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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产业链供应链是中央提出的“六保”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强调“要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稳定产业链供应链”。
在中美经贸摩擦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中国既要防止短期“断链”风险，在中长期也要避免过快“转链”风险，而“保链”的根本在于“强链”。
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与全球生产网络高度融合，进出口贸易占全球贸易近12%，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通过区域上由东至西地全面参与到全球化分工，中国制造业形成了难以复制的规模经济效应、产业集群优势和物流网络体系，各类产业链都演化出独特的竞争力。观察全球产业分工的位势变化，中国已从制造品装配的“世界工厂”，进阶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区域性枢纽，是新技术商业化、新产品产业化、新模式扩散化的有力推动者。
在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各国产业链形成了上下游交织、供需两侧交错、产学研交融的复杂分工格局，这无疑提高了全球生产网络常态运行时的专业化水平和生产效率。
然而，一旦遭遇经贸摩擦或公共卫生危机等非常态事件冲击，作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最主要的参与者，中国须警惕“断链”风险。
一是防供应链的断链风险。全球生产网络环环相扣，少数关键零部件的缺失就会导致特定产业链的停摆。中国既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国。从今年一季度中期开始，全球前十大制造業国家（约占世界制造业产能的四分之三）接连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加上国际运输网络的梗阻，全球供应链出现大量断点。今年1月到5月，“供应链中断”在全球200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财报电话会议中被提及近3万次（经济学人，2020）。从中国制造业主要的供应链贸易伙伴看，日本、韩国、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3月-5月的制造业PMI都出现断崖式下降，触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其中美国4月制造业PMI只有27.5（见图1）。今年4月，意大利（-22.4%）、德国（-16.4%）、韩国（-14.5%）、美国（-11.1%）对中国出口的同比降幅都超过了10%。
资料来源：Wind。制图：于宗文
值得注意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传播并不同步，全球供应链的不同环节有可能在不同时期出现断点。例如，今年4月，中国进口的“未锻造的铜及铜材”同比下降了5.2%，反映出疫情对拉美地区供应链造成的冲击。
二是防需求链的断链风险。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供应链的冲击，会通过消费、投资和生产等渠道冲击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需求链。国际劳工组织5月底发布的第四版《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就业监测报告》预测，二季度全球因疫情而减少的工作时间相当于3.0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全世界将有五分之一年轻人失业，这将严重影响全球消费者对非必需品的消费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还扮演着重要的供应商角色，2019年中国出口的商品中有四分之三为中间品和资本品，最终消费品只占四分之一。国际生产和投资活动的收缩对中国外需产生的影响，要远超过全球终端消费需求的放缓。
世贸组织在今年4月初所做的模拟分析表明，在乐观和悲观情境下，2020年全球贸易将分别下降13%和32%，远大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悲观情境下的降幅则比肩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虽然中国4月出口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增长，但这主要反映了春节后未完成订单的延期交付。从统计局5月底公布的PMI来看，中国新出口订单指数为35.3，外需收缩的态势不容乐观。
2020年6月7日，世界最大集装箱船“现代商船阿尔赫西拉斯”轮首次抵达德国汉堡港。图/ 视觉中国
