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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所谓社会管理，是指在一定价值基础上，人们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过程，也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当前党和国家社会工作的中心，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的必经之路。本文以马克思国家和社会管理理论为指导，解析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社会管理的理论内涵，并结合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管理认知的理论进程以及当下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对中国社会管理思维与方式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社会管理；马克思；公民社会；和谐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1)05－0054－05
社会管理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所谓社会管理，是指在一定价值基础上，人们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过程。前苏联学者奥马洛夫在《社会管理》中将社会管理定义为“管理主体对社会系统的有科学依据的影响，为的是使系统实现它所面临的目标和任务。依既定状况为转移，这种影响能够使系统呈现有序状态，使它趋于稳定和转变成另一状态。而影响的实现要从加工反映系统运动特征的信息的结果入手，要借助于人们的活动的适当组织和协调。”相对于以保证与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则着重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民众的幸福与尊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传统的社会秩序被逐渐打破，社会的运行模式在整体上呈现出市场化、流动性与开放性的特征，民众的公民主体意识逐步加强，政治参与和政治诉求不断增多。一个开放的公民社会日益成熟。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显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我国政府对现代社会管理的要求。
2010年10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规定，要“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社会管理作为新时期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重要议题，其重要性在学术界以及党的决策部门日益彰显。本文探讨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的理论内涵，结合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所积累社会管理的一系列经验进行简要的解析。
一、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社会管理的内涵
(一)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社会管理
一方面，社会管理是一切政治权利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国家产生于社会，“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同时，国家决定社会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产生于社会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并没有发生改变，而是在改变性质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有效地发挥作用。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这里所讲到的“合理职能”即是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同时，恩格斯通过对波斯和印度历届政府的执政实践的研究，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波斯和印度兴起于衰弱的专制政府有多少，每一个专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他们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管，在那里，没有灌溉就不可能有农业。”“一切政治权利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社会管理的主要纬度在于“以人为本”。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宣称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不是为“少数人的或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是“绝大多数人的，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人的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理念的核心。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说是指社会管理的进程要以现实社会中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与此同时，人民群众也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可以充分参与到社会管理的进程中来，对此，马克思描绘了一种“公社”的参与形式，认为“公社必须由全民投票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这些市政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并且“一切社会公职，甚至原应属于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的几项职能……都要处于公社的监督之下。”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对此进行了美好的展望：“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
(二)公民社会兴起
