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4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五四运动，爆发于民族危难之际，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是一场中国人民为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凝聚民族力量而掀起的伟大社会革命运动，是一场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新知识的伟大思想启蒙运动和文化运动，以磅礴之力鼓动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志向和信心。
　　说到五四运动，就离不开北京高师。这里，我们重温一下五四运动中北京高师的故事。
　　北京高师，也就是今天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即创办于1902年的京师大学堂师范馆。19世纪末，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签订屈辱的《马关条约》。之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民族危机日益严重。有识之士痛感时局之危急，思索救亡图存之法，开办新学堂，大力培养人才。1898年，清政府制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京师大学堂分为普通学与专门学两类，同时设立师范斋和编译局等部门。以后历经“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占北京等变故，京师大学堂屡遭摧残，以致停办。1901年，清政府重建京师大学堂，先设速成科，下分“仕学馆”和“师范馆”。师范馆首先招生，于次年12月17日开学，校址设在景山东街马神庙。1904年，师范馆改为优级师范科。1908年5月，京师大学堂优级师范科改名为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校址迁往厂甸五城學堂（现西城区南新华街）。这是我国高等师范学校独立设校的开始。1912年5月，京师优级师范学堂改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

　　在五四运动中，北京高师是除北京大学之外的另一个中心。北京高师和北京大学师生们通过多种方式积极投入新文化的建设，对“民主”“科学”“新道德”“白话文”“国语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广泛宣传。尤其是北京大学教授钱玄同，不仅是白话文运动的最先响应者和最先实践者，而且还是国语教科书编纂的开创人。部分学生还与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进行探讨，并提出了一些独特的见解，引起了主将们的重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京高师组织工学会和平民教育社，创办《工学》和《平民教育》杂志，提出并推动工学主义思潮和平民教育思潮的发展。工学会和平民教育社都在一定程度上开展了工学结合和平民教育活动，成为两大社会思潮重要的实践者。
　　1919年5月3日，五四运动爆发的前一天。北京高师的学生们在操场上举行集会，讨论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研究应该采取的对策。晚上，北京高师的工学会召集秘密会议，对五四运动进行详细策划和充分准备。
　　同学们连夜赶制出标语、传单，为五四运动的开展做了充分而详细的准备。史地部学生张润芝撰写丈余长巨幅“挽词”——“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余”，落款为“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万年，北京学界同挽”。
　　5月4日下午，北京高师、中国大学、北京大学等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挠，汇集到天安门前集会演讲，响亮地喊出了“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同时要求严厉惩办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人。
　　1919年5月4日下午1时，由于准备充分，北京高师的学生最早到达天安门国民大会会场。他们与陆续赶到这里的北京学生开始示威游行，同时进行示威演讲。游行队伍一路凯歌路过中华门，向东交民巷挺进。由于游行队伍遭到了军警以及使馆区卫队、巡捕的阻拦，北京高师工学会的同学们挥舞着衣袖，高喊“到赵家楼找曹汝霖去”！得到示威游行学生热烈的响应。
　　下午4时许，当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行进到赵家楼曹宅时，北京高师数理部学生匡互生率先打破窗户跳入曹宅，然后从内打开大门，同学们一拥而进。他们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简直大快人心！军警听到消息后，火速赶到曹宅，当场逮捕了32名学生，其中有8名是北京高师的学生，这8人分别是向大光、陈宏勋、薛荣周、赵允则、杨荃骏、唐英国、王德润和初铭音。

　　得知学生被捕的消息后，各个高校积极开展营救工作。北京高师校长陈宝泉与北大校长蔡元培等找到警察总监，强烈要求释放学生。最后，在各方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释放被捕学生。
　　五四运动中，在“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的推动下，大批爱国学生走向街头，向群众进行慷慨激昂的讲演，宣扬爱国情怀，促进了人们抗日情绪的高涨，也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北京高师的学生们，承担了西城和前门地区的演讲工作。1919年6月3日，警察逮捕了近千名上街演讲的学生，这其中就有北京高师的学生170余名。由此可见，北京高师与五四运动有着相当密切的联系。
　　当时的北京高师（即今天的北京师范大学），是五四运动的重要策源地，有许多教师和同学加入到这场爱国运动中，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五四精神，时至今日仍旧生生不息，早已成为北师大人的红色基因，缓缓流淌在师大青年的血液里，代代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