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6月12日,陈独秀终因政治活动被捕入狱。陈氏是在发散他那自撰并出资自印的反政府传单之时被捕的。此事发生在北京城南一个叫作“新世界”的娱乐场所。那时陈独秀、高一涵和我三位安徽同乡正在该处吃茶聊天。陈氏从他的衣袋中取出一些传单来向其他桌子上发散。传单中向政府要求项目之一便是撤换(卫戍北京并大举逮捕学生数百人、素有“屠夫”之称的)步兵统领王怀庆。王氏曾在6月初旬拘捕了在北京街头宣传反日和抵制日货的学生。我们三人原在一起吃茶,未几,一涵和我便先回来了(那时高君和我住在一起)。独秀一人留下,他仍在继续散发他的传单。不久警察便来了,把独秀拘捕起来送入警察总署的监牢。我直到夜半才有人打电话告知此事。独秀被捕之后,始终未经公开审讯,但是一关便关了83天。所幸他的一大群安徽同乡和老朋友们,终于把他于8月间保释出狱。
　　独秀入狱之后,他所主编的《每周评论》我只好暂时代为编辑,编到被查封为止。这时陈独秀已不做北大的“文科学长”了。校方给假一年,好让他于下学年开一堂宋史新课。
　　独秀出狱之后,仍在北京居住。不幸于1919年底和1920年初,他又出了事。
　　那时华中地区(的几所大学)聘请我去做几次学术讲演,但是我无法分身,因为杜威教授那时也在北京讲演,我正是杜威的翻译,所以我转荐独秀前往。对方表示欢迎,所以陈君乃于1920年1月代我去武汉一行。
　　讲演完毕,陈氏乃和武汉地区的几位大学校长(尤其武昌城内的几所私立大学)同车返京。这几位校长——特别是一所教会主办的“文华大学”和一所国人私立的“中华大学”的当局们都受了北大所发动的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想到北京来物色几位教授(新文化的)师资。
　　独秀返京之后正预备写几封请柬,约我和其他几位朋友晤面一叙。谁知正当他在写请帖的时候,忽然外面有人敲门,原来是位警察。
　　“陈独秀先生在家吗?”警察问他。
　　“在家,在家。我就是陈独秀。”
　　独秀的回答倒使那位警察大吃一惊。他说现在一些反动的报纸曾报道陈独秀昨天还在武汉宣传“无政府主义”,所以警察局派他来看看陈独秀先生是否还在家中。
　　独秀说:“我是在家中呀!”但是那位警察说:“陈先生,您是刚被保释出狱的。根据法律规定,您如离开北京,您至少要向警察关照一声才是!”
　　“我知道!我知道!”独秀说。
　　“您能不能给我一张名片呢?”
　　独秀当然唯命是听,那位警察便拿着名片走了。独秀知道大事不好。那位警察一定又会回来找麻烦的。所以他的请帖也就不写了,便偷偷地跑到我的家里来。警察局当然知道陈君和我的关系,所以他在我的家里是躲不住的。因而,他又跑到李大钊家里去。
　　警察不知他逃往何处,只好一连两三天在他门口巡逻,等他回来。他乃和李大钊一起离开了北京,从此便一去不复返了。
　　他二人离开北京之后,(为避免追捕人的跟踪)乃故意向北方逃去,躲在离滦州不远的李大钊的老家乐亭县。住了几天之后风声渐息,他二人乃乘车南下去上海。自此以后,陈独秀便与我们北大同人分道扬镳了。他在上海失业,我们乃请他专任《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这个“编辑”的职务,便是他唯一的职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