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6年，25岁的助理律师郭辰在他职业刚刚起步的时候，每天的生活是这样的：
早上6点半起床，7点20分出门，从玉泉路坐地铁一号线到国贸，9点钟进公司，开始工作。夜里1点多下班。和另两位同事合打一辆车，沿着长安街向西开，每十几分钟，放下一个人。到家差不多2点，洗漱睡觉。
而规模排名全国第一的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中最年轻的高级合伙人郭辰，如今每天的生活是这样的：
每天早上6点10分起床，6点50分出家门，在早高峰来临之前，从南二环开车到东二环的健身房。7点半开始锻炼，8点半结束。8点50分去楼下麦当劳吃一份阳光早餐，9点半徒步走到公司，开始工作。中午12点下楼吃饭，1点回来睡半个小时午觉，1点半继续工作。5点多收拾东西，赶在晚高峰前开车回家。晚饭后没事就在网上逛逛，有事就写写文件。在整个一天之中，他会保持两个手机开机放在身边，一个随时回邮件，一个接拨电话。
周六他会和太太周瑶一起去爬山，那是他加入的“欧美同学会—商会”北京爬山小组的固定聚会活动，在那个爬山小组中，大部分成员年龄都在40岁以上，是各家颇有规模的民营企业或上市公司的老总。周日他回父母和奶奶家看望老人。
郭辰在大成律师事务所中的业务领域是投资并购、商业法律顾问、商业诉讼，主要范围是互联网和医药。他的年固定收入在100万元以上，虽然成为高级合伙人才不到1年，还没有领衔执掌过什么被外界关注的投资并购案，但他至少属于律师行当里“后生可畏”的那个阵营。
唯一没有变的是他的气质和外形—身材胖乎乎、留最常见的短发、穿最常见的西装、总是似笑非笑的、表情木讷，看上去，就是一个本分的上班族。
几乎在所有人眼中，郭辰都是一个腼腆、老实的好人代表。即使到了今天，他的事业经营得不错，还总有朋友不时感叹，某某事，“他吃了老实的亏。”
郭辰出生在北京的部队“大院”家庭，家人从小对他管教严格，长辈们都说他是好孩子，从来没什么逆反情绪，听话，懂事。
而律师这个行业，用郭辰的一位前同事樊百乐的话说，是“跟一切浪漫、新奇、友好的事物都不沾边的一个领域”。
樊百乐和郭辰共同的职业起点，是一家最典型的环境严酷的律师事务所—规模不大，只有20多人，但属于专业型尖子，主攻传媒、电信公司上市业务。搜狐、雅虎、阿里巴巴、诺基亚等都是它的客户。
2004年，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郭辰一直计划着去美国读硕士，可是两次签证都被拒了。他先在司法部的司法考试司借调实习了1年，做点杂事，后来又转到这家律师事务所，他想在出国前积累点实战经验。
郭辰第一天去律师事务所上班，坐了一天，没有找到一点事做。接下来的第2天、第3天、直到几乎第20天，他依然没事做。每个律师都在电脑前埋头工作，他每天在办公室里四处问一遍，“我能帮什么忙吗？”大家都很客气地说，不用。
没人理睬，可能是每个职场新人都要面临的困境，并且只能自己想办法度过。
到第3个星期结束前，郭辰才接到了第一个活儿。那是他在没事做时翻全所律师的简历，发现一位律师是自己政法大学的师兄，于是主动上去聊天，终于要到一份小工作。
樊百乐就幸运很多，他进入律师事务所的第一天，邻桌的郭辰就主动从他的格子间里探出来和他打招呼，问：“你对电子游戏有兴趣吗？”当时郭辰手上有一个境外游戏公司客户，准备在国内上线一款网络社区游戏，要确认游戏内容都符合中国的法律规定。郭辰拉着樊百乐一起玩儿了一遍，出了个报告。樊百乐想：“这个哥们儿太友善了！”
樊百乐初入行，从郭辰身上学到了两样东西，一个是给新人搭一把手，不能让人没头没脑地瞎碰；另一个是做法律检索的基本功。
法律检索是一项很花费时间但没有报酬的工作，范围也不限于法律条文。他们律师事务所当时的客户大多是外国公司，对中国的情况一窍不通，开展某一项业务的时候，相关法规、申请条件、审批流程、涉及部门等问题都要向律师咨询。但为客户做这方面的答疑，是无法体现在合同和报告里的，因此也不能计入工作小时，律师们一般就派给实习生和助理去做。
