琦善官运特别好。
　　十九岁入仕，即授刑部员外郎，二十五岁，擢通政使司副使，是正四品官，而在清代，凡五品以上皆称高官。三十岁，任河南巡抚 （正二品），三十六岁，升两江总督 （从一品）。据说有人来不及改口，见了升任总督的他，还“小琦”、“小琦”地叫，虽然失礼，但无论在当时还是后世的官场，这都算一段佳话了。五十岁，文渊阁大学士 （正一品），直隶总督，已是民间所谓“宰相”;这就是他去广东处理“夷务”时的正式身份 （同时也是钦差大臣，兼署两广总督与粤海关监督）。然而，年轻人升迁如此迅速，似乎不符合惯常对道光朝的理解。
　　清代道光朝，用人行政，最讲究资格。这当然体现了道光皇帝的风格。有人尝试用“心理史学”分析，为什么道光朝是一个“萬马齐喑究可哀”的时代？因为道光皇帝当皇子的时间太长，在竞争成为皇太子的凶险道路上养成了稳重以至过于保守的性格，而等到即位时年纪已经三十八岁，从生理上来说早已进入中年 （古人比今人成熟得早，似无疑义），更加求稳惧变，于是，不仅以此律己，还要以此规范百官，自然而然，就养成了至上而下的暮气。初闻此论，觉得很有道理。在他之前，顺治、康熙、乾隆与嘉庆诸朝，皇帝登基之时，从数岁到三十余岁，都比他年轻，称得上虎虎有生气，故气象大不同。但是，仔细一点儿，去查书，却会发现他的皇阿玛嘉庆皇帝，尽管三十七岁就名义上称了帝，可接下来四年的朝政仍由太上皇乾隆主持 （虽已是嘉庆朝，但宫中的时宪书继续使用乾隆年号），待到真正接班，已是四十一岁，比道光皇帝登基时大了三岁。不仅如此，他的曾祖雍正皇帝，四十五岁才接班，也没见谁评论雍正朝的空气如何保守，如何压抑，这又怎么破？
　　“万马齐喑究可哀”，是仕途不得意的龚自珍对他所处的时代作出的判断，这位伟大的文学家，自有他的经验与情绪，后世读者须尊重，然而，不能用他的话来定义整个时代，更别说否定一个时代，因为这不科学。同理，道光皇帝确实打败了鸦片战争，可不能因为这场败仗，就把他个人一笔抹杀。至少，琦善的火箭式升迁，就是一个反证。
　　当然，琦善出身不一般，毋庸讳言。照修正版的五德始终说，清为水德，然而尚什么色说不准，只好以宗室的黄色来权代，恰好琦善也是正黄旗人;他的始祖格得理尔，本是蒙古贵族，而能率众归附满洲，因此受封为一等侯爵，世袭罔替，传到琦善，正是第十二代。如此，可说琦善是黄十二代。他是侯爵继承人，即能以荫生授刑部员外郎，远比辛苦参加科举的读书人要轻松。
　　不过，琦善未来能在史书占据一席之地，不论褒贬，原因在于他既有了先天的地位，可也从不放松后天的努力。
　　琦善借着家世显赫，不到二十岁，免试去刑部当了干部，可想而知，同事们自然有羡慕他的，也会有从心里瞧不起他的。心里的鄙视，不必写在脸上、出诸口中，但会体现在做事上，于是，如何应付各种刁难，成了琦善初入职场的最大难题。
　　有人总结清代政治失败的原因，说主要因为三个字：“例，吏，利。”清代的官方法律是 《大清律例》，律文有四百多条，条例却有近两千条，律是成文法，例，则集合了历朝皇帝的诏旨，对臣下奏折的批谕，以及从刑部审定案件中抽象出来的原则性意见。法律是死的，皇帝是活的，由此可以推知，律与例，孰为重要？当然是例。
　　对胥吏来说，他们虽然没有科举或贵族出身，不能担任各项高贵或重要的领导职务，但是，中央各部官员、地方各级官员，在具体办事与办案方面，几乎都要按照胥吏的意见办。官员们并不想这样，但他们不熟悉业务，办不好这种事情。在胥吏面前，他们都是废物。试想，至少花二十年工夫研究八股文写作的领导，哪有时间去熟悉例案？在一省一部连续工作几乎不超过十年的领导，哪有动力去熟悉例案？可是，在中举后，在赴职后，工作中的每一件事都与例案有关，请问，领导该怎么办？单位里正好有一些几乎一辈子都在同一职岗工作的胥吏，甚至他们的父兄也在同一职岗，而且他们的子孙还很有可能继承同一职岗，请问，要不要请教这些同事，如果嫌麻烦，是不是干脆就委托这些同事去办算了？是的。因此，可以看到六部的长官 （尚书、侍郎） 对本部基层员工特别尊重，远远超过对中层干部的尊重。
