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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家的两个身份,都和书有关。
他写书——著有《解密》《暗算》《风声》等一系列小说,凭借《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解密》被国际权威期刊《经济学人》评为“2014全球十大小说”,并被翻译成33种语言畅销海外;他读书——不但将书视作生活主题,亲手打造了公益书店理想谷,还自任谷主,免费接待每一位前来读书的朋友。
这样一个人,即便在《环球人物》记者面前正襟危坐,也不忘自我调侃:“我也只能聊聊书。”
整个青春,半部人生
世界读书日的前几天,麦家从杭州飞赴北京,与贾平凹、徐则臣、沈煜伦、张皓宸等新老作家一起,出席“第十届网络书香节文化论坛”。像任何一次出行一样,麦家的衣服可以现买、吃饭可以凑合,唯独身份证和书,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飞机上若不带一本书,好几个小时,就那样干坐着发呆?多无聊!”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很难想象那样的自己。
这次来北京两天时间,他随身带了一本施林克的《夏日谎言》。“前段时间去德国,有朋友告诉我,《夏日谎言》已经被翻译成中文。我读过施林克的《朗读者》,很喜欢,对这个作家充满了期待,回国后赶紧买了一本。”
几个小时航班坐下来,书读了近1/3,麦家心里却有点怅然若失:“我觉得《朗读者》带着对二战、纳粹很沉重的反思,切入角度刁钻,文笔也好。相比之下,《夏日谎言》轻不少,只是讲了一段比较文艺的感情邂逅。”可再一琢磨,他又释然了:“这也很正常,我们总不能指望每位作家的每部作品都是鸿篇巨著。可能《朗读者》偏交响乐一些,而这部《夏日谎言》偏轻音乐一些。”
“您的《解密》更偏重哪一种音乐风格?”《环球人物》记者被这样一种比喻所吸引,忍不住发问。麦家明显一愣,沉思片刻后开口:“应该还是偏古典一些吧。”
《解密》是麦家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出版于2002年。小说主人公容金珍是一个身世离奇的数学奇才,投身于密码破译工作,为国屡建功勋。“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破译家的职业生涯,真正想探讨的却是他的内心秘密,世界上最难破译的密码就是人心。我想在这个故事里装进很多东西:一个天才成长、毁灭的过程,以及这百余年间中国都经历了些什么。”在经历了11年写作、17次退稿后,《解密》对麦家而言已经不仅仅是一部作品那么简单,而是他的磨刀石,他的“整个青春,半部人生”。
《解密》的故事脱生于麦家的真实人生。1981年8月,他考入解放军工程学院无线电专业,两年后毕业,顺理成章地进入一家情报保密单位工作。對着一个陌生人宣誓“无论何时何地保守秘密比你生命更重要”,只能跟师傅等极少数人来往,连隔壁的办公室也不能去,这样的生活让他异常兴奋。可刚要提笔将这种神秘感化为文字,他就被调离,不得不和这个神秘部门、这群神秘的人挥手道别。
“我小时候到河边抓鱼,如果有一条鱼在装进网兜前一刻逃走,那么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做梦都会想它。这群人就像那条从我指缝中溜走的大鱼,我本来就要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一辈子,却阴错阳差地离开了他们。短短8个月,我来不及了解的东西实在太多。因为不了解,我会不停地想、不停地揣摩,他们是怎样一群人,曾经干过什么,现在正在干什么……一个人、一群人,如果经常被一个作家惦念,他们就很可能成为他笔下的人物。”若干年后,这个单位的一切,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地幻化成麦家笔下的传奇。
将世界性主题带进中国文学
也许是第一次写长篇小说经验不足,也许是积累的素材太多,什么都想要,《解密》写到最后,汪洋恣肆,却也十分庞杂。麦家咔嚓咔嚓将那些细枝末节剪掉,再一看,发现里面不少人物片段、情节设置还挺精彩的。于是,他在近80万字的“废品”中挑挑拣拣,用一种“档案柜”的结构将其中的精华组合起来——分开看,每一部分都能单独成立,合起来又是一个整体。这样创作出来的《暗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解密》的姐妹篇。
