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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香港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一直被称为东方的自由之港。香港作为中国的一块神圣领土，曾经是许多中共名人频频光顾的地方。正是有了像周恩来、邓发、蔡和森、廖承志等中共早期领导人，在那特殊的历史时刻，利用“自由港”为阵地，进行沟通中国大陆与海外的重要跳板和暂避风险的斗争场所，使得神秘的香港更加魅力四射，在中国的近代史上，闪耀着特殊的光辉。
周恩来，1927年的特殊香港之旅
中国革命胜利之前，周恩来曾三次到达香港。周恩来去香港的时间分别发生在1924年9月、1927年10-11月和1928年初。其中，1927年10月，周恩来秘密抵达香港治疗疟疾的经历，是他一生中最为惊险的一次特殊旅程。
1927年9月，泱泱中国弥漫着浓浓的白色恐怖。周恩来与朱德、贺龙、叶挺等人一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从江西南昌一路南下,主力部队转战到了广东潮汕一带。
在广东潮汕,起义军与潮汕本地的农军合成一处,与尾随而来的国民党军队及广东本地的军阀部队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
拥有精良装备的国民党正规军队，联合当地的反动武装，对起义军穷追不舍，妄图把这一支刚冒出来的革命力量扼杀于萌芽之中。起义部队在粤东的三河坝遭遇重大伤亡,被强敌围困。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领导起义军的前委负责人周恩来却身染疟疾,无法指挥战斗。
1927年10月中旬,身患疟疾的周恩来根据当时的情况，果断地做出决定：武装人员尽可能就地隐蔽,做好到广东北江和海陆丰地区进行长期斗争的准备；非武装人员愿意留下的就留下,不愿留下的,则退到出海口,想办法向香港或上海撤退。
周恩来刚刚布置完毕,国民党军队又一次向起义部队发起了猛攻。起义部队被冲散了，形势危急万分。所幸的是,由于粤东一带的农民运动曾由彭湃等人领导多年,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当起义部队被打散以后,当地农民为他们提供了不少帮助。
经过当地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秘密安排，周恩来一行很快与粤东党组织的负责人杨石魂接上了联系。当地党组织当即决定：安排尚处于病重中的周恩来和叶挺、聂荣臻、杨石魂一起,巧妙地躲过敌人的追捕,登上一艘开往香港的小渔船。
这是周恩来第二次到香港。因为身染重病，触景生情，他联想起中国未来的命运，不由感慨万千。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以一个李姓商人的身份成为了别墅的主人。为了迷惑外人，杨石魂也装做别墅中的“二少爷”。同时,省委还派了一个懂粤语的女同志乔装成别墅中的“大少奶奶”,以此来掩护和照顾病中的周恩来。
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加上多天的奔波劳累，周恩来的身体恢复得很慢。据照顾他的女同志后来回忆：高烧使周恩来昏昏沉沉,严重的疟疾折磨着他,但周恩来硬是没有呻吟一声。
经过十多天的休养,周恩来方能勉强外出进行活动。从病中恢复过来以后,周恩来不顾初愈的身体,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当中。大病初愈的周恩来不顾身体劳累，多次从养病的“家”中出发,到香港各个地方参加了一连串的会议,与广东省委负责人和李立三、林伯渠等中共在港的领导人进行了秘密会谈,讨论和研究关于发动广州起义的问题。直到11月的某一天,周恩来接到中央要他赴上海的命令,才匆匆从九龙深水埠登船离港，重新投入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去了。
邓发，红色特工在香港扬名
邓发，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1906年3月7日生于广东省云浮市附城乡石塘村。
邓发是中共早期的工运领袖,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后来进入苏区,成为中央苏区的政治保卫局局长。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红色特工首脑”。
