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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土耳其里拉在2018年不断下跌，特别是7月进入“暴跌”模式，拉开了土耳其金融危机的序幕。这场金融危机目前已经波及到欧洲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其传染效应如何尚难估计。但土耳其金融危机的爆发，其背后存在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因素，梳理这些原因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全球金融市场与国际政治斗争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土耳其 美国 里拉 美元
Abstract：The Turkish lira has been depreciating in 2018， especially in July， which has entered the "plunge" mode， which kicked off the Turkish financial crisis.This financial crisis has now spread to Europe and other emerging economies， and its contagion effect is still difficult to estimate.However， there are deep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behind the outbreak of the Turkish financial crisis. Finding these reasons will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ruggles.
KeyWords：Turkey United States lira Dollar
自2018年6月成功谋求连任以来，埃尔多安在国内权力大增。土耳其央行也在连任后推出了首个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维持17.75%的利率，借以降低土耳其国内的通货膨胀;根据数据显示，6月土耳其通胀率就达到了15.4%，这是土耳其十五年来的最高通胀水平。2018年土耳其里拉一直面临着抛售的风险。这可能导致土耳其未来的通胀进一步上升，加剧其国内经济危机。从宏观方面看土耳其货币暴跌主要有一下几个原因：
一、美土关系恶化是里拉暴跌的政治因素
土耳其里拉贬值的根源在于国内长期的政治经济问题，但造成2018年里拉快速贬值的原因却是逐渐走向恶化的美土关系。
美土关系的恶化，始于埃尔多安对中东事务的积极干涉和参与，在叙利亚内战初期，面对共同的敌人阿萨德与伊斯兰国。美国与土耳其还能在对叙问题上达成一致和共识。然而随着叙利亚局势逐渐稳定，特别是叙利亚当局在俄国的扶持下成功击败反对派并稳固政权之后。美土对部分问题尤其是对待击败了伊斯兰国的库尔德人武装的去留产生了的激烈的分歧。一方面，美国扶持库尔德武装继续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并且希望在叙利亚东部地区建立一个类似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的国中之国;另一方面，土耳其出于自身国家安全考虑并不希望在国境线附近出现一个新的“库尔德斯坦”之类的势力;因为这无疑会鼓励和刺激土国境内库尔德势力加强分离运动。为此土耳其在库尔德人控制的阿夫林地区的发起的强大攻势，得到了俄罗斯的默许，也遭到了美军的抵制，美军和法军源源不断降落在叙利亚库尔德地区，修建训练营和野战机场。在事实上阻隔了土耳其军队和叙利亚库区，阻挠了土耳其军方的行动，进一步撕裂了美土关系。
2018年4月，土耳其对涉及居伦一案的美籍牧师布伦森进行审判，美方多次要求释放布伦森，虽遭到土方强硬拒绝，但7月布伦森被改判为软禁于家中。特朗普于同则于7月27日在推特上发文并表现出强硬姿态，要求土耳其立刻释放布伦森否则将对土方进行严厉制裁。土耳其對此不屑一顾，另外土耳其军队准备购买俄制S-400防空系统这一事件导致美国极为不悦，最终停止向土耳其销售先进战机F-35。除了外交和军售，美国还在经贸方面加强制裁，并开始波及金融市场，美国首先对土耳其铝关税调整为20%、钢关税调整为50%，随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宣布对土耳其的特惠免税待遇进行重新审查。此举使土耳其里拉伴随着暴跌模式进入8月，导致土耳其国内金融危机彻底爆发。
二、土耳其经济发展的缺陷是里拉暴跌的国内因素
