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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一0九五至一0九九年）数十年后，提尔的威廉称：“从本质上来说，皇帝就像一只蝎子，你无须惧怕它的脸庞，却一定要当心它尾巴造成的伤害。”威廉所说的这位皇帝就是阿莱克修斯一世（一0八一至一一—八年在位），他是拜占庭帝国科穆宁王朝（一0八一至一一八五年）的奠基者。在這次东征后的其他西方资料中，阿莱克修斯一世也多以阴险狡诈的形象示人。这些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时西方对阿莱克修斯一世的普遍认知，也成为之后数个世纪西方对于这位拜占庭皇帝的惯常看法，如十八世纪英国著名史家E.吉本便把其比作豺狼。
然而，力挽拜占庭狂澜、扭转拜占庭颓势的阿莱克修斯一世真的是“毒蝎”吗？换言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西方对阿莱克修斯一世的认识是真实的吗？这便是英国著名学者P.弗兰科潘在其《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来自东方的召唤》中重点回答的问题。弗兰科潘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历史上最广为人知也是最常被提及的事件之一”，它“塑造了西方此后的诸多方面：教权的兴起、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势力的对抗、圣战观念的演变、骑士忠诚及宗教虔诚、意大利航海城邦的崛起，还有中东殖民地的建立”。虽然关于这次东征的研究成果已极为丰富，但西欧中心论仍在其中发挥很大作用，重要表现之一便是对阿莱克修斯一世负面形象的普遍接受。弗兰科潘对此深表疑虑，他运用多方一手资料详细分析了阿莱克修斯一世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的作用，并深入探究了西欧丑化阿莱克修斯一世的原因及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力图摈弃西欧中心论，重建关于这次东征的解释模式，这也引发我们对拜占庭史书写的思考。
弗兰科潘认为阿莱克修斯一世不仅促成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也是这次东征的重要参与者。以往诸多十字军史研究者常从西欧探究东征的原因，忽视或轻视拜占庭因素的影响，如著名学者J.史密斯在其《十字军史》中，便只将拜占庭迅速失去对小亚的控制视作这次东征的背景。与此不同，弗兰科潘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真正起源在于“十一世纪末君士坦丁堡城内及周边地域发生的一切”。
在十一世纪九十年代，阿莱克修斯一世难以抵抗塞尔柱突厥人对小亚地区的强势进攻，这成为拜占庭境内发生谋逆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事件最终被平息，但阿莱克修斯一世深感小亚局势对政权稳固的重要性。在试图收复战略重镇尼西亚的诸多计策失利后，他认为克敌制胜的唯一出路是依靠擅长攻坚战的兵力围城，于是他将目光转向西方以寻求援助。一方面他以圣城、圣物激发西方人的宗教感情，并将君士坦丁堡同耶路撒冷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使他们认为解救圣城和解除拜占庭困境都是基督徒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也积极同西方重要人物如佛兰德斯伯爵罗贝尔、教皇乌尔班二世等接洽，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这些都为他一0九五年向教皇求援和教皇对此给予积极响应提供了可能。同年，教皇在克莱蒙发表公开演讲，之后他又进一步与使节对十字军东征做了宣传和推广，从而使西方民众备受鼓舞。另外，因阿莱克修斯一世急需具备军事能力和军事经验之人，西方教会也积极限制不符合这些条件者出征，弗兰科潘由此推断阿莱克修斯一世还影响了十字军的招募。最终在一0九六年和一0九七年，由诸多欧洲封建主，如韦芒杜瓦的于格、布永的戈弗雷及其弟鲍德温、图卢兹的雷蒙、诺曼公爵吉斯卡尔之子博希蒙德以及布卢瓦的史蒂芬等率领的十字军主力，启程前往拜占庭帝国。无疑，阿莱克修斯一世的精明斡旋和紧急求援对促成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至关重要。
