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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岁的徐基泰走进会议室，宓传龙立即起身扶他入座，协助放好拐杖和绿布口袋。
作为西电集团副总工程师、上一年度工程院院士有效候选人，宓传龙毕恭毕敬地为老师做翻译，以使本刊记者明白老人的“上海普通话”。
这两代电力装备大师总结说，特高压将成为中国电力史上前所未有的巅峰之作。
徐基泰，“中国变压器领域的邓稼先”，参与了几乎所有重大的创造性装备研发。
让他振奋的是，暮年时能看到中国制造出各种型号的特高压变压器和电抗器。而由他学生领导的团队，正是这一全球最大特高压电网关键设备的创造者。
与他们一起，几百位不同年龄的工程师，同样在为这个中国电力领域激动人心的项目付出智慧。
这个中国电工装备的梦想，足可以追溯到60多年前。
拥有70多家子公司、2万多名职工的西电集团，原为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多家下属骨干企业都来自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重点项目。
今天被称为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的原西安变压器厂，始建于1958年。几乎同时建立的另一家企业叫做西安高压开关厂，如今是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和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等。
如今，西电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特高压直流、交流线路关键成套设备的核心制造者，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超、特高压输变电”这一重大电力成套技术和装备领域的领导者。
2014年，中国的特高压建设作为国家落实大气污染治理的重大举措而被进一步推动。在这个可能改变中国经济地理的宏大工程中，宓传龙和他的老师有着相同的愿望：使其真正成为中国人自己的装备成就。
老先生和他的时代
在说宓传龙的故事之前，必须先讲讲徐基泰的故事。
徐基泰出生在老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66年随上海电机变压器研发制造厂的“三线”部署，来到西安，进入西安变压器厂。
40多年前，西安变压器厂设备落后、技术人员缺乏。到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徐基泰结合国外技术，研发出几项开创性的国产设备。
1979年底，徐基泰赴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学习交流4个多月，被外方总设计师称赞为“真正的专家”。
就是用这次带回的图纸、资料，他为西安变压器厂设计了几十套专用设备，按照国际标准对中国大型变压器做全型式试验，填补了国内多项技术空白。
这位人们口中的“老徐总”，现在还习惯穿蓝色工服，须臾不离的是拐杖和一个绿布口袋。
绿布口袋里常年装着计算器、老花镜、书本和资料；拐杖是宓传龙专门为他买的。技术团队照合影时，宓传龙扶着徐老总站到前面。
徐基泰比较现代化的用品是家中的一部传真机：为了方便回上海休假期间和年轻工程师们探讨。
有时担心深夜加班的学生误了早上出差，他还会为他们电话叫早。
在西电集团，徐基泰是众多老先生中的一位。方治强，徐基泰的第一代学生，也已75岁高龄。他们先后经历了电抗器、整流变压器、调压器设计制作。电抗器是电力系统关键设备之一，对网络的安全可靠起重要作用。
方治强被称为电抗器领域的权威，他主持的一些电抗器技术曾显著提高了中国电力系统的整体经济技术指标。