截止2012 年底，里拉对美元的汇率还在维持在1.8左右，2013年则汇率降低至2.0，2015年底接近3.0，2017年初汇率逐步接近4.0。从这4年数据来看，土耳其面临着汇率贬值的严重金融风险，这种风险其实早就被金融界所关注。只不过近期由于美土争端，土耳其里拉汇率贬值的风险又重新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些风险是土耳其经济发展长期累积的必然恶果。里拉对美元的汇率从7月中旬到8月中旬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从4.5暴跌到7.0的水平，此后汇率虽然有所恢复，但急剧的货币贬值导致土耳其陷入严重的金融动荡，即使危机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平息，土耳其的经济与金融行业也需要经历数年的事件才能得以喘息。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土耳其在全球新兴国家中表现突出，多次经济增速突破10%的大关。根据土耳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8年土耳其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7.2%，出口是拉动土耳其经济的主要动力。这一增速超过市场预期。然而风光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危机，土耳其第二季度增速降至5.3%、第三季度受货币贬值影响甚至降低到1.6%。土耳其经济自身就隐藏着各种各样的隐性风险，货币贬值只是加速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从土耳其贸易来看，首先是巨大的贸易逆差占其GDP总量比重过高。2011年对外贸易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重高达9%，虽然之后几年比重略有降低，但逆差占GDP比重依旧在4%到5%之间徘徊。特别是2018年第一季度，该指标则再次恶化，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重突破了6%，由于里拉的贬值，经常项目逆差将会进一步扩大。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需要外国资本持有大量的本国债务，而外资进入某国的债务市场的前提就是资金能够顺利流动出入。这种对外国资本的妥协也变相打开了资本账户，将会使得债务国失去对本国资本的监控能力，土耳其亦为如此。 其次，土耳其近年来主要靠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财政支出等手段带动经济增长，金融政策上通过行政手段降低银行利率。这种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极易造成经济泡沫和金融结构性问题。第一：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土耳其扩大了财政支出，并大规模推动PPP项目。此举虽然带动了经济增长使得土耳其在2017年交出了增速为7.4%的满意答卷，甚至比2016年增加了4.2%，然而经常项目赤字进一步扩大，2017年此项指标扩大为5.5%同比2016年的3.8%暴增了1.7%。特别是2018年上半年开始，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贬值。因此土耳其经济如果以美元计算反而是负增长。第二：通货膨胀抵消汇率贬值带来的出口红利，自2011年以来土耳其通胀水平一直保持在8%左右，居高不下。这导致国内进口需求暴增，由于高通胀带来的高物价，市场更愿意通过进口的方式满足国内需求。此举不仅抵消了土耳其汇率贬值带动的出口红利，还进一步扩大了贸易赤字，进一步加重里拉的贬值。第三：土耳其产业结构的缺陷。土耳其旅游业与农业十分发达，但是其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以及中高端制造业十分匮乏，没有形成相关的工业支柱，基础产业链不完善，特别是出口工业产品以钢铝等初级产品为主，没有竞争力，其产业无法起到稳定汇率的作用。第四：错误的央行利率变动。低利率与通货膨胀相结合是不可持续的货币政策。土耳其央行没有采取提高利率的方式来保护汇率，这其实是埃尔多安大权独揽后为追求支持率和经济增长而行政手段故意压低汇率。埃尔多安认为，高利率对穷人是一种“剥削”并且会抬高土国内融资成本，不利于经济发展，尽管高利率可以保护汇率。面对贬值，土耳其央行并非没有行动，曾经于2014年进行加息来稳定汇率。然而在2015年到2017年间，土耳其基准利率并没有太大变化。此举是希望借助低利率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却将汇率置于无保护的状态之下，一旦汇率贬值，崩塌的金融市场信心会使得加息这种办法毫无用处。目前土耳其的基准利率已经达到了24%，在这样的利率水平下，尽管2018年年末里拉汇率已经相对稳定，高基准利率将会使经济发展异常困难。
