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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岳霖幸而躲过轰炸
我和金岳霖先生论交始于1927年。金先生于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堂，比我高六班。但我们在清华只是先后的同学。我于1918年考入清华高等科三年级时，金先生已经去国四年了。金先生于1923年学成回国，1926年来清华任教。而我则于1927年回国来清华工作。
我来清华工作后，长期和叶企孙先生同住清华北院七号住宅。我们纠集几个单身教员和一两个家住城内的同事，在我们住宅组织了一个饭团。金先生是饭团最早的成员之一。在抗战之前的十年期间，他一直住在城内，每星期来校三天。在校之日他住在工字厅宿舍，都在我们这个饭团就餐。我们就是这样开始了我们在清华、西南联合大学和北大三段时间二十八年的同事关系和亲密友谊的。1956年，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住在城内宿舍，直至1984年去世。在这一段时期内，我们仍有时互相过从，但聚会的机会还是少了。
金先生专治逻辑学。我对逻辑学是外行，因此，对于他的学术造诣无置喙的余地。我怀念他的是他的忠实为人和处世；而我回忆的都是一些只见其一斑的小事。
金先生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他的两眼视力不好，怕光，所以无论是白天黑夜，他都要戴上一个绿塑料的眼遮。加以一头蓬乱的头发和经常穿着的一身阴丹士林蓝布大褂，他确实像一个学校的教师。但他实际上是一位极讲严谨工作、一丝不苟的学者。他有一个数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习惯，即划出每日的上午为他的治学工作时间。只要环境条件允许，在这段工作时间内，他严格地闭门谢客，集中精力研读写作。但他又是一个对工作十分负责的人，他认为作为一个教师，教书是他的第一个职责。他当年住在城里，每星期来校上课三天的日子里，得一早从城里赶车来清华园。一部分的上午时间已经花在旅途上，他又不肯请注册组将他的课程全排在下午，以便腾出三天的一部分上午时间干他自己的治学工作。于是他实际上每星期只有四个上午可供自己治学使用，从而更珍惜这四个上午的时间，更严格地遵守他所自立的上午例不见客和干其他事务的规矩。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这一习惯，绝不在这些日子的上午去走访他，以免吃闭门羹。
抗战时期，他把这一习惯带到了昆明。这个习惯有一次几乎为他带来了不幸。当时昆明多数专科学校因避免空袭干扰，都已于是年春间陆续疏散下乡开学。西南联大得以借赁这些学校的校舍暂供理学院春季始业作教室和宿舍之用，并以之暂供安顿从蒙自搬来的师生居住之用。金先生被安顿在昆明城西北城乡区的昆华师范学校，我则被安顿在昆华师范学校北面二三百米外的昆华农业学校。1938年9月28日，昆明受到敌人飞机在云南的第一次空袭。这次空袭被炸的地区恰是昆师所在的西北城乡区。空袭警报发出后，住在这三个楼的师生都按学校此前已做出的规定，立即出校，向北城外荒山上散开躲避。金先生住在中楼，当时还正在进行他的例行工作，没想到昆师正处在这次轰炸的中心，中了好几枚炸弹。联大所借赁的三座楼中，南北两楼各直接中弹。所幸的是，两楼中的联大学生已全体躲避，无一伤亡。但是有两个寄住在南楼，新从华北来昆准备参加西南联大入学考试，未受过空袭“洗礼”的外省同学，当敌机临空時，尚在楼上阳台张望，被炸身亡。中楼没中弹，但前后两楼被炸的声浪把金岳霖从思考中炸醒，他出楼门才见到四周的炸余惨景。用他后来告诉我们的话说，他木然不知所措。
空袭时，我躲避在农校旁边的山坡上，看到了这次空袭的全过程。我们注意到昆师中弹起火。敌机一离开顶空，我和李继侗、陈福田两位教授急忙奔赴昆师，看到遍地炸余，见到金先生和另两个没走避的联大同事。金先生还站在中楼的门口，手上还拿着他没放下的笔。
