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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陆续加入各大国际组织，融入世界体系，历经几十年高速发展，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面对国内国际的发展困境，2013年中国政府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表明中国为世界通过公共产品，同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成果的意愿。面对全亚洲范围内的基础设施投资困境，中国又提出建设亚投行的构想，为亚洲各国的基建发展和工业化进程开辟了一条快车道。本文试图从亚投行作为国际公共产品的国际环境、中国的意愿及能力入手展开分析，阐明中国无意寻求世界霸权，亚投行作为中国提供给世界的公共产品，是一种对世界经济秩序的必要补充，而非单纯挑战或颠覆。
关键词：“一带一路”;亚投行;公共产品;国际秩序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26.008
1 研究背景
（1）亚投行的建立。亚投行作为一家区域多边开发银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业务，目标是“精简（lean）、廉洁（clean）、绿色（green）”，以稳健的银行业务原则、高项目实施标准、多边治理为基础，以多元化的全球股东为后盾，以强力领导、环境监管、连通性、包容性和经济生产力为特征，致力于实现财务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亚投行首任行长金立群称希望“亚投行通过成员国之间专业、有效的谈判，建立起一个精简架构、方便营运的机构，避免官僚化;通过对外购买专业服务等方式杜绝腐败的可能性;并将以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为指导展开信贷业务。”。它是中国供给全球的公共产品之一，是中国与世界对接的一种具体措施。至2021年初，亚投行成员总数达到103个，在世界各多边银行中，成员数仅次于世界银行。目前已批准项目总数达到112个，总投资额逾230亿美元。
（2）理论综述。对亚投行的理论研究颇多，学者常以现实主义视角开展分析，其中地缘政治理论和各种“陷阱说”又占据上风。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研究地球的（人文和物质）地理环境对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学科，在国际关系层面，它多被当作一种工具，学者通过地理这一变量来研究外交政策，以理解、解释和预测国际政治行为。20世纪，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陆权论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说”等理论为地缘政治学科搭建起了理论框架。麦金德在著作《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写到了铁路的重要性，他把船舶无法到达即将布满铁路的欧亚大陆称作“世界政治的枢纽区域”，其理论也因此被广泛运用来质疑“一带一路”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意图。“霸权稳定论”是由金德尔伯格（C. Kindleberger）最先提出，他认为“要使世界经济处于稳定状态，就必须有起稳定作用的国家，而且只能有一个这样的国家”。吉尔平的假设也基于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其主要思想有三点：一是必须存在霸权才能稳定国际秩序;二是霸权国要无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三是霸权必衰。“金德尔伯格陷阱”则被一些学者认为是霸权稳定论的发展延伸，因为其仍然认为世界需要一个“霸权”来保障稳定的世界秩序。约瑟夫·奈质疑“中国力量不断壮大，它是否会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贡献自己的力量？”他用这一名词来表示快速发展的中国也许并无意领导世界，世界因中国的缺位形成公共产品供给真空，从而引起国际秩序的混乱，并错误地认为中国将成为这场混乱的主要责任方。
2 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亚投行
（1）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国际公共产品可以被定义为“各国可以集体共享的产品”。对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其参与意愿和供给能力决定了其参与的质量和供给的数量。二战后的国际金融领域，国际秩序的建立以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起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核心机制，在亚洲则以1966年成立的亚洲开发银行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延伸。三大国际金融机构中，美国均居于核心地位。但2008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美国自身虽然恢复较快，但其在维持霸权地位和霸权体系的过程中，长期付出大量成本，导致自身实力也在不断被消耗。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使得任何国家都可以通过“搭便车”实现后发先至。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出现全球范围的收缩态势，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势头。据统计，在其任期的前两年，美国已退出了8个国际组织或条约，拜登政府换届后，目前也仅重返了巴黎气候协定，这显示出美国对无偿提供公共产品成本的意愿并未随着政府换届而迅速回升，且随着其实力的相对衰弱，负担全球成本的能力也开始下降。