三、美元与美国经济是造成里拉暴跌的国际经济因素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经济强劲复苏，FOX电视台总结2017年美国失业率为17年来新低。美国经济的复苏，带动了美元的上涨，黄金价位在2018年一直处于下跌趋势。以上消息对于相关新兴经济体都不是好消息。从尼克松时代开始，每次美元升值走强，都会无意间引起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上世纪80年代拉美金融危机与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都与美元走强相关。如今新兴市场国家与老牌发达国家患上同样的经济问题——净债务与GDP比率的水平都处于最高水平，风险居高不下，在新兴经济体中最脆弱的，正是里拉。随着美元不断走强，再加上2018年美联储不断加息，截止12月19日美联储已经将基本利率提高到2.25%-2.5%，美国长期债务收益率有望上升，将会导致全球资本向美国流动，与此同时也就代表着新兴经济体国外资本流出增加，流入减少。对于这些国家很可能就造成汇率贬值，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实体而言，如果本身负有美元债务，强势的美元会导致融资成本增加、融资困难以及财务成本暴涨，破产几率大增。土耳其2017年总体外债为768亿美元，弥补土耳其资金缺口的都是外国投资。多年来，土耳其外债规模不断扩大，2017年外债涨幅甚至高达11.15%。不妙的是，截止2018年2月，土耳其外债已经高达4666.6亿美元，占土耳其GDP比重高达53.3%。土耳其外汇储备自2013年呈现萎缩态势至2018年8月其外汇储备仅为689亿美元，仅为外债规模的 1/6。由此可见，不断恶化的国际收支，美元的持续走强与美国经济复苏，都是导致里拉暴跌的国际经济因素。
四、警惕土耳其危机对新兴经济体的冲击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复苏也一直领先于新兴经济体甚至领先于欧洲，这无形中强化了美元的价值与地位。美国利用其全球领先的经济地位，動辄对部分在政治上不配合其国策的新兴经济体进行制裁，往往造成外资逃跑，对新兴经济体形成踩踏效应。土耳其本身就需要外资填补巨大的资金缺口，而一旦里拉大幅度贬值，最终仍然需要外资来缓解困难。
目前来看，土耳其危机已经不是国内危机，但其传染效应已经波及到欧元和其他相关经济体。一方面，如若美元对各个新兴经济体货币继续升值，当前一些经济较差的国家，会面临巨大经济压力，特别是俄罗斯已经在本轮里拉危机带来的冲击。这符合美国制裁和打压俄罗斯的既定国策。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对土耳其的制裁，落井下石，通过土耳其影响欧元区经济，打压欧元向心力，提高美元的竞争力。
从新兴经济体角度来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都可能成为借此投机目标，这些经济体共同的问题就是是经常项目赤字较高或者海外资本在国内债券市场的占比较高。国际资本基本符合采取“顺周期”效应，通俗的说就是涨时助涨、跌时助跌。频繁的资本流动也给经济体当局带来了巨大的管理困难。
而如果问题进一步扩散，那么市场表现良好的国家也难以避免受到“冲击”，经济危机的传染性表现为汇率的大幅贬值与资本的大幅流出。由于国外资本的快速流出，尽管很多新兴经济体保持着良好的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速，但迫于体量小且产业不完善、不发达，往往无力抵挡这种釜底抽薪式的资金外逃与金融冲击。这个时候就需要可能或者已经受到金融冲击的国家颁布预防性举措。因为在金融危机面前，市场信心极易崩塌，危机到来后的任何举措都可能被市场进行反向解读，从而造成更加难以管理的局面。
【参考文献】
【1】刘煜辉. “贬值+低利率”组合难持续[N]. 中国证券报，2014-03-03（A03）.
【2】谢峰. 本轮美元升值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及对未来的影响[N]. 中国财经报，2018-06-23（006）.
【3】叶敏，熊惟博.美联储加息对东南亚汇率和利率影响[J].金融博览，2018（11）：54-55.
【4】朱琳，徐剑刚.汇率制度、全球金融冲击与新兴经济体短期跨境资本流动[J].中国流通经济，2018，32（12）：104-113.