　　最后一个利字，也就有着落了。胥吏既不能通过科举猎取功名，也不能借助家世掌握权力，就只能通过工作体现价值—— 精熟例案，挟例弄权，以权谋利。
　　琦善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的刑部新来的年青人。虽然是干部，但不是领导，上班还得干活，干活就容易被老同志们噎着，噎坏了还没地儿投诉。如前所述，各部首长对本部胥吏都是由衷地尊重，小琦要告他们的状，那是不懂事。
　　小琦懂事，小琦不哭，小琦爱学习。他花三百两银子，请来一位刑部退休的老同志，咬紧牙关，苦学三年，学到“例案精熟”为止。有品官的地位，则未来有发展的空间，再兼有胥吏的本事，如虎添翼，则前途不可限量矣。为什么琦善在三十六岁成为两江总督？这就是答案。
　　1841年，当英军兵舰到了天津，琦善临危受命，去广州处理“夷务”，在确信打不过对方的情况下，与英方签订了 《穿鼻草约》。他所以被称为“汉奸”，即因这次签约。然而，照当时的情势，不签约，又能如何？不过二十年，有所谓“第二次鸦片战争”，清廷不愿完全履行条约，结果是圆明园被烧，广州被占领。或曰，历史不能假设，二十年前后的事情不能用来互证，那好，且看事实：一年后，清廷虽不承认 《穿鼻草约》，却须与英国签订 《南京条约》，才能停战。
　　再看看 《南京条约》 与 《穿鼻草约》 条款的比较。前者同意完全割让香港，开五口通商，后者规定割让香港，然由中国保留在香港收取关税的权利;前者赔款二千一百万元，后者只须补偿烟款六百万元。于是，说到丧权辱国，二者皆然。说到外交利益的得失，则琦善谋国，犹有多者。以此，蒋廷黻才说：“倘与 《南京条约》 相较，就能断定《穿鼻草约》 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
　　作出这种判断，实在不难。然而在当时，在晚清，以至其后的民国与共和国，出于各种原因，大家都不愿为琦善点个赞。仅就当时而言，皇帝事前到底如何授权，事后到底如何卸责，失地卖国的真正罪人到底是谁，就是一桩疑案。虽无确证，但我们从琦善以擅订和约得罪，革职充军，不久即赦还，且很快又做回一品大员的事实来分析，可以相信清宣宗并未真把琦善当罪人。
　　至于当时的舆论与后世的清议，不利于琦善，更易理解。鸦片战争后，琦善任陕甘总督，有位下属叫张集馨，在回忆录里这么说：琦大人“天分绝顶，见事机警”，在刑部办秋审 （死刑复核），有“白面包龙图”之号。在地方做官，办案与用人，亦非不徇人情，但必须情理相合，方肯同意，总以“不贻害地方”为原则。也不是不受贿，但必须“公事结实可靠”，方肯收钱，而决不做买官卖官的勾当。若然，则琦善在有清一代官场，应能获得中上的评语了。但是，张氏又说，琦善“性气高傲，不欲下人”，对当时的“名公巨卿”，基本上都瞧不起，不给面子 （林则徐应在其列），以此，以名公巨卿领衔的评论界，对他自然是“毁多誉少”了。
　　（选自《牛史·晚清篇》/谭伯牛 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2018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