实际上，在东征过程中阿莱克修斯一世也起了主导作用。其一，东征伊始，他积极与教皇谋划某些十字军将领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路线，以借十字军之力给二者的宿敌塞尔维亚统治者施压。为达此目的，图卢兹的雷蒙便选择了经过“浓雾、密林和陡峭的山地”的艰难旅途。其二，在十字军主力进入拜占庭边境前，他精心规划并周密安排了十字军的后勤补给和接待工作，为数量庞大的十字军过境提供了充足的物资。其三，在十字军将领陆续抵达君士坦丁堡后，他通过逐个分化、盛情款待和慷慨赠予等方式，获得了大部分将领的效忠宣誓，以确保他们能把未来收复的拜占庭领土都交付于他。其四，尽管十字军对东征的最终目标即击退塞尔柱突厥人、夺回耶路撒冷有清晰认知，但他们既没有统一的领导者，也没有制订具体的军事计划，而是基本遵循了阿莱克修斯一世的既定策略。在夺取尼西亚的过程中，他的诱降计谋也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即使东征结束后双方关系不睦，阿莱克修斯一世也依旧对十字军有重要意义。在耶路撒冷的“圣墓守卫者”布永的戈弗雷去世，恰巧博希蒙德也被突厥人俘虏之际，亲阿莱克修斯一世的布永的鲍德温被推选为耶路撒冷首任国王。之后为重修旧好，鲍德温还遣使君士坦丁堡，达成了十字军与阿莱克修斯一世的和解协议。这都说明十字军有意修复与拜占庭皇帝的关系，他们仍将其视作极为关键的盟友以获取支持。
因而，阿莱克修斯一世不仅促发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甚至还是东征初期的实际领导者和指挥者，使东征得以顺利推进。他是这次东征的关键人物，而非只是背景。既然如此，为何阿莱克修斯一世被视作“毒蝎”呢？
弗兰科潘认为西方基于特定目的丑化了阿莱克修斯一世，实际上他并非“毒蝎”。总体而言，阿莱克修斯一世被控违约是其备受西方诟病的主要原因。阿莱克修斯一世曾先后在君士坦丁堡和尼西亚，与十字军将领达成盟约，并获得了他们的效忠宣誓，与他们建立起类似西欧封君和封臣的关系。其中，阿莱克修斯一世要保护十字军，并为他们提供物资补给。十字军将领则不能危害阿莱克修斯一世及其利益，并把将来夺回的拜占庭领土交还于他。虽然围绕是否宣誓效忠，少数十字军将领同阿莱克修斯一世有纷争甚至摩擦，但双方仍能保持相对融洽的关系。占领尼西亚后，尽管也有流言指责阿莱克修斯一世依靠十字军获利，但双方尚能弥合裂隙。接下来双方关系出现龃龉乃至最终破裂，与安条克有很大关系。
在十字军前往安条克前，阿莱克修斯一世决定不再深进，而是委托自己的代理人塔提基奥斯与十字军同行，以便为十字军提供军需给养，并接管新收复的城池。但接下来在围攻安条克期间，因战事胶着，再加上缺少给养且疫病流行，“数千名十字军战士丧生，受伤者不计其数，还有人脱队逃离返回家乡”。在西方编年史家看来，塔提基奥斯以外出寻找给养为由抛弃十字军，无疑是雪上加霜之举。而之后在刚取下安条克就面临突厥援军前来夺城的巨大压力下，十字军派出由布卢瓦的史蒂芬率领的使团去向阿莱克修斯一世求援，但皇帝并未出手相救。接着在安条克局势稳定后，由于十字军将领围绕该城的控制权争执不下，他们又派出以韦芒杜瓦的于格为首的使团去请阿莱克修斯一世前来接管该城，皇帝依然没有做出积极回应。因而，一方面阿莱克修斯一世未能亲自领导远征，且弃十字军于危难而不顾;另一方面他也没能平息十字军将领的纷争前来接管安条克，这些便是对这位拜占庭皇帝违约的主要指控。 然而，弗兰科潘认为这些指控并不属实。首先，双方的盟约中并没有规定阿莱克修斯一世必须亲征。作为效忠宣誓仪式的见证者，阿奎勒的雷蒙也没有明确说明皇帝有此意图。相反，他指出在宣誓儀式上，皇帝曾模糊地表示需处理诸多事宜无法亲征。雷蒙所述确属可能，彼时拜占庭帝国内外仍面临很多威胁，若随军远征，阿莱克修斯一世无疑将冒很大风险。其次，十字军围城至冬出现物资短缺，这并非全是阿莱克修斯一世的责任。因为冬季本身不利于筹集粮草，再加上运输粮草需穿越突厥领地更是难上加难。而尽管塔提基奥斯离开十字军，但之后阿莱克修斯一世确实派人送来了应急物资。再有，阿莱克修斯一世没能解安条克之困，可能与史蒂芬带来的信息有很大关系。史蒂芬不仅向皇帝描述了突厥大军的威胁，还做出了十字军无力招架且安条克可能已经沦陷的悲观预测。于是，考虑到拜占庭军队实力有限回天乏术，再加上已同塞尔柱突厥人达成了协议可暂保小亚领土的安全，阿莱克修斯一世便做出了回军决定。最后，双方的盟约中也没有言明皇帝若不亲自接管所收复之地便构成违约。事实上，很多新夺回的拜占庭领土都是由他派出的代理人接管。