郭辰的法律检索在所里做得出了名的好。不仅信息完整、每个细节都能想到，而且只要有不明确的东西就查到底。比如在某县批个制造厂，需要跟哪个办公室的哪个负责人对接，郭辰会打电话过去统统打听到。
在郭辰入职半年后，互联网公司境外上市掀起风潮，律师事务所的业务突然出现一个爆发式增长。律师事务所开始每天加班，而所有人加班的时候都喜欢拉着郭辰，把法律检索这种工作分给他，即使在他已经升为正式律师之后。每天夜里1点多下班、平均睡眠不足5小时的生活，郭辰过了1年多。
郭辰干活多，还经常被骂。律师事务所最大的合伙人，骂人非常凶狠，用郭辰谨慎、温和的形容是“像传统武当行师父的惩罚式教育”。他把这件事解释为，合伙人“就是师父”，层级高，又在业务上远远超过自己，被骂也是可以接受的。
在樊百乐的印象里，郭辰这人涵养极好，客气，是典型传统家庭出来的，有点讲究虚礼。给同事写邮件抬头都是“尊敬的某律师”；和人说话时，如果别人站着，自己也必须站着。
当时境外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多数采取VIE结构（Variable Interest Entity，上市公司和境内运营实体公司分离，依靠协议控制），VIE结构的原理并不复杂，但没有实践操作过的新律师往往一头雾水。郭辰愿意花一个多小时给不懂的新人解释，即使解释完了，别人就掌握了和他同等的信息，将会成为接活儿的竞争者。
“可律师事务所里是丛林法则，这么做不一定会获得应有的回报和尊敬。”樊百乐说，在离开律师事务所后，他选择了去大企业里做法务总监。
工作快满2年的时候，郭辰第三次申请美国签证，通过了。他向律师事务所递交了辞呈。一般律师辞职后，有1个月工作交接期，不再受业绩约束，每天到时间就能准时下班。郭辰的最后一个月，大合伙人给了他很多的法律检索工作，只要老板给，郭辰就接，每天还是加班到晚上11点多。
樊百乐举了个美剧《白宫群英》中的例子来评论这件事，一个小男孩的母亲执行任务殉职了，总统没有安慰他，而是对他说：“She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right .”一定是因为做对了什么，才会在那种环境中吃亏。吃小亏未来才能赚到大便宜。事后也证明了这一点。
郭辰的母亲是部队医院里的药剂师，个性很强，在他小时候，母亲曾规划让他长大以后当一名医生。在这件事上，郭辰没有听家里人的。
“高中看TVB的法庭剧看多了，觉得律师很威风很酷，印象最深的是《鉴证实录》。我记得有一个情节是：一位律师在法庭上问别人，你当时看到的犯罪嫌疑人穿的是什么衣服？对方答，蓝色。律师问，你肯定吗？肯定。你确定吗？确定。于是律师拿了一盏变色灯，照一块布，灯的颜色一换，布也变得一会儿蓝、一会儿绿。最终律师证明了证人看到的并不是犯罪嫌疑人的衣服，嫌疑人被无罪释放了。”
怀着当律师、匡扶正义的憧憬，郭辰进入了中国政法大学，接受的第一个教育就是被重新洗脑。在大院里长大的郭辰，本来会随着父母的语气，管大院外的世界叫“地方上的事”。而政法大学的课堂告诉他的就是，那些“事”都是什么。
可能是因为在学校里预防针被打得过度了，他对刑事辩护的兴趣淡得比较快，他觉得在国内现行的法庭制度下，辩护能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而商业领域让他看到更多施展的空间。
“写合同的时候你能感觉自己是规则制定者，发自内心地兴奋，用几个筹码构建出复杂的权利体系，很好玩，就像小时候解题。”
“在诉讼类的案件中就是攻防。你们双方都只能基于几个基本事实，如果能找到一个突破点，完全摧毁掉对方的证据或权利主张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令人舒爽的。”
从第一家律师事务所辞职后，他前往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商业法硕士。西北大学的法学院，当时在全美排名第十。它招收的法律研究生，90%以上有法律方面的全职从业经验。郭辰的亚洲同学里有不少都是40岁上下的，在日本、韩国，法官往往要积累10年以上工作经验才能来此深造。
在美国的生活分为两部分，第一年在学校，第二年在华人律师事务所。