（2）中国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公共产品存在边际成本递增的同时边际收益减少的特点，而作为公共产品又不能避免他国的搭便车行为，这就要求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国家需要同时具备供给能力和供给意愿两个条件。具体而言，国家供给能力决定了一国能够用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給的资源禀赋，供给意愿则显示出一国偏好对何种国际公共产品进行供给以及积极程度。
从国家能力上看，中国在几次区域和全球经济危机中都体现出了极强的抗风险能力，自2006年以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世界第一位。2020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成为当年唯一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未来二十年亚洲各区域的基础设施投资预计达到94万亿美元，虽然国际上有亚行、世行等国际组织投资基建，但对现有的资金缺口而言还远远不够。在后疫情时期的国际分工中，中国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政治体制优势、广阔国内市场和强大基建能力来支持亚投行以亚洲基建为重点投资对象，促进亚洲区域基建和经济社会发展。
从国家意愿上，中国一直致力承担与其大国地位相应的国际责任。亚投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业务原则，实际上并非最“经济”的选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往往周期较长，中短期内无回报，长期回报收益也不高，金融资产转为固定资产后也难以短期内撤出获利。且一旦投资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经济困难或政策改变，则可能引发项目中断、贷款方丧失还贷能力或银行自身融资链条断裂等一系列风险。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后劲不足时，率先倡议建立亚投行，敢于承担风险，并出资亚投行初始认缴资本目标500亿美元中的50%，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上的积极作为，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中国更愿意在自身占据技术和能力优势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行稳健投资。 3 亚投行的争议分析
（1）亚投行对中国的利好。对中国而言，成立亚投行的决定将有如下利好：首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先在亚洲区域内起步。亚投行的成立为防范美元不确定性存在的风险提供化解风险的渠道，中国利用亚投行的融资手段使人民币在亚洲区域内迈出国际化第一步，通过推动人民币与他国货币实现双边互换等措施，可以奠定人民币在亚洲范围内的重要交易货币的地位。其次，通过资金输出和技术支援，有助于中国消化产能，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另外，亚投行是中国开始参与区域金融秩序规则制定、建立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举措，这有助于逐步摆脱对外依赖，通过加深区域内合作，稳定周边国家形势，使亚洲这一世界最有活力的经济区域发挥其增长潜力，通过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协调政治经济政策，共同应对国际局势变动。
（2）亚投行的相关争议回应。对建立亚投行被称作理论家所称的霸权行为，笔者以吉尔平对霸权国家的定义展开分析。吉尔平认为霸权国主要有三个标志：市场规模、货币体系、经济灵活性和流动性。一是论市场规模，中国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由于美国的金融霸权和全球布局，它仍然拥有最大的全球市场、最佳的营商环境、最完备的交易体系等，这一地位短期内无法撼动。二是论货币体系，亚投行的建立可以为人民币国际营造潜在的交易环境，促使人民币率先在沿线国家“走出去”，但短期来看，人民币尚未在亚洲成为主要结算货币，美元仍然是最稳定的国际结算货币，是全球最大外汇储备货币和外汇市场的计价单位，霸主地位也无法撼动。三是论经济的灵活性和流动性，中国虽然正不断发展进步，但与美国还相距较远。美国由于具有完备的市场体系和金融体系，加上在各大国际经济组织中都居于主导地位，其国内经济政策能够产生世界性影响，又由于其货币被世界储备，因此它的抗风险能力极强，在这方面中国的金融仍处于弱势，同样无法同当前霸主相抗衡。