我们还在昆师、农校住了一段不长的时间。金先生和我们十几个同事租了城内翠湖旁边的民房居住。但住了又不长的时间，这一座小院子，在另一次空袭中，中弹被毁。我们收拾余烬和另十来个同样无家可归的同人一起，迁往清华航空研究所租而未用的北门街唐家花园中的一座戏台，分据包厢，稍有修整，以为卧室。台下的池座，便成为我们的客厅和饭厅。金先生和朱自清先生、李继侗先生、陈福田先生及我五个人合住在正对戏台楼上正中的大包厢。幸运的是，我们在这戏台宿舍里住了五六年，直至日本投降，联大结束，不再受丧家之苦。在这一长时期中，金先生又恢复了他的旧习惯，除上课外，每日上午仍然是他雷打不动的研读写作时间，但他答应遇有空袭警报，他一定同我们一起“跑警报”。我们也照顾他这一习惯，在这大包厢最清静的一角落，划出一块可以容纳他的小床和一小书桌的地方，作为他的“领地”，尽量不去侵乱干扰。他的力作《论道》一书就是在这环境下写出来的。
在抗战前，金先生一直住在北京城里，其中有六七年，他住在东城北总布胡同一小院里。这座房子有前后两院，前院住的是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夫人一家，金先生住的是后院。他经常于星期日下午约请朋友来他家茶叙。久而久之，就成为一习惯。他在每星期日下午，都备些茶点在家恭候来客的光临，而他的朋友也经常于是日登门作不速之客。其中有的是常客，有的是稀客，有的是生客。常客中当然以学界中人为最多，但也不排除学生们。记得一二次，我就遇见了一些燕京大学的女学生，其中有一个就是现在经常来华访问的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学界中也还有外籍的学人，我就有一次在他家星期日的聚会上遇见20世纪3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坎南博士，他是由他的女儿慰梅和女婿费正清介绍过来的。有一次，我在他的茶会遇见几个当时戏剧界的正在绽蕾的青年演员；另一次，我又遇见几个玩斗蟋蟀的老头儿。人物的广泛性是这茶会的特点。
抗战爆发后，后方的颠沛流离生活不允许有这种闲情逸致。抗战胜利后，金先生不再离群索居住在城内，而搬来郊外校内宿舍居住，这一已是多年不继续的习惯，更是提不起来了。我不知道金先生是否会引为憾事，但我相信这些过去曾为其常客、稀客、生客的人，倒会感到若有所失。这雪泥鸿爪也只可成为留下的模棱记忆了。
周培源骑马去上课
周培源先生和我六十多年的深交，开始于他从美国学成归国、到清华大学物理学系任教的1929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侵略面貌的暴露引发了校内敌忾同仇的气氛，同学们纷纷热诚地参加军事训练。不知道是否多少也受这一气氛的影响，在教师中，我们成立了一个步枪射击班、一个马术班。我参加了这两个班，培源先生只参加了射击班。他说，他在家乡时，已学得土法骑马术，不必再加以西化了。
几个月后，这两个班都结束了。但在其基础上，却派生出两个组织：一个是清华骑马会，一个是与协和医学院工作人员合组的北京猎人会。培源先生参加了猎人会，我则两会都参加了。猎人会具体的活动是每年春秋二季，会员分别于周末来京郊或去京绥铁路上之沙城村打雁；一是冬季远足去山西猎取鹿和野猪，或去绥远猎取野羊，特别是那里特产的大角羊。培源先生参加了猎人会，但不常出猎。记得只有一年冬天，他和我及清华大学王文显老师、陈福田先生和四至五个协和医院的大夫结伴去山西打猎。到驻地后，每两个人结为一组，由一个向导带路，一早带干粮入山寻找猎物，在天黑前赶回驻地，如此四至五天。培源先生和我结为一组，我发现他的定向本领特强。在山中转来转去，我有时转糊涂了，而他仍然老马识途地认得归路。虽然每日都有个向导带我们去寻逐兽迹，但经常是在山中白转了一天，见不到任何猎物。我们一组运气还算好，在这几天内，他打到了一只野猪，我打到了一只鹿。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结伴行猎，但是一个人的性格经常在这种处境中表露出来。
培源先生教的是物理学，我教的是经济学。虽然一起吃了几年饭，熟了，但隔行如隔山，我只知道他教的是理论物理学，主要从事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引力论与宇宙论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于他研究的内容，我当然是一无所知了。但从叶企孙先生对于他的器重和听到同学们对于他教学的反映来看，我至少知道他是一位饱学之士、出色的教师。
