，我会有一种恍惚感，甚至无法定位自己。
但是，当我坐下来对着电脑看那些拍摄素材时，光有感性就不够了。我会一遍遍看素材，哪个老人的故事先讲，哪个后讲，都要反复推敲尝试。剪辑、编辑，这是一个技术上的事情，虽然特别累但也是整个过程中最有吸引力的一部分。
做后期的时候，我就常常想，老人们看到片子会有什么感觉、会有怎样的表情。所以片子刚刚做完还不太成熟时，我就回去给老人们放了片子，很多人看哭了。
《小康》：拍摄《罪行摘要》，你的朋友为你筹了不少钱。其实，这是一个在金钱上很难有回报的事情，他们为什么如此支持你？
徐星：这些朋友充分相信我，他们知道我要钱不会有别的用途，就是做这个事情。我不是一个买东西的人，顶多就是吃饭、抽烟、喝酒花点钱。
拍这个片子，我希望有更多人能认识中国、认识中国人，离中国的传统、文化、人文、农民近一点。
《小康》：这些年，你创作的重心，似乎从文学挪到了纪录片？
徐星：纪录片只是一个新的手段，其实和文学是相通的。
和笔相比，纪录片要快、要直观。等我老得扛不动机器、跑不动路了，那时候我再写也可以。我甚至可以用我现在拍摄下来的素材写。
写作是我一生的事，从文学少年、青年，到文学老年，文学始终在我血液里流着。但文学需要安静和沉淀，我觉得我还有时间写小说。
《小康》：你一个人扛着机器独自上路拍片，没有车、没有钱、没有助手，甚至还可能面对各种盘问、为难，你有没有想过放弃？
徐星：反正我也老了，我也不会去广场跳广场舞。这个事情对我而言，就是我的命。
我希望一些公知、大V，能够放下身段，到民间去，做点真事、实事。中国不缺喊口号的人，再多“你”“我”“他”，声音也高不了多少，缺的是大量知行合一、踏实做事的人。我可能做得不好，但是我一直在做。
我有时恨不能有一百个我分出去，因为能做的，实在太多。
当然，我不是从理想主义高度出发，自觉肩负什么使命，我只是觉得，这样活，让我的生活充满乐趣。让我觉得自己不是行尸走肉，我还有一定的聪明才智，就像我写完一部小说所获得的那种骄傲和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