三是防技术链的断链风险。中国入世的时机与数字技术对全球生产网络的深度改造不谋而合。在数字技术的渗透下，复杂技术产品的制造日益标准化和模块化，降低了新产业的研发成本并缩短了“干中学”的过程，由此加快了中国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进程。但规模日益庞大的中国制造业也存在着技术短板这一“阿喀琉斯之踵”。虽然中国在传统贸易和简单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供需双重枢纽作用，但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仍在复杂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核心地位。以半导体为例，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占据50%左右的份额，在32种半导体产品类别中的 23 种处于技术领先地位，过去十年其半导体研发投资（3120亿美元），几乎是世界其他国家投资总额的两倍。
全球性危机引发的衰退往往会敲响民粹主义的钟声，在以往的贸易史上容易催生高关税和贸易壁垒，在如今的全球生产网络下则可能演变为技术链的断链风险。虽然美国在一些高技术产品出口上对中国市场也有一定的依赖，但若从战略遏制的角度，美方仍可能以补贴其国内厂商的方式实施特定技术或产品的出口管制。“断供”对美方的影响是局部和短期的产品销量下降，美方在中长期可通过与亚太同盟国重构全球生产网络来化解，但对中国则意味着中高端制造业产能的可持续风险。
中国制造业在转移中实现产业升级。产业在地理维度上的变迁，是各类要素资源空间重组配置的过程。无论是广东在2008年开始实施的“腾笼换鸟”（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还是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产业输出地和输入地都在转移的过程中实现了升级。 产业的跨境转移无疑是一种更大空间尺度上的“腾笼换鸟”。日本和韩国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向中国输出产能，为其本土企业朝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等高价值环节升级创造了条件。如今，原以消费品见长的日企更多专注于提供高端资本品和中间品，三星电子七成的营收也来自于芯片产业而非电子终端产品。
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中国制造业劳动力密集型环节向东南亚、南亚跨境转移的趋势较为明显。但这种低端环节的“产业转移”并不是成套的“产业链转移”，中国通过中间品和资本品贸易反而巩固了亚洲区域生产网络中的核心地位。我们以近期讨论较多的“中美越”贸易关系为例。2019年，越南对美国的出口比上年提高了175亿美元，而中国对越南资本品和中间品的出口增长了123亿美元。不难看出，中越之间的产业转移是一场各得其所的产业链重构。
但近两年接踵而至的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按经济规律调整的进程。除了要素成本和分工效率，关税成本、出口管制和供应链风险也成为跨国公司空间决策的重要变量。中国制造业是否会因此遭遇过快“转链”的风险呢？
从效率账分析，中国制造业仍保持较强的产业链集群优势。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加快了“机器替人”的步伐，即使像纺织这样原本被视为“传统”的产业也越来越具备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特征。虽然劳动成本跨境套利仍是驱动全球生产网络调整的重要动力，但其重要性在新技术重塑的生产流程中有所下降，全球基于劳动成本套利的跨境贸易在减少，规模经济效应、产业链配套能力、劳动者技能等成为跨国公司产业链布局的优先考量指标。
笔者近期的一项研究梳理了苹果公司前200家供应商在全球开设的802家工厂的地址信息，其中有382家工厂位于中国大陆，全球占比为48%，约为工厂数排名第二的日本（128家）的3倍。单是苏州（75家）的苹果工厂数，就接近越南（18家）和印度（8家）总数的近3倍（见图2）。数字对比的背后并不只是量上的差别，当我们根据供应商财报整理出各家工厂的主导产品，就能发现382家苹果中国工厂构成了一个全球最完整的电子产业供应链。由于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仍处于提升通道，这样的产业链集群优势难以被撼动。而且根据我们的调研，即使像纺织服装厂在越南的建设投产周期也在2年-3年，因此成产业链跨境转移的重构成本、时间成本和技术成本都高不可攀。
资料来源：苹果公司网站和笔者整理