马克思社会管理理论与其市民社会理论密不可分，后者形成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论犹太人问题》，更贯穿于马克思社会管理理论的整个系统。在这里笔者试图以马克思市民社会的理论为视点探讨社会管理在当今时代的必要性与必然性。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建立在他对黑格尔哲学思辨的批判上，尤其是他否认黑格尔所谓现代主权国家是市民社会内在调节的“媒介”。经典的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认为“市民社会包括个人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切物质交往。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846年，马克思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他的市民社会理论强调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自私自利的行为动机、工具化的人际关系以及阶级剥削等，强调人的自觉与解放。在政治的层面上，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主张全然摧毁国家的建制，而以人民主权为基底的民主共同体取而代之。其市民社会理论，旨在整合现代市民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分裂对立，使之成为一种无差别认同的政治社会(或共同体)。正如卢梭笔下的契约国家，人人为己，人人为人，由社会契约抑制“嗜欲的冲动”，人们服从“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而得享自由：公意的表达源于国家之内不存在派系，“并且每个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意见”。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市民社会”成为公共论述的重要议题。在此之前，这个概念早已被历史的灰尘所掩盖，既没有现实的回声，也激不起活生生的 灵感，但顷刻之间，它却洗尽灰尘，变成闪亮的勋章。当今市民社会多指“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控制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安排、制度、规则等当代社会秩序中的非政治领域。其关键在于公民权的觉醒，强调自治，不强调政府的过度规制，不在于国家权力的扩张，市民社会还要有一个广泛的基础，即公民在社会生活中有充分的公共理性来把握冲突，进行建设性的合作，而非简单的情绪化行动。这种市民社会的兴起使得国家在正常的政府主导的公共领域内形成了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公共领域”，该领域汇聚民意，聚散公民个体的利益诉求与博弈，这个公共领域的形成为政府的“社会管理”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另一方面，“市民社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愈发表现出的包容性、开放性以及影响力极大地推动了政府对社会和独立社会空间的关注与重视，这也就促使党和政府在社会管理思维与方式上的重要转变。
二、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管理认知的不断深化
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原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制度。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社会的日益开放，党和国家在社会治理方面不断进行理论探索。不断在实践中改进与完善社会管理。早在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就明确提出政府的基本职能是“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2005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同志着重强调了社会管理的问题。他指出，我们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管理社会事务的水平，必须“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新情况，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更新社会管理观念，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改革创新，尽快形成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愿望、更加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加强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发展成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战略格局。2011年伊始，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继续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这样一个历程，标志着党和国家对社会管理认知的不断深化，其现实依据如下：
第一，新兴社会力量兴起，利益博弈激烈呈现失衡趋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随着国力的增强以及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最终“完成了中国五百年来革命的胜利”。同时，中国社会日趋成熟，已经由封闭转变为多元、包容、开放，民众的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水平也逐渐提升。利益结构的变化以及各个新兴阶层的崛起促成多元的政治诉求。从经济上看，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深，早期经济发展的包容性正逐渐被相关利益集团的垄断性与排他性所侵蚀。既定利益集团及其构建的利益格局逐步固化，社会财富有单向流动趋势，不同利益群体财富积累的“数字鸿沟”不断扩大。从政治上看，经济变革以及由此发生的社会变迁，极大地变革了中国的政治进程。各种新兴社会力量崛起并表现出强烈的议政参政愿望。同时，这些新兴的资产群体在现代经济进程中，发现并表达出对现代经济体制以及财产制度的强烈诉求。