麦家的另一部代表作《风声》则是经典的密室小说,即将环境彻底封闭起来,再在其中腾挪、伸展出一个故事。在他看来,中国的小说此前一直以文学性见长,讲求模糊性、写意性,不太注重逻辑和情节的勾连,而自己沿袭了西方类型小说的写法,用故事结构小说。
因为这样的情节、这样的写法,莫言说麦家是中国类型小说的“拓荒者”,李敬泽则认为他的作品既是日用品,也是奢侈品,有力拓展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将一切世界性的主题带进中国文学。麦家也毫不讳言自己的价值,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以前,中国文学的底盘特别小,写的内容不是农村就是言情,比较单一。我笔下的故事、人物则在其中杀出了一条生僻之路,丰富了中国小说的形态,拓宽了中国小说的写作领域。”
2014年,在出版12年后,《解密》被国际出版界发现。当年3月,英国、美国同时推出两个英语版本的《解密》,《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卫报》纷纷发表大篇幅书评。入秋,西班牙语《解密》出版,麦家出访西班牙语诸国,共接受了107家西语媒体的采访……凭借着那种与过往中国小说“与众不同”的气质,《解密》成为国际出版界的宠儿。
曾经不敢想的事情,忽地就闯进了现实,这让麦家觉得受宠若惊,却又似乎在情理之中:“西方对中国的不公,很大程度来自长期不了解而产生的误会、冲突。直到今天,西方人对中国所表现出的傲慢和偏见还让人沮丧、愤怒。至少现阶段,除了文学,我们很难有其他方式让他们客观、公正地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高中之前只读过一本小说
海明威说,辛酸的童年是一个作家最好的历练。每每想到这句话,麦家的脑海中总会出现无数的惊叹号。
在他记忆中,羞愧感和犯罪感一直是童年的关键词:父亲是反革命右派,经常被游行批斗;爷爷是基督徒,属于“魔鬼”的范畴。他被这两顶“黑帽子”压得直不起腰,每天放学就赶紧逃回家;在学校也远远躲开游戏的同学,埋头将自己交给日记本。
对于书的渴望,从那个时候点燃。因为出生在农村,麦家从小几乎没看过什么课外书。12岁那年,他跟着父亲到亲戚家串门,无意间在灶房发现一本用来引火的《林海雪原》。“幸亏他们是从后面开始撕的!”麦家满心庆幸,一下子就读了进去,并鼓起勇气向亲戚要来这本书。“这是我高中以前读过的唯一一本小说,我一遍又一遍看了整整两个学期,到最后,书里的人物、时间、地点、情节我全能背下来。” 1986年,在写了好几年小说后,麦家看了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我的第一感觉是,它像一个反叛青年的日记,第二个感觉,我应该像以前写日记一样地写小说。”这个发现给了他极大的力量。他于是重新回到一個人喃喃自语的状态,写出一篇近两万字的小说,几经退稿、修改,最终以《变调》为题,发表在1988年第一期《昆仑》杂志上。这是他的小说处女作。
第二年,麦家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4年后,因为迷恋西藏的创作氛围,他主动申请到西藏武警水电部队工作。在西藏的3年中,麦家迷上了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用一年时间反复阅读他的短篇小说集《沙之书》。那之后,他离开军营,进入写作高峰期。
写作和读书,自此成了麦家生活中两个绝对的主题。只要有空闲时间,他一定是在看书;晚上会早早上床看书,有时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夜里两三点醒来也是如此,独自一人点亮台灯,看到窗外天际微亮也浑然不觉。
纯粹的阅读是可以引导的
麦家一直有个小小的愿望:开一家纯粹的书店,为那些爱读书、爱写作的人们建造一个温暖的“家”。但这个“家”应该是什么样子?该怎么布置、怎么维护?他一时难以描摹出清晰的图景。
2009年的一次巴黎之行,塞纳河边的莎士比亚书店让麦家眼前一亮。“它像一个图书馆,又是一个文人集散地,很多人聚集到那里读书,还有不少身无分文的人在那里寄宿、创作……”这种自由、纯粹的读书氛围深深吸引了麦家,他知道,这就是自己一直想要开的书店。至于名字,他叫它理想谷。