冷战结束后，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强，在无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已变得更为多样，既有政治经济大国参与供给，也有国家间合作或国际组织参与供给，同时，一些跨国公司、企业和个人等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单一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行为并不代表着国际权力将发生转移。其次，相比其他国际组织，如IMF现有参与成员国189个，总资产达到1万亿美元，基金组织持有约2800公吨黄金，是全球黄金最大官方持有者之一。亚投行从体量、参与国数量、资金来源、项目数量等各方面，还远不能够同IMF、世行这样的国际组织分庭抗礼。
4 结论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和广泛好评，目前中国已经同130余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订了合作协议，成了前景可观的国际合作平台，它用实践证明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的态度，在国际公共产品的面临的供给困境中，中国以其国家能力和意愿，向世界提供了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亚投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观等解决方案，并欢迎世界各国的“搭便车”行为。
但根据对作为公共产品的亚投行进行分析，笔者认为中国无意取代美国的霸主地位。亚投行的成立对现阶段国际金融体系由美日欧主导的局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亚投行并非要建立在旧秩序的废墟之上，而是“通过新建机制的方法来优化现有的机制”，以非暴力不施压不干涉的方式促进区域合作，将本国过剩产能、资金和先进技术经验同有需求的发展中国家共享，帮助他们进入工业化，他国经济的发展也将更有利于我国的多边贸易发展，前IMF行长拉加德也表示“全球基建需求巨大，在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IMF的主要任务不会是基建融资。”因此亚投行的成立对世界并非坏事。基辛格曾从国际合作角度分析中美关系，他说“如果你理解了（合作）这个提法，你就会认识到其穿透了喧嚣和表象，是理解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动力的最佳视角。”笔者认为，在世界多极化日益加深的今天，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只有跳出传统的零和思维，撇开传统地缘政治，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以合作共赢的角度看待，才能够跨越各种“陷阱”，更准确地理解亚投行并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世界。
参考文献
[1]庞中英，羌建新，徐秀军，等.亚投行：“交锋”刚刚开始？[J].世界知识，2015，（10）：14-24.
[2]朱陆民，陶丽娇.霸权稳定论与等级制理论之比较研究[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1）：152-160.
[3]樊勇明.西方國际政治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4]吴志成，李金潼.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中国视角与实践[J].政治学研究，2014，（05）：111-124.
[5]黄河，戴丽婷.“一带一路”公共产品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J].太平洋学报，2018，26（08）：50-61.
[6]赵竞竞.“一带一路”背景下亚投行的优势与挑战[J].中国商论，2019，（09）：236-239.
[7]戴轶，李廷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以霸权稳定论为视角[J].社会主义研究，2015，（03）：168-172.
[8]杨燕青.专访IMF总裁拉加德：亚投行给一些国家敲响了警钟[N].第一财经日报，2015-04-02（A16）.
[9]刘雪莲，李晓霞.论“一带一路”区域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创新[J].阅江学刊，2017，（5）：5-6.
[10]郑东超，张权.“一带一路”为世界提供四大公共产品[J].当代世界，2017，（05）：40-43.
[11]科林·弗林特，张晓通.“一带一路”与地缘政治理论创新[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6，33（03）：1-24.
关键词：“一带一路”;亚投行;公共产品;国际秩序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26.008
1 研究背景
（1）亚投行的建立。亚投行作为一家区域多边开发银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业务，目标是“精简（lean）、廉洁（clean）、绿色（green）”，以稳健的银行业务原则、高项目实施标准、多边治理为基础，以多元化的全球股东为后盾，以强力领导、环境监管、连通性、包容性和经济生产力为特征，致力于实现财务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亚投行首任行长金立群称希望“亚投行通过成员国之间专业、有效的谈判，建立起一个精简架构、方便营运的机构，避免官僚化;通过对外购买专业服务等方式杜绝腐败的可能性;并将以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为指导展开信贷业务。”。它是中国供给全球的公共产品之一，是中国与世界对接的一种具体措施。至2021年初，亚投行成员总数达到103个，在世界各多边银行中，成员数仅次于世界银行。目前已批准项目总数达到112个，总投资额逾230亿美元。
