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宗法伦理观念对婚姻十分重视，将婚礼置于礼之本的地位。《礼记·昬义》指出：“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君子之道，造端于夫妇”，婚姻是被认为人伦之始的。
　　在我们这些现代人看来，有结婚就有离婚，离婚是男女双方的事，既可以男离女，也可以女离男。这都是天赋人权，是现代法治社会男女婚姻关系最基本的准则。然而，中国古代却是一个男尊女卑，女子依附于男子的夫权社会。男子可以休妻，而女子却不能离夫，这个规定虽然汉代以前并不严格，但已有所表露。
　　秦汉大一统之前，男子离婚有一个专有名词，叫“出妻”，但贵族不直接称“出妻”，他们有更道貌岸然的说法，自己姐妹被夫家出叫“来归”，别人的姐妹被出叫“大归”。《左传·春秋上》说：“夫人姜氏归于齐。左氏曰：‘大归也。’”“秋，郯伯姬来归。左氏曰：‘出也。’”“春王正月，杞叔姬来归。谷梁氏曰：‘妇人之义，嫁曰归，反曰来归。’”
　　说到古人的离婚，就要说到历史上著名的“七出”“三不去”，这其实是西周时期中对于婚姻的解除所做的习惯性规定，正式归入律法，则是从唐代开始。
　　“七出”一词要到唐代以后才正式出现，但其内容则完全源自于汉代记载于《大戴礼记》的“七去”，又称作“七弃”，内容如下：
　　“妇人七去：不顺父母，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窃盗，为其反义也。”
　　“七出”内容与之类似，语出《仪礼·丧服》包括：无子、淫佚、不事舅姑、口舌、盗窃、妒忌、恶疾。
　　七出和七去的内容大多是以夫家整体家庭家族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凡是因为妻子的行为或身体状况，不能符合于这个出发点，夫家或丈夫就可以提出离婚。
　　在汉代，虽然在礼制中已经有了“七去”的说法，也成为一般人休妻的重要准则，文献中记载的离婚例子，大多以“七去”为休妻的理由，但一直未成为具有强制性的规定，因此不按照七出原则而离婚的例子仍经常出现，例如著名的外交军事家班超，因为同僚说他沉溺于家室之乐，就愤而休妻：“李邑始到于窴，而值龟兹攻疏勒，恐惧不敢前，因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超闻之，叹曰：‘身非曾参而有三至之谗，恐见疑于当时矣。’遂去其妻。”（《后汉书·卷四十七·班梁列传》）事实上，不仅男方本人可以找出理由休妻，如果公婆不悦，纵使夫妻二人相亲相爱、琴瑟和美，父母也有权决定将婚姻解除。正如汉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中所描述的那样，刘兰芝与焦仲卿感情笃深，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才貌双全，并且“女行无偏斜”，但终因婆母不悦：“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从而导致遣归的结果。
　　一直到唐代的《唐律》之中，才把七出列入法律规定之中，规定不符合七出或其他离婚理由包括义绝、和离、违律成婚等而离婚者为违律必须受罚。但唐代时，离婚的法律规定执行仍较不严格，私下有不甚合律的理由离婚也常不被干涉，法律主要是在离婚其中一方不服而兴诉讼时，才由地方官员按律来做审判。
　　到宋、元以后，离婚规定的实行逐渐变得更严格。宋代的士大夫，逐渐开始认为离婚对于家庭或个人来说，都是不名誉之事。因此虽然法律规定上仍延续唐律的规定，但实行上更加严格，婚姻契约（元代以后称作休书）的使用虽始见于唐代，但在宋代才开始普遍实行，书契上需附离异原因，而到元代更要求休书必须交官府审验，因此，七出的法律规定被切实地实行。这种制度延续到明清二代。
　　清末1909年参照西方法律所颁行的《大清现行刑律》中，仍保留了相应于七出的相关规定法律，而这部刑律中关于离婚的部分也一直沿用到民国初年。一直到1930年国民政府所制定颁行的民法亲属篇中，关于离婚的规定才真正比较明显脱离了传统的七出观念。
　　七出在古代中国，对于原本就处于弱势，难以独立生存于社会的妻子来说，七出的规定最低限度地保障她不至于因丈夫个人的好恶喜好，而任意被抛弃。除此之外，在一些案例中，由于受到丈夫欺虐的妻子缺乏主动要求离婚的手段，同情妻子的地方官员，会以七出的法律来要求双方离婚，使妻子能脱离恶夫。
　　此外，在传统中国，七出这个规定有其限制，用以保障妻子不被轻易休弃，亦即《唐律》中所规定的三不去，也就是说在三种情形下，即使是妻子符合于七出的条件，丈夫也不能任意要求离婚，三不去包括：一、“有所取无所归”：指妻子无娘家可归；二、“与更三年丧”：指妻子曾替家翁姑服丧三年的；三、“前贫贱后富贵”：指丈夫娶妻时贫贱，但后来富贵的。
　　“三不去”是作为“七出”规定的补充规范，但指出“惡疾及奸者不在此列”。也就是说，妻子若符合“七出”中的“有恶疾”及“淫”两项，则不在“三不去”的保障范围之内。因为有“三不去”的规定，所以陈世美停妻再娶，才违犯了大宋律例。
　　在中国古代的婚姻关系中，除了有休妻外，还有和离、义绝两种离婚制度。
　　义绝是一项强制离婚制度，首次完备是在《唐律疏议》之中。义绝这种强制离婚制度，实际上是官府的权力对当事人婚姻的干涉，只要夫妻之间发生了可以“义绝”的法定事由，则不考虑夫妻双方的意愿，由官府判定强制离婚。法定事由是指夫或妻的一方，出现了杀伤对方及直系尊亲或者旁系尊亲，或夫妻双方一定范围内的亲属之间出现了相互殴打、通奸、杀人行为的，即认为夫妻恩义已绝，判定“义绝”。《唐律·户婚》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规定倘若出现上述情况，夫妇必须离异，违者处徒刑一年。
　　和离这种现象，秦汉时也有过事实上存在，直至唐代，和离制度被正式纳入法律。《唐律·户婚》规定：“诸犯义绝者离之，违者，徒一年。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在《唐律疏议》中解释道：“若夫妻不相安谐，谓彼此情不相得，两愿离者，不坐。”
　　和离在唐律中的本意即允许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由此离婚，法律不做追究。敦煌出土文献中就有"和离"的文书《放妻书》：
　　“凡为夫妇之因，前世三生结缘，始配今生之夫妇。若结缘不合，比是冤家，故来相对。既以二心不同，难归一意，快会及诸亲，各还本道。愿娘子相离之后，重梳婵鬓，美扫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宫之主，一别两宽，各生欢喜。于时年月日，谨立手书。”
　　从这份唐代文书中，可以看出，写此文书的唐代某人，真的比现代一些男人更有现代人权意识呢！而且，离婚不出恶言，反而真心祝福，够大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