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关于新战略环境的思考
Ｊｏｈｎ Ｓ．Ｂｒｏｗｎ
（美国陆军军事历史中心前主管）
《陆军》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刊
美国陆军联合会出版
全球反恐战争影响了学者对新时期战略环境的探讨。近年来，一批学者出版了一些思维独特、资料翔实、视角广阔的著作，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Ｔｈｏｍａｓ Ｐ．Ｍ．Ｂａｒｎｅｔｔ的《五角大楼的新地图》认为，全球化使未来世界充满希望，强国之间的大战已成过去，美国应发挥核心作用以有效地管理世界，应对各种贫穷、腐败、有组织犯罪、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而Ａｎｄｒｅｗ Ｊ． Ｂｅｃｅｖｉｃｈ的《新美国军事主义》引用詹姆斯·麦迪逊的话，认为没有国家可以在持续的战争中坚持自由，并提出削弱在美国国内具有重大影响的军事主义十项原则；Ｒｏｂｅｒｔ Ａ．Ｐａｐｅ的《决死求胜》则分析了自杀式恐怖主义的战略逻辑、社会网络和实施者情况，指出许多赴死者日常生活其实尚可，所追求的不过是一种信念。张 建
调整美日同盟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Ｇｒｉｆｆｉｎ
（《武装力量杂志》通讯记者）
《武装力量杂志》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刊
美国陆军时代出版社出版
对国际和周边安全形势的担忧使得日本与美国的军事和安全合作日益紧密，而这当然也涉及两国国家战略、角色定位和军队结构等方面的调整。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开始的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与日本外相和防卫厅长官的“２＋２”会谈，在上述调整上达成了两个里程碑式的协议。而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９日公布的协定，相比于该年２月１９日的联合声明，则更好地照顾了美国的战略和日本国内的政治诉求，清晰地定义了两方的角色和责任。但近期对美日双方而言，其主要挑战是两国政府如何维持实施这些协议的政治愿望。这是因为，同盟的调整仍面临着挑战既有特权、重新投资国防设施和解除法律限制等诸多难题。张 建
对伊战的惶恐
Ｎｏｒｍａｎ Ｐｏｄｈｏｒｅｔｚ
（《评论》杂志特约编辑）
《评论》
２００６年１月刊
美国犹太委员会出版
如果我说美国在伊拉克取得了胜利，任何依赖主流媒体获取信息的人都会感到惊奇。美国的主流媒体热衷于报道伊拉克自杀性袭击和教派冲突，大力渲染战争的伤亡人数，试图把伊拉克战争描绘成另一场越南战争。但为什么不看看我们发展伊拉克经济和推动其民主化的各项成就？不要忘记，在２００５年１月的伊拉克大选中，有８００万伊拉克人参加了投票。现实主义学派的布热津斯基和斯考克罗夫特都认为对伊战争是一场灾难，美国应尽早离开伊拉克，把注意力投入到巴以和平进程上。在中东地区，布热津斯基看到的只是对美国的憎恨和对恐怖主义的同情，看不到美军在伊拉克取得的进展。我对他此种做法的解释是：这是日益增长的恐慌的产物。
曲 兵
回归可持续发展
Ｄａｖｉｄ Ｇ． Ｖｉｃｔｏｒ（美国斯坦福大学能源和可持续发展项目主管）
《外交》（双月刊）
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出版
过去２０年，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深入人心，但同时也被人权观察组织和大型化工企业等特殊利益群体滥用。联合国召开的一系列可持续发展峰会，不但没有将经济、自然资源和社会公正结合起来，反而制造出大量既不切合实际又过度分散的目标。１９９２年里约热内卢峰会未能制定出严肃的目标和连贯的计划，导致可持续发展逐渐边缘化。到２００２年峰会提出“千年发展目标”时，可持续发展已走入最低谷。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不知道如何发挥力量。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在于，可持续发展回归本源，为各个领域的治理提供框架，避免服务于个别利益。具体包括以下四种途径：优先消除贫困；放弃对环保的偏执；把地方决策置于全球目标之上；增强科技的推动作用。王 力
