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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一人称纪录片通过切割社会生活，对其中某一角落中典型环境、典型群体的情感进行挖掘与再现，得以传达第一人称的视角所带来个体化的、立足于私人空间的独属于“我”这一概念的情绪传递。对社会生活切片化的阐释使第一人称纪录片区别于传统纪录片，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建构出真实的情境;通过对人物欲求的深入挖掘、人物处境的多维呈现，实现创作者蕴藏于情境之中的个人化表达。
關键词：叙事与主体呈递;客观事件的真实性还原;人物行动的真实性探索;人物欲求的真实性追问;不同社会之社会意识共性与差异的真实性挖掘
一、第一人称纪录片的叙事分析
影视范畴所谓的叙事本质上包含作品内容的呈递及对作品内容进行二度创作的建构，前者即物质层面对所选对象、事件的还原或再现，而后者则在感官层面对客观的“内容”进行演绎和呈现。纪录片在作为一种在大众认知里内容与表达相对契合的影视范畴，对于被摄内容的呈现往往会将其置于相对闭合的叙事空间，以旁观者抑或讲述者的视角将镜头对准内容，进而呈现出拍摄者与内容双方相对单向的交互。这种状态在本质上是顺应内容自在发展模式叙事逻辑。第一人称纪录片见之于其本身涵盖的个人化因素，在叙事层面一定程度脱离对自在事物的呈现，而倾向于通过影像叙事技巧，揭露内容所包含的自为的矛盾、冲突乃至社会性本质。“作为一种个人化的行为，一种独立的思想行为，它恰恰是排斥任何的模式化 [1]”。非模式化的纪实手段与追求主题精确表达的创作诉求相结合，使第一人称纪录片惯于使用精巧的叙事模式，打破事件发酵的冗长时序，由此实现受众对主题的理解与共情。
以纪录片《艾滋病人小路》为例，影片记录了患有艾滋病的小路的求医之路。其由最初对治愈疾病充满希望到最终为困境所打倒，这一过程中充斥着对创作者对现实的质询——社会对敏感疾病群体的审视、高价医疗问题、绝境中的爱情与亲情、欺骗与愚昧……绝望之人小路在其求医的过程中，原有的对家庭的责任感、对亲人的承诺、对生活的热情逐渐被疾病所消解，治愈疾病的希望因高额的费用与社会的排挤而渐渐异化;寄托其生命欲望的载体被现实错置为非科学的“奇迹”。最终，愚昧的欺骗顺理成章的成为压垮小路的最后一根稻草。
影片按照小路的病情发展时序，以几次重大的病情转折为节点，呈现其在不同病情阶段的心态。与小路初识的部分主要表现其最初向上、充满希望的心态，同时也呈现以两位跟拍记者为代表的大众立场对艾滋病人的刻板印象及这一印象的重构;此后小路病情的加剧，收入不足以支撑治疗，使整个事件进入潜在的发展阶段，原本向上的心态开始瓦解，恐惧、焦虑逐渐显露，其与记者间的交流模式也发生了潜在的改变;当小路开始对按部就班的治疗失去信心，试图尝试新药并期许奇迹，最终却以失败告终，这一过程成为小路心理绝望的前夜;绝望之际，当小路提出要求记者陪同其去艾滋病关怀中心而遭到的拒绝，社会层面对艾滋病患者的偏见再次伤害了小路，此处成为其情绪爆发的节点，对自我、社会、医疗等因素的怀疑激发了其与记者的冲突;最终绝望且心灰意冷的小路选择相信江湖“神医”，在被欺骗的悲剧中死去。整个影片的叙事顺序按照正向的事件发展顺序，在不同时期展现当事人小路所面临的困境与困境中的选择，而小路与记者之间产生的交互通过事后采访的形式实现叙议结合，以高维话语权对事件的评析达成对第一人称内容的补证。