1927年底,中共在内地发动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相继结束,与之相应的革命高潮也随之落入低谷。在香港,中共的活动同样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和打压。港英当局和国民政府联手,对在港的赤色活跃分子进行大规模抓捕,一些中共联络点纷纷遭到破坏。
1928年伊始,中共中央决心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国际“自由港”的特殊环境,把党组织重新健全起来,使之逐渐成为党在两广至香港一带秘密活动的中心。而达成这一目标的首要条件,无疑是要选出一位具有丰富白区活动经验且熟悉当地环境的领导者来支持此事才行。
权衡再三之后,中央认为,曾在香港与苏兆征一起成功领导过省港大罢工的邓发是当此重任的最佳人选。这年春,邓发来到香港,不久便出任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长、市委书记,并组建了在港的红色特工队伍——特科。
在香港两年多的时间里面,邓发经常以不同身份出没于香港社会的各个角落。时而,他是风度翩翩的富家公子；时而,又变成了黝黑壮实的普通工人；时而,他会挽着“女伴”手臂,迎着巡捕从容而过；时而,又会领着特科人员将伏击目标不动声色地引入“圈套”。然而,尽管邓发具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又兼有天生胆大心细的性格,但是,在极其复杂险恶的形势下,他同样没有摆脱身陷囹圄的困境。
1929年冬天的一个上午,邓发去铜锣湾的一个联络点检查工作。谁料,这个联络点早已被特务摧毁。当邓发出现在门口敲门的时候,埋伏在屋里的人立刻破门而出，将其逮捕。
得知邓发被捕以后,地下党立刻展开营救。通过探监,营救人员很快掌握了邓发在狱中的详细情况,随后即按邓的意思将其被捕的讯息传递给了其在港做厨师的哥哥邓芳,恳请他设法解救邓发。邓芳接到讯息以后,很快便找到了他的英国老板,说乡下来找工作的弟弟被警察误抓了,让他出面帮忙保释。在邓芳的恳求之下,这个颇讲义气的英国老板不仅答应帮忙,而且亲自开着小车将邓发从警察局接了出来。就这样,邓发仅仅在监狱待了几天,便成功出狱了。
邓发以其丰富的特工经验，曾在当时香港的地下组织中威名远扬。
蔡和森：甘为革命香港献生命
蔡和森是中共的创党元老。他曾与毛泽东一起在湖南开展学生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后又赴欧留学,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人一起创建了中共旅欧支部。国共合作时期,蔡和森回国参加中共“二大”和“三大”,成为中共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国共合作破裂以后,蔡和森一度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3月,他再次回国,受命去香港主持党在两广一带的工作。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踏足香港仅仅三个月,他便由于叛徒出卖而遭遇厄运。
蔡和森抵达香港的时候,正值国内“白色恐怖”的高潮。而在上海,随着掌握了大量党内核心机密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党内外顿时陷入一种凶险莫测的氛围之中。当时的香港,似乎也受到上海肃杀气氛的影响,港英当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开始对境内的中共活动进行严厉限制。
在港期间,蔡和森化名胡世辉,与妻子李一纯及3岁的女儿蔡转一起生活,而他公开的身份,则是一家洋酒罐头公司的职员。每天,在处理完场面上的事务以后,他都会挤时间批阅通过各种途径发过来的党内文件,并将自己汹涌的思想火花化作文字传递出去。
危险总是在不经意间来临。或许,从干上职业革命家的第一天起,蔡和森便已经有了承受这种危险的心理准备。其实，从他搬进这家洋酒罐头公司的那一刻起,无孔不入的密探便盯上了他这个操着外省口音的可疑者。而这一结果之所以来得如此之快,却是因为一个人,一个曾与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和同志,中共历史上的知名叛徒——顾顺章。
经过三个多月的盯梢,这些密探有了一个初步判断：这个新来的烟酒罐头店职工一定是一条“大鱼”。于是,他们精密策划,布下了一张网。为了能准确地逮到这条“大鱼”,他们特地将赶到香港的顾顺章带到了现场。1931年6月10日,香港一些海员活跃分子正在某秘密地点举行重要会议。中午时分,应邀而来的蔡和森刚一步入会场,就被蹲守在那里多时的顾顺章指认出来,随即被港英政府逮捕。
对于蔡和森的被捕,中共十分重视。党组织曾动员一切在港的资源和关系进行营救。令人遗憾的是,国民党广东当局接到“密报”以后,也马上派出代表赶到香港来进行交涉。6月12日晚,港英政府将蔡和森“秘密递解出境”。一个多月后,受尽酷刑的蔡和森被广东军阀秘密处决。