第二。诚信的缺失与社会秩序的失衡。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关键词是“革命”。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革命洗礼，一方面传统的东西被一次次推翻，另一方面新的精神支柱却未能有效建立。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开启，整个社会跑步进入了发展新时代，造就了新中国经济的腾飞，但社会却同期呈现出一种短暂的诚信缺失，如郑永年讲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高速经济增长、使数亿人摆脱贫穷的辉煌成就的同时，却失败于提供基本的社会公平和公正。”近年来，党和国家已经充分意识到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在大政方针中“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负责任”等词汇纷纷见诸报端，逐渐演化为社会的主流话语。
三、中国创新社会管理的路径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曾讲：“以十七届五中全会为标志，未来30年，中国进入一个‘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新发展时期，其管理模式由政府管理向社会共同治理转变。社会共同治理的核心就是社会各个阶层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有参与权、知情权与表达权，其实质就是实现有效分权。这样公共政策运行更公正、更合理、更能体现民意与民情。”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笔者认为，在经济建设的同时，加速体制改革与服务型政府的创建，改革和创新党和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思维与方式，是当下中国亟需做的工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节，提出要“按照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要求，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健全基层管理和服务体系……发挥群众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提高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合力。”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当前我国社会管理模式的变革与社会管理的路径实现，必须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公平、正义为指导，以增进社会整体福祉为最高目的，加强制度建设，培养公民社会。在此，笔者试图在理论上将这种路径分为三个方面来论述：
(一)拓展社会成长空间，促进政府管理社会向治理社会的转变
政治社会学认为，社会并非单纯作为一个领域的取向和逻辑而存在，更重要的是一种纬度，是一种独立的主体。当前，一个普遍的现象即是哈贝马斯所谓的“国家社会化”。国家的力量介入社会自在的空间，以社会管制等同于社会管理，将着力点放到民生的保障和改善方面。特别是近年来，为了实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有机统一，在社会管理方面过分强调“维稳”机制，这一方面有助于保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会演化为对社会的过度控制，衍生出一系列问题，造成挤压社会正常的成长空间。根据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已有的调查，“非政府组织在那些相对说来政策宽松、易于得到资源而进入门槛较低的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低水平重复的现象，但那些存在大量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公民参与的领域，包括一些重要的公共政策领域，如失业与就业、社会保障、劳工权益保护、国际区域冲突和外交等领域，却因种种原因极少有非政府组织进入。”于是，就出现了虽然一些社会领域得到国家建设资金的投入，但“社会不是越建越大，反而是越建越小”。社会管理被异化为社会管制。一个真正的社会管理，最根本与最首要的是有一个相对成熟的社会，以及一个独立且自为的社会空间。笔者认为，加强社会管理，最首要的是让社会成长，赋予社会自在自为的相对成长空间。
(二)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基本权利和义务
马克思主义认为，秩序是一定物质的、精神的生 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固定形式，因而是它们相对摆脱了单纯偶然性和任意性的形式。制度是一个变量社会中至高的确定性因素。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制度是一切政治进程最高的标的，也是国家社会管理最基本的依据。胡锦涛主席在2011年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利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加强社会矛盾的源头治理。”合理的制度设计不仅是社会治理的有效保障，更是建设法治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制度的保障功能是强大的，如辛鸣所言：“让群众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可以去协调；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他可以有机制，保证他去申诉；群体之间出现矛盾，也有制度去调解；正当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能用制度来捍卫自己的权益。”由于当前我国体制转型所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导致在一些社会问题上出现公平正义的相对缺失，过度强调GDP增长、民生保障上的不足，加速了社会的“公共信任危机”。一个理性的公民社会，首先是一个充满“确定性”的社会，而这种确定性来源于一种受尊重的制度构建。
(三)扩大公众参与，推动社会自我规制建设
1947年7月，毛泽东在与黄炎培谈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皇朝更替周期规律时，曾讲到：“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社会管理最根本的目的在于让国民活得舒适，让社会更和谐，但这种“舒适”与“和谐”应该是动态平衡的，应是源于公民的高度参与基础上的“踏实感”与“确定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宗旨。在信息化时代，信息革命使得社会正在构筑一个相对开放自由的信息流动平台，形成了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愈来愈超越单位或组织的限制，形成了相对独立于公权之外的民意汇聚场所，人的多样性得以自由发挥，这是一种历史的趋势。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社会不仅仅要有自上而下的政治性创设，更需要构建一种自下而上的沟通渠道。有效的社会管理，从根本上说就是公民的自我管理，让公民的力量去化约社会矛盾的复杂性。胡锦涛同志提出构建“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型社会管理格局，对于良性的社会运行系统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四)加强政府自律，构建社会自我管理模式