在校园里，郭辰是那种典型的刻苦型学生。除了上课时间之外，他每天早上7点半进图书馆，晚上12点离开，看各种法律典籍和案例分析。他的英语不够好，为了应付唇枪舌战的谈判课，他得花很多时间准备。高密度的学习让初次背井离乡的他，连空虚、孤独的时间都没有。
他对法学院里的一门课印象很深，老师会在课堂上教你如何去社交，包括就餐礼仪。学校还会经常邀请法官、律师界的杰出校友回来举办酒会。这对他最大的提示是，社交能力是律师必备的职业素养之一。
郭辰在华人律师事务所的那段经历，与前一段职场经验完全不同。虽然那家华人律师事务所也在芝加哥商业核心区的一座写字楼里，规模也是20人以内，但律师们的工作压力会小很多。律师事务所的主要业务是移民，分投资移民和普通移民，投资移民有一套固定模式，而普通移民要与美国的行政法院诉讼程序具体打交道。在美国，华人律师事务所的相当一部分业务来自于偷渡客，你能看到他们带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材料来进行提交，比如一张起诉某某和某某搞同性恋伤风败俗的假法院传票。郭辰有的时候看着这些委托人们会想，“希望他们能在这里找到满意的生活。”
如果郭辰原来接触的那些公司上市、并购案是大餐，那么移民案就是街边麻辣烫。在美国当律师的那一年，他说，还算有趣，至少自己也知道麻辣烫的味道了，可是不过瘾，于是他决定回国。
那是2008年，金融危机恰好爆发的时候。回来以后的头3个月，他投了几百份简历，几乎没有回音。在他出国前，做非诉讼业务、企业上市并购的律师，是最光鲜的一族，如果再能有个好的学历背景，可以随便挑地方。可如今，他找不到工作了。
他想，要么自己出来单干吧。
虽然为人腼腆、老实，但郭辰是个爱交朋友的人。“重哥们儿义气，也有资源意识。”是樊百乐对他的评价。他马上寻觅到了目标合作者，周金虎律师。他比郭辰大10岁，是郭辰大学刚毕业时就认识的朋友。他们决定一起合伙开一家金虎律师事务所。
金虎律师事务所刚刚开业的时候，找不到客户，即使用事后郭辰最轻描淡写的话来概括，一开始过程也是“挺苦闷的”。
樊百乐记得那段时间郭辰给他打过一个电话，请他帮忙留意有没有什么活儿，郭辰在电话里说，“任何事，记住，任何事都可以找我。”樊百乐当时正好跟房东有点纠纷，千元大小的数额，他甚至一度想把这个官司交给郭辰去打。好在不久金虎就等来了大客户，小事务所的业务做起来了。
郭辰在金虎律师事务所待了2年，主要的精力是做刑事辩护方面的案子，其中不乏几个在当时比较知名的。投资型的案子虽然还在接，但规模都有限。他意识到，做资本市场的案子，光靠个人寻找客户是不够的，大公司会瞄准大平台，像跨国公司并购这种事，一定会委托一个足够有声望的律师事务所。比如大成，有3000多名律师，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老牌律师事务所。
2010年，他加入大成律师事务所。2011年，他在大成被晋升为高级合伙人。
和大部分事业成绩优秀的人一样，郭辰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天生的狂热，甚至在家里和太太周瑶闲聊的时候，话题85%以上依然和律师业务有关。周瑶也是一名律师，工作的狂热劲儿不在郭辰之下。郭辰说他和周瑶“有心灵感应”，有时候他想表达一个想法，周瑶却先说了出来，思路和他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当然，他们兴致勃勃交流的多半是对某个案例的想法，但他说这种感觉，“特别温馨”。
身为高级合伙人，掌握资源是带领团队开展业务的关键。在这方面，表面木讷的郭辰，其实也很有竞争力。
吴昭管郭辰的风格叫“大智若愚”。因为为人敦厚，反而让大部分人对他不会设防。吴昭是郭辰的半个“发小”，两人的母亲在同一家医院工作。现在吴昭是一家香港金融机构的资本市场总监，每次回北京，他都会和郭辰约在一起吃个饭，互相介绍各自的新朋友给对方认识。
吴昭说郭辰很善“磨”，有一次他托吴昭介绍某个关系，花了大半年时间来等，每隔一两个月，就礼貌和诚恳地提醒一下，既不显得太功利，又能很有韧性地把事办成。