廖承志，成功营救政治文化精英人士留美名
廖承志是中共统战工作的元老,他的一生与香港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缘。早在1938年初,刚满30岁的廖承志便被中共南方局委以重任,出任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当祖国大陆陷入战火纷飞之时,香港借助其英国殖民地的独特地位,依然还能够偏安一角。当时,作为中国唯一一个尚能安全便利地与海外进行沟通的国际大都市,这里无疑成为了各派政治势力向外宣扬自己抗日主张,争取外部援助的关键舞台。为此,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这一职务的重要性自然也就非同一般了。
南方局之所以选择廖承志来担任这一职务,一方面是考虑到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先生和母亲何香凝女士在海外的巨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又考虑到廖承志本人在统战方面所具有的独特天赋和能力。事实证明,天性乐观、机智、平易近人的廖承志确实是一位杰出的统战干才。在港近四年,他不仅成功地向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及事迹,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运送了大量资金和物质,还通过与一些统战对象进行沟通、交流，同一些在港的知名人士建立起了深厚情谊。
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隆隆的枪炮声让原本平静的东方明珠也很快陷入了极端的恐慌之中。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开始向九龙发起进攻。此时的香港,汇聚着数以千计的因躲避战乱和政治迫害而集中在一起的政治文化精英,这批人如果在沦陷之后落入日寇手中,后果无疑相当严重。
1942年元旦,廖承志等人化装成逃难的生意人顺利抵达九龙。到达以后,廖承志迅速与九龙的地下党负责人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详细研究了即将展开的大营救细节。布置好一切之后,廖承志等人再次乔装打扮,在通过了日本兵的最后一道关卡之后,他们迅速登上一艘由武装人员护送的小船,趁着暮色驶向了茫茫的大海。
就在廖承志回到内地后不久,由他亲手策划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营救行动得以成功展开。接下来的日子里,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胡绳、范长江、千家驹等人在内的数百名政治文化精英人士及其家属,都先后通过中共开辟的秘密渠道进入大后方，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题图：香港维多利亚港
责任编辑 万 强
周恩来，1927年的特殊香港之旅
中国革命胜利之前，周恩来曾三次到达香港。周恩来去香港的时间分别发生在1924年9月、1927年10-11月和1928年初。其中，1927年10月，周恩来秘密抵达香港治疗疟疾的经历，是他一生中最为惊险的一次特殊旅程。
1927年9月，泱泱中国弥漫着浓浓的白色恐怖。周恩来与朱德、贺龙、叶挺等人一起率领南昌起义部队从江西南昌一路南下,主力部队转战到了广东潮汕一带。
在广东潮汕,起义军与潮汕本地的农军合成一处,与尾随而来的国民党军队及广东本地的军阀部队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
拥有精良装备的国民党正规军队，联合当地的反动武装，对起义军穷追不舍，妄图把这一支刚冒出来的革命力量扼杀于萌芽之中。起义部队在粤东的三河坝遭遇重大伤亡,被强敌围困。然而,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领导起义军的前委负责人周恩来却身染疟疾,无法指挥战斗。
1927年10月中旬,身患疟疾的周恩来根据当时的情况，果断地做出决定：武装人员尽可能就地隐蔽,做好到广东北江和海陆丰地区进行长期斗争的准备；非武装人员愿意留下的就留下,不愿留下的,则退到出海口,想办法向香港或上海撤退。
周恩来刚刚布置完毕,国民党军队又一次向起义部队发起了猛攻。起义部队被冲散了，形势危急万分。所幸的是,由于粤东一带的农民运动曾由彭湃等人领导多年,打下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因此,当起义部队被打散以后,当地农民为他们提供了不少帮助。