当前社会管理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建立政府与社会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提升社会的自在空间及其自治与自我服务能力。在这个进程中，政府的功用不断“有限化”和自我约束，直至达到服务型与契约化；公民的社会参与水平和力度不断提升。虚拟的“公共领域”走向现实，真正实现当家作主。社会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自我约束，自我成长。一个政府包办、单纯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模式逐渐被取代为“多渠道、多中心”的社会自我管理模式。这不仅是当前中国所面临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形势的必然趋势，也是提升政府的社会管理水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
责任编辑：李瑞山
[关键词]社会管理；马克思；公民社会；和谐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470(2011)05－0054－05
社会管理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所谓社会管理，是指在一定价值基础上，人们处理社会事务和提供社会公共服务的过程。前苏联学者奥马洛夫在《社会管理》中将社会管理定义为“管理主体对社会系统的有科学依据的影响，为的是使系统实现它所面临的目标和任务。依既定状况为转移，这种影响能够使系统呈现有序状态，使它趋于稳定和转变成另一状态。而影响的实现要从加工反映系统运动特征的信息的结果入手，要借助于人们的活动的适当组织和协调。”相对于以保证与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则着重实现社会的和谐有序，民众的幸福与尊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传统的社会秩序被逐渐打破，社会的运行模式在整体上呈现出市场化、流动性与开放性的特征，民众的公民主体意识逐步加强，政治参与和政治诉求不断增多。一个开放的公民社会日益成熟。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显然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我国政府对现代社会管理的要求。
2010年10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明确规定，要“加强社会管理能力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切实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社会管理作为新时期我国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重要议题，其重要性在学术界以及党的决策部门日益彰显。本文探讨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的理论内涵，结合当前中国所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所积累社会管理的一系列经验进行简要的解析。
一、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社会管理的内涵
(一)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下的社会管理
一方面，社会管理是一切政治权利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国家产生于社会，“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同时，国家决定社会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产生于社会又凌驾于社会之上，“确切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并没有发生改变，而是在改变性质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有效地发挥作用。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明确指出：“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这里所讲到的“合理职能”即是国家的社会管理职能。同时，恩格斯通过对波斯和印度历届政府的执政实践的研究，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不管波斯和印度兴起于衰弱的专制政府有多少，每一个专制政府都十分清楚地知道他们首先是河谷灌溉的总管，在那里，没有灌溉就不可能有农业。”“一切政治权利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社会管理的主要纬度在于“以人为本”。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宣称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不是为“少数人的或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是“绝大多数人的，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人的价值，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理念的核心。以人为本，从根本上说是指社会管理的进程要以现实社会中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与此同时，人民群众也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可以充分参与到社会管理的进程中来，对此，马克思描绘了一种“公社”的参与形式，认为“公社必须由全民投票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这些市政委员对选民负责，随时可以罢免”，并且“一切社会公职，甚至原应属于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的几项职能……都要处于公社的监督之下。”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恩格斯对此进行了美好的展望：“由社会全体成员组成的共同联合体来共同地和有计划地利用生产力；把生产发展到能够满足所有人的需要的规模；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彻底消灭阶级和阶级对立；通过消除旧的分工，通过产业教育、变换工种、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通过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这就是废除私有制的主要结果。”