整个影片在拍摄与被摄层面本应界限分明的立场被打破，作为拍摄立场的记者涂俏、陈远忠介入到小路的生活，会与之对话、宽慰，陪同其就医，乃至与其发生冲突，两位记者在小路事件中所给出的信息相互映照，甚至有时相互矛盾——拍摄立场原本冷峻的、毫无倾向性且代表着理性中立的视角全然被打破，两位记者本身作为事件的叙述者，常常会表达出恐惧、同情抑或憎恶等情绪。在这一过程中，影片的叙事空间并不拘于事件本体，而被加入了更多的话语、更多的声音。叙事层面的外延同时推进着影片主题的扩张，拍摄者立场对当事人经历事件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将整个事件所涉及的叙事范畴进行了进一步切分，拍摄者作为内容的呈递一方，既代表事件的观察立场，与此同时，亦代表着社会中大多数对艾滋病患者群体缺乏了解，带有负面刻板的群体立场，群体立场与小路的个人立场之间的冲突，在叙事层面起到引申矛盾的作用，小路的“被伤害”并不止于单纯的不被接纳，同样在于其因自身的敏感特质而在社会语境下卑处一隅。这部分深层价值的呈递，实则便是通过第一人称化的叙事对小范围矛盾进行放大，在更高维度上通过叙事激引主题。
二、第一人称纪录片的真实性建构分析
第一人称纪录片相对于其它纪录片类型，更注重个体化、个性化的价值表达，在价值传输与表达的过程中，抽象概念的价值与客观概念上现实发生的事件之间产生连结，因而对于影片客观真实性的建构更为必要，第一人称纪录片的真实性建构不仅在于对事件所进行的真实性还原，更指代对影片价值传播噪声的削弱——其整体的真实性，实则立足于客观与主观两个层面的真实意义。“真实”在影像化的语境下一定程度上指代情境主义范畴的真实，其见之于被人为建构出的视听空间，通过对从客观世界获得的影像进行结构而建立的表意情境。
“原生态的私密经历和体验被看作是对于我们的生活的复杂性和缺乏连贯性的一种平衡 [2] ”。对复杂多变的生活进行的切片观察，对规则社会中个体不驯顺的自由意志进行的探索反思，绝大多数第一人称纪录片（除却一部分以兜售痛苦、自由、私人经历等为商品价值的纪录片）倾向于作为一种背离消费主义的，更强调个体真实思想的对真实社会的刻录而存在。对客观事件的真实性还原、人物行动的真实性探索、人物欲求的真实性追问、不同社会之社会意识共性与差异的真实性挖掘……第一人称纪录片通过视听、叙事等元素致力于建构世界最为真实的存在状态。
影片《寻找薇薇安· 迈尔》与影片《寻找小糖人》在内容特质上有着一定的共性，对有着多元评价、多重身份的话题性人物所进行的寻访，以寻访的过程为视角落点，在寻访的过程中，基于不同人对主体的评述，探寻为相关人物所影响的社会意识、社会文化。以上两部电影的聚焦点除却对涉及主体本身的探讨，亦包含着对涉及主体所在时期社会文化的捡拾、某一特定时期人们交往行为、话语模式的认知。对于影片内容外延的载体——无论是薇薇安·迈尔抑或罗德里格斯而言，将其从过去时空抽离，而置于当前时空的认知模式之下进行评价，本质上有着一定程度上不在场的“缺席审判”意味，故而，两部影片在过往相关事件的表述上尽可能含蓄而克制，不同人对主体的评价，互相映照，勾勒出想象空间内的人物画像，以《寻找小糖人》为例，大众对歌手罗德里格斯的想象、民间流传的其吊诡的自杀之谜……..无数的话语搭建出罗德里格斯神秘的剪影，而当想象空间中的影像与现实空间内本人的客观状态相重合时，原本交揉错杂的刻板印象便得以被真实所消解，进而显露出社会文化差异这一现实本质。第一人称纪录片的真实性建构，其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充分调动各个层面的话语体系对单一事实的映照，进而与客观维度形成对照，自此达成对影片内核的抽离分析。
参考文献：
[1]沈倩.浅析吴文光“个人化”视角的建立——以纪录片《流浪北京》为例[ J ].传播力研究，2018，2（08）：47