爱帮人办事也是郭辰的一大特点。只要朋友开口，他就有求必应。他并不需要在朋友圈里特别推销他的业务，律师有一个职业天然优势，每当人们需要一位律师的时候，第一可能遇到了麻烦，第二可能遇到了机遇。大家都倾向于找信任的人来处理自己的事。认识的人多了，会有客户主动走到面前。
曾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律师李佳丽回忆，郭辰合作的客户也都与他风格接近，节奏平稳，很容易沟通。他们的整个团队都呈现出一种律师行当里不多见的缓和、从容的氛围。在律师事务所里，从没有人见过郭辰发怒或表达焦躁。
当然，除了个性因素之外，这背后有郭辰的强大人脉资源在做支撑。尤其在和行政机构打交道方面，郭辰做得非常顺滑、沟通效率很高。吴昭说，不可否认，这和他们从小的生长环境多少有一些关系，但郭辰身上，“拥有一名好律师必备的机敏和尊严”。
除了做律师之外，郭辰还曾有一个梦想，是当一座城市的市长。
他说：“西方人看政府就是一家物业公司，我一直认为用这个比喻来形容政府是蛮形象、蛮有说服力的。律师做到比较年长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社会影响力，参与社会进程是理所应当的事。”
事实上他真的在付诸一些实践。他递交了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申请，事先还进行过几番研究—他已经知道，在中国，又做律师又想当市长是不可能的，如果走社会公开招考局级干部的路径，就要离开律师行业直接进入体制内。但退一步看，如果做个人大代表或参政议政的副市长，也能起到一些督促改变、局部修复社会机制的作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派人士就比较占优势。
作为一个“大院”里出来的孩子，他有时也会自嘲，他的家庭环境“又红又专”；可他又说，“现在80后都已经当上处级干部了，我们都是看着天涯、玩儿着QQ长大的，在论坛上发过帖，也下过小电影，跟老一代从思维和意识上都不一样。”
他自己找到了推荐人，完成了申请，现在等着去党校学习。他告诉家里他在申请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他说：“他们知道我在做律师，知道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早上6点半起床，7点20分出门，从玉泉路坐地铁一号线到国贸，9点钟进公司，开始工作。夜里1点多下班。和另两位同事合打一辆车，沿着长安街向西开，每十几分钟，放下一个人。到家差不多2点，洗漱睡觉。
而规模排名全国第一的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中最年轻的高级合伙人郭辰，如今每天的生活是这样的：
每天早上6点10分起床，6点50分出家门，在早高峰来临之前，从南二环开车到东二环的健身房。7点半开始锻炼，8点半结束。8点50分去楼下麦当劳吃一份阳光早餐，9点半徒步走到公司，开始工作。中午12点下楼吃饭，1点回来睡半个小时午觉，1点半继续工作。5点多收拾东西，赶在晚高峰前开车回家。晚饭后没事就在网上逛逛，有事就写写文件。在整个一天之中，他会保持两个手机开机放在身边，一个随时回邮件，一个接拨电话。
周六他会和太太周瑶一起去爬山，那是他加入的“欧美同学会—商会”北京爬山小组的固定聚会活动，在那个爬山小组中，大部分成员年龄都在40岁以上，是各家颇有规模的民营企业或上市公司的老总。周日他回父母和奶奶家看望老人。
郭辰在大成律师事务所中的业务领域是投资并购、商业法律顾问、商业诉讼，主要范围是互联网和医药。他的年固定收入在100万元以上，虽然成为高级合伙人才不到1年，还没有领衔执掌过什么被外界关注的投资并购案，但他至少属于律师行当里“后生可畏”的那个阵营。
唯一没有变的是他的气质和外形—身材胖乎乎、留最常见的短发、穿最常见的西装、总是似笑非笑的、表情木讷，看上去，就是一个本分的上班族。
几乎在所有人眼中，郭辰都是一个腼腆、老实的好人代表。即使到了今天，他的事业经营得不错，还总有朋友不时感叹，某某事，“他吃了老实的亏。”
