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中国国力在增长，国民的信心在恢复，国人的爱国热情也很高涨。很多富起来的人喜欢做公益，据说，中国捐赠资金额年均增长30%以上；许多智库也建立起来，为国家献计献策；还有一些人在海外自发地为中国辩护，纠正各种国际误解，我这些年在纽约时报打了不少广告，也算是其中一员。
　　作为长期倡导爱国主义的慈善家，我由衷地为爱国主义者的增多而感到欣慰，但另一方面，这股爱国热情怎么延续呢？如何让更多人为国家贡献力量呢？我时常在考虑这个问题。
　　在这方面，我觉得，美国是一个值得学习的对象。我去过美国许多城市，总是能看到美国国旗挂得满大街都是；我与许多富人交谈，比如，比尔·盖茨，他们都为能够捐出所有财产而感到光荣；我去过许多公园，看到过美国人的征兵，很热闹；我还看过许多球赛，活动前他们都会播放国歌，所有美国人都会起立，捂住胸口，跟着唱。
　　我原本以为，美国人的爱国心是天生的。后来，请教了一些人，才发现美国人的爱国是教出来的，背后有一套隐形奖励制度，这才是美国人愿意为国家捐献、捐赠甚至捐躯的重要原因。
　　这些隐形的奖励往往不是以钱来计算，却比高额奖金更能激励人。大体看来，可分以下三类：
　　一是国家勋章制。早在1782年美国建国初年，美国总统华盛顿就颁发了勋章。1862年，美国国会就立法设立了勋章制，奖励那些为国家英勇顽强、自我牺牲、临危不惧的人，此后，军队又设立了许多勋章，如服役优异十字勋章、铜星勋章、紫心勋章等，各州、县也设立了五花八门的勋章奖。得了勋章的人员的工作、待遇将得到更好的优待。相比之下，中国没有统一的、具有广泛社会认可和国际影响的国家功勋奖励制度。一些社会机构的奖励又“过多、过滥、过假”，使奖励流于形式。
　　二是名人丰碑制。在欧美国家的大街小巷，到处能看到许多雕塑。有不少是举世闻名的政治家、艺术家、作家，但也有不少并非家喻户晓，可能只是在某件事情上做出贡献的人；更有意思的是，相当一部分大楼、街名都以人名命名，这些人往往都是爱国者，虽非做出惊天动地的伟业，国家却通过这种方式记住了它。在中国，要让一座大楼、街道以个人命名的案例并不是很多。
　　三是国家公墓制。美国有100多个国家公墓，最著名如首都华盛顿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像公园般美丽与宁静，一望无际的十字架和墓碑，平等、整齐、洁白，象征着安息者的光荣，表明着国家对他们贡献的铭记与尊敬，而爱国者的子女世代为之自豪。相比之下，中国的国家公墓数量很少，进入公墓的多数要有一定的行政级别，体现不了“生得伟大，死得光荣”的爱国平等性。
　　这些制度通过百余年的积累，将美国国民生前的社会地位、死后的后世纪念都与国家紧密结合起来。加上美国学校里每天都有爱国教育课，每一位美国人都要念爱国誓词，好莱坞大片里到处都在播美国人拯救世界的故事。这样，美国真成了爱国主义最盛、国民最爱国的国家。
　　与美国相比，中国的爱国主义理念还显得“太革命”了，抛头颅洒热血、救亡图存，当然是最难得的爱国行为，但现在的中国已进入和平年代，爱国行为也需要有更新的理解。平时做公益，搞捐赠，也应当视为重要的爱国行为。更重要的是，这些行为应当通过更合理、更恰当的方式得到奖励与激励。
　　现在正值“两会”召开，建议两会代表委员们应更重视这个话题，更应鼓励相关智库与研究机构重点关注这个话题，为国家未来发展设计出一套完整的爱国奖励方案，并且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化下来，并在实践中不断更新优化。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多的中国国民为“生为中国人”而感到自豪和骄傲，还会心甘情愿为这个国家的发展贡献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