（2）理论综述。对亚投行的理论研究颇多，学者常以现实主义视角开展分析，其中地缘政治理论和各种“陷阱说”又占据上风。地缘政治学作为一门“研究地球的（人文和物质）地理环境对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影响”学科，在国际关系层面，它多被当作一种工具，学者通过地理这一变量来研究外交政策，以理解、解释和预测国际政治行为。20世纪，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陆权论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说”等理论为地缘政治学科搭建起了理论框架。麦金德在著作《历史的地理枢纽》中写到了铁路的重要性，他把船舶无法到达即将布满铁路的欧亚大陆称作“世界政治的枢纽区域”，其理论也因此被广泛运用来质疑“一带一路”在中亚地区的地缘政治意图。“霸权稳定论”是由金德尔伯格（C. Kindleberger）最先提出，他认为“要使世界经济处于稳定状态，就必须有起稳定作用的国家，而且只能有一个这样的国家”。吉尔平的假设也基于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社会，其主要思想有三点：一是必须存在霸权才能稳定国际秩序;二是霸权国要无偿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三是霸权必衰。“金德尔伯格陷阱”则被一些学者认为是霸权稳定论的发展延伸，因为其仍然认为世界需要一个“霸权”来保障稳定的世界秩序。约瑟夫·奈质疑“中国力量不断壮大，它是否会为提供全球公共产品贡献自己的力量？”他用这一名词来表示快速发展的中国也许并无意领导世界，世界因中国的缺位形成公共产品供给真空，从而引起国际秩序的混乱，并错误地认为中国将成为这场混乱的主要责任方。
2 公共产品视角下的亚投行
（1）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国际公共产品可以被定义为“各国可以集体共享的产品”。对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其参与意愿和供给能力决定了其参与的质量和供给的数量。二战后的国际金融领域，国际秩序的建立以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起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为核心机制，在亚洲则以1966年成立的亚洲开发银行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延伸。三大国际金融机构中，美国均居于核心地位。但2008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美国自身虽然恢复较快，但其在维持霸权地位和霸权体系的过程中，长期付出大量成本，导致自身实力也在不断被消耗。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使得任何国家都可以通过“搭便车”实现后发先至。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出现全球范围的收缩态势，特朗普强调“美国优先”，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孤立主义势头。据统计，在其任期的前两年，美国已退出了8个国际组织或条约，拜登政府换届后，目前也仅重返了巴黎气候协定，这显示出美国对无偿提供公共产品成本的意愿并未随着政府换届而迅速回升，且随着其实力的相对衰弱，负担全球成本的能力也开始下降。
（2）中国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和意愿。公共产品存在边际成本递增的同时边际收益减少的特点，而作为公共产品又不能避免他国的搭便车行为，这就要求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国家需要同时具备供给能力和供给意愿两个条件。具体而言，国家供给能力决定了一国能够用于国际公共产品供給的资源禀赋，供给意愿则显示出一国偏好对何种国际公共产品进行供给以及积极程度。
从国家能力上看，中国在几次区域和全球经济危机中都体现出了极强的抗风险能力，自2006年以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稳居世界第一位。2020新冠肺炎疫情以来，中国率先控制住疫情，成为当年唯一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未来二十年亚洲各区域的基础设施投资预计达到94万亿美元，虽然国际上有亚行、世行等国际组织投资基建，但对现有的资金缺口而言还远远不够。在后疫情时期的国际分工中，中国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政治体制优势、广阔国内市场和强大基建能力来支持亚投行以亚洲基建为重点投资对象，促进亚洲区域基建和经济社会发展。
