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一朝，皇帝只求守成，枢臣不图进取，王朝的内囊兜底翻了上来，而且谁也无力控制住它日渐衰败的趋势。对此，那些长期居于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号称人文荟萃之区的京师士大夫们，有何表现？
　　中国的士大夫，自小接受的是儒家以天下风教是非为己任的教导，“士志于道”，成了他们根深蒂固的价值观。按理，士大夫面对国运衰败应该有积极作为，做社会的中流砥柱，然而，嘉道年间的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颓风衰运，既可使良知未泯者为之奋起，更可使苟且庸劣者醉生梦死。乾隆一朝60年的太平盛世，养成了人心风俗的侈靡腐化。嘉道年间，京师士大夫们依然褒衣博带，雅歌投壶，唱诗结社之风，不减当年之盛。
　　对于每况愈下的国势和厌厌无生气的政局，最敏感而力图有所作为的，是一批以经世致用自励的文人士大夫。他们有着大体一致的政治抱负，即主张“明道救世”，通经致用。
　　“明道救世”的主张，原是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提出的。他认为通经硕儒必须注意“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为学的目的即在于探索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国计民生问题。嘉道年间的经世论者，对此无不大加弘扬，并以此自励。如龚自珍提出了“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学”的说法。汤鹏鉴于社会日趋贫乏，主张“医贫”“尚变”，所作《浮邱子》一书四十万言，“大抵言军国利病，吏治要最，人事情伪，开张形势”，集中表達了他的经济主张。魏源则善于以史为鉴，对军屯、漕运、盐政、水利等尤为注意。此外，黄爵滋、姚莹、张际亮、张穆、何秋涛、张维屏、鲁一同等等，莫不在自己的著作中阐述经世致用的思想和主张。他们虽没有统一的组织，也无共同商定的政治纲领，但在学术上相互探求，思想上灵犀相通，无形中成为社会上的一股力量，代表着社会的良知。
　　这些主张改革、提倡“明道救世”的士大夫，因其身份、地位、境遇的不同，大体而论，约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属政治家型，如湖广总督林则徐、福建巡抚吴文镕、广西巡抚梁章钜、贵州巡抚贺长龄和前两江总督陶澍等，他们虽也研讨学问，且有所发挥，但侧重点在行不在言，往往以其地方大员的身份推行其关心国计民生的主张，躬亲实行，取得了良好的官声和政绩。另一种属学者型，如姚莹、包世臣、张际亮、徐松、沈垚、汤鹏、张穆、何秋涛、龚自珍、魏源等等，这类人物虽有匡时济世的抱负，且有改革方案，但或因官卑职小，或因仕途失意，无法实现所持主张，因而侧重于言论文章，著书立说，影响着思想界的风气。
　　但是即使这群改革家们，也只能从古文化中去寻找救国的方案。传统的知识结构限制了他们走出中世纪的脚步。他们看到了衰世王朝的命运，体察到贫富悬殊的结果将导致“山中之民”的蜂起，从而告诫当权者：“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呼吁清王朝改革自救。但他们却没有看到正在对中国古老王朝构成威胁的西方资本主义，不但对中国以外的世界缺乏起码的了解，而且往往囿于所见，“皆以侈谈异域为戒”。所以他们的诗文中有对衰世抨击，有对三代之治的向往，有对民众疾苦的同情，有对王朝弊政的革新主张，唯独没有对世界时势的理解和认识。他们的视野在内而不在外，传统的夷夏之防观念深植心中。既然连当时最优秀的士大夫在世变将临时还处在对世界混沌朦胧、睡眼未开的状态，那么中国被轰出中世纪的历史命运也就无可避免了。
　　事实上，促使中国历史发生大转折的契机，正是在上自朝廷，下至公卿士夫们毫无感知、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悄悄然到来的。
　　（责编：陈毓婧;来源：《道光十九年——从禁烟到战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1版;作者：沈渭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