(二)公民社会兴起
马克思社会管理理论与其市民社会理论密不可分，后者形成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论犹太人问题》，更贯穿于马克思社会管理理论的整个系统。在这里笔者试图以马克思市民社会的理论为视点探讨社会管理在当今时代的必要性与必然性。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建立在他对黑格尔哲学思辨的批判上，尤其是他否认黑格尔所谓现代主权国家是市民社会内在调节的“媒介”。经典的马克思市民社会理论认为“市民社会包括个人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切物质交往。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1846年，马克思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他的市民社会理论强调资本主义的劳动异化、自私自利的行为动机、工具化的人际关系以及阶级剥削等，强调人的自觉与解放。在政治的层面上，马克思的市民社会理论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主张全然摧毁国家的建制，而以人民主权为基底的民主共同体取而代之。其市民社会理论，旨在整合现代市民社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分裂对立，使之成为一种无差别认同的政治社会(或共同体)。正如卢梭笔下的契约国家，人人为己，人人为人，由社会契约抑制“嗜欲的冲动”，人们服从“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而得享自由：公意的表达源于国家之内不存在派系，“并且每个公民只能是表示自己的意见”。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市民社会”成为公共论述的重要议题。在此之前，这个概念早已被历史的灰尘所掩盖，既没有现实的回声，也激不起活生生的 灵感，但顷刻之间，它却洗尽灰尘，变成闪亮的勋章。当今市民社会多指“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控制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安排、制度、规则等当代社会秩序中的非政治领域。其关键在于公民权的觉醒，强调自治，不强调政府的过度规制，不在于国家权力的扩张，市民社会还要有一个广泛的基础，即公民在社会生活中有充分的公共理性来把握冲突，进行建设性的合作，而非简单的情绪化行动。这种市民社会的兴起使得国家在正常的政府主导的公共领域内形成了一个独立于政府之外的“公共领域”，该领域汇聚民意，聚散公民个体的利益诉求与博弈，这个公共领域的形成为政府的“社会管理”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另一方面，“市民社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愈发表现出的包容性、开放性以及影响力极大地推动了政府对社会和独立社会空间的关注与重视，这也就促使党和政府在社会管理思维与方式上的重要转变。
二、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管理认知的不断深化
中国共产党始终遵循马克思主义原理，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探索中国特色社会管理制度。特别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随着社会的日益开放，党和国家在社会治理方面不断进行理论探索。不断在实践中改进与完善社会管理。早在199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中就明确提出政府的基本职能是“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2005年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胡锦涛同志着重强调了社会管理的问题。他指出，我们要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管理社会事务的水平，必须“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化的新情况，深入研究社会管理规律，更新社会管理观念，推进社会建设和管理的改革创新，尽快形成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要求和人民群众愿望、更加有效的社会管理体制”。在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中央委员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加强社会管理水平，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发展成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战略格局。2011年伊始，胡锦涛同志在讲话中继续强调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这样一个历程，标志着党和国家对社会管理认知的不断深化，其现实依据如下：
第一，新兴社会力量兴起，利益博弈激烈呈现失衡趋势。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随着国力的增强以及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最终“完成了中国五百年来革命的胜利”。同时，中国社会日趋成熟，已经由封闭转变为多元、包容、开放，民众的公民意识与政治参与水平也逐渐提升。利益结构的变化以及各个新兴阶层的崛起促成多元的政治诉求。从经济上看，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深，早期经济发展的包容性正逐渐被相关利益集团的垄断性与排他性所侵蚀。既定利益集团及其构建的利益格局逐步固化，社会财富有单向流动趋势，不同利益群体财富积累的“数字鸿沟”不断扩大。从政治上看，经济变革以及由此发生的社会变迁，极大地变革了中国的政治进程。各种新兴社会力量崛起并表现出强烈的议政参政愿望。同时，这些新兴的资产群体在现代经济进程中，发现并表达出对现代经济体制以及财产制度的强烈诉求。
第二。诚信的缺失与社会秩序的失衡。二十世纪中国的一个关键词是“革命”。经过长达一个多世纪的革命洗礼，一方面传统的东西被一次次推翻，另一方面新的精神支柱却未能有效建立。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开启，整个社会跑步进入了发展新时代，造就了新中国经济的腾飞，但社会却同期呈现出一种短暂的诚信缺失，如郑永年讲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取得高速经济增长、使数亿人摆脱贫穷的辉煌成就的同时，却失败于提供基本的社会公平和公正。”近年来，党和国家已经充分意识到社会问题的严重性，在大政方针中“以人为本”、“和谐社会”、“负责任”等词汇纷纷见诸报端，逐渐演化为社会的主流话语。