从风险账上看，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应对疫情的表现成为了加分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而言不啻是一次极限情境下的压力测试，而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表现出了足够的韧性和弹性。所谓“韧性”，是指外部冲击到来时产业链、供应链维持必要生产和服务的能力。即使在国内疫情最严重的2月，中国的食品制造、卫生防疫品制造、水电煤气热等基础供应仍然保持正常运行。所谓“弹性”，是指产业链和供应链快速恢复到常态水平的能力。中国在产业链供应链部分环节出现短暂停顿之后，依靠制度优势、数字技术优势、物流基础优势和社会组织优势，在主要经济体中最早恢复了各条产业链的正常循环，成为维系全球供应链运转的最重要力量。中国制造业在复工复产中展现出的韧性和弹性，对于提高跨国公司对中国供应链安全的信心，巩固中国产业链的根植性，有着正面的作用。
从政策账考虑，全球产业链在中长期重构中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以往，一些发达国家鼓励跨国公司回流，原来更多出于贸易逆差、国内就业、产业空心化等经济因素，计算的是经济账。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各国医疗物资产业的供应风险问题，迫使各国反思产业链供应链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问题。可以预见，在疫情结束之后，一些具有国家安全战略意义的全球供应链长度会缩短，出现产业链本土化的趋势，这是各国在平衡效率和风险上的理性行为。不过，这一变化涉及到的产业规模并不会太大。但值得关注的是，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衰退乃至社会矛盾激化，有可能使一些发达国家强制推行有违效率原则和产业规律的政策，从而扭曲全球产业链布局的空间决策机制，迫使企业更多地考虑政策账。
遵循经济规律的全球产业链重组是渐进平稳的。凭借较强的产业链集群优势和供应链风险管理能力，中国制造业有着足够的调整空间，并会因产业转移的“升级效应”而从中获益。非经济因素推动的全球产业链重构则可能会呈现出快速突变的特征。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游，一旦出现产业链“未强先转”甚至“未强快转”，将影响我国产业发展进程，对此风险必须坚持底线思维。
当前对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来说是一个关键时期，诸多因素交织造成的全球化回潮，使得多年处于扩张状态的全球生产网络可能会出现区域化、近岸化乃至本土化的內向收敛特征。中国制造业应做好相关准备，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以直面全球生产网络可能出现的新变局。
以内需市场“稳链”。全球购买力份额的相对变化，一直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生空间位移的重要动力。大规模的内需市场是稳固一国产业链的基础，是稳定跨国公司产业布局的关键。中国当前的国内消费规模已接近美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则超过美国总人口，是全球最大的增量消费市场，并为各类新产品和新业态提供了规模化的创新平台，是任何跨国公司都不能放弃的市场。为了扩大国内需求，要完善公共服务以减轻民众在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的负担，并通过收入政策调整以优化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发挥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粘合剂”作用。
以全能冠军“控链”。作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最重要主体，跨国公司是全球资金网络、物流网络、创新网络的主导者，拥有核心专利技术、标准制定话语权、品牌影响力、要素聚合能力，是制造业领域的“全能冠军”。哪个国家的本土“全能冠军”越多、实力越雄厚，哪个国家就具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主导权。全能冠军是在开放竞争中成长起来的，要结合“走出去”和“补短板”政策，推动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国际供应链体系，以本土跨国公司为枢纽构建协同上下游企业的产业平台，增强国内产业链和国际产业链的对接。
以隐形冠军“固链”。美德日之所以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举足轻重，一个重要原因是拥有众多规模中等但市场占有率高的“隐形冠军”。众多隐形冠军构成了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关键节点，是核心零部件本土化的主导力量，也是维系中国制造业产业安全的关键。要改变“以规模论英雄”的导向，按反映产品竞争力的全球市场占有率来配置政策性创新资源，采取税收、金融、产业基金等政策工具鼓励大企业牵引国内配套企业发展，打造更多“专精特新”的隐形冠军，让中国从“世界工厂”升级为提供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全球供应商”。
