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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尹中卿
要采取有力措施解决配套资金“一刀切”问题,避免“中央钓地方的鱼,
地方吃中央的饵”这种无效博弈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在2009年对政府重大公共投资进行了专题调研,共选取保障性住房建设、教育卫生、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农村水利建设等四个方面进行深度调研,调研结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了报告。
2010年,全国人大财经委还将选择哪些关乎经济发展和民生的重大问题进行调研?近日,《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
《财经国家周刊》: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 全国人大财经委将提前对“十二五”期间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调研,请问重点调研的问题有哪些?
尹中卿: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全国人大财经委2010年要选取四个方面进行专题调研,第一个是国民收入分配,第二是经济结构调整,第三是就业和社会保障,第四是福祉指数指标体系。
2010年,我们将继续跟踪2009年政府公共投资的落实情况以及今年新增投资的进展。既然新增投资主要用于在建项目的续建和收尾,用于社会民生工程建设,我们就要避免“半拉子”工程,同时还要改革投资管理体制,改善和优化投资结构,要采取有力措施解决配套资金“一刀切”问题,避免“中央钓地方的鱼,地方吃中央的饵”这种无效博弈,促进重大公共投资项目顺利实施,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益。
下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还要听取审议国务院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人大财经委将搞好专题调研,提出高质量的调研报告,推进服务业有一个大的发展。
《财经国家周刊》:你提到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是人大财经委调研的重点之一。其实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呼声一直很高。怎么看待当前国民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
尹中卿:导致这一轮经济增速下滑的根本原因是我国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只是一个外部因素。目前,这些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有的甚至还在加重,其中,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性矛盾就非常突出。所以,我们认为当前不仅仅是要进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更要推进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性改革。
现在,要尽快回到“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轨道上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具体而言,在资本与劳动之间,要限制资本收益,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要进行财税体制改革,赋予地方政府与所承担事权相匹配的财权和财力;在政府与百姓之间,要让国民收入更多地向企业、农民、城镇居民倾斜,继续提高农民收入、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部分优抚对象待遇和城乡最低收入者消费能力,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同时,还要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把经济发展的社会财富“蛋糕”更加合理地分到群众手中,使全体社会成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财经国家周刊》:除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性矛盾外,还有哪些结构性矛盾值得关注?
尹中卿:除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性矛盾外,还有供给结构性矛盾、需求结构性矛盾、资源配置结构性矛盾。
从供给结构看,其实也就是从生产角度来看,我国的经济结构存在着发展方式结构性矛盾、产业结构性矛盾和企业结构性矛盾。
在发展结构性矛盾方面,长期以来我们主要采取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发展方式,以人口红利所形成的产业后备军和低成本用工、人为压低的土地、淡水和能矿资源消耗、几乎没有补偿的生态和环境代价换取经济增长。在节能减排上,“十一五”规划提出了严格的约束性要求,但现在看来,完成“十一五”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特别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指标并不容易。
产业结构性方面,我国经济增长长期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一次产业不稳,二次产业不强,三次产业不大。第二产业大而不强,直接导致了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进一步重型化。
还有企业结构性矛盾,我国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政府公共投资更多集中在与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等相关行业,民间资本在投资领域进一步收缩,中小企业发展面临很多困难,导致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不足。
《财经国家周刊》:需求结构如何解读?
尹中卿:从需求结构方面看,我们长期依赖投资拉动经济,但这种投资的高速增长危害很大,我们辛苦换来的钱往往又被拿回来铸到了“钢筋水泥”里面,没有用在提高百姓生活水平上,直接造成了居民无钱可花,造成了我国的低消费率。最终,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这样我们又换回了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难题,还遇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制约。
跳出来看,其实是我国经济增长走入一个怪圈:我们依靠低成本用工,土地、淡水和能矿资源过度消耗,生态和环境污染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却不知为何而增长?为谁而增长?似乎是为了增长而投资,为了出口而增长,生产目的、经济增长目标很迷惘。
《财经国家周刊》:资源配置结构性矛盾, 你如何评价?