抗战军兴，平津几天之间就沦陷了。培源先生是和我一起从京（当时称北平）避地先到天津的。我急于南下，在安顿了家属在津的住处后，立即和陈之迈先生得旅行社一工作人员大力协助，搭停泊在大沽口一艘英国远洋轮船到了青岛，转道济南去南京。在南京，方得悉北大、清华、南开已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三校校长已去长沙进行筹备，我和陈之迈先生立即搭船去汉口，转赴长沙。在青岛，我去信给培源先生告以远洋船之转道的经验。培源先生亦于不久后全家来长沙，成为头一批到达临大的清华一家。
长沙临大在长沙只存在一学期，1938年春，又匆匆迁往昆明。我和朱自清先生在河内因事耽搁好几天，到昆明时，培源先生一家和任之恭先生一家已合赁滇池东侧一私人别墅居住。虽交通不便，但环境十分优美。当时战时的通货膨胀尚未开始，而法币与滇票1∶2的兑换率实际上高估了法币的币值。从而，我们怀有法币的人们感觉到在昆物价（包括房租）偏低，故先到昆明的同人几家都以不高的租金租得很舒适的住处。
但不久情形开始变了。在西南联大成立一学期之后，日机便开始空袭昆明。日机空袭日益频繁，联大有眷属的同人都纷纷搬往昆明郊区居住。一般教师的郊区住处离校本部少则七至八里，多则十几里；城乡间只有小路且无交通设施，只可安步当车，一日往返。而龙王庙离城太远了，因此，在搬往龙王庙后的头两年，培源先生养了一匹马代步。每逢上课之日，他一清早骑马进城上课，下午再骑马回家。但两年之后，昆明物价腾贵，他买不起饲马的草料，只好将马卖掉，买了一辆自行车，仍然在上课之日风雨无阻地一清早进城，上完课后下午回乡，从不缺课。
在这一时期，培源先生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他的科研工作的。抗战前，他在清华所从事的关于爱因斯坦引力论与宇宙论的基础理论研究，由于战争中颠沛流离生活的干扰而中断。到了昆明之后，他改而从事流体力学中湍流理论的研究。龙王庙村的小楼不受日机空袭的干扰，为他提供了條件。除了固定日期进城上课外，他整天关在小楼中工作。我们和他达成一谅解，即便我们来到他的住处，名为做客，我们可以自行游玩、休息，完全不要他下楼操心，于是他就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坚持他的研究工作。他在1940年发表的关于湍流理论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来的。关于湍流的研究工作他在后来一直进行，其研究结果曾经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为国内外同行所称道征引。
（选摘自陈岱孙随笔集《往事偶记》，有删改）
我和金岳霖先生论交始于1927年。金先生于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堂，比我高六班。但我们在清华只是先后的同学。我于1918年考入清华高等科三年级时，金先生已经去国四年了。金先生于1923年学成回国，1926年来清华任教。而我则于1927年回国来清华工作。
我来清华工作后，长期和叶企孙先生同住清华北院七号住宅。我们纠集几个单身教员和一两个家住城内的同事，在我们住宅组织了一个饭团。金先生是饭团最早的成员之一。在抗战之前的十年期间，他一直住在城内，每星期来校三天。在校之日他住在工字厅宿舍，都在我们这个饭团就餐。我们就是这样开始了我们在清华、西南联合大学和北大三段时间二十八年的同事关系和亲密友谊的。1956年，他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住在城内宿舍，直至1984年去世。在这一段时期内，我们仍有时互相过从，但聚会的机会还是少了。
金先生专治逻辑学。我对逻辑学是外行，因此，对于他的学术造诣无置喙的余地。我怀念他的是他的忠实为人和处世；而我回忆的都是一些只见其一斑的小事。
金先生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他的两眼视力不好，怕光，所以无论是白天黑夜，他都要戴上一个绿塑料的眼遮。加以一头蓬乱的头发和经常穿着的一身阴丹士林蓝布大褂，他确实像一个学校的教师。但他实际上是一位极讲严谨工作、一丝不苟的学者。他有一个数十年如一日的生活习惯，即划出每日的上午为他的治学工作时间。只要环境条件允许，在这段工作时间内，他严格地闭门谢客，集中精力研读写作。但他又是一个对工作十分负责的人，他认为作为一个教师，教书是他的第一个职责。他当年住在城里，每星期来校上课三天的日子里，得一早从城里赶车来清华园。一部分的上午时间已经花在旅途上，他又不肯请注册组将他的课程全排在下午，以便腾出三天的一部分上午时间干他自己的治学工作。于是他实际上每星期只有四个上午可供自己治学使用，从而更珍惜这四个上午的时间，更严格地遵守他所自立的上午例不见客和干其他事务的规矩。他的朋友们都知道他这一习惯，绝不在这些日子的上午去走访他，以免吃闭门羹。