以新营商环境“提链”。传统的产业集群发生在50公里-100公里的范围内，在中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专业镇，该阶段营商环境的重点在于完善基础设施和提高地方政府服务效率。信息技术特别是工业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加上愈加明显的制造业服务化趋势，使得产业集群的地理边界在扩大，形成了跨市跨省跨国界的集群新机制，在虚拟的平台和生产网络中实现分工协同和技术溢出。
在这种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的生态下，各地应赋予营商环境以新的内涵，以新基建创造新营商环境，以5G为平台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云服务和物联网，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的需求对接，提升供应链的运转效率。
（编辑：王延春）
在中美经贸摩擦叠加新冠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中国既要防止短期“断链”风险，在中长期也要避免过快“转链”风险，而“保链”的根本在于“强链”。
短期防“断链”风险
中国产业链供应链与全球生产网络高度融合，进出口贸易占全球贸易近12%，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制造业体系。通过区域上由东至西地全面参与到全球化分工，中国制造业形成了难以复制的规模经济效应、产业集群优势和物流网络体系，各类产业链都演化出独特的竞争力。观察全球产业分工的位势变化，中国已从制造品装配的“世界工厂”，进阶为全球生产网络的区域性枢纽，是新技术商业化、新产品产业化、新模式扩散化的有力推动者。
在中国与世界互动的过程中，各国产业链形成了上下游交织、供需两侧交错、产学研交融的复杂分工格局，这无疑提高了全球生产网络常态运行时的专业化水平和生产效率。
然而，一旦遭遇经贸摩擦或公共卫生危机等非常态事件冲击，作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最主要的参与者，中国须警惕“断链”风险。
一是防供应链的断链风险。全球生产网络环环相扣，少数关键零部件的缺失就会导致特定产业链的停摆。中国既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中间品和资本品进口国。从今年一季度中期开始，全球前十大制造業国家（约占世界制造业产能的四分之三）接连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加上国际运输网络的梗阻，全球供应链出现大量断点。今年1月到5月，“供应链中断”在全球200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财报电话会议中被提及近3万次（经济学人，2020）。从中国制造业主要的供应链贸易伙伴看，日本、韩国、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等3月-5月的制造业PMI都出现断崖式下降，触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点，其中美国4月制造业PMI只有27.5（见图1）。今年4月，意大利（-22.4%）、德国（-16.4%）、韩国（-14.5%）、美国（-11.1%）对中国出口的同比降幅都超过了10%。
图1：全球制造业供应链主要供给国的制造业PMI
值得注意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传播并不同步，全球供应链的不同环节有可能在不同时期出现断点。例如，今年4月，中国进口的“未锻造的铜及铜材”同比下降了5.2%，反映出疫情对拉美地区供应链造成的冲击。
二是防需求链的断链风险。新冠肺炎疫情对各国供应链的冲击，会通过消费、投资和生产等渠道冲击中国在全球贸易中的需求链。国际劳工组织5月底发布的第四版《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就业监测报告》预测，二季度全球因疫情而减少的工作时间相当于3.05亿个全职工作岗位，全世界将有五分之一年轻人失业，这将严重影响全球消费者对非必需品的消费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全球生产网络中还扮演着重要的供应商角色，2019年中国出口的商品中有四分之三为中间品和资本品，最终消费品只占四分之一。国际生产和投资活动的收缩对中国外需产生的影响，要远超过全球终端消费需求的放缓。
世贸组织在今年4月初所做的模拟分析表明，在乐观和悲观情境下，2020年全球贸易将分别下降13%和32%，远大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悲观情境下的降幅则比肩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虽然中国4月出口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增长，但这主要反映了春节后未完成订单的延期交付。从统计局5月底公布的PMI来看，中国新出口订单指数为35.3，外需收缩的态势不容乐观。
