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社会，宰相是仅次于皇帝的重要角色。历朝历代，宰相的称谓、职数、职权虽然不尽相同，但在宋代以前地位颇为尊荣。相对唐代而言，宋代的相权削弱很多，同时又出现过不少权相，这是值得深思的反常现象。
　　宋代的相权之所以被削弱，一方面是由于宋初宰相范质等人主动做出让步，另一方面是由于宋太祖热衷于集权。宋太祖、宋太宗都是有为君主，大包大揽无大碍。但是，他们的子孙后代世袭皇位，就未必称职。从真宗到仁宗、再到神宗，包括削弱相权在内的一系列“祖宗家法”，已然显现出诸多弊端。范仲淹、王安石等人试图推行新政、新法，终因种种力量掣肘而失败。从徽宗到南宋末期，竟然出现过蔡京、秦桧、史弥远、贾似道等权相，致使朝政日益败坏黑暗，在很大程度上加速王朝的衰亡。
　　蔡京是一个典型的投机分子，神宗时他支持改革开放变法；哲宗即位之初，太皇太后高氏起用保守派，他转而投靠司马光阵营；哲宗亲政后，他又投靠重新控制朝政的改革派。徽宗即位后，他投其所好，被重用为宰相。徽宗沉湎于声色犬马，热衷于书画创伤，玩赏花石，兴建园林，却怠于政务，只顾个人享乐，而将国事几乎都交给蔡京打理。蔡京为相二十多年，独揽大权，为了保住既得利益，他勾结朋党，竭力排斥异己，将官场与社会弄得乌烟瘴气，使北宋王朝陷入空前的危机。
　　秦桧颇擅长见风使舵，靖康年间他为了欺世盗名，表现出主张抗金的强硬姿态。被金兵俘虏以后，他态度有了180°转变，回到南宋便抛售其投降求和的“良策”，正中高宗下怀。此后，秦桧官运亨通，先被任命为参知政事，旋即擢为右丞相；虽然一年后被罢免，但很快又起用；赵鼎罢相出朝后，他独居宰相之位长达十七年。高宗并非昏庸之君，秦桧结党弄权专横跋扈，他其实心知肚明，之所以睁一眼闭一只眼，听之任之，是因为他需要秦桧作为自己推行求和路线的代理人。
　　不难看出，上述权相之所以成为权相，关键在于他们都是权谋大师，并且遇到昏庸无能或易于掌控的君王。按理说，宋代的相权大大削弱了，不应该出现权相。而事实并非如此，说明削弱相权这一制度安排是失败的，也是错误的。
　　宰相辅佐君主治理国家，总揽文武大政，主导内政外交，使百官各司其职，让百姓各得其所。而宋代刻意削弱宰相的正当职权，使權力配置向君主倾斜，在实际运行中容易造成权力失衡。一旦国家面临危机或君主平庸无能，擅长权术的宰相就会以不正当手段揽取权力，从而祸害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