在反击了关于阿莱克修斯一世的指控后，弗兰科潘还探究了西方丑化这位拜占庭皇帝的原因及影响。在弗兰科潘看来，关于安条克归属问题的纷争，双方最后同意派于格去请阿莱克修斯一世前来接管该城，恰恰说明大多数十字军将领并不认为皇帝违约，并且他们也仍遵守之前的盟约。最终博希蒙德即使占有了安条克，但囿于阿莱克修斯一世对该城的权利主张以及一些十字军将领对此主张的认可，他必须对其行为做出合理解释。因而，博希蒙德便以强调阿莱克修斯一世违约在先，来证明其占有安条克的正当性，“这才是隐藏在十二世纪初欧洲各地对待阿莱克修斯皇帝态度背后的政治动机”。再加上一一0四年返回意大利后，博希蒙德积极召集人马对拜占庭西部边界发起进攻。受此影响，同时期的编年史家不仅深化了对阿莱克修斯一世违约的认识，还创作了大量关于他残忍古怪的荒唐故事。而随着这些乖谬记载的广泛传播，西方迅速加强了对阿莱克修斯一世的敌对情绪，也开始全面丑化这位拜占庭皇帝。数十年后提尔的威廉称阿莱克修斯一世为“毒蝎”的论断便极具代表性，概括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其在西方的总体形象。
以弗兰科潘之见，阿莱克修斯一世被丑化不仅极大地损毁了这位拜占庭皇帝的声誉，更重要的是它还影响了西方对这次东征的解释。此后西方在探讨十字军东征的起源，讲述十字军前往耶路撒冷的征途时，隐去了阿莱克修斯一世的踪迹，使其“成为无关紧要的偶然角色”。与此同时，博希蒙德和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声誉和地位却得到彰显。博希蒙德英俊、勇敢和正直无私的形象深入人心，他被视作“欧洲最佳的婚配对象和中世纪早期骑士的典范”。教皇的角色也得到了清晰的阐述，他被刻画成主要的宣传动员者，占据了东征的核心位置，“而曾起了核心作用的阿莱克修斯一世却最终退到了阴影中”。在此基础上，西方牢固地建立起了对这次东征的解释模式。
重新论述阿莱克修斯一世的形象和地位无疑将成为解构旧模式、建构新模式的关键。弗兰科潘认为“在晦暗中度过了九百多年后，阿莱克修斯应该再次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历史中占据中心位置”。这不仅是摈弃西欧中心论、构建新解释模式的重要目标，也事关对拜占庭史书写的重新思考。当代学者更强调拜占庭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如D.斯塔克普洛斯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虽标志着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但并不代表所有与之相关的事物也由此完全消失。因而在《拜占庭一千年》的尾声部分，他叙及了奥斯曼统治下的“拜占庭”、“拜占庭”在欧洲和当今“拜占庭”。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也以超越西欧中心论作为重要目标。他将丝绸之路作为全球史研究的新视域，其愈见彰显的“丝路史观”不仅恰当地反映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也突出了丝路沿线国家发展崛起的现实，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一位优秀的拜占庭学者在全球史方面的有益探索，不仅为充实全球史的内涵提供了新可能，也为书写拜占庭帝国历史、重塑拜占庭帝国形象提供了新契机。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来自东方的召唤》，[英]P.弗兰科潘著，欧阳敏译，海南出版社二0一九年版）