2016年4月17日,《环球人物》记者来到位于杭州市西溪创意产业园的理想谷。上午9点半,理想谷还没开门,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前来看书的人。一个90后男生自来熟地和旁人说起自己清晨6点就冒雨从宁波出发,专程赶来理想谷看书却到早了的“遭遇”,引来在场的爱书之人一阵善意的笑声。
为保持书店的安静和整洁,整个理想谷都铺上了地毯。穿着拖鞋步入其中,鸟语花香伴着淡淡的油墨味道,一眼望去,深咖色书架包裹着理想谷,近万册图书如《卢梭全集》《列夫·托尔斯泰文集》《芬尼根的守灵夜》《钱锺书集》静静地排列,让人瞬间远离了尘世的喧嚣。
“这些书都是麦老师亲自挑选的,而且都是我们真金白银买来的,花了四五十万元,”麦家的助理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麦老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不喜欢占别人便宜,也觉得自己能承担这样的支出,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是对作者的尊重。”
越来越忙的麦家,在这个充溢书香的地方,总能变回那个很多年前沉迷读书的孩子。他会坐在自己的房间写作,偶尔累了,走到一墙之隔的书吧,或者穿上大大的工装,给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修剪枝叶。那些爱书人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聚到理想谷,在谷里免费看书,就连茶水、咖啡也是免费的。不过,为了让大家真正静下心来,这里并不提供WiFi。
正值周末,百十来人将理想谷挤得满满当当,连露天小院里装饰用的木桩子上都坐了人。少了网络的侵扰,人就格外容易沉浸在文字的美妙之中。一本书看完,不知不觉已是下午5点,正要离去,谷里突然停电。落雨的天气,书吧的光线变得很暗,原本以为大家会接连告辞,没想到有人打开手机自带的手电功能继续看书,其他读者纷纷效仿,整个理想谷在那一瞬间仿佛变身浪漫的电影院。
“麦老师一直觉得,这种纯粹的阅读氛围、阅读习惯是可以引导出来的。”理想谷创办人之一闫颜看着安静的理想谷,满心感慨,“你能想象吗?当初凭着一腔热血办理想谷,身边的好多朋友都觉得我们是在自找麻烦。头一年,来的人特别少,理想谷好像随时会夭折。直到有一天,我清早推开大门,看到留言板上第一次出现了一张纸条,‘这地方真好,真像回了家’。我心里一阵激动,就像多了个亲人!”
对麦家来说,经营这样一家开销不菲的公益书店,也有点“私心”:“我现在的生活其实很单调,甚至很孤独,和社会接触的机会并不多,所以这个书店也算是我接触社会、交朋友的一个途径。而且每个文学青年刚开始写作时都很孤独、很艰辛,写出来的东西不知好坏,也不知要投到哪里。我自己是这么过来的,在如今所谓‘功成名就’的时候,就希望能帮帮别人。”他在谷里专门腾出两间房,不定期筛选优秀的写作者到谷里写作,还提供两个月免费吃住。
读书写书、自由自在,这样一种“回家”的状态,成了理想谷最贴切的写照。
书读得多了,见识自然广了
《环球人物》:是否经常有人请您推荐阅读书目?
麦家:我其实不太赞成让别人推荐书。每个人对于书的感受各不相同。这本书是我的良药,却可能是你的毒药。比如我自己,最初接触文学创作时,有人向我推荐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我怎么也读不进去,卡夫卡的《变形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却非常喜欢。所以,如果你真正爱书,就不要让别人给你推荐书,也不要因为是别人推荐的就硬着头皮也要读完,而应该尽可能多读多看,通过广泛阅读发现“知己”,然后将它放在床头、案头,反复读、反复看。
《环球人物》:现阶段,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麦家:我前几年看文学作品比较多,目前正在看的是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和史景迁的书。他们从外国人的角度审视中国历史,和我之前看到的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阅读、分析、研究完全不同,蛮有意思的。有时候,多一种视角,就能让你多长一点见识。
《环球人物》:这些阅读最终会以某种形式投射到您的作品中?