尹中卿:从资源配置结构看,城乡二元结构性矛盾和区域结构性矛盾也很突出。
在城乡二元结构性矛盾方面,解决“三农”问题,关键不在农村而在城市,不在发展农业而在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不在留住农民而重点在于逐步把农民转变为市民。
目前有1.6亿“离乡离土”的农民进入了城市,却享受不到市民待遇。还有9000万“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在本地打工。
在区域结构性矛盾方面,最近几年沿海与内地、东中西部地区差距虽然有所好转,但是地域协调发展仍然面临挑战,国土开发空间结构不合理问题也很突出。主要是生产空间偏多、生态空间偏少,一些地区超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过度开发,使得经济布局与资源环境失衡,生态系统整体功能退化。
《财经国家周刊》:2010年两会期间,部分代表委员提到了“保增长的力度比较大,调结构的力度不足”的问题。此前也有很多人指出调结构难度非常大,有调不动的感觉。为什么会出现“调不动”的局面?
尹中卿:确实,很多人都认为经济结构调整不到位。实际上,这并不是我们不重视结构调整问题,结构调整问题讲了许多年,2009年还把“调结构”作为重要目标,但许多地方在实际工作中把“保增长”看得很重,没有把“调结构”放到应有的位置。
另外,政府仅靠行政手段只能管得住国企,管不住民企。需要研究如何把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法律手段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
在经济结构方面,有一些问题需要重新深入探讨。
首先,2009年我们的“调结构”基本落在产业结构调整上,把“产业结构调整”当作了“经济结构调整”,以为提出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关注传统与新兴行业的结构优化,就是在调“经济结构”。实际上,经济结构范围更广。对于产业结构之外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2009年我们没有没顾上。
第二,造成这一轮经济增速从2007年三季度持续下滑,是“内生因素为主,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了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重心,我觉得非常正确。
第三,经济结构性矛盾仅靠调整解决不了。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不仅要推进结构调整,更要推进结构性改革,在结构调整中配之以改革,通过深化改革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
要采取有力措施解决配套资金“一刀切”问题,避免“中央钓地方的鱼,
地方吃中央的饵”这种无效博弈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在2009年对政府重大公共投资进行了专题调研,共选取保障性住房建设、教育卫生、技术改造和科技创新、农村水利建设等四个方面进行深度调研,调研结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做了报告。
2010年,全国人大财经委还将选择哪些关乎经济发展和民生的重大问题进行调研?近日,《财经国家周刊》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
《财经国家周刊》:2010年是“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 全国人大财经委将提前对“十二五”期间一些重大问题进行调研,请问重点调研的问题有哪些?
尹中卿: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要求,全国人大财经委2010年要选取四个方面进行专题调研,第一个是国民收入分配,第二是经济结构调整,第三是就业和社会保障,第四是福祉指数指标体系。
2010年,我们将继续跟踪2009年政府公共投资的落实情况以及今年新增投资的进展。既然新增投资主要用于在建项目的续建和收尾,用于社会民生工程建设,我们就要避免“半拉子”工程,同时还要改革投资管理体制,改善和优化投资结构,要采取有力措施解决配套资金“一刀切”问题,避免“中央钓地方的鱼,地方吃中央的饵”这种无效博弈,促进重大公共投资项目顺利实施,提高政府投资的效益。
下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还要听取审议国务院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情况的专项工作报告。人大财经委将搞好专题调研,提出高质量的调研报告,推进服务业有一个大的发展。
《财经国家周刊》:你提到国民收入分配问题是人大财经委调研的重点之一。其实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改革国民收入分配制度的呼声一直很高。怎么看待当前国民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
尹中卿:导致这一轮经济增速下滑的根本原因是我国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只是一个外部因素。目前,这些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有的甚至还在加重,其中,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性矛盾就非常突出。所以,我们认为当前不仅仅是要进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更要推进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性改革。
现在,要尽快回到“兼顾公平与效率”的轨道上来,改革收入分配制度,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具体而言,在资本与劳动之间,要限制资本收益,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要进行财税体制改革,赋予地方政府与所承担事权相匹配的财权和财力;在政府与百姓之间,要让国民收入更多地向企业、农民、城镇居民倾斜,继续提高农民收入、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部分优抚对象待遇和城乡最低收入者消费能力,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同时,还要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把经济发展的社会财富“蛋糕”更加合理地分到群众手中,使全体社会成员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财经国家周刊》:除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性矛盾外,还有哪些结构性矛盾值得关注?