郭辰出生在北京的部队“大院”家庭，家人从小对他管教严格，长辈们都说他是好孩子，从来没什么逆反情绪，听话，懂事。
而律师这个行业，用郭辰的一位前同事樊百乐的话说，是“跟一切浪漫、新奇、友好的事物都不沾边的一个领域”。
樊百乐和郭辰共同的职业起点，是一家最典型的环境严酷的律师事务所—规模不大，只有20多人，但属于专业型尖子，主攻传媒、电信公司上市业务。搜狐、雅虎、阿里巴巴、诺基亚等都是它的客户。
2004年，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后，郭辰一直计划着去美国读硕士，可是两次签证都被拒了。他先在司法部的司法考试司借调实习了1年，做点杂事，后来又转到这家律师事务所，他想在出国前积累点实战经验。
郭辰第一天去律师事务所上班，坐了一天，没有找到一点事做。接下来的第2天、第3天、直到几乎第20天，他依然没事做。每个律师都在电脑前埋头工作，他每天在办公室里四处问一遍，“我能帮什么忙吗？”大家都很客气地说，不用。
没人理睬，可能是每个职场新人都要面临的困境，并且只能自己想办法度过。
到第3个星期结束前，郭辰才接到了第一个活儿。那是他在没事做时翻全所律师的简历，发现一位律师是自己政法大学的师兄，于是主动上去聊天，终于要到一份小工作。
樊百乐就幸运很多，他进入律师事务所的第一天，邻桌的郭辰就主动从他的格子间里探出来和他打招呼，问：“你对电子游戏有兴趣吗？”当时郭辰手上有一个境外游戏公司客户，准备在国内上线一款网络社区游戏，要确认游戏内容都符合中国的法律规定。郭辰拉着樊百乐一起玩儿了一遍，出了个报告。樊百乐想：“这个哥们儿太友善了！”
樊百乐初入行，从郭辰身上学到了两样东西，一个是给新人搭一把手，不能让人没头没脑地瞎碰；另一个是做法律检索的基本功。
法律检索是一项很花费时间但没有报酬的工作，范围也不限于法律条文。他们律师事务所当时的客户大多是外国公司，对中国的情况一窍不通，开展某一项业务的时候，相关法规、申请条件、审批流程、涉及部门等问题都要向律师咨询。但为客户做这方面的答疑，是无法体现在合同和报告里的，因此也不能计入工作小时，律师们一般就派给实习生和助理去做。
郭辰的法律检索在所里做得出了名的好。不仅信息完整、每个细节都能想到，而且只要有不明确的东西就查到底。比如在某县批个制造厂，需要跟哪个办公室的哪个负责人对接，郭辰会打电话过去统统打听到。
在郭辰入职半年后，互联网公司境外上市掀起风潮，律师事务所的业务突然出现一个爆发式增长。律师事务所开始每天加班，而所有人加班的时候都喜欢拉着郭辰，把法律检索这种工作分给他，即使在他已经升为正式律师之后。每天夜里1点多下班、平均睡眠不足5小时的生活，郭辰过了1年多。
郭辰干活多，还经常被骂。律师事务所最大的合伙人，骂人非常凶狠，用郭辰谨慎、温和的形容是“像传统武当行师父的惩罚式教育”。他把这件事解释为，合伙人“就是师父”，层级高，又在业务上远远超过自己，被骂也是可以接受的。
在樊百乐的印象里，郭辰这人涵养极好，客气，是典型传统家庭出来的，有点讲究虚礼。给同事写邮件抬头都是“尊敬的某律师”；和人说话时，如果别人站着，自己也必须站着。
当时境外上市的互联网公司，多数采取VIE结构（Variable Interest Entity，上市公司和境内运营实体公司分离，依靠协议控制），VIE结构的原理并不复杂，但没有实践操作过的新律师往往一头雾水。郭辰愿意花一个多小时给不懂的新人解释，即使解释完了，别人就掌握了和他同等的信息，将会成为接活儿的竞争者。
“可律师事务所里是丛林法则，这么做不一定会获得应有的回报和尊敬。”樊百乐说，在离开律师事务所后，他选择了去大企业里做法务总监。
工作快满2年的时候，郭辰第三次申请美国签证，通过了。他向律师事务所递交了辞呈。一般律师辞职后，有1个月工作交接期，不再受业绩约束，每天到时间就能准时下班。郭辰的最后一个月，大合伙人给了他很多的法律检索工作，只要老板给，郭辰就接，每天还是加班到晚上11点多。
樊百乐举了个美剧《白宫群英》中的例子来评论这件事，一个小男孩的母亲执行任务殉职了，总统没有安慰他，而是对他说：“She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right .”一定是因为做对了什么，才会在那种环境中吃亏。吃小亏未来才能赚到大便宜。事后也证明了这一点。