这是一代经历了新中国建设的电力工程师。在他们年轻时，中国一度只有两个大型电网：东北的220千伏超高压电网和京津唐的77千伏电网。而解放前遗留的所谓超高压电网，不过是一条220千伏线路和几条154千伏线路。
此后，漫长的全国电网建设过程中，变压器技术被视为成败关键。或者说，它和其他输电设备的艰难演进，制约了中国快速建立全国性电网的速度。
无论如何，到上世纪80年代，西安变压器厂推动国外先进技术在国产设备中的应用成果显著，最终为后来的750千伏超高压电网以及1000千伏特高压线路奠定了基石。
就在1982年，徐基泰所在工厂的一位前钳工自大学毕业返回，他就是宓传龙。
一个大学生的选择
宓传龙是这一代大学生的代表：1965年考入初中，不足一年就遇到“文革”。其后，他在辽宁开原下乡，在咸阳长城电工机械厂做工人，到陆军高炮营当兵——从战士到班长，还光荣入党。
退伍后，宓传龙到西安变电器厂当了两年钳工。恢复高考第一年，他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1982年，大学毕业的宓传龙回到西变厂，从设计员做起，很快脱颖而出。
那时，虽然电力事业发展迅速，但面对快速发展的经济仍然很难应对——电视开始进入千家万户，但是停电隔三差五。
在世界范围内，电力工业也处于大变革时代。1988年全球最好的BBC公司和ASEA公司合并成立ABB集团，后者加速向中国市场靠拢，最终成为宓传龙的谈判对手和伙伴。
1986年，宓传龙出国深造。也就是在这一年，在苏联270公里、1150千伏工业性试验特高压输电线路试运行的背景下，中国的国家级特高压科研项目正式立项。
由此，它成为中国电力建设领域的话题之一，最终发酵为整个国家关注的焦点。
那时，方治强到美国考察，看到美国一条特高压试验场：“之前在国内只是听说特高压，有人说到特高压线路底下，头发会竖起来。我走到底下试了试，没这回事，没那么神秘。”
宓传龙在1998年成为西安变压器厂总工程师。尽管处于历史机遇期前夜，这家工厂已连续5年没出新品。
他把握住机会，成为三峡工程设备供应商。
“三峡一个工程下来，我们的技术提高了很多，还看出外方设计的一些缺点并且作了改进，后来他们也默默地吸收了我们改进后的技术。”宓传龙说。
到2004年底，国家电网公司提出建设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的“坚强电网”战略目标。 2006年8月，国家正式批准国家电网公司建设特高压交流实验示范工程。这一年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特高压元年。
正是通过在三峡工程中引进、吸收国外超高压技术，西电集团的输电技术有了质的飞跃。“我们的团队从超高压依靠引进吸收，到特高压已可以自主独立建设，现在走到以我为主的阶段。”西电集团副总工程师、西电电力系统公司总经理苟锐锋对本刊记者表示。
宓传龙和他的团队、企业又一次遇到更大的时代机遇。
坚守国家权利
“国家电网公司在2006年决定上马特高压项目之初，组织专家进行过一轮技术摸底。有专家问我对研发相应变压器有没有把握时，我拍着胸脯说‘没问题’。”宓传龙对本刊记者回忆说，“如果国内企业不敢承担，就只能把技术开发让给国外公司，今后我们还得被卡脖子。”
三峡工程建设之初，中国相关决策层基于现实，决定以“市场换技术”，要求国内企业和外国企业一起参与技术攻关、项目建设。
“外国企业当然不愿合作，为此设置的一个障碍就是不让我们参与做变压器核心部件，只是同意国内组装。”宓传龙说，“这哪能提高技术，当然不能同意。我们不仅要参与，而且要参与到作为变压器‘心脏’的线圈部分。”
1998年，他带队与瑞士ABB公司展开了一场艰苦的谈判，力争独立制造的权利。
这次谈判的结果是，中国人获得了换流变压器线圈技术。由此，三峡相关设备的国产化率从以前的17%上升到50%。
宓传龙很坚持“中国权利”。