作者简介：陈安邦 性别：男 民族：汉 籍贯：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学历：硕士研究生 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研究方向：国际政治
【关键词】：土耳其 美国 里拉 美元
Abstract：The Turkish lira has been depreciating in 2018， especially in July， which has entered the "plunge" mode， which kicked off the Turkish financial crisis.This financial crisis has now spread to Europe and other emerging economies， and its contagion effect is still difficult to estimate.However， there are deep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actors behind the outbreak of the Turkish financial crisis. Finding these reasons will help us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lobal financial market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ruggles.
KeyWords：Turkey United States lira Dollar
自2018年6月成功谋求连任以来，埃尔多安在国内权力大增。土耳其央行也在连任后推出了首个货币政策，主要是为了维持17.75%的利率，借以降低土耳其国内的通货膨胀;根据数据显示，6月土耳其通胀率就达到了15.4%，这是土耳其十五年来的最高通胀水平。2018年土耳其里拉一直面临着抛售的风险。这可能导致土耳其未来的通胀进一步上升，加剧其国内经济危机。从宏观方面看土耳其货币暴跌主要有一下几个原因：
一、美土关系恶化是里拉暴跌的政治因素
土耳其里拉贬值的根源在于国内长期的政治经济问题，但造成2018年里拉快速贬值的原因却是逐渐走向恶化的美土关系。
美土关系的恶化，始于埃尔多安对中东事务的积极干涉和参与，在叙利亚内战初期，面对共同的敌人阿萨德与伊斯兰国。美国与土耳其还能在对叙问题上达成一致和共识。然而随着叙利亚局势逐渐稳定，特别是叙利亚当局在俄国的扶持下成功击败反对派并稳固政权之后。美土对部分问题尤其是对待击败了伊斯兰国的库尔德人武装的去留产生了的激烈的分歧。一方面，美国扶持库尔德武装继续打击伊斯兰国残余并且希望在叙利亚东部地区建立一个类似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的国中之国;另一方面，土耳其出于自身国家安全考虑并不希望在国境线附近出现一个新的“库尔德斯坦”之类的势力;因为这无疑会鼓励和刺激土国境内库尔德势力加强分离运动。为此土耳其在库尔德人控制的阿夫林地区的发起的强大攻势，得到了俄罗斯的默许，也遭到了美军的抵制，美军和法军源源不断降落在叙利亚库尔德地区，修建训练营和野战机场。在事实上阻隔了土耳其军队和叙利亚库区，阻挠了土耳其军方的行动，进一步撕裂了美土关系。
2018年4月，土耳其对涉及居伦一案的美籍牧师布伦森进行审判，美方多次要求释放布伦森，虽遭到土方强硬拒绝，但7月布伦森被改判为软禁于家中。特朗普于同则于7月27日在推特上发文并表现出强硬姿态，要求土耳其立刻释放布伦森否则将对土方进行严厉制裁。土耳其對此不屑一顾，另外土耳其军队准备购买俄制S-400防空系统这一事件导致美国极为不悦，最终停止向土耳其销售先进战机F-35。除了外交和军售，美国还在经贸方面加强制裁，并开始波及金融市场，美国首先对土耳其铝关税调整为20%、钢关税调整为50%，随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又宣布对土耳其的特惠免税待遇进行重新审查。此举使土耳其里拉伴随着暴跌模式进入8月，导致土耳其国内金融危机彻底爆发。
二、土耳其经济发展的缺陷是里拉暴跌的国内因素
