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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后期，全国敢公开批评陈永贵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周恩来总理。“四人帮”和其他一些人，背后也骂陈永贵，但不敢公开批评他，更不敢见诸文字。
毛泽东不能批评陈永贵吗？当然能。但他在世时，对陈永贵和大寨，只有表扬，没有批评。
陈永贵在1973年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前，一般人已不敢批评这面“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旗帜”了，但一些高层的领导人还是可以说说他的。1970年8月，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在山西昔阳县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带着两名人民日报社的记者到大寨、昔阳，总结昔阳建成全国第一个大寨县的经验。有一天，在大寨接待站纪登奎住的石窑里，我（作者曾长期在新华社山西分社工作，曾任新华社驻大寨记者站站长——编者注）向纪登奎汇报我们的报道安排。我讲我们在《大寨公社尽大寨》一稿中突出了四条学大寨的经验。纪登奎一下来劲了，笑着说：“你这几条，我同意，我再给你加几条，你敢不敢写？”他说：“有的地方学大寨，不学大寨的真经，光学大寨搞大队核算，学大寨不记工分，学大寨取消家庭副业，学大寨取消自留地。”
我心里一惊，只是笑笑，不敢响应。纪登奎讲的这几条就是在批评陈永贵违背党中央在1961年3月22日发出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人们简称的“六十条”）。“六十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应以生产大队以下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劳动要按劳动定额记工分，社员可以经营家庭副业，可以经营自留地。
纪登奎批评时，陈永贵在座，他当时还只是个普通的中央委员，没有吭气，老老实实地在那里听着。但是自从中共十大陈永贵和纪登奎一样都成了政治局委员以后，纪登奎也就不再发出陈永贵不爱听的声音了，而且两人友谊日深，成为至交。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陈永贵都是客客气气。
新闻界对大寨、昔阳和陈永贵本人的报道连篇累牍，但在1978年以前的15年中，没有一篇是批评性的。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当时是只给中央领导人看的，它有尚方宝剑，下面的各种情况都可以如实反映。“文革”前，反映过一篇大寨地亩不实的稿子，“文革”开始，陈永贵抓住此事闹得天翻地覆，以后就再没有记者敢写陈永贵以及大寨、昔阳的问题了。
周恩来批评过陈永贵和大寨很多次。1965年5月21日，周恩来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科列加去大寨时，批评了大寨的虎头山上没有树，指出这一点要向李顺达领导的山西省平顺县西沟大队学习。
“文革”中，山西两大派（“兵团派”和“总站派”）闹得全省无法生产，无法工作，社会生活无保障，陈永贵属于其中的一派。1969年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山西省参加冶金会议的代表时，陈永贵在场，有人喊口号：“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周恩来马上指出：“学习大寨，学习陈永贵，对的学习，你们不能学习他的派性。”周恩来还说，“陈永贵同志是高举大寨红旗的，但是在最近几个月，他陷入了派性。”陈永贵在“文革”中，从来是说自己是最公正最正确的，没有派性，谁要说他有派性，他是绝对不会饶恕的。周恩来批评他，他没办法。
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中共中央发布过一个解决山西两派斗争问题的《七·二三布告》。当时，几个党中央领导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批评了陈永贵的派性，强制他在山西太原召开的公布《七·二三布告》群众大会上做了检讨。