比如，参加国家电网公司特高压相关产品的评审，他们准备了A、B方案，并提前告知国家电网公司，A方案有公司核心技术参数，B方案则有所保留。
这是因为现场有外方专家参与评审。
“公开评审时我们出示的是B方案。我们的电抗器技术是全球第一，能把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对外公开吗？”宓传龙说。
啃下特高压设备硬骨头
特高压的谈判对手也曾是ABB。
“2006年上特高压项目时，ABB派人来与我们谈了一个月，想以最小的投入介入其中。”西开电气公司高级工程师江洪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
“当时特高压也存在一些争议，技术路线不明，市场也不明，看不到前景。”江洪说，“实验相当花钱，开关开合哐当一下，可能几十万元没了，一套试验没有四五千万元做不下来。”
再比如换流阀设备是直流特高压关键设备，每个阀片单价2万元，全部设备需求约3000万元。
这也加剧了技术人员的压力，尤其是出厂前实验。
“我们不愿到现场，害怕听到产品放电的声音。如果听到，真的会崩溃。最终成功了，大家如释重负，自豪感一下起来了。”已经60多岁的宓传龙对本刊记者说这话时，突然眼眶通红。
如今，宓传龙希望得到更多支持，“很多特高压设备国内企业都能做。当然我们也能理解业主单位的顾虑，我们也承认曾经有短板，比如在材料、工艺、洁净度、管理水平等方面。”
在西电集团副总工程师、西开电气公司党委书记张猛看来：“这还与中国基础研究不够、原创性理论突破少，以及缺乏主动创新精神，缺乏职业精神有关。”
同时，业主单位严格按照采购程序，注重和要求设备供货商的市场业绩。“如果没有业绩，就很难入围招标，进不了招标就意味着永远没有业绩，就永远被牵着鼻子走。”苟锐锋说。
“实际上国内企业是有这个能力的，只是看你是否信任他。”宓传龙表示。
2008年春节，西电集团的很多技术团队都没有休息，哪怕实验到半夜也要将结果层层汇报，不然睡不着。
业主单位的专家组要到西高院考察特高压设备大容量实验，结果发生事故。
西高院认为是套管等质量问题，但业主单位的专家认为是设备有瑕疵。最后证明是日本供应商的产品问题。
“特高压主要市场在中国，中国的科技人员也终于把这块硬骨头给啃下来了。以前中国电力建设受国外产品、技术的垄断和高价格控制，随着这几年国内企业技术跨跃式进步，我们逐渐掌握了话语权。”西电集团副总经理裴振江表示。
“我们与老一辈相比，赶上了中国能源发展、电力发展的黄金时机。尤其是这几年参与中国特高压设备的攻关，不仅输变电行业、西变公司有了飞跃，我们也拉起了一个技术过硬的团队，觉得很自豪。”宓传龙说。
作为西电集团副总工程师、上一年度工程院院士有效候选人，宓传龙毕恭毕敬地为老师做翻译，以使本刊记者明白老人的“上海普通话”。
这两代电力装备大师总结说，特高压将成为中国电力史上前所未有的巅峰之作。
徐基泰，“中国变压器领域的邓稼先”，参与了几乎所有重大的创造性装备研发。
让他振奋的是，暮年时能看到中国制造出各种型号的特高压变压器和电抗器。而由他学生领导的团队，正是这一全球最大特高压电网关键设备的创造者。
与他们一起，几百位不同年龄的工程师，同样在为这个中国电力领域激动人心的项目付出智慧。
这个中国电工装备的梦想，足可以追溯到60多年前。
拥有70多家子公司、2万多名职工的西电集团，原为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多家下属骨干企业都来自上世纪50年代苏联援助中国的156个重点项目。
今天被称为西安西电变压器有限责任公司的原西安变压器厂，始建于1958年。几乎同时建立的另一家企业叫做西安高压开关厂，如今是西安西电开关电气有限公司和西安西电高压开关有限责任公司等。
如今，西电集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特高压直流、交流线路关键成套设备的核心制造者，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超、特高压输变电”这一重大电力成套技术和装备领域的领导者。