三是防技术链的断链风险。中国入世的时机与数字技术对全球生产网络的深度改造不谋而合。在数字技术的渗透下，复杂技术产品的制造日益标准化和模块化，降低了新产业的研发成本并缩短了“干中学”的过程，由此加快了中国融入全球产业链的进程。但规模日益庞大的中国制造业也存在着技术短板这一“阿喀琉斯之踵”。虽然中国在传统贸易和简单全球价值链网络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供需双重枢纽作用，但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仍在复杂全球价值链中占据核心地位。以半导体为例，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占据50%左右的份额，在32种半导体产品类别中的 23 种处于技术领先地位，过去十年其半导体研发投资（3120亿美元），几乎是世界其他国家投资总额的两倍。
全球性危机引发的衰退往往会敲响民粹主义的钟声，在以往的贸易史上容易催生高关税和贸易壁垒，在如今的全球生产网络下则可能演变为技术链的断链风险。虽然美国在一些高技术产品出口上对中国市场也有一定的依赖，但若从战略遏制的角度，美方仍可能以补贴其国内厂商的方式实施特定技术或产品的出口管制。“断供”对美方的影响是局部和短期的产品销量下降，美方在中长期可通过与亚太同盟国重构全球生产网络来化解，但对中国则意味着中高端制造业产能的可持续风险。
中长期防过快“转链”风险
中国制造业在转移中实现产业升级。产业在地理维度上的变迁，是各类要素资源空间重组配置的过程。无论是广东在2008年开始实施的“腾笼换鸟”（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还是中西部地区承接东部产业转移，产业输出地和输入地都在转移的过程中实现了升级。 产业的跨境转移无疑是一种更大空间尺度上的“腾笼换鸟”。日本和韩国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向中国输出产能，为其本土企业朝研发、设计、关键零部件等高价值环节升级创造了条件。如今，原以消费品见长的日企更多专注于提供高端资本品和中间品，三星电子七成的营收也来自于芯片产业而非电子终端产品。
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土地等要素成本上升，中国制造业劳动力密集型环节向东南亚、南亚跨境转移的趋势较为明显。但这种低端环节的“产业转移”并不是成套的“产业链转移”，中国通过中间品和资本品贸易反而巩固了亚洲区域生产网络中的核心地位。我们以近期讨论较多的“中美越”贸易关系为例。2019年，越南对美国的出口比上年提高了175亿美元，而中国对越南资本品和中间品的出口增长了123亿美元。不难看出，中越之间的产业转移是一场各得其所的产业链重构。
但近两年接踵而至的中美经贸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按经济规律调整的进程。除了要素成本和分工效率，关税成本、出口管制和供应链风险也成为跨国公司空间决策的重要变量。中国制造业是否会因此遭遇过快“转链”的风险呢？
从效率账分析，中国制造业仍保持较强的产业链集群优势。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加快了“机器替人”的步伐，即使像纺织这样原本被视为“传统”的产业也越来越具备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特征。虽然劳动成本跨境套利仍是驱动全球生产网络调整的重要动力，但其重要性在新技术重塑的生产流程中有所下降，全球基于劳动成本套利的跨境贸易在减少，规模经济效应、产业链配套能力、劳动者技能等成为跨国公司产业链布局的优先考量指标。
笔者近期的一项研究梳理了苹果公司前200家供应商在全球开设的802家工厂的地址信息，其中有382家工厂位于中国大陆，全球占比为48%，约为工厂数排名第二的日本（128家）的3倍。单是苏州（75家）的苹果工厂数，就接近越南（18家）和印度（8家）总数的近3倍（见图2）。数字对比的背后并不只是量上的差别，当我们根据供应商财报整理出各家工厂的主导产品，就能发现382家苹果中国工厂构成了一个全球最完整的电子产业供应链。由于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仍处于提升通道，这样的产业链集群优势难以被撼动。而且根据我们的调研，即使像纺织服装厂在越南的建设投产周期也在2年-3年，因此成产业链跨境转移的重构成本、时间成本和技术成本都高不可攀。
图2：部分地区的苹果公司工厂分布数
从风险账上看，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应对疫情的表现成为了加分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中国而言不啻是一次极限情境下的压力测试，而中国产业链供应链表现出了足够的韧性和弹性。所谓“韧性”，是指外部冲击到来时产业链、供应链维持必要生产和服务的能力。即使在国内疫情最严重的2月，中国的食品制造、卫生防疫品制造、水电煤气热等基础供应仍然保持正常运行。所谓“弹性”，是指产业链和供应链快速恢复到常态水平的能力。中国在产业链供应链部分环节出现短暂停顿之后，依靠制度优势、数字技术优势、物流基础优势和社会组织优势，在主要经济体中最早恢复了各条产业链的正常循环，成为维系全球供应链运转的最重要力量。中国制造业在复工复产中展现出的韧性和弹性，对于提高跨国公司对中国供应链安全的信心，巩固中国产业链的根植性，有着正面的作用。