麦家:读书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但书只要读了,肯定会对你产生影响。就好像吃饭,有的饭菜吃下去,当天就产生能量,帮你增强体力,有的则是为你的肝脏、心脏提供一种长期的保护,作用并不一样。像我这样的写作者,写作和阅读就是左右手的关系,不可分割,但不能指望今天读的某本书一定会给自己的写作带来某种意义,这不现实。
《环球人物》:但现代人读书的功利性很强,很多人希望能读一些“能为我所用”的书。 麦家:这两年我接触了国内国外不少年轻人,他们的阅读量其实并不少,甚至超过我,但他们更多的是娱乐化、碎片化的阅读,是浅阅读。我并不反对浅阅读,只是觉得浅阅读就像聊天,不滋润人,却消磨人。一味用浅阅读代替深阅读,这种方式是畸形的,总有一天会把人消磨殆尽。毕竟,深阅读是带动人思考的最好的途径。
《环球人物》:为什么浅阅读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麦家:因为这个时代浮躁、喧嚣,也因为科技的发展为这种阅读提供了便利。当然,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魅力和特点,习惯深阅读也许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习惯,我们的擔心也可能只是杞人忧天。
《环球人物》:您提到科技影响,对您来说,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存在本质区别吗?
麦家:阅读方式的不同是次要的,关键是阅读的内容。我觉得未来会有越来越多人通过电子的方式完成阅读,但纸质书不会消亡。需要注意的是,因为缺少把关环节,电子阅读时获得不良内容的几率会更大,阅读陷阱会更多,一旦踩到难免伤害自己。
《环球人物》:您如何看待阅读和写作的关系?
麦家:写作是从阅读开始的,阅读是写作最好的准备、最好的老师。一个人的欣赏力和创造力是成正比的,不会阅读的人肯定不会写作。
《环球人物》:套用这个逻辑,一个人的阅读能力和生活能力也是成正比的吗?
麦家:当然。人与人之间,到最后比的就是见识。这种见识从哪里来?一是你在现实生活中吃一堑长一智慢慢积累,一是通过阅读便捷、快速地获得。通过阅读,你可以将别人的经验嫁接到自己身上。书读得多了,见识自然就广了。
麦家是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人。
初见,容易被他一脸的无所谓唬住,但只要聊开了,他就会卸下满身的防御。这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表达时常坦率得让人心惊。
他会说,“一个作家应该和世俗保持一定距离,以维持一种神秘感”;他会说,“和记者打交道,久而久之会滋长一个人的虚荣心,而一个成熟的人,应该学会剥离自己的虚荣心”;他会说,“知名度这种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会扼杀作家写作的激情和创造力,让人变得瞻前顾后”;他会说,“在同一题材上,我已经无法自我突破了,再写下去只会自我重复,但我又不甘心”……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依然没有多么生动的表情,甚至连目光都是散射的,但你能判断出他走心了。
他并不讳言转型的艰难。“我想写一本小说,探讨当代人的感情。这二三十年来,随着物质的繁荣、经济的崛起,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变了,变成了以财富论成功,唯成功论英雄。在这种标准之下,人与人之间已经没有了感情,只剩下欲望和物质。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它的症结在哪里?该如何解决?”顺着这个思路写了很久,却总是不甚满意,因为太在意身后那些期待的目光,修改起来又总感觉弄巧成拙。“挺难的。不过,人的成长和自我突破,都需要一个过程吧。也许在适当的时机,它顺其自然就实现了呢。”