2014年，中国的特高压建设作为国家落实大气污染治理的重大举措而被进一步推动。在这个可能改变中国经济地理的宏大工程中，宓传龙和他的老师有着相同的愿望：使其真正成为中国人自己的装备成就。
老先生和他的时代
在说宓传龙的故事之前，必须先讲讲徐基泰的故事。
徐基泰出生在老上海一个知识分子家庭，1966年随上海电机变压器研发制造厂的“三线”部署，来到西安，进入西安变压器厂。
40多年前，西安变压器厂设备落后、技术人员缺乏。到70年代后期，改革开放，徐基泰结合国外技术，研发出几项开创性的国产设备。
1979年底，徐基泰赴法国阿尔斯通公司学习交流4个多月，被外方总设计师称赞为“真正的专家”。
就是用这次带回的图纸、资料，他为西安变压器厂设计了几十套专用设备，按照国际标准对中国大型变压器做全型式试验，填补了国内多项技术空白。
这位人们口中的“老徐总”，现在还习惯穿蓝色工服，须臾不离的是拐杖和一个绿布口袋。
绿布口袋里常年装着计算器、老花镜、书本和资料；拐杖是宓传龙专门为他买的。技术团队照合影时，宓传龙扶着徐老总站到前面。
徐基泰比较现代化的用品是家中的一部传真机：为了方便回上海休假期间和年轻工程师们探讨。
有时担心深夜加班的学生误了早上出差，他还会为他们电话叫早。
在西电集团，徐基泰是众多老先生中的一位。方治强，徐基泰的第一代学生，也已75岁高龄。他们先后经历了电抗器、整流变压器、调压器设计制作。电抗器是电力系统关键设备之一，对网络的安全可靠起重要作用。
方治强被称为电抗器领域的权威，他主持的一些电抗器技术曾显著提高了中国电力系统的整体经济技术指标。
这是一代经历了新中国建设的电力工程师。在他们年轻时，中国一度只有两个大型电网：东北的220千伏超高压电网和京津唐的77千伏电网。而解放前遗留的所谓超高压电网，不过是一条220千伏线路和几条154千伏线路。
此后，漫长的全国电网建设过程中，变压器技术被视为成败关键。或者说，它和其他输电设备的艰难演进，制约了中国快速建立全国性电网的速度。
无论如何，到上世纪80年代，西安变压器厂推动国外先进技术在国产设备中的应用成果显著，最终为后来的750千伏超高压电网以及1000千伏特高压线路奠定了基石。
就在1982年，徐基泰所在工厂的一位前钳工自大学毕业返回，他就是宓传龙。
一个大学生的选择
宓传龙是这一代大学生的代表：1965年考入初中，不足一年就遇到“文革”。其后，他在辽宁开原下乡，在咸阳长城电工机械厂做工人，到陆军高炮营当兵——从战士到班长，还光荣入党。
退伍后，宓传龙到西安变电器厂当了两年钳工。恢复高考第一年，他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1982年，大学毕业的宓传龙回到西变厂，从设计员做起，很快脱颖而出。
那时，虽然电力事业发展迅速，但面对快速发展的经济仍然很难应对——电视开始进入千家万户，但是停电隔三差五。
在世界范围内，电力工业也处于大变革时代。1988年全球最好的BBC公司和ASEA公司合并成立ABB集团，后者加速向中国市场靠拢，最终成为宓传龙的谈判对手和伙伴。
1986年，宓传龙出国深造。也就是在这一年，在苏联270公里、1150千伏工业性试验特高压输电线路试运行的背景下，中国的国家级特高压科研项目正式立项。
由此，它成为中国电力建设领域的话题之一，最终发酵为整个国家关注的焦点。
那时，方治强到美国考察，看到美国一条特高压试验场：“之前在国内只是听说特高压，有人说到特高压线路底下，头发会竖起来。我走到底下试了试，没这回事，没那么神秘。”
宓传龙在1998年成为西安变压器厂总工程师。尽管处于历史机遇期前夜，这家工厂已连续5年没出新品。
他把握住机会，成为三峡工程设备供应商。
“三峡一个工程下来，我们的技术提高了很多，还看出外方设计的一些缺点并且作了改进，后来他们也默默地吸收了我们改进后的技术。”宓传龙说。
到2004年底，国家电网公司提出建设以特高压电网为骨干网架的“坚强电网”战略目标。 2006年8月，国家正式批准国家电网公司建设特高压交流实验示范工程。这一年也因此被称为中国特高压元年。