三、中国创新社会管理的路径与社会秩序的重建
国家行政学院竹立家教授曾讲：“以十七届五中全会为标志，未来30年，中国进入一个‘以社会建设为中心’的新发展时期，其管理模式由政府管理向社会共同治理转变。社会共同治理的核心就是社会各个阶层对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有参与权、知情权与表达权，其实质就是实现有效分权。这样公共政策运行更公正、更合理、更能体现民意与民情。”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笔者认为，在经济建设的同时，加速体制改革与服务型政府的创建，改革和创新党和政府进行社会管理的思维与方式，是当下中国亟需做的工作。《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对于“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节，提出要“按照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要求，加强社会管理法律、体制、能力建设。完善法律法规和政策。健全基层管理和服务体系……发挥群众组织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提高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合力。”从中我们可以得出，当前我国社会管理模式的变革与社会管理的路径实现，必须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公平、正义为指导，以增进社会整体福祉为最高目的，加强制度建设，培养公民社会。在此，笔者试图在理论上将这种路径分为三个方面来论述：
(一)拓展社会成长空间，促进政府管理社会向治理社会的转变
政治社会学认为，社会并非单纯作为一个领域的取向和逻辑而存在，更重要的是一种纬度，是一种独立的主体。当前，一个普遍的现象即是哈贝马斯所谓的“国家社会化”。国家的力量介入社会自在的空间，以社会管制等同于社会管理，将着力点放到民生的保障和改善方面。特别是近年来，为了实现改革、发展和稳定的有机统一，在社会管理方面过分强调“维稳”机制，这一方面有助于保持社会稳定，另一方面也会演化为对社会的过度控制，衍生出一系列问题，造成挤压社会正常的成长空间。根据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已有的调查，“非政府组织在那些相对说来政策宽松、易于得到资源而进入门槛较低的领域已经开始出现低水平重复的现象，但那些存在大量社会问题、迫切需要公民参与的领域，包括一些重要的公共政策领域，如失业与就业、社会保障、劳工权益保护、国际区域冲突和外交等领域，却因种种原因极少有非政府组织进入。”于是，就出现了虽然一些社会领域得到国家建设资金的投入，但“社会不是越建越大，反而是越建越小”。社会管理被异化为社会管制。一个真正的社会管理，最根本与最首要的是有一个相对成熟的社会，以及一个独立且自为的社会空间。笔者认为，加强社会管理，最首要的是让社会成长，赋予社会自在自为的相对成长空间。
(二)加强制度建设，保障社会基本权利和义务
马克思主义认为，秩序是一定物质的、精神的生 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会固定形式，因而是它们相对摆脱了单纯偶然性和任意性的形式。制度是一个变量社会中至高的确定性因素。在一个法治社会中，制度是一切政治进程最高的标的，也是国家社会管理最基本的依据。胡锦涛主席在2011年中央党校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利益机制，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权益保障机制，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加强社会矛盾的源头治理。”合理的制度设计不仅是社会治理的有效保障，更是建设法治国家，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保证。制度的保障功能是强大的，如辛鸣所言：“让群众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可以去协调；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他可以有机制，保证他去申诉；群体之间出现矛盾，也有制度去调解；正当的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能用制度来捍卫自己的权益。”由于当前我国体制转型所衍生出的一系列问题，导致在一些社会问题上出现公平正义的相对缺失，过度强调GDP增长、民生保障上的不足，加速了社会的“公共信任危机”。一个理性的公民社会，首先是一个充满“确定性”的社会，而这种确定性来源于一种受尊重的制度构建。
(三)扩大公众参与，推动社会自我规制建设
1947年7月，毛泽东在与黄炎培谈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皇朝更替周期规律时，曾讲到：“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社会管理最根本的目的在于让国民活得舒适，让社会更和谐，但这种“舒适”与“和谐”应该是动态平衡的，应是源于公民的高度参与基础上的“踏实感”与“确定性”。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和政府的宗旨。在信息化时代，信息革命使得社会正在构筑一个相对开放自由的信息流动平台，形成了哈贝马斯笔下的“公共领域”。这个“公共领域”愈来愈超越单位或组织的限制，形成了相对独立于公权之外的民意汇聚场所，人的多样性得以自由发挥，这是一种历史的趋势。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社会不仅仅要有自上而下的政治性创设，更需要构建一种自下而上的沟通渠道。有效的社会管理，从根本上说就是公民的自我管理，让公民的力量去化约社会矛盾的复杂性。胡锦涛同志提出构建“党的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新型社会管理格局，对于良性的社会运行系统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四)加强政府自律，构建社会自我管理模式
当前社会管理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是，建立政府与社会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提升社会的自在空间及其自治与自我服务能力。在这个进程中，政府的功用不断“有限化”和自我约束，直至达到服务型与契约化；公民的社会参与水平和力度不断提升。虚拟的“公共领域”走向现实，真正实现当家作主。社会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自我约束，自我成长。一个政府包办、单纯自上而下的社会治理模式逐渐被取代为“多渠道、多中心”的社会自我管理模式。这不仅是当前中国所面临一系列复杂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形势的必然趋势，也是提升政府的社会管理水平、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
责任编辑：李瑞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