平静的面容之下,那种决心跃跃欲出。
他写书——著有《解密》《暗算》《风声》等一系列小说,凭借《暗算》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解密》被国际权威期刊《经济学人》评为“2014全球十大小说”,并被翻译成33种语言畅销海外;他读书——不但将书视作生活主题,亲手打造了公益书店理想谷,还自任谷主,免费接待每一位前来读书的朋友。
这样一个人,即便在《环球人物》记者面前正襟危坐,也不忘自我调侃:“我也只能聊聊书。”
整个青春,半部人生
世界读书日的前几天,麦家从杭州飞赴北京,与贾平凹、徐则臣、沈煜伦、张皓宸等新老作家一起,出席“第十届网络书香节文化论坛”。像任何一次出行一样,麦家的衣服可以现买、吃饭可以凑合,唯独身份证和书,走到哪儿都随身带着。“飞机上若不带一本书,好几个小时,就那样干坐着发呆?多无聊!”他告诉《环球人物》记者,很难想象那样的自己。
这次来北京两天时间,他随身带了一本施林克的《夏日谎言》。“前段时间去德国,有朋友告诉我,《夏日谎言》已经被翻译成中文。我读过施林克的《朗读者》,很喜欢,对这个作家充满了期待,回国后赶紧买了一本。”
几个小时航班坐下来,书读了近1/3,麦家心里却有点怅然若失:“我觉得《朗读者》带着对二战、纳粹很沉重的反思,切入角度刁钻,文笔也好。相比之下,《夏日谎言》轻不少,只是讲了一段比较文艺的感情邂逅。”可再一琢磨,他又释然了:“这也很正常,我们总不能指望每位作家的每部作品都是鸿篇巨著。可能《朗读者》偏交响乐一些,而这部《夏日谎言》偏轻音乐一些。”
“您的《解密》更偏重哪一种音乐风格?”《环球人物》记者被这样一种比喻所吸引,忍不住发问。麦家明显一愣,沉思片刻后开口:“应该还是偏古典一些吧。”
《解密》是麦家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出版于2002年。小说主人公容金珍是一个身世离奇的数学奇才,投身于密码破译工作,为国屡建功勋。“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个破译家的职业生涯,真正想探讨的却是他的内心秘密,世界上最难破译的密码就是人心。我想在这个故事里装进很多东西:一个天才成长、毁灭的过程,以及这百余年间中国都经历了些什么。”在经历了11年写作、17次退稿后,《解密》对麦家而言已经不仅仅是一部作品那么简单,而是他的磨刀石,他的“整个青春,半部人生”。
《解密》的故事脱生于麦家的真实人生。1981年8月,他考入解放军工程学院无线电专业,两年后毕业,顺理成章地进入一家情报保密单位工作。對着一个陌生人宣誓“无论何时何地保守秘密比你生命更重要”,只能跟师傅等极少数人来往,连隔壁的办公室也不能去,这样的生活让他异常兴奋。可刚要提笔将这种神秘感化为文字,他就被调离,不得不和这个神秘部门、这群神秘的人挥手道别。
“我小时候到河边抓鱼,如果有一条鱼在装进网兜前一刻逃走,那么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做梦都会想它。这群人就像那条从我指缝中溜走的大鱼,我本来就要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一辈子,却阴错阳差地离开了他们。短短8个月,我来不及了解的东西实在太多。因为不了解,我会不停地想、不停地揣摩,他们是怎样一群人,曾经干过什么,现在正在干什么……一个人、一群人,如果经常被一个作家惦念,他们就很可能成为他笔下的人物。”若干年后,这个单位的一切,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地幻化成麦家笔下的传奇。
将世界性主题带进中国文学