[2]孙红云.公开的隐私：第一人称纪录片[ J ].电影艺术.2010
作者简介：
宋昱明（1999—），男，山东济南人，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专业：广播电视编导（文艺编导方向）。
關键词：叙事与主体呈递;客观事件的真实性还原;人物行动的真实性探索;人物欲求的真实性追问;不同社会之社会意识共性与差异的真实性挖掘
一、第一人称纪录片的叙事分析
影视范畴所谓的叙事本质上包含作品内容的呈递及对作品内容进行二度创作的建构，前者即物质层面对所选对象、事件的还原或再现，而后者则在感官层面对客观的“内容”进行演绎和呈现。纪录片在作为一种在大众认知里内容与表达相对契合的影视范畴，对于被摄内容的呈现往往会将其置于相对闭合的叙事空间，以旁观者抑或讲述者的视角将镜头对准内容，进而呈现出拍摄者与内容双方相对单向的交互。这种状态在本质上是顺应内容自在发展模式叙事逻辑。第一人称纪录片见之于其本身涵盖的个人化因素，在叙事层面一定程度脱离对自在事物的呈现，而倾向于通过影像叙事技巧，揭露内容所包含的自为的矛盾、冲突乃至社会性本质。“作为一种个人化的行为，一种独立的思想行为，它恰恰是排斥任何的模式化 [1]”。非模式化的纪实手段与追求主题精确表达的创作诉求相结合，使第一人称纪录片惯于使用精巧的叙事模式，打破事件发酵的冗长时序，由此实现受众对主题的理解与共情。
以纪录片《艾滋病人小路》为例，影片记录了患有艾滋病的小路的求医之路。其由最初对治愈疾病充满希望到最终为困境所打倒，这一过程中充斥着对创作者对现实的质询——社会对敏感疾病群体的审视、高价医疗问题、绝境中的爱情与亲情、欺骗与愚昧……绝望之人小路在其求医的过程中，原有的对家庭的责任感、对亲人的承诺、对生活的热情逐渐被疾病所消解，治愈疾病的希望因高额的费用与社会的排挤而渐渐异化;寄托其生命欲望的载体被现实错置为非科学的“奇迹”。最终，愚昧的欺骗顺理成章的成为压垮小路的最后一根稻草。
影片按照小路的病情发展时序，以几次重大的病情转折为节点，呈现其在不同病情阶段的心态。与小路初识的部分主要表现其最初向上、充满希望的心态，同时也呈现以两位跟拍记者为代表的大众立场对艾滋病人的刻板印象及这一印象的重构;此后小路病情的加剧，收入不足以支撑治疗，使整个事件进入潜在的发展阶段，原本向上的心态开始瓦解，恐惧、焦虑逐渐显露，其与记者间的交流模式也发生了潜在的改变;当小路开始对按部就班的治疗失去信心，试图尝试新药并期许奇迹，最终却以失败告终，这一过程成为小路心理绝望的前夜;绝望之际，当小路提出要求记者陪同其去艾滋病关怀中心而遭到的拒绝，社会层面对艾滋病患者的偏见再次伤害了小路，此处成为其情绪爆发的节点，对自我、社会、医疗等因素的怀疑激发了其与记者的冲突;最终绝望且心灰意冷的小路选择相信江湖“神医”，在被欺骗的悲剧中死去。整个影片的叙事顺序按照正向的事件发展顺序，在不同时期展现当事人小路所面临的困境与困境中的选择，而小路与记者之间产生的交互通过事后采访的形式实现叙议结合，以高维话语权对事件的评析达成对第一人称内容的补证。