郭辰的母亲是部队医院里的药剂师，个性很强，在他小时候，母亲曾规划让他长大以后当一名医生。在这件事上，郭辰没有听家里人的。
“高中看TVB的法庭剧看多了，觉得律师很威风很酷，印象最深的是《鉴证实录》。我记得有一个情节是：一位律师在法庭上问别人，你当时看到的犯罪嫌疑人穿的是什么衣服？对方答，蓝色。律师问，你肯定吗？肯定。你确定吗？确定。于是律师拿了一盏变色灯，照一块布，灯的颜色一换，布也变得一会儿蓝、一会儿绿。最终律师证明了证人看到的并不是犯罪嫌疑人的衣服，嫌疑人被无罪释放了。”
怀着当律师、匡扶正义的憧憬，郭辰进入了中国政法大学，接受的第一个教育就是被重新洗脑。在大院里长大的郭辰，本来会随着父母的语气，管大院外的世界叫“地方上的事”。而政法大学的课堂告诉他的就是，那些“事”都是什么。
可能是因为在学校里预防针被打得过度了，他对刑事辩护的兴趣淡得比较快，他觉得在国内现行的法庭制度下，辩护能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而商业领域让他看到更多施展的空间。
“写合同的时候你能感觉自己是规则制定者，发自内心地兴奋，用几个筹码构建出复杂的权利体系，很好玩，就像小时候解题。”
“在诉讼类的案件中就是攻防。你们双方都只能基于几个基本事实，如果能找到一个突破点，完全摧毁掉对方的证据或权利主张的时候，是非常非常令人舒爽的。”
从第一家律师事务所辞职后，他前往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商业法硕士。西北大学的法学院，当时在全美排名第十。它招收的法律研究生，90%以上有法律方面的全职从业经验。郭辰的亚洲同学里有不少都是40岁上下的，在日本、韩国，法官往往要积累10年以上工作经验才能来此深造。
在美国的生活分为两部分，第一年在学校，第二年在华人律师事务所。
在校园里，郭辰是那种典型的刻苦型学生。除了上课时间之外，他每天早上7点半进图书馆，晚上12点离开，看各种法律典籍和案例分析。他的英语不够好，为了应付唇枪舌战的谈判课，他得花很多时间准备。高密度的学习让初次背井离乡的他，连空虚、孤独的时间都没有。
他对法学院里的一门课印象很深，老师会在课堂上教你如何去社交，包括就餐礼仪。学校还会经常邀请法官、律师界的杰出校友回来举办酒会。这对他最大的提示是，社交能力是律师必备的职业素养之一。
郭辰在华人律师事务所的那段经历，与前一段职场经验完全不同。虽然那家华人律师事务所也在芝加哥商业核心区的一座写字楼里，规模也是20人以内，但律师们的工作压力会小很多。律师事务所的主要业务是移民，分投资移民和普通移民，投资移民有一套固定模式，而普通移民要与美国的行政法院诉讼程序具体打交道。在美国，华人律师事务所的相当一部分业务来自于偷渡客，你能看到他们带着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材料来进行提交，比如一张起诉某某和某某搞同性恋伤风败俗的假法院传票。郭辰有的时候看着这些委托人们会想，“希望他们能在这里找到满意的生活。”
如果郭辰原来接触的那些公司上市、并购案是大餐，那么移民案就是街边麻辣烫。在美国当律师的那一年，他说，还算有趣，至少自己也知道麻辣烫的味道了，可是不过瘾，于是他决定回国。
那是2008年，金融危机恰好爆发的时候。回来以后的头3个月，他投了几百份简历，几乎没有回音。在他出国前，做非诉讼业务、企业上市并购的律师，是最光鲜的一族，如果再能有个好的学历背景，可以随便挑地方。可如今，他找不到工作了。
他想，要么自己出来单干吧。
虽然为人腼腆、老实，但郭辰是个爱交朋友的人。“重哥们儿义气，也有资源意识。”是樊百乐对他的评价。他马上寻觅到了目标合作者，周金虎律师。他比郭辰大10岁，是郭辰大学刚毕业时就认识的朋友。他们决定一起合伙开一家金虎律师事务所。
金虎律师事务所刚刚开业的时候，找不到客户，即使用事后郭辰最轻描淡写的话来概括，一开始过程也是“挺苦闷的”。
樊百乐记得那段时间郭辰给他打过一个电话，请他帮忙留意有没有什么活儿，郭辰在电话里说，“任何事，记住，任何事都可以找我。”樊百乐当时正好跟房东有点纠纷，千元大小的数额，他甚至一度想把这个官司交给郭辰去打。好在不久金虎就等来了大客户，小事务所的业务做起来了。