从国家意愿上，中国一直致力承担与其大国地位相应的国际责任。亚投行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业务原则，实际上并非最“经济”的选择。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往往周期较长，中短期内无回报，长期回报收益也不高，金融资产转为固定资产后也难以短期内撤出获利。且一旦投资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经济困难或政策改变，则可能引发项目中断、贷款方丧失还贷能力或银行自身融资链条断裂等一系列风险。这种情况下，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后劲不足时，率先倡议建立亚投行，敢于承担风险，并出资亚投行初始认缴资本目标500亿美元中的50%，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在承担国际责任上的积极作为，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中国更愿意在自身占据技术和能力优势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行稳健投资。 3 亚投行的争议分析
（1）亚投行对中国的利好。对中国而言，成立亚投行的决定将有如下利好：首先，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先在亚洲区域内起步。亚投行的成立为防范美元不确定性存在的风险提供化解风险的渠道，中国利用亚投行的融资手段使人民币在亚洲区域内迈出国际化第一步，通过推动人民币与他国货币实现双边互换等措施，可以奠定人民币在亚洲范围内的重要交易货币的地位。其次，通过资金输出和技术支援，有助于中国消化产能，缓解经济下行压力。另外，亚投行是中国开始参与区域金融秩序规则制定、建立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举措，这有助于逐步摆脱对外依赖，通过加深区域内合作，稳定周边国家形势，使亚洲这一世界最有活力的经济区域发挥其增长潜力，通过发展中国家互利合作，协调政治经济政策，共同应对国际局势变动。
（2）亚投行的相关争议回应。对建立亚投行被称作理论家所称的霸权行为，笔者以吉尔平对霸权国家的定义展开分析。吉尔平认为霸权国主要有三个标志：市场规模、货币体系、经济灵活性和流动性。一是论市场规模，中国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由于美国的金融霸权和全球布局，它仍然拥有最大的全球市场、最佳的营商环境、最完备的交易体系等，这一地位短期内无法撼动。二是论货币体系，亚投行的建立可以为人民币国际营造潜在的交易环境，促使人民币率先在沿线国家“走出去”，但短期来看，人民币尚未在亚洲成为主要结算货币，美元仍然是最稳定的国际结算货币，是全球最大外汇储备货币和外汇市场的计价单位，霸主地位也无法撼动。三是论经济的灵活性和流动性，中国虽然正不断发展进步，但与美国还相距较远。美国由于具有完备的市场体系和金融体系，加上在各大国际经济组织中都居于主导地位，其国内经济政策能够产生世界性影响，又由于其货币被世界储备，因此它的抗风险能力极强，在这方面中国的金融仍处于弱势，同样无法同当前霸主相抗衡。
冷战结束后，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强，在无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主体已变得更为多样，既有政治经济大国参与供给，也有国家间合作或国际组织参与供给，同时，一些跨国公司、企业和个人等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单一国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行为并不代表着国际权力将发生转移。其次，相比其他国际组织，如IMF现有参与成员国189个，总资产达到1万亿美元，基金组织持有约2800公吨黄金，是全球黄金最大官方持有者之一。亚投行从体量、参与国数量、资金来源、项目数量等各方面，还远不能够同IMF、世行这样的国际组织分庭抗礼。
4 结论
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和广泛好评，目前中国已经同130余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订了合作协议，成了前景可观的国际合作平台，它用实践证明了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的态度，在国际公共产品的面临的供给困境中，中国以其国家能力和意愿，向世界提供了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亚投行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观等解决方案，并欢迎世界各国的“搭便车”行为。
但根据对作为公共产品的亚投行进行分析，笔者认为中国无意取代美国的霸主地位。亚投行的成立对现阶段国际金融体系由美日欧主导的局面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亚投行并非要建立在旧秩序的废墟之上，而是“通过新建机制的方法来优化现有的机制”，以非暴力不施压不干涉的方式促进区域合作，将本国过剩产能、资金和先进技术经验同有需求的发展中国家共享，帮助他们进入工业化，他国经济的发展也将更有利于我国的多边贸易发展，前IMF行长拉加德也表示“全球基建需求巨大，在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内，IMF的主要任务不会是基建融资。”因此亚投行的成立对世界并非坏事。基辛格曾从国际合作角度分析中美关系，他说“如果你理解了（合作）这个提法，你就会认识到其穿透了喧嚣和表象，是理解推动中美关系发展动力的最佳视角。”笔者认为，在世界多极化日益加深的今天，面对新的国际形势，只有跳出传统的零和思维，撇开传统地缘政治，对“一带一路”倡议和亚投行以合作共赢的角度看待，才能够跨越各种“陷阱”，更准确地理解亚投行并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世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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