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十六年前，我去鲁院组稿，第一次见到罗望子。此前读过他的一些作品，感觉他是一个沉湎于形式的叛逆者，个性应该是有些张扬、凌厉的吧。没想到见面之后完全是另一种印象：他的话语不多，语调低低，声气软软，那眼眸纵然锐亮，目光却显得柔柔的，一副温和、敏感的江南才子模样。后来更多地读他的作品，感到他的身上具有某种许多作家匮乏的东西——努力反抗的信念，只是因为他表达温吞而不够引人注目罢了。在这个信奉“选材要奇、出手要狠、口味要重”的文坛上，他难免会遭遇边缘化。再后来，我渐渐对他关注得少了……直到去年开研讨会再次相见，我发现，他只是头发变白了，额头的皱纹加深了，那语调、那眼神依然如昨。再看他的作品，除了题材、叙述偶有变化，写作的总体调子还是烙着那个“罗望子印记”。在餐厅里凝视着他的那一瞬间，我突然想到，柔软而温和的“反抗”，大约正是他不变的姿态吧！
　　我们都知道，当下消费文化和信息文化的快速发展，加剧了文化的大众化、感官化和快餐化，严重削弱了作家的主体意识，也制约了作家进行艺术探索和创新的热情，作家精神的慵懒化和写作的惯性化已经成为常态。要想超越这种状态，必须反抗两种规约性的力量——一种是写作者自己的思维惯性，另一种是写作者之间对某种社会热点或文学类型的相互模仿。罗望子显然对此一直保持着警觉。他在一篇随笔中曾这样写道：“一切原创皆先锋……先锋行走在歧路上。先锋是一种气质。先锋触及的是你的心脏。高山仰止，是先锋不得不付出的代价。这也使得先锋活化为最永久的传说。”在他看来，先锋就是一种“反抗”。他在谈论莱辛时表达得则更为明确：“作家不能随波逐流，做出一个公共的姿态。我认为每个作家都是不一样的……”这无疑是自觉的文学清理，清晰地表明他选择了走一条与众不同的路。
　　和罗望子同龄的这一拨作家走上文坛的时候，都是通过反抗宏大叙事，以个人化叙事来标示自己的写作面貌，在强调回归文学本体的同时凸显个体价值。罗望子最初也行走在这个群体之中，但是，没过多久他就显示出自己的一些特点来。在我看来，可以借用“微叙事”来描述他的写作。“微”包含“小”的意思，但又不等同于“小”。就像我们常常使用小情感、小趣味、小感受、小境界这样的词语，“小”其实隐含着价值判断，而“微”则是中性的表达。当今时代，微博、微信、微电影、微社区、微媒体、微信息等等构成了我们生活的重要内容。微，已经成为越来越碎片化、原子化、平面化的世界的表征。罗望子勘破了这个时代的秘密，总是从微小的角度切入现实，试图拨开被宏大叙事所遮蔽的个体生存状态，表现那些微不足道的人物、微乎其微的场景、微澜不惊的故事以及微妙复杂的情感和意蕴。无论是描写农村生活的《墙》《向日葵》，还是描写农民进城务工的《珍珠》《灰姑娘》《麦芽儿》，或是描写城市白领的《非暴力征服》《大雁塔》，还有那些以童年视角讲述的往事，如《我们这些苏北人》《蔡先生》《色不死》《我是小强》等等，呈现出的都是一种非常微小、微妙的日常化生活情境、混沌的情感状态和幽昧的精神空间，为我们认知这个时代提供了一种比较独特的视野。
　　罗望子 “微叙事”并非一种平面化的叙事，而是以寓言化的方式对日常经验进行隐喻式书写，力图超越能指层面而凸显所指层面的“微言大义”。他的许多小说的标题就具有这种特征，充满了隐喻性。譬如《墙》象征隔膜和自我禁锢，《珍珠》象征着经历磨砺后的新生，《向日葵》象征现代生存的不安定和悬置性。他的作品中人物的命名更是耐人寻味：其中一类姓名的文化指向性非常明晰，像《珍珠》中的男主人公叫小水、女主人公叫水仙，前者象征外刚内柔的性格特点，后者则象征洁身自爱的生命形态；《麦芽儿》中的女主人公叫麦芽儿，男主人公叫高粱，他们的女儿叫穗子，这些充满泥土气息的名字象征着生命与活力。还有一类是完全符号化的，如《邂逅之美》和《连理枝》的主人公都叫K，《为学》和《修真记》中的主人公都叫小D，《阴谋》中的主人公叫B，这些极其抽象的名字不仅具有相应的哲学意味，而且宣示了小说的美学风格。他的作品中的不少事物也具有隐喻性，譬如《我是小强》中的圆形玉佩，象征母爱和诗意世界；《羡慕秋葵》中秋葵吃的“脸盲果”，象征着对现实的逃避。他的新作《邂逅之美》，则在整体上具有隐喻性，颇像一部向卡夫卡致敬之作。小说开头写到，“他徜徉在宁海路上，就像行走在拥有这条路的任意一个城市”，奠定了作品模糊、不确定的叙事基调，凸显了文本的象征性。作家巧妙地将非常“实”的茫然姑娘的故事，也就是社会热点新闻——学生打老师事件，嵌入“一次邂逅”的“虚”的叙事之中，表现世界的荒谬和人生的无奈，从而实现了对于我们所处时代生存困境的深刻隐喻。
　　罗望子的小说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反抗“二元对立”模式，着力状写社会和人性中混沌的“中间地带”。
　　在他的小说中，流行的城乡先进/落后二元对立模式遭到消解，我们看到的是另一种关于 “中间地带”的表达——乡村以及城镇的本相和人的混沌生存状态。他反对把乡村描写成苦难之地，也拒绝将乡村塑造成精神家园。譬如《墙》，从表面看讲述的是农村两兄弟之间因砌墙引发矛盾的故事，场景、细节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但是他着意表达的却是带有超越性的人性经验，与我们惯常读到的乡村题材小说大相径庭。在城市书写中，他则有意背离现代性批判的惯常思路，试图将乡村经验与城市经验混融，表达一种混沌、微妙而复杂的生存体验，譬如城市务工者、都市白领甚至城市边缘人的小苦涩、小成就、小无奈、小空虚、小荒诞、小希望，等等。像《珍珠》讲述进城务工男女的情感故事和人生体悟，男主人公小水的宽容、隐忍、善良，女主人公水仙对新生活的梦想以及迷途知返，都融在朴实而生机勃勃的生活流之中，充满内在的艺术张力。小说叙述从容平静，浑如涓涓细流，并没有给出清晰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像《麦芽儿》的主人公麦芽儿进城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文学梦想。然而，现实生活中的城市恰恰是反诗性的，这与她的初衷构成了悖论。经历吊车事故之后，麦芽儿答应和丈夫一起回乡，但是在小说结尾她逃离了丈夫，因为“她又想到那颗星星一样的夜灯”。她并没有完全背棄乡村，当然也没有放弃对城市的希望。罗望子总是像这样，并不给出明晰的价值判断，而是借助个性化的叙述，将日常生活本身的混沌性、丰富性细致入微地呈现出来，让读者去咀嚼其中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