陈永贵从来认为大寨人是大公无私的。周恩来在1971年11月15日晚对美国朋友韩丁说：“大寨是有缺点的……先公后私就不错了，哪有大公无私？没有私哪来公？没有小哪来大？没有上哪来下？”他还不同意陈永贵的极“左”的做法，他对韩丁说：“自留地还是要有，农民总还要补充，自由市场还是要的，肩挑贸易、小商小贩还是要的。”
1973年4月，山西省共青团开全省代表大会，这时山西省恢复了中共山西省委，省委第一书记是谢振华。陈永贵认为谢振华是反大寨的，不让大寨团支部派代表去参加大会，抵制这个会。全国最有名的大寨团支部抵制这个会，这个会很难开下去，而且会诱发其他支持陈永贵的代表也来抵制。4月23日正好周恩来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到大寨访问。谢振华去大寨尽地主之谊，借机向总理汇报了这件事，周恩来找陈永贵进行了批评。陈永贵没法，等客人离开大寨以后，亲自带着团支部书记去参加了省里的团代会。
“文革”中，陈永贵是大寨、昔阳的绝对权威，是绝对不允许一切不利于陈永贵的声音传回本地去的。当时有人编了许多故事来掩盖陈永贵挨批评的事。1969年2月，陈永贵在北京挨了批评，昔阳人却说，中央有事找陈永贵商量，派一架二级专机把老陈接走了，以示中央十分重视老陈。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二级专机的事。1973年4月，陈永贵抵制省团代会，在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到大寨时，陈永贵挨了周總理的批评，但是昔阳传出来是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挨了周总理的批评。至今有的文章里提到这一段，还这样写，整个弄颠倒了。昔阳人被封锁得很严，陈永贵的事，人们也不都清楚。中央、省里的记者们知道一些真相，为了少惹麻烦，在大寨、昔阳也都不传陈永贵不爱听的话。
我问过大寨党支部委员、大寨大队的大队长贾承让，党支部内部能不能向陈永贵提意见。他说，郭凤莲、宋立英有时能向老陈提意见，他自己过去也提过意见，后来不提了。
一个人搞得在十亿人的中国，没有人敢公开提批评意见，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信号，但陈永贵当时正在风头上，他一切感觉良好。
陈永贵1973年8月当了政治局委员，后来又成了国务院副总理，有权有威。许多人因此很羡慕他，以为他生活能美哉美哉，心满意足。殊不知，天下事，有这一面就有那一面。陈永贵是个自由自在惯了的人，这一下他可失去了自由，被装进了一个笼子。这是许多小老百姓想不到的。
（摘自《文史博览》）
毛泽东不能批评陈永贵吗？当然能。但他在世时，对陈永贵和大寨，只有表扬，没有批评。
陈永贵在1973年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前，一般人已不敢批评这面“坚持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旗帜”了，但一些高层的领导人还是可以说说他的。1970年8月，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在山西昔阳县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纪登奎带着两名人民日报社的记者到大寨、昔阳，总结昔阳建成全国第一个大寨县的经验。有一天，在大寨接待站纪登奎住的石窑里，我（作者曾长期在新华社山西分社工作，曾任新华社驻大寨记者站站长——编者注）向纪登奎汇报我们的报道安排。我讲我们在《大寨公社尽大寨》一稿中突出了四条学大寨的经验。纪登奎一下来劲了，笑着说：“你这几条，我同意，我再给你加几条，你敢不敢写？”他说：“有的地方学大寨，不学大寨的真经，光学大寨搞大队核算，学大寨不记工分，学大寨取消家庭副业，学大寨取消自留地。”
我心里一惊，只是笑笑，不敢响应。纪登奎讲的这几条就是在批评陈永贵违背党中央在1961年3月22日发出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即人们简称的“六十条”）。“六十条”规定农村人民公社应以生产大队以下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劳动要按劳动定额记工分，社员可以经营家庭副业，可以经营自留地。
纪登奎批评时，陈永贵在座，他当时还只是个普通的中央委员，没有吭气，老老实实地在那里听着。但是自从中共十大陈永贵和纪登奎一样都成了政治局委员以后，纪登奎也就不再发出陈永贵不爱听的声音了，而且两人友谊日深，成为至交。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陈永贵都是客客气气。
