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革命根据地有这样一群特殊的民众——他们是用嘴为伤员吸吮伤口脓血的大娘；他们是为保护八路军枪支被日军活活踢死的小姑娘；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递送绝密鸡毛信的庄稼汉；他们是齐心协力把医院开到敌人眼皮底下的庄户人。他们，被称为堡垒户。“堡垒户”，是在抗日战争时期斗争环境极端残酷的情况下，舍生忘死、隐藏保护共产党干部和人民子弟兵的关系户，是保护和积蓄抗战力量的基地。不断发展“堡垒户”，是抗日战争中通过复杂的敌我斗争总结出来的好经验，这个寓意深刻的命名也是广大干部、战士发明创造的。敌人的堡垒是用砖石筑成的，是用高墙、铁丝网围起来作警戒的，而我方的堡垒则是建立在群眾之中，我方的警戒是千百双警惕的眼睛，这是敌人无法摧毁的。
　　1942年，在日军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前夕，冀中区党委为粉碎敌人的“扫荡”，一方面积极进行民族气节教育，准备在残酷环境下坚持斗争；一方面为减少不必要的牺牲，对各机关干部和伤病员等进行疏散、隐蔽，有的送去路西，有的隐蔽到老乡家。就在这时，有10多名负伤和有病的日本反战同盟战士因行动不便，由冀中区党委敌工部安置隐蔽在冀中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带——安平县彭营、马江一带。他们在抗日群众的掩护下，安全度过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在一年多的艰苦岁月中，他们同抗日的冀中人民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谱写了中日人民友好的动人诗篇。
　　伤员被迫深夜转移
　　干事舍命护其周全
　　1942年4月底的一天深夜，万籁俱寂。安平县彭营村北的滹沱河大堤上，出现了十几个人，他们有的互相搀扶着，有的抬着伤员，向彭营村蹒跚走来。为首的是冀中区党委敌工部长甄华，他奉冀中区党委和冀中军区的指示，和敌工部办公室值班员张树坤、敌工干事郭春城等，带领不能随军活动的日本反战同盟战士西村、金意、中山、东中、津田、小有、野原、吉田、吉冈等10多个伤员，乘夜深人静时，悄悄住进了彭营村。几位反战同盟战士换上农民的衣服，从不出门，一连几天平平安安地度过了。几天后，日军对冀中发动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敌人在安平县滹沱河以北、渚龙河以南的狭长地带，首先进行了反复拉网“扫荡”，几乎天天都到彭营村。为确保安全，敌工部来人把东中、小有、中山等几个轻伤员接走，并决定将其余几个伤势较重的伤员转移到滹沱河南的马江村。这里地处深泽、束鹿、安平三县交界处，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群众基础好，而且村子较大，便于隐蔽。敌人开始“扫荡”的第十天晚上，张树坤、郭春城带着7个反战同盟战士，于夜深人静时离开彭营，向15公里外的马江转移。一行人中，受重伤的西村由张树坤、郭春城2人抬着，吉冈、津田、金意等人互相挽扶着，涉过滹沱河，顺着小路一直往南走，因行进速度很慢，直到第二天拂晓才接近马江。
　　走到离马江有一二里的地方时，他们突然发现大批日伪军由西往东包抄过来，有的已经进了马江村。原来，这天敌人渡过滹沱河，集中兵力合击深泽、安平、束鹿三县交界的角邱、马江一带。不能进村了！几个人在这里极易被发现，怎么办？大家一下紧张起来。张树坤经常在这一带活动，对当地的情况比较熟悉。他一挥手说：“跟我来！”迅速带领几个人向一片坟地转移。走到一个“坟头”前，张树坤用力搬开坟前的一块石头，下面露出一个黑洞，这是我抗日干部和群众为对付敌人的“扫荡”挖的地洞。洞上堆了一堆土，伪装成了坟头。“快！钻进去。”张树坤说着和郭春城把西村等人送进洞里。这时，被日军追赶的人群已经跑了过来。两人怕暴露目标，急忙把洞口盖好，混入人群中。在奔跑中，他俩也找到了一个地洞钻了进去。“扫荡”的人追赶着乱哄哄的人群，在角邱、马江一带来回跑了几遍，有几次甚至就从“坟头”旁经过，但未发现任何破绽。天黑了，疯狂的“扫荡”暂时结束了。张树坤、郭春城钻出洞，看看四下无人，急匆匆向坟地走去，从假坟头下面的洞中，把几个反战同盟战士一个一个拉上来，抬上西村，进了马江村。
　　“堡垒户”精心照料
　　不是亲人胜似亲人