抗战时期，他把这一习惯带到了昆明。这个习惯有一次几乎为他带来了不幸。当时昆明多数专科学校因避免空袭干扰，都已于是年春间陆续疏散下乡开学。西南联大得以借赁这些学校的校舍暂供理学院春季始业作教室和宿舍之用，并以之暂供安顿从蒙自搬来的师生居住之用。金先生被安顿在昆明城西北城乡区的昆华师范学校，我则被安顿在昆华师范学校北面二三百米外的昆华农业学校。1938年9月28日，昆明受到敌人飞机在云南的第一次空袭。这次空袭被炸的地区恰是昆师所在的西北城乡区。空袭警报发出后，住在这三个楼的师生都按学校此前已做出的规定，立即出校，向北城外荒山上散开躲避。金先生住在中楼，当时还正在进行他的例行工作，没想到昆师正处在这次轰炸的中心，中了好几枚炸弹。联大所借赁的三座楼中，南北两楼各直接中弹。所幸的是，两楼中的联大学生已全体躲避，无一伤亡。但是有两个寄住在南楼，新从华北来昆准备参加西南联大入学考试，未受过空袭“洗礼”的外省同学，当敌机临空時，尚在楼上阳台张望，被炸身亡。中楼没中弹，但前后两楼被炸的声浪把金岳霖从思考中炸醒，他出楼门才见到四周的炸余惨景。用他后来告诉我们的话说，他木然不知所措。
空袭时，我躲避在农校旁边的山坡上，看到了这次空袭的全过程。我们注意到昆师中弹起火。敌机一离开顶空，我和李继侗、陈福田两位教授急忙奔赴昆师，看到遍地炸余，见到金先生和另两个没走避的联大同事。金先生还站在中楼的门口，手上还拿着他没放下的笔。
我们还在昆师、农校住了一段不长的时间。金先生和我们十几个同事租了城内翠湖旁边的民房居住。但住了又不长的时间，这一座小院子，在另一次空袭中，中弹被毁。我们收拾余烬和另十来个同样无家可归的同人一起，迁往清华航空研究所租而未用的北门街唐家花园中的一座戏台，分据包厢，稍有修整，以为卧室。台下的池座，便成为我们的客厅和饭厅。金先生和朱自清先生、李继侗先生、陈福田先生及我五个人合住在正对戏台楼上正中的大包厢。幸运的是，我们在这戏台宿舍里住了五六年，直至日本投降，联大结束，不再受丧家之苦。在这一长时期中，金先生又恢复了他的旧习惯，除上课外，每日上午仍然是他雷打不动的研读写作时间，但他答应遇有空袭警报，他一定同我们一起“跑警报”。我们也照顾他这一习惯，在这大包厢最清静的一角落，划出一块可以容纳他的小床和一小书桌的地方，作为他的“领地”，尽量不去侵乱干扰。他的力作《论道》一书就是在这环境下写出来的。
在抗战前，金先生一直住在北京城里，其中有六七年，他住在东城北总布胡同一小院里。这座房子有前后两院，前院住的是梁思成先生和林徽因夫人一家，金先生住的是后院。他经常于星期日下午约请朋友来他家茶叙。久而久之，就成为一习惯。他在每星期日下午，都备些茶点在家恭候来客的光临，而他的朋友也经常于是日登门作不速之客。其中有的是常客，有的是稀客，有的是生客。常客中当然以学界中人为最多，但也不排除学生们。记得一二次，我就遇见了一些燕京大学的女学生，其中有一个就是现在经常来华访问的华裔作家韩素音女士。学界中也还有外籍的学人，我就有一次在他家星期日的聚会上遇见20世纪3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坎南博士，他是由他的女儿慰梅和女婿费正清介绍过来的。有一次，我在他的茶会遇见几个当时戏剧界的正在绽蕾的青年演员；另一次，我又遇见几个玩斗蟋蟀的老头儿。人物的广泛性是这茶会的特点。
抗战爆发后，后方的颠沛流离生活不允许有这种闲情逸致。抗战胜利后，金先生不再离群索居住在城内，而搬来郊外校内宿舍居住，这一已是多年不继续的习惯，更是提不起来了。我不知道金先生是否会引为憾事，但我相信这些过去曾为其常客、稀客、生客的人，倒会感到若有所失。这雪泥鸿爪也只可成为留下的模棱记忆了。
周培源骑马去上课
周培源先生和我六十多年的深交，开始于他从美国学成归国、到清华大学物理学系任教的1929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随之而来的帝国主义侵略面貌的暴露引发了校内敌忾同仇的气氛，同学们纷纷热诚地参加军事训练。不知道是否多少也受这一气氛的影响，在教师中，我们成立了一个步枪射击班、一个马术班。我参加了这两个班，培源先生只参加了射击班。他说，他在家乡时，已学得土法骑马术，不必再加以西化了。