经过当地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的秘密安排，周恩来一行很快与粤东党组织的负责人杨石魂接上了联系。当地党组织当即决定：安排尚处于病重中的周恩来和叶挺、聂荣臻、杨石魂一起,巧妙地躲过敌人的追捕,登上一艘开往香港的小渔船。
这是周恩来第二次到香港。因为身染重病，触景生情，他联想起中国未来的命运，不由感慨万千。为了安全起见，周恩来以一个李姓商人的身份成为了别墅的主人。为了迷惑外人，杨石魂也装做别墅中的“二少爷”。同时,省委还派了一个懂粤语的女同志乔装成别墅中的“大少奶奶”,以此来掩护和照顾病中的周恩来。
限于当时的医疗条件，加上多天的奔波劳累，周恩来的身体恢复得很慢。据照顾他的女同志后来回忆：高烧使周恩来昏昏沉沉,严重的疟疾折磨着他,但周恩来硬是没有呻吟一声。
经过十多天的休养,周恩来方能勉强外出进行活动。从病中恢复过来以后,周恩来不顾初愈的身体,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当中。大病初愈的周恩来不顾身体劳累，多次从养病的“家”中出发,到香港各个地方参加了一连串的会议,与广东省委负责人和李立三、林伯渠等中共在港的领导人进行了秘密会谈,讨论和研究关于发动广州起义的问题。直到11月的某一天,周恩来接到中央要他赴上海的命令,才匆匆从九龙深水埠登船离港，重新投入到中国革命的洪流中去了。
邓发，红色特工在香港扬名
邓发，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1906年3月7日生于广东省云浮市附城乡石塘村。
邓发是中共早期的工运领袖,参加过省港大罢工和广州起义,后来进入苏区,成为中央苏区的政治保卫局局长。苏区政治保卫局局长,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红色特工首脑”。
1927年底,中共在内地发动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相继结束,与之相应的革命高潮也随之落入低谷。在香港,中共的活动同样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和打压。港英当局和国民政府联手,对在港的赤色活跃分子进行大规模抓捕,一些中共联络点纷纷遭到破坏。
1928年伊始,中共中央决心充分利用香港作为国际“自由港”的特殊环境,把党组织重新健全起来,使之逐渐成为党在两广至香港一带秘密活动的中心。而达成这一目标的首要条件,无疑是要选出一位具有丰富白区活动经验且熟悉当地环境的领导者来支持此事才行。
权衡再三之后,中央认为,曾在香港与苏兆征一起成功领导过省港大罢工的邓发是当此重任的最佳人选。这年春,邓发来到香港,不久便出任中共香港市委组织部长、市委书记,并组建了在港的红色特工队伍——特科。
在香港两年多的时间里面,邓发经常以不同身份出没于香港社会的各个角落。时而,他是风度翩翩的富家公子；时而,又变成了黝黑壮实的普通工人；时而,他会挽着“女伴”手臂,迎着巡捕从容而过；时而,又会领着特科人员将伏击目标不动声色地引入“圈套”。然而,尽管邓发具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又兼有天生胆大心细的性格,但是,在极其复杂险恶的形势下,他同样没有摆脱身陷囹圄的困境。
1929年冬天的一个上午,邓发去铜锣湾的一个联络点检查工作。谁料,这个联络点早已被特务摧毁。当邓发出现在门口敲门的时候,埋伏在屋里的人立刻破门而出，将其逮捕。
得知邓发被捕以后,地下党立刻展开营救。通过探监,营救人员很快掌握了邓发在狱中的详细情况,随后即按邓的意思将其被捕的讯息传递给了其在港做厨师的哥哥邓芳,恳请他设法解救邓发。邓芳接到讯息以后,很快便找到了他的英国老板,说乡下来找工作的弟弟被警察误抓了,让他出面帮忙保释。在邓芳的恳求之下,这个颇讲义气的英国老板不仅答应帮忙,而且亲自开着小车将邓发从警察局接了出来。就这样,邓发仅仅在监狱待了几天,便成功出狱了。
邓发以其丰富的特工经验，曾在当时香港的地下组织中威名远扬。
蔡和森：甘为革命香港献生命
蔡和森是中共的创党元老。他曾与毛泽东一起在湖南开展学生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而后又赴欧留学,与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等人一起创建了中共旅欧支部。国共合作时期,蔡和森回国参加中共“二大”和“三大”,成为中共的核心领导成员之一。
国共合作破裂以后,蔡和森一度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1年3月,他再次回国,受命去香港主持党在两广一带的工作。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踏足香港仅仅三个月,他便由于叛徒出卖而遭遇厄运。