肖复兴著/绘 定价：68.00元
本书聚焦老北京的事物与记忆，力图从细微处出发为日渐消逝的老北京作传。行文尤重史料考索，其间点缀着作者作为资深北京人的生活经历及亲笔绘制的插画，既是一部立体的城市文化史，又是一部人文的“旅行指南”，还是一部北京的“私家画册”，具有多维度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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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力挽拜占庭狂澜、扭转拜占庭颓势的阿莱克修斯一世真的是“毒蝎”吗？换言之，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西方对阿莱克修斯一世的认识是真实的吗？这便是英国著名学者P.弗兰科潘在其《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来自东方的召唤》中重点回答的问题。弗兰科潘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历史上最广为人知也是最常被提及的事件之一”，它“塑造了西方此后的诸多方面：教权的兴起、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势力的对抗、圣战观念的演变、骑士忠诚及宗教虔诚、意大利航海城邦的崛起，还有中东殖民地的建立”。虽然关于这次东征的研究成果已极为丰富，但西欧中心论仍在其中发挥很大作用，重要表现之一便是对阿莱克修斯一世负面形象的普遍接受。弗兰科潘对此深表疑虑，他运用多方一手资料详细分析了阿莱克修斯一世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的作用，并深入探究了西欧丑化阿莱克修斯一世的原因及影响。在此基础上，他力图摈弃西欧中心论，重建关于这次东征的解释模式，这也引发我们对拜占庭史书写的思考。
阿莱克修斯一世：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关键人物
弗兰科潘认为阿莱克修斯一世不仅促成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也是这次东征的重要参与者。以往诸多十字军史研究者常从西欧探究东征的原因，忽视或轻视拜占庭因素的影响，如著名学者J.史密斯在其《十字军史》中，便只将拜占庭迅速失去对小亚的控制视作这次东征的背景。与此不同，弗兰科潘称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真正起源在于“十一世纪末君士坦丁堡城内及周边地域发生的一切”。
在十一世纪九十年代，阿莱克修斯一世难以抵抗塞尔柱突厥人对小亚地区的强势进攻，这成为拜占庭境内发生谋逆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事件最终被平息，但阿莱克修斯一世深感小亚局势对政权稳固的重要性。在试图收复战略重镇尼西亚的诸多计策失利后，他认为克敌制胜的唯一出路是依靠擅长攻坚战的兵力围城，于是他将目光转向西方以寻求援助。一方面他以圣城、圣物激发西方人的宗教感情，并将君士坦丁堡同耶路撒冷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使他们认为解救圣城和解除拜占庭困境都是基督徒的责任。另一方面他也积极同西方重要人物如佛兰德斯伯爵罗贝尔、教皇乌尔班二世等接洽，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这些都为他一0九五年向教皇求援和教皇对此给予积极响应提供了可能。同年，教皇在克莱蒙发表公开演讲，之后他又进一步与使节对十字军东征做了宣传和推广，从而使西方民众备受鼓舞。另外，因阿莱克修斯一世急需具备军事能力和军事经验之人，西方教会也积极限制不符合这些条件者出征，弗兰科潘由此推断阿莱克修斯一世还影响了十字军的招募。最终在一0九六年和一0九七年，由诸多欧洲封建主，如韦芒杜瓦的于格、布永的戈弗雷及其弟鲍德温、图卢兹的雷蒙、诺曼公爵吉斯卡尔之子博希蒙德以及布卢瓦的史蒂芬等率领的十字军主力，启程前往拜占庭帝国。无疑，阿莱克修斯一世的精明斡旋和紧急求援对促成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至关重要。