截止2012 年底，里拉对美元的汇率还在维持在1.8左右，2013年则汇率降低至2.0，2015年底接近3.0，2017年初汇率逐步接近4.0。从这4年数据来看，土耳其面临着汇率贬值的严重金融风险，这种风险其实早就被金融界所关注。只不过近期由于美土争端，土耳其里拉汇率贬值的风险又重新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这些风险是土耳其经济发展长期累积的必然恶果。里拉对美元的汇率从7月中旬到8月中旬这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从4.5暴跌到7.0的水平，此后汇率虽然有所恢复，但急剧的货币贬值导致土耳其陷入严重的金融动荡，即使危机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平息，土耳其的经济与金融行业也需要经历数年的事件才能得以喘息。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土耳其在全球新兴国家中表现突出，多次经济增速突破10%的大关。根据土耳其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8年土耳其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为7.2%，出口是拉动土耳其经济的主要动力。这一增速超过市场预期。然而风光的背后隐藏着无数危机，土耳其第二季度增速降至5.3%、第三季度受货币贬值影响甚至降低到1.6%。土耳其经济自身就隐藏着各种各样的隐性风险，货币贬值只是加速了经济危机的爆发。
从土耳其贸易来看，首先是巨大的贸易逆差占其GDP总量比重过高。2011年对外贸易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重高达9%，虽然之后几年比重略有降低，但逆差占GDP比重依旧在4%到5%之间徘徊。特别是2018年第一季度，该指标则再次恶化，经常项目逆差占GDP比重突破了6%，由于里拉的贬值，经常项目逆差将会进一步扩大。这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需要外国资本持有大量的本国债务，而外资进入某国的债务市场的前提就是资金能够顺利流动出入。这种对外国资本的妥协也变相打开了资本账户，将会使得债务国失去对本国资本的监控能力，土耳其亦为如此。 其次，土耳其近年来主要靠投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财政支出等手段带动经济增长，金融政策上通过行政手段降低银行利率。这种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极易造成经济泡沫和金融结构性问题。第一：为了推动经济增长，土耳其扩大了财政支出，并大规模推动PPP项目。此举虽然带动了经济增长使得土耳其在2017年交出了增速为7.4%的满意答卷，甚至比2016年增加了4.2%，然而经常项目赤字进一步扩大，2017年此项指标扩大为5.5%同比2016年的3.8%暴增了1.7%。特别是2018年上半年开始，土耳其里拉兑美元汇率贬值。因此土耳其经济如果以美元计算反而是负增长。第二：通货膨胀抵消汇率贬值带来的出口红利，自2011年以来土耳其通胀水平一直保持在8%左右，居高不下。这导致国内进口需求暴增，由于高通胀带来的高物价，市场更愿意通过进口的方式满足国内需求。此举不仅抵消了土耳其汇率贬值带动的出口红利，还进一步扩大了贸易赤字，进一步加重里拉的贬值。第三：土耳其产业结构的缺陷。土耳其旅游业与农业十分发达，但是其工业，特别是重工业以及中高端制造业十分匮乏，没有形成相关的工业支柱，基础产业链不完善，特别是出口工业产品以钢铝等初级产品为主，没有竞争力，其产业无法起到稳定汇率的作用。第四：错误的央行利率变动。低利率与通货膨胀相结合是不可持续的货币政策。土耳其央行没有采取提高利率的方式来保护汇率，这其实是埃尔多安大权独揽后为追求支持率和经济增长而行政手段故意压低汇率。埃尔多安认为，高利率对穷人是一种“剥削”并且会抬高土国内融资成本，不利于经济发展，尽管高利率可以保护汇率。面对贬值，土耳其央行并非没有行动，曾经于2014年进行加息来稳定汇率。然而在2015年到2017年间，土耳其基准利率并没有太大变化。此举是希望借助低利率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却将汇率置于无保护的状态之下，一旦汇率贬值，崩塌的金融市场信心会使得加息这种办法毫无用处。目前土耳其的基准利率已经达到了24%，在这样的利率水平下，尽管2018年年末里拉汇率已经相对稳定，高基准利率将会使经济发展异常困难。