　　在马江村，日本反战同盟战士由村支部安排住进了“堡垒户”郭大妈家里。郭大妈40多岁，和蔼可亲，丈夫厚道淳朴。她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参加了八路军；二儿子在家务农，是村游击小组成员；女儿杏花19岁，也积极参加村妇救会工作。她一家都是抗日积极分子，曾多次不惧风险掩护我抗日干部战士。反战同盟战士住下后，郭大妈一家想方设法进行隐藏护理，把家里的地洞进行了延伸改造。为了让西村等人吃好，早日恢复健康，郭大妈自己一家人只吃高粱饼和稀粥，省下白面让日本反战同盟战士们吃。日本人爱吃糖，郭大妈就千方百计买了红糖做糖面花卷，还专门为他们炒个菜。日本反战同盟战士们心里过意不去，坚持要郭大妈一家和他们吃一样的饭菜。郭大妈总是笑笑说：“孩子，你们吃吧！吃饱了，伤才能好得快。”西村伤重，躺在炕上不能动，郭大妈就把饭菜端到炕头上，一口一口地喂，西村感动得两眼含泪。
　　为了尽快医好反战同盟战士的伤，在开始的日子里，郭大妈几乎天天请医生、抓药、熬药。经过一段时间的医疗，吉冈、吉田、津田等人的伤快要好了，连伤势最重的西村也能下地走动了。为了让他们早日痊愈，郭大妈和村干部找来两张方桌并在一起，让他们打乒乓球锻炼身体。反战同盟战士们和郭大妈一家相处得很融洽，开始吃饭总是分开吃，后来就在一桌吃了。有了好吃的，大家总是互相推让，谁也不舍得吃，亲如一家人。很快，西村、津田、吉冈等人学会了一口标准的安平话，几个人都学着杏花亲切地管郭大妈叫“娘”，西村还风趣地让杏花叫自己“哥”，说：“我比你长两岁呢。”他们见郭大妈一家终日劳累，就主动帮着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一天，杏花去割小葱，津田也跟着去，走在街上一些人围着看日本人。西村知道后劝津田：“你不要出去给咱娘找麻烦。”从此，为了安全隐蔽，西村、津田等人再也没有随便出过门，寂寞时就等天黑了爬上房，沿着房檐到隔壁去找郭大妈的侄子郭春栓聊天。
　　在养伤过程中，反战同盟战士还不忘工作，积极开展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活动。吉田会做糕点，维持会每次给据点送东西的时候，他就做些日本风味的糕点，在里面放上用日语书写的抗日传单，送进岗楼去，对瓦解敌人斗志起了很大作用。津田、吉田、吉冈身体痊愈后，陆续由冀中区党委敌工部接走。西村的伤没好透，继续留在郭大妈家隐蔽。他和郭大伯一起睡在一个喂牲口的闲院里。 　　在这期间，敌人曾两次来搜捕，西村都在郭大伯和郭大妈的掩护下化险为夷。一天，“扫荡”的日军端着刺刀闯进郭大妈家。他们一边砸东西，一边搜查，折腾了半天，最后发现了洞口，但里面空空如也，敌人一无所获。原来，郭大伯和郭大媽觉得西村在家住得久了，藏在家里不保险，便将他转移到村北的一个地洞里。敌人气得发疯，把郭大伯吊起来边打边问：“八路军藏在什么地方？”“不知道！”郭大伯咬紧牙关说。敌人一阵皮鞭，一阵木棍，把郭大伯打得皮开肉绽，昏了过去，但敌人还是一无所得。半个多月后，郭大伯躺在炕上还爬不起来，就又遇到了第二次危险。由于叛逃出卖，敌人又来到马江村，直扑郭大妈家，进门就把郭大妈抓起来，逼问西村藏在什么地方。郭大妈闭口不说，敌人的枪托砸在郭大妈的身上，接着用木棍毒打，郭大妈直到昏死过去都没说一句话。敌人乱搜一遍，到天黑也没找到什么。这天，西村就藏在郭春栓家，他听说郭大妈挨打，心里比刀割还难受。敌人走后，他急忙回家扶起郭大妈说：“爹娘真好，你们就是我的亲爹娘。”
　　重伤痊愈返回国
　　中日亲人盼相逢
　　1943年秋后，受重伤的西村在郭大妈的精心护理下，终于恢复了健康。冀中区敌工部派王和灵到马江，接西村到滹沱河北彭营村去，准备和张树坤等人沿着秘密交通线转移到铁路以西。临行前，西村两眼望着相处一年多的郭大妈哽咽着说：“爹娘保重，我永远忘不了你们的恩情。”郭大妈一家也恋恋不舍，送了一程又一程，一直送出好几里地。事后，郭大妈挂念着西村是否安全转移到路西，硬是迈动一双小脚，步行15公里，涉过滹沱河，到彭营张树坤家打听西村走后的情况。悠悠45年过去了，饱经风霜的郭大妈已经去世了。临终前，她还不断叨念西村等人的情况。当年19岁的郭杏花，如今也已两鬓斑白，但对当时的情景还记忆犹新。
　　1987年，西村让赴西安的日本友人给郭杏花捎信来说，他非常怀念中国，思念郭大妈及其一家。并告诉郭杏花，他现在有爱人和一个儿子，在日本开着一个大饭店；津田办了个大商场。他们准备在有生之年找机会来中国探望亲人：“等着吧，我们总会喜相逢的！”
　　在抗日战争极其残酷的环境下，正是这些不拿枪的普通民众，舍弃身家性命支援、保护、协助抗日力量，在燕赵大地筑起一道道铜墙铁壁。在环境极端残酷的情况下，堡垒户积蓄了抗战力量，没有他们便没有敌后抗日根据地。
　　（责任编辑：徐嘉）