新闻界对大寨、昔阳和陈永贵本人的报道连篇累牍，但在1978年以前的15年中，没有一篇是批评性的。新华社的《内部参考》，当时是只给中央领导人看的，它有尚方宝剑，下面的各种情况都可以如实反映。“文革”前，反映过一篇大寨地亩不实的稿子，“文革”开始，陈永贵抓住此事闹得天翻地覆，以后就再没有记者敢写陈永贵以及大寨、昔阳的问题了。
周恩来批评过陈永贵和大寨很多次。1965年5月21日，周恩来陪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科列加去大寨时，批评了大寨的虎头山上没有树，指出这一点要向李顺达领导的山西省平顺县西沟大队学习。
“文革”中，山西两大派（“兵团派”和“总站派”）闹得全省无法生产，无法工作，社会生活无保障，陈永贵属于其中的一派。1969年2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山西省参加冶金会议的代表时，陈永贵在场，有人喊口号：“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周恩来马上指出：“学习大寨，学习陈永贵，对的学习，你们不能学习他的派性。”周恩来还说，“陈永贵同志是高举大寨红旗的，但是在最近几个月，他陷入了派性。”陈永贵在“文革”中，从来是说自己是最公正最正确的，没有派性，谁要说他有派性，他是绝对不会饶恕的。周恩来批评他，他没办法。
1969年中共九大以后，中共中央发布过一个解决山西两派斗争问题的《七·二三布告》。当时，几个党中央领导人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批评了陈永贵的派性，强制他在山西太原召开的公布《七·二三布告》群众大会上做了检讨。
陈永贵从来认为大寨人是大公无私的。周恩来在1971年11月15日晚对美国朋友韩丁说：“大寨是有缺点的……先公后私就不错了，哪有大公无私？没有私哪来公？没有小哪来大？没有上哪来下？”他还不同意陈永贵的极“左”的做法，他对韩丁说：“自留地还是要有，农民总还要补充，自由市场还是要的，肩挑贸易、小商小贩还是要的。”
1973年4月，山西省共青团开全省代表大会，这时山西省恢复了中共山西省委，省委第一书记是谢振华。陈永贵认为谢振华是反大寨的，不让大寨团支部派代表去参加大会，抵制这个会。全国最有名的大寨团支部抵制这个会，这个会很难开下去，而且会诱发其他支持陈永贵的代表也来抵制。4月23日正好周恩来陪同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到大寨访问。谢振华去大寨尽地主之谊，借机向总理汇报了这件事，周恩来找陈永贵进行了批评。陈永贵没法，等客人离开大寨以后，亲自带着团支部书记去参加了省里的团代会。
“文革”中，陈永贵是大寨、昔阳的绝对权威，是绝对不允许一切不利于陈永贵的声音传回本地去的。当时有人编了许多故事来掩盖陈永贵挨批评的事。1969年2月，陈永贵在北京挨了批评，昔阳人却说，中央有事找陈永贵商量，派一架二级专机把老陈接走了，以示中央十分重视老陈。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二级专机的事。1973年4月，陈永贵抵制省团代会，在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到大寨时，陈永贵挨了周總理的批评，但是昔阳传出来是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挨了周总理的批评。至今有的文章里提到这一段，还这样写，整个弄颠倒了。昔阳人被封锁得很严，陈永贵的事，人们也不都清楚。中央、省里的记者们知道一些真相，为了少惹麻烦，在大寨、昔阳也都不传陈永贵不爱听的话。
我问过大寨党支部委员、大寨大队的大队长贾承让，党支部内部能不能向陈永贵提意见。他说，郭凤莲、宋立英有时能向老陈提意见，他自己过去也提过意见，后来不提了。
一个人搞得在十亿人的中国，没有人敢公开提批评意见，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信号，但陈永贵当时正在风头上，他一切感觉良好。
陈永贵1973年8月当了政治局委员，后来又成了国务院副总理，有权有威。许多人因此很羡慕他，以为他生活能美哉美哉，心满意足。殊不知，天下事，有这一面就有那一面。陈永贵是个自由自在惯了的人，这一下他可失去了自由，被装进了一个笼子。这是许多小老百姓想不到的。
（摘自《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