也许是第一次写长篇小说经验不足,也许是积累的素材太多,什么都想要,《解密》写到最后,汪洋恣肆,却也十分庞杂。麦家咔嚓咔嚓将那些细枝末节剪掉,再一看,发现里面不少人物片段、情节设置还挺精彩的。于是,他在近80万字的“废品”中挑挑拣拣,用一种“档案柜”的结构将其中的精华组合起来——分开看,每一部分都能单独成立,合起来又是一个整体。这样创作出来的《暗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解密》的姐妹篇。
麦家的另一部代表作《风声》则是经典的密室小说,即将环境彻底封闭起来,再在其中腾挪、伸展出一个故事。在他看来,中国的小说此前一直以文学性见长,讲求模糊性、写意性,不太注重逻辑和情节的勾连,而自己沿袭了西方类型小说的写法,用故事结构小说。
因为这样的情节、这样的写法,莫言说麦家是中国类型小说的“拓荒者”,李敬泽则认为他的作品既是日用品,也是奢侈品,有力拓展了中国人的想象力,将一切世界性的主题带进中国文学。麦家也毫不讳言自己的价值,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以前,中国文学的底盘特别小,写的内容不是农村就是言情,比较单一。我笔下的故事、人物则在其中杀出了一条生僻之路,丰富了中国小说的形态,拓宽了中国小说的写作领域。”
2014年,在出版12年后,《解密》被国际出版界发现。当年3月,英国、美国同时推出两个英语版本的《解密》,《纽约时报》《经济学人》《卫报》纷纷发表大篇幅书评。入秋,西班牙语《解密》出版,麦家出访西班牙语诸国,共接受了107家西语媒体的采访……凭借着那种与过往中国小说“与众不同”的气质,《解密》成为国际出版界的宠儿。
曾经不敢想的事情,忽地就闯进了现实,这让麦家觉得受宠若惊,却又似乎在情理之中:“西方对中国的不公,很大程度来自长期不了解而产生的误会、冲突。直到今天,西方人对中国所表现出的傲慢和偏见还让人沮丧、愤怒。至少现阶段,除了文学,我们很难有其他方式让他们客观、公正地看到一个真实的中国。”
高中之前只读过一本小说
海明威说,辛酸的童年是一个作家最好的历练。每每想到这句话,麦家的脑海中总会出现无数的惊叹号。
在他记忆中,羞愧感和犯罪感一直是童年的关键词:父亲是反革命右派,经常被游行批斗;爷爷是基督徒,属于“魔鬼”的范畴。他被这两顶“黑帽子”压得直不起腰,每天放学就赶紧逃回家;在学校也远远躲开游戏的同学,埋头将自己交给日记本。
对于书的渴望,从那个时候点燃。因为出生在农村,麦家从小几乎没看过什么课外书。12岁那年,他跟着父亲到亲戚家串门,无意间在灶房发现一本用来引火的《林海雪原》。“幸亏他们是从后面开始撕的!”麦家满心庆幸,一下子就读了进去,并鼓起勇气向亲戚要来这本书。“这是我高中以前读过的唯一一本小说,我一遍又一遍看了整整两个学期,到最后,书里的人物、时间、地点、情节我全能背下来。” 1986年,在写了好几年小说后,麦家看了美国作家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我的第一感觉是,它像一个反叛青年的日记,第二个感觉,我应该像以前写日记一样地写小说。”这个发现给了他极大的力量。他于是重新回到一個人喃喃自语的状态,写出一篇近两万字的小说,几经退稿、修改,最终以《变调》为题,发表在1988年第一期《昆仑》杂志上。这是他的小说处女作。
第二年,麦家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4年后,因为迷恋西藏的创作氛围,他主动申请到西藏武警水电部队工作。在西藏的3年中,麦家迷上了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用一年时间反复阅读他的短篇小说集《沙之书》。那之后,他离开军营,进入写作高峰期。
写作和读书,自此成了麦家生活中两个绝对的主题。只要有空闲时间,他一定是在看书;晚上会早早上床看书,有时一看就是两三个小时;夜里两三点醒来也是如此,独自一人点亮台灯,看到窗外天际微亮也浑然不觉。
纯粹的阅读是可以引导的
麦家一直有个小小的愿望:开一家纯粹的书店,为那些爱读书、爱写作的人们建造一个温暖的“家”。但这个“家”应该是什么样子?该怎么布置、怎么维护?他一时难以描摹出清晰的图景。
