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一直是解决美伊紧张关系的唯一明智方式。但是，当外交政策被情绪起伏裹挟，流于噱头与花招时，妙到巅毫的经略之才便沦落为背景。
　　这种情况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恐怖袭击之后的美国，并再次发生在特朗普夸夸其谈的总统任期。也许最好的例子就是，特朗普冲动地单方面决定让美国从 2015 年伊朗核协议中撤出。
　　这项协议正式名称是“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在经过多年艰苦谈判后达成，而特朗普气急败坏地取消了它，这也是其傲慢和短视的对伊朗“最大壓力”战略的一部分。但随着拜登当选总统，4月在维也纳开始的会谈，为全球主要大国提供了挽救协议的外交机会。
　　我们必须寄希望于他们成功，因为特朗普的“最大压力”被证明是一个华丽的失败。在美国于2018年退出伊核协议大约一年后，伊朗政权开始违反伊核协议的某些规定。此后，伊朗逐步提高了铀浓缩的纯度，将浓缩铀储备扩大了14倍，并阻碍对其核设施的国际检查。美国对于伊朗取得核突破时间的最新估计，从“一年多”下降到“3到4个月”。
　　特朗普不明智的战略，不仅增加了核扩散的风险，也完全无法遏制伊朗的地区军事活动。美国和伊朗在波斯湾地区，特别是在伊拉克的紧张局势加剧，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日益频繁。
　　正如特朗普所想的那样，美国的制裁对伊朗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伊朗甚至非常难以进口新冠疫苗和医疗用品。然而，伊朗政权的关键要素在与特朗普的冲突当中毫发无损，甚至有所加强。
　　值得注意的是，强大的革命卫队利用私人公司的破产，来加强对经济的控制。随着伊朗贫困率的飙升和新冠疫情的蔓延，革命卫队还加强了其作为基本服务提供者的形象，进一步削弱了鲁哈尼总统的相对温和的政府。
　　伊朗激进派别在6月总统大选前夕日益嚣张的气焰表明，核协议支持者恢复协议的机会之窗正在迅速关闭。鲁哈尼政府（其第二个也是最后一个任期即将结束）和美国新政府都非常清楚这一点，也愿意快速达成交易。
　　新的维也纳核谈判—由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以及德国、伊朗和欧洲联盟参加—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证明多边大国合作仍然可行。这一进程开了个好头，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欧洲推动了美国和伊朗代表团之间的间接谈判。
　　主要的绊脚石，是美国所应取消的制裁的性质，以及恢复遵守伊核协议的顺序。美国和伊朗都坚持对方迈出第一步。
　　另一个障碍是，在谈判期间伊朗纳坦兹铀浓缩工厂—这是伊朗最大的铀浓缩工厂—遭袭击。人们广泛认为罪魁是以色列。作为报复，伊朗宣布将开始把铀浓缩到60%的纯度，比它迄今为止所遵守的20%的水平高出三倍（20%也已远远超过了伊核协议允许的3.7%）。伊朗正越来越接近制造核弹所需的90%的浓缩水平，因此，维也纳的回旋余地正在缩小。
　　在国际关系中，完美是善的敌人，幻想于事无补。伊核协议并非万能药，但消除核扩散威胁无疑是解决伊朗在该地区其他地方的麻烦行为的最佳途径。蓄意破坏（如拜登政府迅速撇清关系的纳坦兹袭击），显然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和可持续的外交努力替代品。
　　不妨想一想我们在伊核协议之前的处境，并反思那些试图颠覆伊核协议的人把我们带到了哪里。我们近年来所看到的每况愈下的紧张局势后果严重。要想阻止它，必须进行密集的外交活动—而后续的外交动作还要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