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1月18日，《解放日报》一篇报道让上海人为之一震：《卫生部门和广大市民请注意 毛蚶可能携带甲型肝炎病毒》。
　　当天报纸投递到唐家湾地段医院时，正在医院就诊的43名病人都有明显的甲肝特征：上吐下泻、发热乏力，脸色蜡黄，有的甚至连眼睛都黄。时为内科医生的邵影回忆道：“后来一天比一天多。这个状况我们以前没碰到过，通知病人都来不及了。”
　　1月19日，上海甲肝发病人数上升。当天传报人数134人，累计633人。上海市卫生局立即召开区卫生局局长、市级医院院长和防疫站站长会议，商定5条防治措施，并成立防治肝炎领导小组，统一指挥全市肝防工作。1月19日这个普通的日子，被视为一场凶猛传染病在中国这个最大城市的爆发日，成为20世纪上海被关注的一个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起始日。而传播甲肝的罪魁祸首就是上海人爱吃的毛蚶。

甲肝凶猛

　　在上海其他医院，与唐家湾地段医院同样症状的患者增速惊人。医院里，无论挂号、就诊还是化验，到处排长龙。不少人天没亮就来排队。当年在静安寺地段医院工作的沈雪芳医生记得：“有的人排队排到一半晕过去了，没有力气排队，我们看到他晕倒了，就把他抬进来。真的很可怕，真是排山倒海一样。”
　　1988年1月19日确诊134例，一周后的27日达5467例，到月底已是五位数12399例。自1月中下旬起，每天递增200至300例，后每天递增1000至2000例;1月30日至2月14日每天超过1万例。其中2月1日为高峰，19000多例。
　　在市邮政局，1.1万多职工中有患者1200多名。黄浦区发病3.1万例、静安区发病2.09万例、普陀区2.51万例……邵影医生所在的南市区可谓风暴中心，“区境发现49615例，发病率为65‰，占全市发病总数的六分之一左右。”
　　据《上海卫生志》：病毒性肝炎是上海一个主要传染病病种。1956年列为报告病种，后在1960、1967、1974、1979、1982和1983年发生6次较大流行，后两次均为食用受甲肝病毒污染的毛蚶引起。而“1988年全年发病352048例（市区310746例），是一次罕见的特大食物型甲肝爆发流行。”
　　市卫生防疫站抽样调查表明：甲肝患者大多是青年，以21岁至29岁居多，占45.84%;其次是30岁到39岁，占41.77%。患者的SGPT（谷丙转氨酶）指数都在1000以上，其中70%伴有黄疸。

靠的是人民这座大山

　　面对突如其来的大疫情，1月24日，上海市政府召开各区区长、卫生局局长、防疫站站长和市政府有关委、办、局负责人会议，部署防治甲肝事宜，决定动用部分旅馆、礼堂、俱乐部、空关新工房等，增设肝炎隔离点和床位，并责成有关部门解决副食品、药品、医疗用品等供应问题。翌日，发出《关于制止急性肝炎进一步蔓延的紧急通知》。”
　　2月8日，中共上海市委成立肝防领导小组;组长曾庆红，副组长陈铁迪、谢丽娟。10日，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市干部大会，发出号召：“全市动员起来，打一场防治甲肝的人民战争。”一场从未有过的艰巨战斗，在这座城市打响了。
　　1988年的上海共有5.5万张病床，全部用来收治甲肝病人也不够。按时任市委书记、市长江泽民的要求，3天内将肝炎病人全部收治，此为当务之急。只有把病人一个不漏收进隔离，才能切断病毒传播。

　　当时的上海没有“小汤山”，靠的是人民这座大山。
　　一是医院挖潜增能，市传染病医院原有肝炎床位290张，利用办公室、会议室、浴室、走廊，包括自行车棚，共增1228张。这些床位是由天通庵路总院、同心路在建分院、借用一所学校和一幢未入住的居民楼联合组成的。时任院长巫善明说，“等于开了4个医院。”上海、宝山、嘉定、川沙4县准备出病床约500张，接受市区患者。全市卫生系统共增床位60434张。
　　二是“条包块管”，“谁家的孩子谁家抱”。工厂企业把仓库、礼堂、招待所、文化馆等改成临时隔离病房，让本企业甲肝病人入住。
　　三是社会支持。解放军八五医院增床位近300张接受地方患者。部分旅馆也转变功能，浙江路、九江路口的旅馆也临时被征用为隔离病房。
　　黄浦区征用了严桥中学、潍坊小学、浦东文化馆、安东旅馆等，设病床4000余张。静安区利用学校、新建住房、文化站等11处场所增床位9952张。杨浦区设病床1.8万张。浦东提供乳山新村刚竣工的多层楼房20幢……经各行各业共同努力，全市累计开设隔离点1254个，肝炎病床11.8万余张，家庭病床2.9万余张。
　　自带折叠钢丝床的李达生先生，住进曹家渡地段医院临时由剧场改成的甲肝病房，那里可住400多患者。剧场用布帘隔成男、女病区。睡在舞台上的他感叹：“我真有点佩服市政府的办事效率，面对特大型传染病传播，临危不乱，采取措施果断，动员社会一切资源，妥善安排病人住院医治。”
　　医护紧缺。护士们每天三班倒，每班10多个小时，医学院学生来做志愿者。驻沪三军400多医务工作者也每日平均工作12个小时。全市10万名医务人员中，约有6万名战斗在第一线。
　　防与治在同步，人们关注甲肝克星。听说大蒜头能杀菌，有的单位设法买来大蒜发放给职工;据说注射丙种球蛋白能抗甲肝，药店常断货。为购买1支针剂，中国医药公司上海采购站门前排长队，从四川路桥堍到香港路口并延伸下去。库存空了，采购站向全国采购。采购价高于上海售价，亏本买卖也要做。
　　中药也抢手。上海市药材公司从1月中旬到2月6日，半月供应防治肝炎药材76万公斤，其中板蓝根等几乎为平时一年的量。50天内，上海中药制药一厂生产茵栀黄针剂3.5万盒，为1987年的4.8倍;天平药厂生产维生素C片剂5900万片，为1987年的2.03倍。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京、津、浙、粤、鄂、陕等省市发来茵陈、板蓝根、大青叶等24万多公斤和丙种球蛋白针剂105万瓶（盒）。南京军区从各地采购药品运至上海。苏州长征制药厂把日产5.5万支肌苷口服液中的4万支送沪……在上海人民和全国人民的齐心协力下，2月15日起，发病人数开始减少。至3月份，疫情基本得到控制。
　　3月21日，市卫生局向卫生部报告并通告新闻界：1988年1月19日至3月18日，全市甲型肝炎累计发病292301例，直接死于急性、亚急性黄色肝萎缩11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