2009年的一次巴黎之行,塞纳河边的莎士比亚书店让麦家眼前一亮。“它像一个图书馆,又是一个文人集散地,很多人聚集到那里读书,还有不少身无分文的人在那里寄宿、创作……”这种自由、纯粹的读书氛围深深吸引了麦家,他知道,这就是自己一直想要开的书店。至于名字,他叫它理想谷。
2016年4月17日,《环球人物》记者来到位于杭州市西溪创意产业园的理想谷。上午9点半,理想谷还没开门,门口已经聚集了不少前来看书的人。一个90后男生自来熟地和旁人说起自己清晨6点就冒雨从宁波出发,专程赶来理想谷看书却到早了的“遭遇”,引来在场的爱书之人一阵善意的笑声。
为保持书店的安静和整洁,整个理想谷都铺上了地毯。穿着拖鞋步入其中,鸟语花香伴着淡淡的油墨味道,一眼望去,深咖色书架包裹着理想谷,近万册图书如《卢梭全集》《列夫·托尔斯泰文集》《芬尼根的守灵夜》《钱锺书集》静静地排列,让人瞬间远离了尘世的喧嚣。
“这些书都是麦老师亲自挑选的,而且都是我们真金白银买来的,花了四五十万元,”麦家的助理告诉《环球人物》记者,“麦老师就是这样的人,他不喜欢占别人便宜,也觉得自己能承担这样的支出,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是对作者的尊重。”
越来越忙的麦家,在这个充溢书香的地方,总能变回那个很多年前沉迷读书的孩子。他会坐在自己的房间写作,偶尔累了,走到一墙之隔的书吧,或者穿上大大的工装,给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修剪枝叶。那些爱书人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聚到理想谷,在谷里免费看书,就连茶水、咖啡也是免费的。不过,为了让大家真正静下心来,这里并不提供WiFi。
正值周末,百十来人将理想谷挤得满满当当,连露天小院里装饰用的木桩子上都坐了人。少了网络的侵扰,人就格外容易沉浸在文字的美妙之中。一本书看完,不知不觉已是下午5点,正要离去,谷里突然停电。落雨的天气,书吧的光线变得很暗,原本以为大家会接连告辞,没想到有人打开手机自带的手电功能继续看书,其他读者纷纷效仿,整个理想谷在那一瞬间仿佛变身浪漫的电影院。
“麦老师一直觉得,这种纯粹的阅读氛围、阅读习惯是可以引导出来的。”理想谷创办人之一闫颜看着安静的理想谷,满心感慨,“你能想象吗?当初凭着一腔热血办理想谷,身边的好多朋友都觉得我们是在自找麻烦。头一年,来的人特别少,理想谷好像随时会夭折。直到有一天,我清早推开大门,看到留言板上第一次出现了一张纸条,‘这地方真好,真像回了家’。我心里一阵激动,就像多了个亲人!”
对麦家来说,经营这样一家开销不菲的公益书店,也有点“私心”:“我现在的生活其实很单调,甚至很孤独,和社会接触的机会并不多,所以这个书店也算是我接触社会、交朋友的一个途径。而且每个文学青年刚开始写作时都很孤独、很艰辛,写出来的东西不知好坏,也不知要投到哪里。我自己是这么过来的,在如今所谓‘功成名就’的时候,就希望能帮帮别人。”他在谷里专门腾出两间房,不定期筛选优秀的写作者到谷里写作,还提供两个月免费吃住。
读书写书、自由自在,这样一种“回家”的状态,成了理想谷最贴切的写照。
书读得多了,见识自然广了
《环球人物》:是否经常有人请您推荐阅读书目?
麦家:我其实不太赞成让别人推荐书。每个人对于书的感受各不相同。这本书是我的良药,却可能是你的毒药。比如我自己,最初接触文学创作时,有人向我推荐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我怎么也读不进去,卡夫卡的《变形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却非常喜欢。所以,如果你真正爱书,就不要让别人给你推荐书,也不要因为是别人推荐的就硬着头皮也要读完,而应该尽可能多读多看,通过广泛阅读发现“知己”,然后将它放在床头、案头,反复读、反复看。
《环球人物》:现阶段,您的枕边书有哪些?