整个影片在拍摄与被摄层面本应界限分明的立场被打破，作为拍摄立场的记者涂俏、陈远忠介入到小路的生活，会与之对话、宽慰，陪同其就医，乃至与其发生冲突，两位记者在小路事件中所给出的信息相互映照，甚至有时相互矛盾——拍摄立场原本冷峻的、毫无倾向性且代表着理性中立的视角全然被打破，两位记者本身作为事件的叙述者，常常会表达出恐惧、同情抑或憎恶等情绪。在这一过程中，影片的叙事空间并不拘于事件本体，而被加入了更多的话语、更多的声音。叙事层面的外延同时推进着影片主题的扩张，拍摄者立场对当事人经历事件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将整个事件所涉及的叙事范畴进行了进一步切分，拍摄者作为内容的呈递一方，既代表事件的观察立场，与此同时，亦代表着社会中大多数对艾滋病患者群体缺乏了解，带有负面刻板的群体立场，群体立场与小路的个人立场之间的冲突，在叙事层面起到引申矛盾的作用，小路的“被伤害”并不止于单纯的不被接纳，同样在于其因自身的敏感特质而在社会语境下卑处一隅。这部分深层价值的呈递，实则便是通过第一人称化的叙事对小范围矛盾进行放大，在更高维度上通过叙事激引主题。
二、第一人称纪录片的真实性建构分析
第一人称纪录片相对于其它纪录片类型，更注重个体化、个性化的价值表达，在价值传输与表达的过程中，抽象概念的价值与客观概念上现实发生的事件之间产生连结，因而对于影片客观真实性的建构更为必要，第一人称纪录片的真实性建构不仅在于对事件所进行的真实性还原，更指代对影片价值传播噪声的削弱——其整体的真实性，实则立足于客观与主观两个层面的真实意义。“真实”在影像化的语境下一定程度上指代情境主义范畴的真实，其见之于被人为建构出的视听空间，通过对从客观世界获得的影像进行结构而建立的表意情境。
“原生态的私密经历和体验被看作是对于我们的生活的复杂性和缺乏连贯性的一种平衡 [2] ”。对复杂多变的生活进行的切片观察，对规则社会中个体不驯顺的自由意志进行的探索反思，绝大多数第一人称纪录片（除却一部分以兜售痛苦、自由、私人经历等为商品价值的纪录片）倾向于作为一种背离消费主义的，更强调个体真实思想的对真实社会的刻录而存在。对客观事件的真实性还原、人物行动的真实性探索、人物欲求的真实性追问、不同社会之社会意识共性与差异的真实性挖掘……第一人称纪录片通过视听、叙事等元素致力于建构世界最为真实的存在状态。
影片《寻找薇薇安· 迈尔》与影片《寻找小糖人》在内容特质上有着一定的共性，对有着多元评价、多重身份的话题性人物所进行的寻访，以寻访的过程为视角落点，在寻访的过程中，基于不同人对主体的评述，探寻为相关人物所影响的社会意识、社会文化。以上两部电影的聚焦点除却对涉及主体本身的探讨，亦包含着对涉及主体所在时期社会文化的捡拾、某一特定时期人们交往行为、话语模式的认知。对于影片内容外延的载体——无论是薇薇安·迈尔抑或罗德里格斯而言，将其从过去时空抽离，而置于当前时空的认知模式之下进行评价，本质上有着一定程度上不在场的“缺席审判”意味，故而，两部影片在过往相关事件的表述上尽可能含蓄而克制，不同人对主体的评价，互相映照，勾勒出想象空间内的人物画像，以《寻找小糖人》为例，大众对歌手罗德里格斯的想象、民间流传的其吊诡的自杀之谜……..无数的话语搭建出罗德里格斯神秘的剪影，而当想象空间中的影像与现实空间内本人的客观状态相重合时，原本交揉错杂的刻板印象便得以被真实所消解，进而显露出社会文化差异这一现实本质。第一人称纪录片的真实性建构，其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充分调动各个层面的话语体系对单一事实的映照，进而与客观维度形成对照，自此达成对影片内核的抽离分析。
参考文献：
[1]沈倩.浅析吴文光“个人化”视角的建立——以纪录片《流浪北京》为例[ J ].传播力研究，2018，2（08）：47
[2]孙红云.公开的隐私：第一人称纪录片[ J ].电影艺术.2010
作者简介：
宋昱明（1999—），男，山东济南人，中国传媒大学本科生，专业：广播电视编导（文艺编导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