几个月后，这两个班都结束了。但在其基础上，却派生出两个组织：一个是清华骑马会，一个是与协和医学院工作人员合组的北京猎人会。培源先生参加了猎人会，我则两会都参加了。猎人会具体的活动是每年春秋二季，会员分别于周末来京郊或去京绥铁路上之沙城村打雁；一是冬季远足去山西猎取鹿和野猪，或去绥远猎取野羊，特别是那里特产的大角羊。培源先生参加了猎人会，但不常出猎。记得只有一年冬天，他和我及清华大学王文显老师、陈福田先生和四至五个协和医院的大夫结伴去山西打猎。到驻地后，每两个人结为一组，由一个向导带路，一早带干粮入山寻找猎物，在天黑前赶回驻地，如此四至五天。培源先生和我结为一组，我发现他的定向本领特强。在山中转来转去，我有时转糊涂了，而他仍然老马识途地认得归路。虽然每日都有个向导带我们去寻逐兽迹，但经常是在山中白转了一天，见不到任何猎物。我们一组运气还算好，在这几天内，他打到了一只野猪，我打到了一只鹿。这是我们唯一的一次结伴行猎，但是一个人的性格经常在这种处境中表露出来。
培源先生教的是物理学，我教的是经济学。虽然一起吃了几年饭，熟了，但隔行如隔山，我只知道他教的是理论物理学，主要从事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引力论与宇宙论的基础理论的研究。对于他研究的内容，我当然是一无所知了。但从叶企孙先生对于他的器重和听到同学们对于他教学的反映来看，我至少知道他是一位饱学之士、出色的教师。
抗战军兴，平津几天之间就沦陷了。培源先生是和我一起从京（当时称北平）避地先到天津的。我急于南下，在安顿了家属在津的住处后，立即和陈之迈先生得旅行社一工作人员大力协助，搭停泊在大沽口一艘英国远洋轮船到了青岛，转道济南去南京。在南京，方得悉北大、清华、南开已合组为长沙临时大学，三校校长已去长沙进行筹备，我和陈之迈先生立即搭船去汉口，转赴长沙。在青岛，我去信给培源先生告以远洋船之转道的经验。培源先生亦于不久后全家来长沙，成为头一批到达临大的清华一家。
长沙临大在长沙只存在一学期，1938年春，又匆匆迁往昆明。我和朱自清先生在河内因事耽搁好几天，到昆明时，培源先生一家和任之恭先生一家已合赁滇池东侧一私人别墅居住。虽交通不便，但环境十分优美。当时战时的通货膨胀尚未开始，而法币与滇票1∶2的兑换率实际上高估了法币的币值。从而，我们怀有法币的人们感觉到在昆物价（包括房租）偏低，故先到昆明的同人几家都以不高的租金租得很舒适的住处。
但不久情形开始变了。在西南联大成立一学期之后，日机便开始空袭昆明。日机空袭日益频繁，联大有眷属的同人都纷纷搬往昆明郊区居住。一般教师的郊区住处离校本部少则七至八里，多则十几里；城乡间只有小路且无交通设施，只可安步当车，一日往返。而龙王庙离城太远了，因此，在搬往龙王庙后的头两年，培源先生养了一匹马代步。每逢上课之日，他一清早骑马进城上课，下午再骑马回家。但两年之后，昆明物价腾贵，他买不起饲马的草料，只好将马卖掉，买了一辆自行车，仍然在上课之日风雨无阻地一清早进城，上完课后下午回乡，从不缺课。
在这一时期，培源先生是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他的科研工作的。抗战前，他在清华所从事的关于爱因斯坦引力论与宇宙论的基础理论研究，由于战争中颠沛流离生活的干扰而中断。到了昆明之后，他改而从事流体力学中湍流理论的研究。龙王庙村的小楼不受日机空袭的干扰，为他提供了條件。除了固定日期进城上课外，他整天关在小楼中工作。我们和他达成一谅解，即便我们来到他的住处，名为做客，我们可以自行游玩、休息，完全不要他下楼操心，于是他就以锲而不舍的精神坚持他的研究工作。他在1940年发表的关于湍流理论的第一篇论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来的。关于湍流的研究工作他在后来一直进行，其研究结果曾经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为国内外同行所称道征引。
（选摘自陈岱孙随笔集《往事偶记》，有删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