麦家:我前几年看文学作品比较多,目前正在看的是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和史景迁的书。他们从外国人的角度审视中国历史,和我之前看到的中国人对自己历史的阅读、分析、研究完全不同,蛮有意思的。有时候,多一种视角,就能让你多长一点见识。
《环球人物》:这些阅读最终会以某种形式投射到您的作品中?
麦家:读书对我来说已经是一种生活方式,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但书只要读了,肯定会对你产生影响。就好像吃饭,有的饭菜吃下去,当天就产生能量,帮你增强体力,有的则是为你的肝脏、心脏提供一种长期的保护,作用并不一样。像我这样的写作者,写作和阅读就是左右手的关系,不可分割,但不能指望今天读的某本书一定会给自己的写作带来某种意义,这不现实。
《环球人物》:但现代人读书的功利性很强,很多人希望能读一些“能为我所用”的书。 麦家:这两年我接触了国内国外不少年轻人,他们的阅读量其实并不少,甚至超过我,但他们更多的是娱乐化、碎片化的阅读,是浅阅读。我并不反对浅阅读,只是觉得浅阅读就像聊天,不滋润人,却消磨人。一味用浅阅读代替深阅读,这种方式是畸形的,总有一天会把人消磨殆尽。毕竟,深阅读是带动人思考的最好的途径。
《环球人物》:为什么浅阅读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
麦家:因为这个时代浮躁、喧嚣,也因为科技的发展为这种阅读提供了便利。当然,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魅力和特点,习惯深阅读也许只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习惯,我们的擔心也可能只是杞人忧天。
《环球人物》:您提到科技影响,对您来说,电子阅读和纸质阅读存在本质区别吗?
麦家:阅读方式的不同是次要的,关键是阅读的内容。我觉得未来会有越来越多人通过电子的方式完成阅读,但纸质书不会消亡。需要注意的是,因为缺少把关环节,电子阅读时获得不良内容的几率会更大,阅读陷阱会更多,一旦踩到难免伤害自己。
《环球人物》:您如何看待阅读和写作的关系?
麦家:写作是从阅读开始的,阅读是写作最好的准备、最好的老师。一个人的欣赏力和创造力是成正比的,不会阅读的人肯定不会写作。
《环球人物》:套用这个逻辑,一个人的阅读能力和生活能力也是成正比的吗?
麦家:当然。人与人之间,到最后比的就是见识。这种见识从哪里来?一是你在现实生活中吃一堑长一智慢慢积累,一是通过阅读便捷、快速地获得。通过阅读,你可以将别人的经验嫁接到自己身上。书读得多了,见识自然就广了。
麦家是那种喜怒不形于色的人。
初见,容易被他一脸的无所谓唬住,但只要聊开了,他就会卸下满身的防御。这时候你会发现,他的表达时常坦率得让人心惊。
他会说,“一个作家应该和世俗保持一定距离,以维持一种神秘感”;他会说,“和记者打交道,久而久之会滋长一个人的虚荣心,而一个成熟的人,应该学会剥离自己的虚荣心”;他会说,“知名度这种东西,在某种程度上会扼杀作家写作的激情和创造力,让人变得瞻前顾后”;他会说,“在同一题材上,我已经无法自我突破了,再写下去只会自我重复,但我又不甘心”……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依然没有多么生动的表情,甚至连目光都是散射的,但你能判断出他走心了。
他并不讳言转型的艰难。“我想写一本小说,探讨当代人的感情。这二三十年来,随着物质的繁荣、经济的崛起,整个社会的价值标准变了,变成了以财富论成功,唯成功论英雄。在这种标准之下,人与人之间已经没有了感情,只剩下欲望和物质。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它的症结在哪里?该如何解决?”顺着这个思路写了很久,却总是不甚满意,因为太在意身后那些期待的目光,修改起来又总感觉弄巧成拙。“挺难的。不过,人的成长和自我突破,都需要一个过程吧。也许在适当的时机,它顺其自然就实现了呢。”
平静的面容之下,那种决心跃跃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