实际上，在东征过程中阿莱克修斯一世也起了主导作用。其一，东征伊始，他积极与教皇谋划某些十字军将领前往君士坦丁堡的路线，以借十字军之力给二者的宿敌塞尔维亚统治者施压。为达此目的，图卢兹的雷蒙便选择了经过“浓雾、密林和陡峭的山地”的艰难旅途。其二，在十字军主力进入拜占庭边境前，他精心规划并周密安排了十字军的后勤补给和接待工作，为数量庞大的十字军过境提供了充足的物资。其三，在十字军将领陆续抵达君士坦丁堡后，他通过逐个分化、盛情款待和慷慨赠予等方式，获得了大部分将领的效忠宣誓，以确保他们能把未来收复的拜占庭领土都交付于他。其四，尽管十字军对东征的最终目标即击退塞尔柱突厥人、夺回耶路撒冷有清晰认知，但他们既没有统一的领导者，也没有制订具体的军事计划，而是基本遵循了阿莱克修斯一世的既定策略。在夺取尼西亚的过程中，他的诱降计谋也确实发挥了积极作用。
此外，即使东征结束后双方关系不睦，阿莱克修斯一世也依旧对十字军有重要意义。在耶路撒冷的“圣墓守卫者”布永的戈弗雷去世，恰巧博希蒙德也被突厥人俘虏之际，亲阿莱克修斯一世的布永的鲍德温被推选为耶路撒冷首任国王。之后为重修旧好，鲍德温还遣使君士坦丁堡，达成了十字军与阿莱克修斯一世的和解协议。这都说明十字军有意修复与拜占庭皇帝的关系，他们仍将其视作极为关键的盟友以获取支持。
因而，阿莱克修斯一世不仅促发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甚至还是东征初期的实际领导者和指挥者，使东征得以顺利推进。他是这次东征的关键人物，而非只是背景。既然如此，为何阿莱克修斯一世被视作“毒蝎”呢？
“毒蝎”：西方对阿莱克修斯一世的丑化
弗兰科潘认为西方基于特定目的丑化了阿莱克修斯一世，实际上他并非“毒蝎”。总体而言，阿莱克修斯一世被控违约是其备受西方诟病的主要原因。阿莱克修斯一世曾先后在君士坦丁堡和尼西亚，与十字军将领达成盟约，并获得了他们的效忠宣誓，与他们建立起类似西欧封君和封臣的关系。其中，阿莱克修斯一世要保护十字军，并为他们提供物资补给。十字军将领则不能危害阿莱克修斯一世及其利益，并把将来夺回的拜占庭领土交还于他。虽然围绕是否宣誓效忠，少数十字军将领同阿莱克修斯一世有纷争甚至摩擦，但双方仍能保持相对融洽的关系。占领尼西亚后，尽管也有流言指责阿莱克修斯一世依靠十字军获利，但双方尚能弥合裂隙。接下来双方关系出现龃龉乃至最终破裂，与安条克有很大关系。
在十字军前往安条克前，阿莱克修斯一世决定不再深进，而是委托自己的代理人塔提基奥斯与十字军同行，以便为十字军提供军需给养，并接管新收复的城池。但接下来在围攻安条克期间，因战事胶着，再加上缺少给养且疫病流行，“数千名十字军战士丧生，受伤者不计其数，还有人脱队逃离返回家乡”。在西方编年史家看来，塔提基奥斯以外出寻找给养为由抛弃十字军，无疑是雪上加霜之举。而之后在刚取下安条克就面临突厥援军前来夺城的巨大压力下，十字军派出由布卢瓦的史蒂芬率领的使团去向阿莱克修斯一世求援，但皇帝并未出手相救。接着在安条克局势稳定后，由于十字军将领围绕该城的控制权争执不下，他们又派出以韦芒杜瓦的于格为首的使团去请阿莱克修斯一世前来接管该城，皇帝依然没有做出积极回应。因而，一方面阿莱克修斯一世未能亲自领导远征，且弃十字军于危难而不顾;另一方面他也没能平息十字军将领的纷争前来接管安条克，这些便是对这位拜占庭皇帝违约的主要指控。 然而，弗兰科潘认为这些指控并不属实。首先，双方的盟约中并没有规定阿莱克修斯一世必须亲征。作为效忠宣誓仪式的见证者，阿奎勒的雷蒙也没有明确说明皇帝有此意图。相反，他指出在宣誓儀式上，皇帝曾模糊地表示需处理诸多事宜无法亲征。雷蒙所述确属可能，彼时拜占庭帝国内外仍面临很多威胁，若随军远征，阿莱克修斯一世无疑将冒很大风险。其次，十字军围城至冬出现物资短缺，这并非全是阿莱克修斯一世的责任。因为冬季本身不利于筹集粮草，再加上运输粮草需穿越突厥领地更是难上加难。而尽管塔提基奥斯离开十字军，但之后阿莱克修斯一世确实派人送来了应急物资。再有，阿莱克修斯一世没能解安条克之困，可能与史蒂芬带来的信息有很大关系。史蒂芬不仅向皇帝描述了突厥大军的威胁，还做出了十字军无力招架且安条克可能已经沦陷的悲观预测。于是，考虑到拜占庭军队实力有限回天乏术，再加上已同塞尔柱突厥人达成了协议可暂保小亚领土的安全，阿莱克修斯一世便做出了回军决定。最后，双方的盟约中也没有言明皇帝若不亲自接管所收复之地便构成违约。事实上，很多新夺回的拜占庭领土都是由他派出的代理人接管。