三、美元与美国经济是造成里拉暴跌的国际经济因素
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经济强劲复苏，FOX电视台总结2017年美国失业率为17年来新低。美国经济的复苏，带动了美元的上涨，黄金价位在2018年一直处于下跌趋势。以上消息对于相关新兴经济体都不是好消息。从尼克松时代开始，每次美元升值走强，都会无意间引起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上世纪80年代拉美金融危机与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都与美元走强相关。如今新兴市场国家与老牌发达国家患上同样的经济问题——净债务与GDP比率的水平都处于最高水平，风险居高不下，在新兴经济体中最脆弱的，正是里拉。随着美元不断走强，再加上2018年美联储不断加息，截止12月19日美联储已经将基本利率提高到2.25%-2.5%，美国长期债务收益率有望上升，将会导致全球资本向美国流动，与此同时也就代表着新兴经济体国外资本流出增加，流入减少。对于这些国家很可能就造成汇率贬值，对于这些国家的经济实体而言，如果本身负有美元债务，强势的美元会导致融资成本增加、融资困难以及财务成本暴涨，破产几率大增。土耳其2017年总体外债为768亿美元，弥补土耳其资金缺口的都是外国投资。多年来，土耳其外债规模不断扩大，2017年外债涨幅甚至高达11.15%。不妙的是，截止2018年2月，土耳其外债已经高达4666.6亿美元，占土耳其GDP比重高达53.3%。土耳其外汇储备自2013年呈现萎缩态势至2018年8月其外汇储备仅为689亿美元，仅为外债规模的 1/6。由此可见，不断恶化的国际收支，美元的持续走强与美国经济复苏，都是导致里拉暴跌的国际经济因素。
四、警惕土耳其危机对新兴经济体的冲击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经济复苏也一直领先于新兴经济体甚至领先于欧洲，这无形中强化了美元的价值与地位。美国利用其全球领先的经济地位，動辄对部分在政治上不配合其国策的新兴经济体进行制裁，往往造成外资逃跑，对新兴经济体形成踩踏效应。土耳其本身就需要外资填补巨大的资金缺口，而一旦里拉大幅度贬值，最终仍然需要外资来缓解困难。
目前来看，土耳其危机已经不是国内危机，但其传染效应已经波及到欧元和其他相关经济体。一方面，如若美元对各个新兴经济体货币继续升值，当前一些经济较差的国家，会面临巨大经济压力，特别是俄罗斯已经在本轮里拉危机带来的冲击。这符合美国制裁和打压俄罗斯的既定国策。另一方面，美国通过对土耳其的制裁，落井下石，通过土耳其影响欧元区经济，打压欧元向心力，提高美元的竞争力。
从新兴经济体角度来看，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都可能成为借此投机目标，这些经济体共同的问题就是是经常项目赤字较高或者海外资本在国内债券市场的占比较高。国际资本基本符合采取“顺周期”效应，通俗的说就是涨时助涨、跌时助跌。频繁的资本流动也给经济体当局带来了巨大的管理困难。
而如果问题进一步扩散，那么市场表现良好的国家也难以避免受到“冲击”，经济危机的传染性表现为汇率的大幅贬值与资本的大幅流出。由于国外资本的快速流出，尽管很多新兴经济体保持着良好的市场发展与经济增速，但迫于体量小且产业不完善、不发达，往往无力抵挡这种釜底抽薪式的资金外逃与金融冲击。这个时候就需要可能或者已经受到金融冲击的国家颁布预防性举措。因为在金融危机面前，市场信心极易崩塌，危机到来后的任何举措都可能被市场进行反向解读，从而造成更加难以管理的局面。
【参考文献】
【1】刘煜辉. “贬值+低利率”组合难持续[N]. 中国证券报，2014-03-03（A03）.
【2】谢峰. 本轮美元升值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及对未来的影响[N]. 中国财经报，2018-06-23（006）.
【3】叶敏，熊惟博.美联储加息对东南亚汇率和利率影响[J].金融博览，2018（11）：54-55.
【4】朱琳，徐剑刚.汇率制度、全球金融冲击与新兴经济体短期跨境资本流动[J].中国流通经济，2018，32（12）：104-113.
作者简介：陈安邦 性别：男 民族：汉 籍贯：山东省青岛市黄岛区 学历：硕士研究生 单位：云南民族大学 研究方向：国际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