从政策账考虑，全球产业链在中长期重构中面临较大不确定性。以往，一些发达国家鼓励跨国公司回流，原来更多出于贸易逆差、国内就业、产业空心化等经济因素，计算的是经济账。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各国医疗物资产业的供应风险问题，迫使各国反思产业链供应链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问题。可以预见，在疫情结束之后，一些具有国家安全战略意义的全球供应链长度会缩短，出现产业链本土化的趋势，这是各国在平衡效率和风险上的理性行为。不过，这一变化涉及到的产业规模并不会太大。但值得关注的是，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衰退乃至社会矛盾激化，有可能使一些发达国家强制推行有违效率原则和产业规律的政策，从而扭曲全球产业链布局的空间决策机制，迫使企业更多地考虑政策账。
遵循经济规律的全球产业链重组是渐进平稳的。凭借较强的产业链集群优势和供应链风险管理能力，中国制造业有着足够的调整空间，并会因产业转移的“升级效应”而从中获益。非经济因素推动的全球产业链重构则可能会呈现出快速突变的特征。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游，一旦出现产业链“未强先转”甚至“未强快转”，将影响我国产业发展进程，对此风险必须坚持底线思维。
中国制造以何 “强链”
当前对于中国产业链、供应链来说是一个关键时期，诸多因素交织造成的全球化回潮，使得多年处于扩张状态的全球生产网络可能会出现区域化、近岸化乃至本土化的內向收敛特征。中国制造业应做好相关准备，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以直面全球生产网络可能出现的新变局。
以内需市场“稳链”。全球购买力份额的相对变化，一直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生空间位移的重要动力。大规模的内需市场是稳固一国产业链的基础，是稳定跨国公司产业布局的关键。中国当前的国内消费规模已接近美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则超过美国总人口，是全球最大的增量消费市场，并为各类新产品和新业态提供了规模化的创新平台，是任何跨国公司都不能放弃的市场。为了扩大国内需求，要完善公共服务以减轻民众在住房、养老、医疗、教育等领域的负担，并通过收入政策调整以优化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在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发挥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对产业链供应链的“粘合剂”作用。
以全能冠军“控链”。作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最重要主体，跨国公司是全球资金网络、物流网络、创新网络的主导者，拥有核心专利技术、标准制定话语权、品牌影响力、要素聚合能力，是制造业领域的“全能冠军”。哪个国家的本土“全能冠军”越多、实力越雄厚，哪个国家就具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调整的主导权。全能冠军是在开放竞争中成长起来的，要结合“走出去”和“补短板”政策，推动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国际供应链体系，以本土跨国公司为枢纽构建协同上下游企业的产业平台，增强国内产业链和国际产业链的对接。
以隐形冠军“固链”。美德日之所以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上举足轻重，一个重要原因是拥有众多规模中等但市场占有率高的“隐形冠军”。众多隐形冠军构成了产业链供应链上的关键节点，是核心零部件本土化的主导力量，也是维系中国制造业产业安全的关键。要改变“以规模论英雄”的导向，按反映产品竞争力的全球市场占有率来配置政策性创新资源，采取税收、金融、产业基金等政策工具鼓励大企业牵引国内配套企业发展，打造更多“专精特新”的隐形冠军，让中国从“世界工厂”升级为提供中间品和资本品的“全球供应商”。
以新营商环境“提链”。传统的产业集群发生在50公里-100公里的范围内，在中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专业镇，该阶段营商环境的重点在于完善基础设施和提高地方政府服务效率。信息技术特别是工业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加上愈加明显的制造业服务化趋势，使得产业集群的地理边界在扩大，形成了跨市跨省跨国界的集群新机制，在虚拟的平台和生产网络中实现分工协同和技术溢出。
在这种产业链供应链数字化的生态下，各地应赋予营商环境以新的内涵，以新基建创造新营商环境，以5G为平台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云服务和物联网，加强产业链上下游的需求对接，提升供应链的运转效率。
（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