正是通过在三峡工程中引进、吸收国外超高压技术，西电集团的输电技术有了质的飞跃。“我们的团队从超高压依靠引进吸收，到特高压已可以自主独立建设，现在走到以我为主的阶段。”西电集团副总工程师、西电电力系统公司总经理苟锐锋对本刊记者表示。
宓传龙和他的团队、企业又一次遇到更大的时代机遇。
坚守国家权利
“国家电网公司在2006年决定上马特高压项目之初，组织专家进行过一轮技术摸底。有专家问我对研发相应变压器有没有把握时，我拍着胸脯说‘没问题’。”宓传龙对本刊记者回忆说，“如果国内企业不敢承担，就只能把技术开发让给国外公司，今后我们还得被卡脖子。”
三峡工程建设之初，中国相关决策层基于现实，决定以“市场换技术”，要求国内企业和外国企业一起参与技术攻关、项目建设。
“外国企业当然不愿合作，为此设置的一个障碍就是不让我们参与做变压器核心部件，只是同意国内组装。”宓传龙说，“这哪能提高技术，当然不能同意。我们不仅要参与，而且要参与到作为变压器‘心脏’的线圈部分。”
1998年，他带队与瑞士ABB公司展开了一场艰苦的谈判，力争独立制造的权利。
这次谈判的结果是，中国人获得了换流变压器线圈技术。由此，三峡相关设备的国产化率从以前的17%上升到50%。
宓传龙很坚持“中国权利”。
比如，参加国家电网公司特高压相关产品的评审，他们准备了A、B方案，并提前告知国家电网公司，A方案有公司核心技术参数，B方案则有所保留。
这是因为现场有外方专家参与评审。
“公开评审时我们出示的是B方案。我们的电抗器技术是全球第一，能把这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对外公开吗？”宓传龙说。
啃下特高压设备硬骨头
特高压的谈判对手也曾是ABB。
“2006年上特高压项目时，ABB派人来与我们谈了一个月，想以最小的投入介入其中。”西开电气公司高级工程师江洪对《瞭望东方周刊》回忆。
“当时特高压也存在一些争议，技术路线不明，市场也不明，看不到前景。”江洪说，“实验相当花钱，开关开合哐当一下，可能几十万元没了，一套试验没有四五千万元做不下来。”
再比如换流阀设备是直流特高压关键设备，每个阀片单价2万元，全部设备需求约3000万元。
这也加剧了技术人员的压力，尤其是出厂前实验。
“我们不愿到现场，害怕听到产品放电的声音。如果听到，真的会崩溃。最终成功了，大家如释重负，自豪感一下起来了。”已经60多岁的宓传龙对本刊记者说这话时，突然眼眶通红。
如今，宓传龙希望得到更多支持，“很多特高压设备国内企业都能做。当然我们也能理解业主单位的顾虑，我们也承认曾经有短板，比如在材料、工艺、洁净度、管理水平等方面。”
在西电集团副总工程师、西开电气公司党委书记张猛看来：“这还与中国基础研究不够、原创性理论突破少，以及缺乏主动创新精神，缺乏职业精神有关。”
同时，业主单位严格按照采购程序，注重和要求设备供货商的市场业绩。“如果没有业绩，就很难入围招标，进不了招标就意味着永远没有业绩，就永远被牵着鼻子走。”苟锐锋说。
“实际上国内企业是有这个能力的，只是看你是否信任他。”宓传龙表示。
2008年春节，西电集团的很多技术团队都没有休息，哪怕实验到半夜也要将结果层层汇报，不然睡不着。
业主单位的专家组要到西高院考察特高压设备大容量实验，结果发生事故。
西高院认为是套管等质量问题，但业主单位的专家认为是设备有瑕疵。最后证明是日本供应商的产品问题。
“特高压主要市场在中国，中国的科技人员也终于把这块硬骨头给啃下来了。以前中国电力建设受国外产品、技术的垄断和高价格控制，随着这几年国内企业技术跨跃式进步，我们逐渐掌握了话语权。”西电集团副总经理裴振江表示。
“我们与老一辈相比，赶上了中国能源发展、电力发展的黄金时机。尤其是这几年参与中国特高压设备的攻关，不仅输变电行业、西变公司有了飞跃，我们也拉起了一个技术过硬的团队，觉得很自豪。”宓传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