郭辰在金虎律师事务所待了2年，主要的精力是做刑事辩护方面的案子，其中不乏几个在当时比较知名的。投资型的案子虽然还在接，但规模都有限。他意识到，做资本市场的案子，光靠个人寻找客户是不够的，大公司会瞄准大平台，像跨国公司并购这种事，一定会委托一个足够有声望的律师事务所。比如大成，有3000多名律师，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老牌律师事务所。
2010年，他加入大成律师事务所。2011年，他在大成被晋升为高级合伙人。
和大部分事业成绩优秀的人一样，郭辰对自己的工作有一种天生的狂热，甚至在家里和太太周瑶闲聊的时候，话题85%以上依然和律师业务有关。周瑶也是一名律师，工作的狂热劲儿不在郭辰之下。郭辰说他和周瑶“有心灵感应”，有时候他想表达一个想法，周瑶却先说了出来，思路和他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当然，他们兴致勃勃交流的多半是对某个案例的想法，但他说这种感觉，“特别温馨”。
身为高级合伙人，掌握资源是带领团队开展业务的关键。在这方面，表面木讷的郭辰，其实也很有竞争力。
吴昭管郭辰的风格叫“大智若愚”。因为为人敦厚，反而让大部分人对他不会设防。吴昭是郭辰的半个“发小”，两人的母亲在同一家医院工作。现在吴昭是一家香港金融机构的资本市场总监，每次回北京，他都会和郭辰约在一起吃个饭，互相介绍各自的新朋友给对方认识。
吴昭说郭辰很善“磨”，有一次他托吴昭介绍某个关系，花了大半年时间来等，每隔一两个月，就礼貌和诚恳地提醒一下，既不显得太功利，又能很有韧性地把事办成。
爱帮人办事也是郭辰的一大特点。只要朋友开口，他就有求必应。他并不需要在朋友圈里特别推销他的业务，律师有一个职业天然优势，每当人们需要一位律师的时候，第一可能遇到了麻烦，第二可能遇到了机遇。大家都倾向于找信任的人来处理自己的事。认识的人多了，会有客户主动走到面前。
曾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律师李佳丽回忆，郭辰合作的客户也都与他风格接近，节奏平稳，很容易沟通。他们的整个团队都呈现出一种律师行当里不多见的缓和、从容的氛围。在律师事务所里，从没有人见过郭辰发怒或表达焦躁。
当然，除了个性因素之外，这背后有郭辰的强大人脉资源在做支撑。尤其在和行政机构打交道方面，郭辰做得非常顺滑、沟通效率很高。吴昭说，不可否认，这和他们从小的生长环境多少有一些关系，但郭辰身上，“拥有一名好律师必备的机敏和尊严”。
除了做律师之外，郭辰还曾有一个梦想，是当一座城市的市长。
他说：“西方人看政府就是一家物业公司，我一直认为用这个比喻来形容政府是蛮形象、蛮有说服力的。律师做到比较年长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社会影响力，参与社会进程是理所应当的事。”
事实上他真的在付诸一些实践。他递交了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申请，事先还进行过几番研究—他已经知道，在中国，又做律师又想当市长是不可能的，如果走社会公开招考局级干部的路径，就要离开律师行业直接进入体制内。但退一步看，如果做个人大代表或参政议政的副市长，也能起到一些督促改变、局部修复社会机制的作用。这种情况下，民主党派人士就比较占优势。
作为一个“大院”里出来的孩子，他有时也会自嘲，他的家庭环境“又红又专”；可他又说，“现在80后都已经当上处级干部了，我们都是看着天涯、玩儿着QQ长大的，在论坛上发过帖，也下过小电影，跟老一代从思维和意识上都不一样。”
他自己找到了推荐人，完成了申请，现在等着去党校学习。他告诉家里他在申请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他说：“他们知道我在做律师，知道我是一个善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