蔡和森抵达香港的时候,正值国内“白色恐怖”的高潮。而在上海,随着掌握了大量党内核心机密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党内外顿时陷入一种凶险莫测的氛围之中。当时的香港,似乎也受到上海肃杀气氛的影响,港英当局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开始对境内的中共活动进行严厉限制。
在港期间,蔡和森化名胡世辉,与妻子李一纯及3岁的女儿蔡转一起生活,而他公开的身份,则是一家洋酒罐头公司的职员。每天,在处理完场面上的事务以后,他都会挤时间批阅通过各种途径发过来的党内文件,并将自己汹涌的思想火花化作文字传递出去。
危险总是在不经意间来临。或许,从干上职业革命家的第一天起,蔡和森便已经有了承受这种危险的心理准备。其实，从他搬进这家洋酒罐头公司的那一刻起,无孔不入的密探便盯上了他这个操着外省口音的可疑者。而这一结果之所以来得如此之快,却是因为一个人,一个曾与他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和同志,中共历史上的知名叛徒——顾顺章。
经过三个多月的盯梢,这些密探有了一个初步判断：这个新来的烟酒罐头店职工一定是一条“大鱼”。于是,他们精密策划,布下了一张网。为了能准确地逮到这条“大鱼”,他们特地将赶到香港的顾顺章带到了现场。1931年6月10日,香港一些海员活跃分子正在某秘密地点举行重要会议。中午时分,应邀而来的蔡和森刚一步入会场,就被蹲守在那里多时的顾顺章指认出来,随即被港英政府逮捕。
对于蔡和森的被捕,中共十分重视。党组织曾动员一切在港的资源和关系进行营救。令人遗憾的是,国民党广东当局接到“密报”以后,也马上派出代表赶到香港来进行交涉。6月12日晚,港英政府将蔡和森“秘密递解出境”。一个多月后,受尽酷刑的蔡和森被广东军阀秘密处决。
廖承志，成功营救政治文化精英人士留美名
廖承志是中共统战工作的元老,他的一生与香港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缘。早在1938年初,刚满30岁的廖承志便被中共南方局委以重任,出任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当祖国大陆陷入战火纷飞之时,香港借助其英国殖民地的独特地位,依然还能够偏安一角。当时,作为中国唯一一个尚能安全便利地与海外进行沟通的国际大都市,这里无疑成为了各派政治势力向外宣扬自己抗日主张,争取外部援助的关键舞台。为此,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这一职务的重要性自然也就非同一般了。
南方局之所以选择廖承志来担任这一职务,一方面是考虑到廖承志的父亲廖仲恺先生和母亲何香凝女士在海外的巨大影响力；另一方面又考虑到廖承志本人在统战方面所具有的独特天赋和能力。事实证明,天性乐观、机智、平易近人的廖承志确实是一位杰出的统战干才。在港近四年,他不仅成功地向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宣传了中共的抗日主张及事迹,为八路军、新四军募集、运送了大量资金和物质,还通过与一些统战对象进行沟通、交流，同一些在港的知名人士建立起了深厚情谊。
然而,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隆隆的枪炮声让原本平静的东方明珠也很快陷入了极端的恐慌之中。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开始向九龙发起进攻。此时的香港,汇聚着数以千计的因躲避战乱和政治迫害而集中在一起的政治文化精英,这批人如果在沦陷之后落入日寇手中,后果无疑相当严重。
1942年元旦,廖承志等人化装成逃难的生意人顺利抵达九龙。到达以后,廖承志迅速与九龙的地下党负责人开了一个紧急会议,详细研究了即将展开的大营救细节。布置好一切之后,廖承志等人再次乔装打扮,在通过了日本兵的最后一道关卡之后,他们迅速登上一艘由武装人员护送的小船,趁着暮色驶向了茫茫的大海。
就在廖承志回到内地后不久,由他亲手策划的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营救行动得以成功展开。接下来的日子里,包括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茅盾、胡绳、范长江、千家驹等人在内的数百名政治文化精英人士及其家属,都先后通过中共开辟的秘密渠道进入大后方，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题图：香港维多利亚港
责任编辑 万 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