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全球金融风暴的冲击，为了度过经济“寒冬”，地方国有企业掀起了减薪潮。据中新社1月31日电，上汽集团、电气集团、百联集团、锦江国际、东方国际集团、国际港务集团、广电集团、纺织集团、‘中铝上铜公司九家上海国有大型企业高层将带头减薪，最高降幅达40％。
　　这九家企业明确提出，职工不增加工资，则领导不增加工资；职工减工资，领导首先减工资。减薪幅度较大的中铝上铜公司，已明确正职领导减薪40％，副职领导减薪35％，部门领导减薪35％。其他企业工资福利的降幅也在15％左右。此外，为节省成本，九家国企严控差旅费、业务招待费、会务费和车辆购置等开支，暂缓办公设施改造工程。
　　国资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08年1至11月，央企累计实现利润6830.4亿元，同比减少2393.7亿元，下降26％。剔除受政策性影响较大的石油和电力企业后，其他央企实现利润同比下降3％。受多重因素影响，2008年央业预计实现利润7000亿元左右，同比下降30％左右。这是央企自2002年来年利润首次下滑。国资委年初下发的《关于加强中央企业负责人第二业绩考核任期薪酬管理的意见》称：企业效益下降，其负责人年度薪酬不得增长，并视效益降幅适当调减。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副院长陈甬军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高管降薪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产生利润空间，以应对经济衰退期中的投资不足和亏损问题。
　　金融危机席卷全球，降薪的不只中国。立陶宛议会1月20日通过《劳动工资法》修正案，将所有议员和政府部长的工资降低15％。立陶宛总理库比柳斯在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时表示，国家元首和法官也应同议员们一样降低薪金。韩国18家银行在2008年10月22目的行长会议上表示，为响应政府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将以身作则，削减行长等管理人员年薪。金融危机来势汹汹，美国汽车三大巨头CEO承诺，2008年只领取“1美元年薪”。危机深重之时，公众眼中一向温文尔雅的奥巴马也忍无可忍，公开抨击获得高额分红的金融高管“可耻”和“极端不负责任”。
　　在经济危机愈演愈烈的大环境下，行业降薪似乎己成必然。
　　陈甬军教授认为，国企高管降薪也会产生一些负效应，比如说普遍降薪之后会影响到高档消费需求，进而影响到高档消费品和服务业的利润。但是，总体而言，正效应还是主要的。一方面，从宏观经济理论层面来看，经济衰退导致企业投资不足，利润下降，缩减成本可以让企业重新获取利润空间。衰退期之后，企业成本下降和市场需求回升的双重效应下，企业将重获高水平利润。另一方面，国企高管主动降薪，也起到了鼓舞人心、建立信心、团结员工一起战胜困难的强大感召作用。
　　危机之下，国企降薪是否能够产生减少亏损的实效，是普遍关注的问题，而这则取决于企业亏损的原因、人力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等多种因素。
　　举例来说，高煤价作用下，火电行业的燃煤成本几乎占到90％，而人力成本所占的成本比例可能3％都不到。对于钢铁企业来说，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还是上游的成本压力和需求不足，人力成本并不占有很高的比重。降薪对于这些企业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对于人力成本占到较大比重的国企而言，降薪的作用就会比较显著。国泰君安在对中石油，华能国际等8家上市国企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些企业的总工资成本高达1058亿元，平均每人年薪近10万元，比2007年国企平均工资高出近4倍。在经过测算后，国泰君安认为，如果这些国企在2009年降低20％的工资成本，则其税后每股收益将平均增长5.6％。
　　“降薪要区分不同行业、不同企业、以及不同的收入结构和报酬体系。降薪的幅度、范围等等都要有依据，要有合法透明的机制，使其规范化。”陈甬军教授指出，“降薪更多的是一种感召作用和精神力量。企业能在盈利的条件下自主投资好产品、好服务项目才是最重要的。在这场危机中，倒不妨做些以前没有时间做的实事，比如产品转型、技术更新、员工培训等等，迎接下一个经济增长周期的到来。”
　　较之于民企，国企在政策扶持、资源占有、财政投入等方面享有更多的优势，所获经济效益往往更加丰厚，面对百年不遇的金融风暴，国企高管主动承担起“企业公民”的责任，带头降薪，是合乎情理的，也是值得称道的。但是，这样的举动，带来的实惠不该仅仅是“共度难关”的感召作用。身先士卒也不该仅仅是恢复信心之需。相比于自降年薪这样的可贵之举，我们更希望看到的是企业能在金融风暴中“反求诸己”，“练好内功”，转“危”为“机”，以及监管部门尽快将国企高管薪酬纳入有章可循的常态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