尹中卿:除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性矛盾外,还有供给结构性矛盾、需求结构性矛盾、资源配置结构性矛盾。
从供给结构看,其实也就是从生产角度来看,我国的经济结构存在着发展方式结构性矛盾、产业结构性矛盾和企业结构性矛盾。
在发展结构性矛盾方面,长期以来我们主要采取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发展方式,以人口红利所形成的产业后备军和低成本用工、人为压低的土地、淡水和能矿资源消耗、几乎没有补偿的生态和环境代价换取经济增长。在节能减排上,“十一五”规划提出了严格的约束性要求,但现在看来,完成“十一五”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特别是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指标并不容易。
产业结构性方面,我国经济增长长期过度依赖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一次产业不稳,二次产业不强,三次产业不大。第二产业大而不强,直接导致了重复建设、产能过剩和产业结构进一步重型化。
还有企业结构性矛盾,我国缺少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政府公共投资更多集中在与能源、交通、基础设施等相关行业,民间资本在投资领域进一步收缩,中小企业发展面临很多困难,导致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不足。
《财经国家周刊》:需求结构如何解读?
尹中卿:从需求结构方面看,我们长期依赖投资拉动经济,但这种投资的高速增长危害很大,我们辛苦换来的钱往往又被拿回来铸到了“钢筋水泥”里面,没有用在提高百姓生活水平上,直接造成了居民无钱可花,造成了我国的低消费率。最终,我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出口,这样我们又换回了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难题,还遇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严重制约。
跳出来看,其实是我国经济增长走入一个怪圈:我们依靠低成本用工,土地、淡水和能矿资源过度消耗,生态和环境污染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却不知为何而增长?为谁而增长?似乎是为了增长而投资,为了出口而增长,生产目的、经济增长目标很迷惘。
《财经国家周刊》:资源配置结构性矛盾, 你如何评价?
尹中卿:从资源配置结构看,城乡二元结构性矛盾和区域结构性矛盾也很突出。
在城乡二元结构性矛盾方面,解决“三农”问题,关键不在农村而在城市,不在发展农业而在发展工业和服务业,不在留住农民而重点在于逐步把农民转变为市民。
目前有1.6亿“离乡离土”的农民进入了城市,却享受不到市民待遇。还有9000万“离土不离乡”的农民在本地打工。
在区域结构性矛盾方面,最近几年沿海与内地、东中西部地区差距虽然有所好转,但是地域协调发展仍然面临挑战,国土开发空间结构不合理问题也很突出。主要是生产空间偏多、生态空间偏少,一些地区超出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过度开发,使得经济布局与资源环境失衡,生态系统整体功能退化。
《财经国家周刊》:2010年两会期间,部分代表委员提到了“保增长的力度比较大,调结构的力度不足”的问题。此前也有很多人指出调结构难度非常大,有调不动的感觉。为什么会出现“调不动”的局面?
尹中卿:确实,很多人都认为经济结构调整不到位。实际上,这并不是我们不重视结构调整问题,结构调整问题讲了许多年,2009年还把“调结构”作为重要目标,但许多地方在实际工作中把“保增长”看得很重,没有把“调结构”放到应有的位置。
另外,政府仅靠行政手段只能管得住国企,管不住民企。需要研究如何把行政手段与市场手段、法律手段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的基础作用。
在经济结构方面,有一些问题需要重新深入探讨。
首先,2009年我们的“调结构”基本落在产业结构调整上,把“产业结构调整”当作了“经济结构调整”,以为提出十大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关注传统与新兴行业的结构优化,就是在调“经济结构”。实际上,经济结构范围更广。对于产业结构之外的经济结构调整问题,2009年我们没有没顾上。
第二,造成这一轮经济增速从2007年三季度持续下滑,是“内生因素为主,多种因素叠加”的结果,最根本的原因则在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把经济结构调整作为了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重心,我觉得非常正确。
第三,经济结构性矛盾仅靠调整解决不了。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积累的结构性矛盾,不仅要推进结构调整,更要推进结构性改革,在结构调整中配之以改革,通过深化改革来推进经济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