Ｊｏｈｎ Ｓ．Ｂｒｏｗｎ
（美国陆军军事历史中心前主管）
《陆军》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刊
美国陆军联合会出版
全球反恐战争影响了学者对新时期战略环境的探讨。近年来，一批学者出版了一些思维独特、资料翔实、视角广阔的著作，引起了各界的广泛关注。Ｔｈｏｍａｓ Ｐ．Ｍ．Ｂａｒｎｅｔｔ的《五角大楼的新地图》认为，全球化使未来世界充满希望，强国之间的大战已成过去，美国应发挥核心作用以有效地管理世界，应对各种贫穷、腐败、有组织犯罪、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等；而Ａｎｄｒｅｗ Ｊ． Ｂｅｃｅｖｉｃｈ的《新美国军事主义》引用詹姆斯·麦迪逊的话，认为没有国家可以在持续的战争中坚持自由，并提出削弱在美国国内具有重大影响的军事主义十项原则；Ｒｏｂｅｒｔ Ａ．Ｐａｐｅ的《决死求胜》则分析了自杀式恐怖主义的战略逻辑、社会网络和实施者情况，指出许多赴死者日常生活其实尚可，所追求的不过是一种信念。张 建
调整美日同盟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Ｇｒｉｆｆｉｎ
（《武装力量杂志》通讯记者）
《武装力量杂志》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刊
美国陆军时代出版社出版
对国际和周边安全形势的担忧使得日本与美国的军事和安全合作日益紧密，而这当然也涉及两国国家战略、角色定位和军队结构等方面的调整。从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开始的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与日本外相和防卫厅长官的“２＋２”会谈，在上述调整上达成了两个里程碑式的协议。而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２９日公布的协定，相比于该年２月１９日的联合声明，则更好地照顾了美国的战略和日本国内的政治诉求，清晰地定义了两方的角色和责任。但近期对美日双方而言，其主要挑战是两国政府如何维持实施这些协议的政治愿望。这是因为，同盟的调整仍面临着挑战既有特权、重新投资国防设施和解除法律限制等诸多难题。张 建
对伊战的惶恐
Ｎｏｒｍａｎ Ｐｏｄｈｏｒｅｔｚ
（《评论》杂志特约编辑）
《评论》
２００６年１月刊
美国犹太委员会出版
如果我说美国在伊拉克取得了胜利，任何依赖主流媒体获取信息的人都会感到惊奇。美国的主流媒体热衷于报道伊拉克自杀性袭击和教派冲突，大力渲染战争的伤亡人数，试图把伊拉克战争描绘成另一场越南战争。但为什么不看看我们发展伊拉克经济和推动其民主化的各项成就？不要忘记，在２００５年１月的伊拉克大选中，有８００万伊拉克人参加了投票。现实主义学派的布热津斯基和斯考克罗夫特都认为对伊战争是一场灾难，美国应尽早离开伊拉克，把注意力投入到巴以和平进程上。在中东地区，布热津斯基看到的只是对美国的憎恨和对恐怖主义的同情，看不到美军在伊拉克取得的进展。我对他此种做法的解释是：这是日益增长的恐慌的产物。
曲 兵
回归可持续发展
Ｄａｖｉｄ Ｇ． Ｖｉｃｔｏｒ（美国斯坦福大学能源和可持续发展项目主管）
《外交》（双月刊）
２００６年第１期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出版
过去２０年，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深入人心，但同时也被人权观察组织和大型化工企业等特殊利益群体滥用。联合国召开的一系列可持续发展峰会，不但没有将经济、自然资源和社会公正结合起来，反而制造出大量既不切合实际又过度分散的目标。１９９２年里约热内卢峰会未能制定出严肃的目标和连贯的计划，导致可持续发展逐渐边缘化。到２００２年峰会提出“千年发展目标”时，可持续发展已走入最低谷。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不知道如何发挥力量。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在于，可持续发展回归本源，为各个领域的治理提供框架，避免服务于个别利益。具体包括以下四种途径：优先消除贫困；放弃对环保的偏执；把地方决策置于全球目标之上；增强科技的推动作用。王 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