在反击了关于阿莱克修斯一世的指控后，弗兰科潘还探究了西方丑化这位拜占庭皇帝的原因及影响。在弗兰科潘看来，关于安条克归属问题的纷争，双方最后同意派于格去请阿莱克修斯一世前来接管该城，恰恰说明大多数十字军将领并不认为皇帝违约，并且他们也仍遵守之前的盟约。最终博希蒙德即使占有了安条克，但囿于阿莱克修斯一世对该城的权利主张以及一些十字军将领对此主张的认可，他必须对其行为做出合理解释。因而，博希蒙德便以强调阿莱克修斯一世违约在先，来证明其占有安条克的正当性，“这才是隐藏在十二世纪初欧洲各地对待阿莱克修斯皇帝态度背后的政治动机”。再加上一一0四年返回意大利后，博希蒙德积极召集人马对拜占庭西部边界发起进攻。受此影响，同时期的编年史家不仅深化了对阿莱克修斯一世违约的认识，还创作了大量关于他残忍古怪的荒唐故事。而随着这些乖谬记载的广泛传播，西方迅速加强了对阿莱克修斯一世的敌对情绪，也开始全面丑化这位拜占庭皇帝。数十年后提尔的威廉称阿莱克修斯一世为“毒蝎”的论断便极具代表性，概括了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后其在西方的总体形象。
以弗兰科潘之见，阿莱克修斯一世被丑化不仅极大地损毁了这位拜占庭皇帝的声誉，更重要的是它还影响了西方对这次东征的解释。此后西方在探讨十字军东征的起源，讲述十字军前往耶路撒冷的征途时，隐去了阿莱克修斯一世的踪迹，使其“成为无关紧要的偶然角色”。与此同时，博希蒙德和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声誉和地位却得到彰显。博希蒙德英俊、勇敢和正直无私的形象深入人心，他被视作“欧洲最佳的婚配对象和中世纪早期骑士的典范”。教皇的角色也得到了清晰的阐述，他被刻画成主要的宣传动员者，占据了东征的核心位置，“而曾起了核心作用的阿莱克修斯一世却最终退到了阴影中”。在此基础上，西方牢固地建立起了对这次东征的解释模式。
重新论述阿莱克修斯一世的形象和地位无疑将成为解构旧模式、建构新模式的关键。弗兰科潘认为“在晦暗中度过了九百多年后，阿莱克修斯应该再次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历史中占据中心位置”。这不仅是摈弃西欧中心论、构建新解释模式的重要目标，也事关对拜占庭史书写的重新思考。当代学者更强调拜占庭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如D.斯塔克普洛斯称，君士坦丁堡的陷落虽标志着拜占庭帝国的灭亡，但并不代表所有与之相关的事物也由此完全消失。因而在《拜占庭一千年》的尾声部分，他叙及了奥斯曼统治下的“拜占庭”、“拜占庭”在欧洲和当今“拜占庭”。弗兰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也以超越西欧中心论作为重要目标。他将丝绸之路作为全球史研究的新视域，其愈见彰显的“丝路史观”不仅恰当地反映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也突出了丝路沿线国家发展崛起的现实，在世界范围内受到广泛关注。一位优秀的拜占庭学者在全球史方面的有益探索，不仅为充实全球史的内涵提供了新可能，也为书写拜占庭帝国历史、重塑拜占庭帝国形象提供了新契机。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来自东方的召唤》，[英]P.弗兰科潘著，欧阳敏译，海南出版社二0一九年版）
《咫尺天涯：最后的老北京》
肖复兴著/绘 定价：68.00元
本书聚焦老北京的事物与记忆，力图从细微处出发为日渐消逝的老北京作传。行文尤重史料考索，其间点缀着作者作为资深北京人的生活经历及亲笔绘制的插画，既是一部立体的城市文化史，又是一部人文的“旅行指南”，还是一部北京的“私家画册”，具有多维度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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